網名「哈爾濱貨站」的朋友在《恆大,群雷齊爆》的評論留言裡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很多發展好好的企業都死在了擴張上了,這是為什麼?
我看了很高興。能有深度思考問題的讀者,是我的幸運。關注真問題,而不是把互聯網作為情緒宣洩的平台,互聯網的輿論空間變得健康。
這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好問題。如果展開細說,那真的得長篇大論了。我這裡做個概述吧,不能面面俱到,希望我的觀點能給各位讀者一點啟發。
01 高增長時代形成的思維慣性
首先,企業的成長、擴張速度,和經濟發展的速度是直接相關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企業當然會增長得快一些,規模擴大也是水到渠成的。參與過企業管理的朋友應該都有感受,單子接多了、現金流增長迅速,不知不覺地就會擴大規模。這個過程是自然發生的,高增長期間會快速崛起一批大型企業,這在很多經濟體都出現過,最典型的就是日韓。日本大企業基本上都是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期里崛起的,韓國的大型財團集中在二十年間長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進入了快車道,讓企業有了迅速成長的窗口時間。
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裡,只有4年的GDP增長率低於8%。期間大約產生了兩代半的企業家,他們的經營理念顯然受到了時代風氣的影響,習慣於在增長中解決企業遇到的問題。
舉個典型例子,就是大連萬達的王健林。2016年取代了李嘉誠成為亞洲首富的王健林在電視訪談節目裡說創業「最好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輿論譁然。
王老闆是在炫富嗎?不是,他是認真的,他就是這麼過來的。王老闆1989創業,註冊資本金100萬是從一家國企借的「高利貸」。到1992年,萬達完成股份制改造,銷售額已達20億。「一個億的小目標」,對王老闆而言就是真實的經驗。經歷了高增長奇蹟,這兩代半的中國企業家,確實缺少退而守成的避險思維的。
咱們再看王老闆的經營思路。萬達集團在2012年後遭遇發展瓶頸,2014年港交所上市後大部分時間股價都在發行價之下。可以說,資本市場的預警信號已經很清晰了。對此,王老闆的思路不是做「減法」,而是大舉擴張做「加法」。布局大文娛,海外大規模併購,以344億港元的巨大代價從港股退市。大資金換大資產的擴張路線,看上去高舉高打、攻城略地,其實初衷是應對國內政策調控風險的「防禦」。事後看,這都是高風險操作,但是萬達三十年間過一道道坎都是這麼以攻為守過來的的,站在王健林的角度,那就是成功經驗。
直到2017年,負債率過高成為政策「照顧」的重點對象,王健林才不得不開始甩賣資產,收縮戰線。萬達算是勉強挺了下來。
再看許家印,2017年王健林開始退守時,許家印還在大舉擴張。2017年恆大年報顯示,公司總資產規模達到17618億,同比增長30.4%。難道許家印沒有意識到政策風險嗎?當然不是,他也是循着擴大資產規模抗風險的思維慣性在往下走。
中國企業家的擴張思維慣性是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模式下長期形成的,確實很難改變。對此要有同情之理解,而不是一味以成敗論英雄。人家當年正面硬扛過去了,社會輿論也是一片點讚,也沒多少先知先覺的提醒。事後諸葛亮好做,解決不了當局者迷的問題。
02 與政策周期共舞的擴張周期
中國企業家的擴張思維慣性如此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過度依賴政策,忽視市場因素。
其中有時代背景的客觀原因。高速增長的長周期里,市場周期是不明顯的,這也是普遍現象。比如比如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階段1955~1961年,長達31個月連續高增長,期間只有不到一年時間是市場的「冷靜期」。
市場周期不明顯,但政策周期明顯。政府強勢的經濟模式下,中國企業長期面對的是政策風險和政策機遇的冰火兩重天。兩者交替,踩對政策節奏的一飛沖天,踩錯政策節奏的就碧落黃泉。
而政策主導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金融水龍頭的開關。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的絕對主力,受政策的直接影響。政策導向優先於經濟核算。產業政策積極鼓勵,企業融資就很方便。反之,則融資困難。在這樣忽冷忽熱的金融環境下,企業在政策寬鬆的周期大舉融資、大舉擴張,政策收緊的周期里就靠「膘肥體壯」的規模效應扛。比如民間融資、海外融資,這些渠道的資金成本高,但是相對而言受政策影響小,更看重企業規模這類「肉眼可辨」的金融信用。比如恆大在「三條紅線」政策卡死了銀行融資後,以其龐大的規模、提供資產抵押,從理財渠道和海外融資獲得資金。
此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周期也就一兩年,恆大就是這麼扛下來的。但是,這次是「史上最長、最嚴調控」,不僅高成本資金續命最後成了要命,而且調控之下的資產估值嚴重縮水,許家印連甩賣資產的機會也沒有了。
政策的潮汐式周期導致資金成本的大起大落,中國企業不得不以規模維持落潮期的金融渠道。房地產這樣資金密度高的行業是最為典型的,其他產業也都有類似的情況。比如靠財政補貼的光伏產業、新能源車產業,也是隨政策而舞的大起大落。
這也造成了企業迷信政策的不良傾向。最近日子也不太好過的「寶能系」掌門人姚振華,就是以每天勤奮研究政策而著稱的。「政策解讀」在財經圈內一直是大熱門內容,也是這個原因。
但是,政策變化的不可確定性很強,財政狀況、輿論反應、人事變動等等,都會造成政策的大幅轉向。因此在「賭對政策」後最快、最大程度實現規模擴張、套現是中國企業家的普遍思維方式。追逐政策的同時也就承擔了政策的風險,當追逐政策脫離財政能力、市場基本面時,企業經營會有大麻煩。恆大的下沉三四線、造車,就是這麼踩着坑的。以為是追逐機遇,其實是追逐了風險。迎合政策風向的經營策略擴大了規模,結果卻被一大堆有價無市的資產套牢了。恆大造車賣得掉嗎?三四線的土儲賣得掉嗎?資金沉澱到劣質資產中,就成了雷。
這種政策追逐性的擴張,是高風險的。但是,也有不得不擴張的理由。尤其是到了恆大、萬達那樣的頭部地位,「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選擇是很有限的。
03 缺乏安全感的盲目擴張
和地方政府、上游國企的博弈在驅使中國企業家的擴張欲。
中國民營企業的處境頗為尷尬,和地方政府、上游國企的關係很微妙。你體量小是你求人家,你體量大是人家求你。擺個攤的個體戶,一個城管就能搞定你。但是,你做大到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經濟政績的主要貢獻者,又成了被「寵」的對象。
「做大」才能保證長期生存的安全,「做大」還能帶來超出企業正常經營收益之外的利益。做不大仰人鼻息、朝不保夕,做大了橫行一方。怎麼能不追求做大呢?所以很多經營狀況良好、術業有專攻的中小型企業,並不具備做大的能力,也沒有做大的必要,卻也因為缺乏安全感而強行擴大規模。胡亂跨界之後,灰飛煙滅,確實很可惜。
行政權和市場經營主體的權益之間的關係長期沒有清晰的邊界,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
04 結語
企業家的心態要改善,營商環境更要改善
中國企業家擴大規模的思維慣性確實要改變,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因素一定要充分考慮。新環境下要有新的思維方式,形勢比人強,調整風險偏好是必要的。
但是,社會輿論也不能一味指責企業家經營風格激進、盲目擴大。要看到造成「盲目」的環境因素是很多的,不改善營商環境,就很難有良好的經營心態。如果中國企業家的進取心消失,保守、守成成為主流,爆雷、破產、「某某跑掉了」的煩人消息會消失,但這不是理想中的歲月靜好——耳根是清靜了,經濟活力也就消失了。再也沒有挨罵的企業家,空空如也的錢包、貨架,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結果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關胖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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