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路新规——违规的铡刀随时架在网媒脖子上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月前,中国网信办发布新修订的《公众帐号资讯服务管理规定》,新规第五条载明“公众帐号资讯服务平台和公众帐号生产运营者向社会公众提供网路新闻资讯服务,应当取得网路新闻资讯服务许可”,包括微信公众号、搜狐号、百家号在内的多家中国网路平台相继据此出台通知,要求帐号所有者不具备有关资质不得采编发布时政类资讯,一度引发讨论。 

新规对网路媒体双管齐下,既圈定“可以说什么”,也限缩“谁可以说”,将特定内容发布与媒体资格相连结,本次的规制其实显著性的前置,用资格来约束内容取态。

第一:题材方面

“时政类资讯”的覆盖面极广,除了“党政”、“外交”和“军事”外,还包括“经济”和“突发事件”以及本次新规中未明示的“历史”和“国际资讯”。由于现有的新极权制度脱胎于一个行政权力掌握一切的极权主义原型,政治与社会难以截然二分,重大突发性事件背后必然隐藏著权力的影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硬性资讯或者严肃内容理论上都在规制之列。

“经济”和“突发事件”两项是传统观念中可为的话题领域,只要存在潜在负面意涵也在禁制之列,前者包括经济成长率低企、P2P集体倒闭潮等,后者囊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这两类议题正是当年质报调查报导奋力揭露的对象。而之所以要包括“历史”,一方面是行之有年的批判妨碍官定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是建党百年之际官媒势必强化“历史决定论”的“礼乐教化”,不符合官方历史结论的文章会被更频繁地移除、遮罩。

可以网开一面的只有诸如民生、科技、教育、美食、旅游、时尚、音乐、游戏等中性或软性话题(当然依然可能面临“低俗”“导向不正”的指控),总体上内容维持硬性资讯/软性资讯的收放二分法。

第二:体裁方面,既规制报导,也审查评论 

而之所以要规制后者,这既渊源于中国近代报业新闻与政论结合的历史,更来源于中共对评论的定位。时评直接关切社会现实,内里包含价值判断,作者可引起读者在思想认识上的共鸣,中共革命历史中宣传作用不亚于军事,新闻评论被放在很高的地位,其中的社论更被定位为报章的旗帜。过去报章刊出新闻评论是来为政治定调,表达官方观点,最高党报的写作组制度留存至今。评论作为党报的独角戏的情况,直到八〇年代才开始松动,最先是杂文与读者来信,然后是九〇年代以降都市报的言论版,最后是千禧年以来的部落格时代,普通受众的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才让评论指向逐步多元化。总体来看,评论尽管相对主观性,但依然依据公共事务的关注,另外包含明确指向的分析和判断,报导和评论都是舆论催化剂,对监管端和当事方形成舆论压力。

对于“报导”,审查同样不拘形制,近年最具活力的网路新闻生态系统中,一种从美国报章舶来的文本形式——“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这种寓褒贬于平实曲折的故事当中,强化个人命运与社会结构的呼应的体裁并没有逃过被真理部的耳目,非虚构写作被认定为巧立名目采编新闻,几年前非虚构写作一派繁荣,如今却已四顾凋零,“ONE实验室”、“地平线”、“正午”相继倒下,尚存的帐号选题方向逐渐转向更加温吞软糯的都市或中产话题。

还有一类则是固守小而美的垂直媒体,他们深耕特定领域、满足特定需求,从专业的视角促进公共事件的揭露与讨论,局部复现了早年质报的揭弊景象:2017年教育类的帐号“芥末堆”发布了《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2018年财经类的帐号“兽爷”《疫苗之王》,2018医疗卫生类帐号丁香医生《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近两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垂直媒体同样无所建树、风光不再。

第三:内容发布特许制

法规表面上未禁止发布时政类资讯(硬性资讯),唯需要相对应的许可状,而许可状又需要媒体向对应主管机关申办,实际申办过程中,主管机关利用行政裁量权,对个人一定不予批准,对法人几乎不予批准。让审查系统接纳的真正标准是身份等级,不在于表达尖锐与温和,议题涉政还是去政治/非政治。可以采编发布“时政类资讯”的只有“白名单”列举的新闻机构,无一例外是官媒在网路上的延伸。

许可状还犹如礼乐制度分为不同等级,民营的企业法人经过复杂且严苛的层层审批至多可以申请转载许可权,无法获得原创许可权,这种寓审查于程式中,对硬性资讯非请勿入的审批实质上是一种特许制度,新闻资讯只能由国家特许的群体产制,其他群体和个体没有采访权,不能产制原创(硬性)新闻资讯,绕过审查流程自编自采那就“僭礼”了,证照也就成为中国网路原生媒体和个人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四五年前今日头条、好奇心日报和入口网站原创新闻栏目莫不折戟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准入方面的规制行之有年,本次2021版《规定》是对2017版《规定》的修订,2017版《规定》又是对2005版《规定》的修订,除此之外,2000年《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2014年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资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也载有类似条目,唯基于网路平台的商业需求、官僚体制的惰性以及网路技术的更替下新闻资讯形制的多元化,原先试图延伸适用的新闻法规执行面一度弱化。

市场化报章繁荣的年代,新闻规制同样存在类似的内容二分、发布特许的管理规定:1997年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和1997年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期刊、影音制品、电子出版品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的“重大选题报备制度”可以说和今天网路平台、帐号方面的规制如出一辙,网路空间的规制其实也是实体空间规制的延伸与挪移。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真理部”之所以会在此时修订法条,软、硬资讯的二分规制,从由表及里存在四层因素。 

第一,短期策略性因素:为百年“大典”让位 

今年适逢中共建党百年,官媒循例会为“伟业”与“豪”言聚集最大声量,强化价值意识的宣教,每逢诸如两会、党代会、建政建党的周年大典,言论环境会比平日收束得更紧,以营造丰功伟业、国泰民安的正面基调,这时媒体若再报导社会现象、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就会使网民注意力分流,冲淡官方预置的议程,削弱预期的宣教效果。所以这种议题的报导在大典期间需要委身让位。

对于官媒可凭宣传纪律和组织纪律指挥调度产制千篇一律的文宣,建制之外大大小小的个人媒体的规制则只能依赖机器过滤和人工筛检。大大小小的社群媒体不但成为舆论热点的集散地,亦为区域性话题发酵成全国议题提供了平台,而舆论热点多数是负面资讯,在千头万绪、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里难以全然由官方主动形塑,所以监管端以条例的形式将审查压力传导给平台,平台会进一步拟定细则将压力转嫁至自媒体发布者身上,上下如履薄冰,勉力使大典期间网路秩序不至偏离政宣主轴。

第二,对网路乱象片面归因

新规修订存在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即自媒体违背伦理的种种乱象,如不实资讯、浮夸标题、侵犯隐私、低俗色情等等,有司和党报多次批评自媒体乱象,指其为赚取点阅量不择手段,因此需要专业媒体采编资讯。

这种认知借用了大众苦行销帐号久矣的心理痛点,淡化了因果链条。诚然,网路开放性和低准入门槛使得资讯环境泥沙聚下,专业守门人的作用更显突出。但将所有问题单纯归咎于从业者道德,对制度性诱因避而不谈,即体制对于严肃内容产制的规制限缩了民间媒体的腾挪空间,商业避险逻辑下,当然会拥抱以图像式、耸动式、消费向、八卦向的小报风格。

此外,资讯市场里,深入而扎实的报导在点阅量上往往难以匹敌一些添油加醋、迎合偏见的拼凑资讯,媒体小报化的趋势是审查、成本和消费取向的合力所致。同时,放大和固化公众对个人媒体和原生网路媒体的成见,对不同定位、不同质素的自媒体不加区别地加以限制与清理,整顿自媒体多少也有寓禁于修的考量。其实,有司和党报所言的乱象其实在官媒范畴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正是体制之弊,造成低俗景象,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故作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状批判低俗云云,这种姿态奇怪且虚伪,正是体制的原因形塑了当下的乱象,而遏制乱象又得反过来不得不凭借和强化体制权威,也再次印证了“体制致之,体制治之”的特色怪圈。

第三,长期策略性因素:媒体领域的国进民退

过去廿载,中国媒体开始市场化,党媒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崛起导致党报陷入“礼崩乐坏”的处境,网路尤其是社群网路的引入和普及,使得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大大加深。过去媒体和权力高度贴合,新闻报导甚至和官方文书类似,内容枯燥乏味,和市场化的媒体竞争中被迅速拉开差距。

与“入世”“奥运”时的线性期待相反,原本大众印象中笨拙、陈腐甚至面目可憎的官媒包装更新、枯木逢春,重新占据了大众注意力的中心,在红幕中游刃有馀。党宣的学习曲线可归纳概括为入网、侧翼和出海三板斧:“入网”即转变表达方式,强调亲和力,拥抱新技术(VR、视觉化等)、新媒体形式(图卡、短片等),官媒的媒体矩阵(如侠客岛、长安街知事等)和主编个人频道(胡侃等)也纷纷开设;“侧翼”则是本职之外,外交部门和共青团系统近年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宣传职能,观察者网、今日平说类似的大小另类宣传机构也层出不穷;最后的“出海”则是争取CGTN在海外落地,其他媒体则纷纷推出英文版,从Global Times到Yicai Global,从Caixin Global到Sixth Tone,一连的变革和扩张后,官媒在大小平台上稳了脚跟,吸引了了数量可观的拥趸,重拾了因市场和网路冲击而一度衰退的影响力与信任度。

媒体国家队布局之外,原生网路媒体和个人媒体则受制于名分,同样耗费心血的采编文稿却落在违规的铡刀之下,动辄被冠以非法采编、转载之名,而本次软硬二分法的新规则无疑旨在强化官媒的资讯优势,限缩民间媒体的与建制力量竞争,可以说是为建制力量的言论通路寡占地位保驾护航,在提供专业守门人的名义下建立一道可见的天花板,网路原生媒体和个人媒体在体制身份上与官媒直接存在不可逾越的“礼乐名分等差”。

第四,结构性因素:维系活力与控制间的冲突 

以上三点是或长或短、一时一地的“策略性”因素,新极权体制还有贯穿始终、根植于制度肌理的的结构性因素,即活力与控制间的冲突:一方面,涉及公共事务的媒体与资讯是形塑亲身体验之外认知的窗口,触及面广,带有潜在的影响力,因此天然拒斥非官方的资讯的流通,故将线下的资讯管制手段延伸至线上;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增长与自我存续,又容许软性内容的消费自主,特定时期甚至对于严肃内容的产制也网开一面。

商品化、市场化、网路化至今,中国大体出现了四波严肃内容的产制高潮:八〇年代报导文学、九〇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质报的调查性报导、2013-2016年的入口网站原创新闻栏目以及2015-2018年的垂直媒体推文。

文网之下之所以还可能洛阳纸贵,源于三点,市场化后新的利益格局带来了新的利益被剥夺群体,现有救济管道不畅的情况下,一系列涉及国民生计的问题各种社会矛盾显性,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城市拆迁、土地征用在内的种种新闻事件为媒体报导提供了源头活水;素材之外亦有人才,相当数量的优秀报人从体制出走,如游侠般星云流散,转战至网路平台,其中佼佼者更能自立门户,各自深耕于不同题材,如原《华商报》知名江雪创办个人微信公众号“雪访”,“芥末堆”团队主编天一是前《京华时报》记者,“兽爷”张育群则是前《南方周末》记者;最为关键的是,聚焦在特定的社会议题的种种揭弊文章,皆为建设性批评(革除弊病),搁置了对合法性根本追问,服膺于更高的经济考量下,体制对其暂容忍,审查的步伐一度滞后。

四波严肃内容产制的浪潮,最终面临著一以贯之的审查限制,这根植于体制对媒体的定位——媒体是承担宣教任务的建制成分,应透过传递正面讯息振奋人心,脱离了体制的桎梏且提振经济能力日减的情况下,严肃内容产制势必越来越不受欢迎:前两波发生在建制内部(机关报和市场化的质报),体制透过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移除自由化力量,使建制路线保持齐整和一致;第三波则依附于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入口网站和社群平台),体制透过党建、监管和进驻,对其既吸纳又防范。

对于第四波自媒体帐号,体制更是抱持挥之不去的控制焦虑,自媒体资讯生产主体多元,成千上万的帐号无法做到事前和直接的控制,过去多能透过平台审查倒逼、笼络KOL、侧翼扶植分流手段来间接控制,两度修订的法规则倚重于强化业者的自我审查,基于对事后追惩的恐惧和营收考量,运营者自我揣摩边界和尺度,形同官媒编前会的宣传指令,而规定中时政类资讯和社会新闻存在相当程度的模糊地带,“红线”实质上是没有清楚的标准且时时变动“黑箱”,发布者更会畏首畏尾、层层加码,自我审查到超过审查者原先的意图。

新规的潜台词无非是关键内容产制由建制力量包揽,内容产制者则应选择闷声发大财(满足于从经济增长中获利并保持沉默),不可“逾矩”“僭礼”,投身于公共事件的挖掘与表达。三四年前在疫苗、权健等特定议题表现可圈可点的垂直媒体近两年早已没有当年的锐气,而现在新闻采编资格从平台压向个人,垂直类自媒体帐号恐怕是本次新规首当其冲的一角。 

虚假繁荣的荒诞图景 

法规修订对未来媒体生态究竟会造成何种影响?有媒体将新规比作老舍作品《茶馆》中的裕泰茶馆张贴的“莫谈国事”纸条,这当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比附,社群媒体和数位寡头造就了一个人声鼎沸、众声喧哗的虚拟场域,中国媒体生态当然不会归于沉寂,公共议题的讨论依然会存在,但会持续并加剧一种“虚假繁荣”的荒诞景象,即舆论错置、议题倒挂。审查的异化作用下,相对次要乃至琐细的议题聚集了和议题重要性不相匹配的关注度,民众或大义凛然、或痛心疾首,真正重要的议题反倒乏人问津,熙熙攘攘的线民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若无睹,避重就轻、隔靴搔痒成为常态。

在错置和倒挂的公共议题、佝偻和匍匐的公共言说外,更普遍的是对公共生活的内在冷漠,大众想像公私之间存在井水不犯河水平行世界,私人性高于一切,消费主义资讯大行其道,正如作家哈维尔公开信中对捷克“正常化”时期社会状态的剖析:“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他在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为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材料”,技术炫目、商品琳琅满目,但关切社会现实的严肃内容稀薄得令人窒息,这种虚假繁荣的荒诞图景将在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持续存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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