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编按：林和立教授长期观察评论中国政治，其见解影响广泛。1989年6月，在北京与当时正援救方励之夫妇的林培瑞相见。近年，林和立持续发表分析中国政治的英文专书。2023年8月出版《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藏议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书介中指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没有哪位中国观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确、详细地追踪中国高层政治。他对数据的百科全书式掌握为其洞见奠定了基础，世界若忽视这些洞见，将面临很大风险。”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从孔子到习近平：中国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将在2025年3月出版。当许成钢“制度基因”论著在台湾广受关注之际，《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的“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邀请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辩论。 当前，无论是研究中共党史与理论，或是中国具体的政经政策，国外的汉学家乃至关心国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颇大的困扰，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级政府或大专院校的同意，前往进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关当局允许外来学者查阅内部资料。有不少前辈主张探究中国国情要来个“典范转移”，用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那“豪华吊灯中的大蟒蛇”。 其实，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路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 美日机构的预测更接地气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与政策。马列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共的启蒙者，从李大钊、陈独秀，至毛泽东、张国焘等，都没有充分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们主张的“伟大新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以及农民领袖取得政权后“马上蜕变成皇朝贵族”的传统。17世纪的明朝末年，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纷纷造反，而张献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杀百万名无辜的四川平民。由于这个缘故，近年在中国发动“半恐怖主义”袭击路人的反社会“狂徒”，亦被称为“新时代的张献忠”。当然，最典型的“造反领袖”，是让至少数千万名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的草莽枭雄毛泽东。至于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形容为“毛孙”的习近平，则继续把中国打造成连气都透不过的牢笼。1958年，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承认他的“建国大业”不过是基于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得以“打天下然后坐天下”的要诀，相当程度继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与愚民”。正如在延安时代无党派知识分子黄炎培所言，中国的所谓革命家，其实绝难跳出“历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当然，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后的作为，多少也沿袭了秦始皇以至毛泽东的法家兼“和尚打伞”教条。 研究中国政治，其实可从侧面参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卫并确保中共的合法性与主宰一切的权力，即毛与习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眼光锐利如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来自苏东波兰的“病毒”，随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并对倾向普世价值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开刀。第二个“凡是”，是要把挑战中共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毁灭于萌芽状态”。受到几千年儒家与法家熏陶的中国人，毕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国人不会造反，有办法与胆量的，大多会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计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归根结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参照“典范”。毛泽东、习近平的立国之道与统治模式，是极其原始粗糙的。用保卫政权江山的“两个凡是”，作为分析基础，已有相当解释力。不过，海外“中国通”仍应抱持充分的谦卑态度，因为毛、习与不少领导高干，都是虚虚实实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领导干部，早晚成为无休止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早年势单力薄，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与“情报战”，根本赢不了国民党。尔虞我诈既是中共也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因此分析中国政情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地缘政治理论，也需要涉及心理、逻辑思维与认知战，种种破解魑魅魍魉话术的本领。如中共怎么在欧美各国以捐款或其他贿赂方法获取认同，在香港栽培特务与操纵港独势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掌控贫困国家的土地与港口开发权，以“低于成本倾销”（dumping）赢取海外市场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贵内情 颇为反讽的是，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分畅所欲言。因此，田野访问与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analysis）在华盛顿或伦敦，未必无法做得更有效。热衷于方法论，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必对“无法进入中国”过于忧愁，毕竟中共让你看到的或在档案馆抄到的东西，都可能已被“处理”过，品质往往堪比三鹿奶粉与毒棉卫生巾。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做中国研究的人员，首先必须心术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统战机构与人员的引诱。那些训练有素的说客、外交人员、学术权威，擅于运用“黄赌毒”，还有天花乱坠的条件与好处。口口声声说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权威大学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内部材料”证明“习近平并未效仿毛泽东或斯大林‘定于一尊’、中共绝对不会走下坡、绝不会垮台”云云。这类亲共“权威”在政治权谋上固然只是“两个凡是学”的初学者，论学术程度，和“永远党中央核心”的习近平，恐怕也难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员、美国Jameston基金会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全文转自上报
编按：林和立教授长期观察评论中国政治，其见解影响广泛。1989年6月，在北京与当时正援救方励之夫妇的林培瑞相见。近年，林和立持续发表分析中国政治的英文专书。2023年8月出版《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藏议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书介中指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没有哪位中国观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确、详细地追踪中国高层政治。他对数据的百科全书式掌握为其洞见奠定了基础，世界若忽视这些洞见，将面临很大风险。”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从孔子到习近平：中国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将在2025年3月出版。当许成钢“制度基因”论著在台湾广受关注之际，《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的“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邀请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辩论。 当前，无论是研究中共党史与理论，或是中国具体的政经政策，国外的汉学家乃至关心国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颇大的困扰，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级政府或大专院校的同意，前往进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关当局允许外来学者查阅内部资料。有不少前辈主张探究中国国情要来个“典范转移”，用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那“豪华吊灯中的大蟒蛇”。 其实，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路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 美日机构的预测更接地气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与政策。马列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共的启蒙者，从李大钊、陈独秀，至毛泽东、张国焘等，都没有充分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们主张的“伟大新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以及农民领袖取得政权后“马上蜕变成皇朝贵族”的传统。17世纪的明朝末年，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纷纷造反，而张献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杀百万名无辜的四川平民。由于这个缘故，近年在中国发动“半恐怖主义”袭击路人的反社会“狂徒”，亦被称为“新时代的张献忠”。当然，最典型的“造反领袖”，是让至少数千万名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的草莽枭雄毛泽东。至于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形容为“毛孙”的习近平，则继续把中国打造成连气都透不过的牢笼。1958年，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承认他的“建国大业”不过是基于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得以“打天下然后坐天下”的要诀，相当程度继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与愚民”。正如在延安时代无党派知识分子黄炎培所言，中国的所谓革命家，其实绝难跳出“历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当然，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后的作为，多少也沿袭了秦始皇以至毛泽东的法家兼“和尚打伞”教条。 研究中国政治，其实可从侧面参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卫并确保中共的合法性与主宰一切的权力，即毛与习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眼光锐利如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来自苏东波兰的“病毒”，随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并对倾向普世价值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开刀。第二个“凡是”，是要把挑战中共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毁灭于萌芽状态”。受到几千年儒家与法家熏陶的中国人，毕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国人不会造反，有办法与胆量的，大多会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计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归根结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参照“典范”。毛泽东、习近平的立国之道与统治模式，是极其原始粗糙的。用保卫政权江山的“两个凡是”，作为分析基础，已有相当解释力。不过，海外“中国通”仍应抱持充分的谦卑态度，因为毛、习与不少领导高干，都是虚虚实实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领导干部，早晚成为无休止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早年势单力薄，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与“情报战”，根本赢不了国民党。尔虞我诈既是中共也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因此分析中国政情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地缘政治理论，也需要涉及心理、逻辑思维与认知战，种种破解魑魅魍魉话术的本领。如中共怎么在欧美各国以捐款或其他贿赂方法获取认同，在香港栽培特务与操纵港独势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掌控贫困国家的土地与港口开发权，以“低于成本倾销”（dumping）赢取海外市场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贵内情 颇为反讽的是，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分畅所欲言。因此，田野访问与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analysis）在华盛顿或伦敦，未必无法做得更有效。热衷于方法论，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必对“无法进入中国”过于忧愁，毕竟中共让你看到的或在档案馆抄到的东西，都可能已被“处理”过，品质往往堪比三鹿奶粉与毒棉卫生巾。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做中国研究的人员，首先必须心术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统战机构与人员的引诱。那些训练有素的说客、外交人员、学术权威，擅于运用“黄赌毒”，还有天花乱坠的条件与好处。口口声声说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权威大学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内部材料”证明“习近平并未效仿毛泽东或斯大林‘定于一尊’、中共绝对不会走下坡、绝不会垮台”云云。这类亲共“权威”在政治权谋上固然只是“两个凡是学”的初学者，论学术程度，和“永远党中央核心”的习近平，恐怕也难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员、美国Jameston基金会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西路军”的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发布后，一位叫“true?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刚开始看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到后面那么多胡说八道，结果除了跟刘亚洲写的差不多的部分，别的都不可信了。再说你比刘亚洲早三十年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估计是现在才在别人的要求下，参照了刘亚洲写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编好吧。” 这位网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笔者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次年，就已经开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关于“西路军”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真的不是“到现在才说”。当年的美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动刊物”，比如当时还是纸刊的《民主中国》，以香港的《开放》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笔者的相关回忆文章，其中对于幸存女红军沦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更详细。 多年前笔者在我们的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一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中，也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于坐落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穷乡僻壤里的所见所闻。 当年的中国大陆上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地区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才从城里下来不久的新“知识青年”向我这个“老知青”大惊小怪地警告说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老雇农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笔者截止当年被迫“上山下乡”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家属区里，因为当时全国动员“支援三线建设”的原因，这个家属区里的一些孩子是随父母从东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迁过去的，所以笔者从小就对东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老雇农不顾婆姨的阻拦，张口开骂：“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而正是这位朱玉教授，就曾经关注过笔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的讲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肃省永昌县双湾地区的故事。这是当地一个曾经管过“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干部写信告诉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长大的。 西路军战败后，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将领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万险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标题为《红朝的那些事情》的网文中记述说：……这一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和警卫排黯然离开部队，很难想象陈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张琴秋也在大部队里，而陈昌浩却要扔下她和战友们，独自逃命。 陈昌浩和徐向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在当地碰到一个汉族医生，叫但复三。 但复三是个讲义气的人。看到两个红军首长落难，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他们在家里过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饭过了黄河，又翻过六盘山，终于同援西军会合；陈昌浩却比较倒霉，他发了高烧病了一场，病好后没有去陕北，而是让但复三陪着去了西安；在西安没找到延安办事处，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后从西安转到耀县，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该文中说：陈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军还有两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围。其中由伤病员、妇女组成的分队几乎全部损失……。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焦家婆姨”，想必就应该是被陈昌浩、徐向前等将领们抛下的“妇女分队”的成员之一。 中共党史资料中介绍说：当时的马家军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各个山头把守更严了，他们不认识徐向前，因此严密盘查，见人就抓，抓起来就审问是不是徐向前、认识不认识徐向前……。 至于徐向前日后的遭遇，笔者听到的故事是：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匪”罪名满门抄斩。 当年的双湾公社如今早已更名为双湾镇。辖区内有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当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当地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像李先念日后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当时的徐向前打听了去新疆的路线，但此后却反其道去了凉州（今名武威），继而又从凉州去了陕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年的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像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字条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前面所说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今双湾镇）的天生坑，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当时的双湾公社境内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后的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后被饿死的。 笔者早在三十一年前发表在《民主中国》 杂志的文章中就已经感慨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历史虚无主义清算的虚与实 今年适逢中国建党百年，按照中国惯例，逢十逢百整数年是历史议题的高光时刻，中国大陆年初至今陆续展开历史学习教育，网信办也配套组织了专项清网行动，大力移除涉及历史的有害资讯以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和指控甚嚣尘上。 虚无主义（Nihilism）原本是19世纪欧洲哲学的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逐渐从哲学领域扩展至艺文领域，但并非史学用语，仅在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中偶有言及“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其只言片语还是指向对“本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系抗战相持阶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设产物， 并非学术概念。 在简中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论片《河殇》时开始出现，最初被界定为蔑视民族历史的文化主张，后和全盘西化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政治语汇连用，指代对象移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更是扩大解释，违背官定史观和官修历史及其历史价值的，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在简中网路的使用场域，常常会引用清人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里的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时还会举证苏联解体的案例，认为一国之灭，不是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亡于其历史，苏联的分崩离析被归罪于赫鲁晓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一论证路径来自于两点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创设时间，恰逢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之际，二是中国的党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承袭自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为纲，因此历史叙述被提高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国民间对近代史中诸多陈规旧说开展一系列的反思与论争；新世纪以来，部分档案公开、海外史学著作的引入以及网路的开放性冲击了过往单线条的历史叙事范式，许多宏大叙事先后祛魅，从特定思想和言论衍生和解释的“党义经释学”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显然影响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合法性，官方在“话语权”危机焦虑下党义宣教工作强化复归，在百年庆典之前数年就是如此，以下举冰点事件、炎黄春秋案和新清史论争三个案例。 新清史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分析圆明园悲剧中双方的应对得失，以及当时历史教科书未提及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极端行为，感叹历史教育中为学生灌输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势危害之深，却被宣传部门指责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虽然当时双方未出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代表的颂扬“改革”的现代化史观对颂扬“革命”的官方旧论的冲击可见一斑。 第二，《炎黄春秋》的换血。文史杂志《炎黄春秋》原本是胡赵旧部所掌握的言论平台，杂志以倡导政改和反思左祸为特色，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覆了官方教条，愈发不为宣传部门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夸大历史错误、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合理性，杂志遂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直到被接管。《炎黄春秋》与官方史学的分歧在于市场化前后三十年两个时间段断裂与延续的认知与评价，《炎黄春秋》认为市场化前后是天壤之别，强调1978年前后的断裂，官方则以“两个不能否定论”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论争。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兴起的一种视野或思潮，将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王朝历史叙事，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不同民族的统治政策而非单纯汉化才是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对清适用帝国主义理论，把清对周边民族的规训和治理看做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新清史将清从传统的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冲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叙事，其满洲因素、内亚视角和族群主权的论调不断被中国学界回应与质疑，其中越往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的话语越来越被解读成对当今中国领土合法性的挑战，新清史也就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纵观以上三例，生造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只是为捍卫党史编纂学的稻草人和假想敌，在这种黑白二分和标签框定的猎巫思路下，对修正、变更或查证所谓历史定论的言行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忠诚相关联。颇有见地的著述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其根据无非是官方既定的结论被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和学者考证给证伪了，对于既定认识和结论重新审视，宣传部门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发展，而会解读为对自身权威的一次攻势和自身“话语权”的一次削弱，遂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论证矫正和回复历史叙事权威。 史学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这种权威的历史叙事便是承袭自苏联的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一如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由史达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史学不再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相的过程，而是追寻当前合理性的依据，成为现实的进程辩护的致用工具，内容充塞著过时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多元复线的历史进程被决定论的化约为一元、线性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革命叙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马克思的五段史观，即中国同样经历了马克思理论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为了对应上这五种形态，生搬硬套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奴隶社会、秦至清两千馀年反倒变成了“封建”社会，近代再杂糅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趋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相对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此完成自赋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这是把马恩的一家之言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谓“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主权层面而非经济类型的描述，和“社会性质”没有必然关联；后者就是生搬硬套马恩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性状的概括，秦至清两千馀年都并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近代更不可能是什么“半封建”。而官修史书中以此为脉络寻求的“终极原因”——从中共成立到共产革命，从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化转轨皆为“必然”， 这种必然性是从现实倒退回溯，在漫长的因果链中拔高概率，归纳出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规律”。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一对一必然性的因果，历史学的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类根据切身利益及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人的自由行动无法被设想，人类活动意义正在于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规律”中。官修史学长时段必然论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义旗手卡尔·波普尔揭示的，历史过程不具有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无法在长时段预见未来发展，历史假说不是全称命题，而是关于个别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单称命题，试图找寻（长时段）必然关系可谓是缘木求鱼。 历史叙述本身就该存在著多元的省思与对话，而非诉诸一锤定音的权威裁定，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叙事架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使得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这种情势下大概率是对史实的背离和对历史价值的消解，在欧威尔式的环境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注定成为一场悖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中国高考都将此事入题，其中一份作文试题更要求考生回顾党史与烈士事迹。专家分析，今年虽有8道不同作文题，但主题只有1个，就是强调“新百年时代”的责任担当。 据中央社7日报道称，中国高考作文，8道不同题目均紧扣中共建党百年。中国高考（类似大学指考）7日登场，适逢中共建党百年，全国多份语文作文题，都和中共党史和青年责任议题有关。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共有1078万名考生同赴考场。今天上午，首场语文科考试刚结束，全国各地的作文题目一如既往，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忙着凑热闹，想要知道今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有什么样的“哏”。 今年全国高考语文作文共有8套试卷，其中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的试卷4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则自行命题，因此共有8个不同作文考题。由于适逢中共建党百年，官方大肆宣扬与庆祝，因此事前不少考前猜题与舆论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必考的“时事题”。
中共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最近推出党史新编。这本二十八万字的书，贯彻习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乱逻辑，全面肯定中共百年历史，看来中共真是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了。从头到尾，没有犯一点错，有错也是试错，试过错不再试，也就变成没有错。 在这个逻辑之下，文革当然也没有错。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参加了叶剑英家族的一次大集会，几乎所有的红色后代都出席了，陶斯亮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文章，为红色后代唱了一番赞歌，但因此却惹来另一些红色后代的不满。陶斯亮夹在中间不好做人，终于删掉稿子完事。 陶铸当年一度风头很劲，从广东第一把手，一跃而成全国第四把手，可惜没“阔”上一年半载就被打倒，打倒还不算，还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与老毛﹑林彪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后代，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后代一起，红色家族济济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气势在中国大陆复活，网上已经有不少视频，拍到大陆中小学生在跳忠字舞，唱红歌，叫嚣征服世界。政府对极少数异见人士实行大围剿，网络审查无远勿届，文化创作上禁区重设，全国上下一片肃杀空气。 习近平复活文革，是基于他对未来大陆相当悲观的预测。国际环境急速恶化，必定影响国内经济，科技被围堵，与世界发展脱节，外贸更因为外部环境恶劣而必定走低。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多困素，一时间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再加上人口红利吃到尽头，总之放眼国内外，满眼都是坏消息。 面对预后凶险的判断，习近平最近在视察广西时，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发出“向死而生”的悲鸣，就是不但要准备过苦日子，还要准备过凶险的日子。为应付社会动荡，只有把社会打造成更加专制﹑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习近平老爸习仲勋也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文革中也受冲击，还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文革后，是痛定思痛比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干，也是最早倡议改革开放的一个政坛老人。习近平没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为他处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红色江山，唯有走回文革。 习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改变世界历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于能力，抱负流于空想。他上台后几年，带引中共走到今日这个恶劣的环境，证明他的思想和谋略都不足以承担重任。他有权术，但权术可以保权力，不能为人民谋福祉。 最近温家宝在澳门发表一篇文章，流露对当前中共处境的忧心，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很不寻常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和谐声音。温家宝发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开表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 习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这种恶劣的境地，党内老人当然不会满意，但改革数十年，中国这块肥肉已被红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势力范围都已划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党内激烈斗争，酿成大祸。因此，红色家族都被绑在一架马车上，互相依存，也等于互相保护，习近平驾车狂奔，车上的人即使心惊肉跳，也不敢跳车，一跳就有翻车的危险。 再说，有哪一个红色家族没有一点贪腐的把柄被习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乱说乱动，一旦被习针对，就可能被“绳之以法”，抄没家财，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没有人胆敢挑战习的权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业，全党一起挨下去，且看会有什么事发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国，唯有出来一个大国手刮骨疗毒，取习近平而代之，但遍观朝廷内外，再找不到一个有担当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来登高一呼，扭转乾坤了。因此中共与中国，都只有在这架马车上狂奔下去，直至车毁人亡。 文革一定会重来，不但文革，中共终究会将大陆打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大国，美中之间必有一战，世界必有一次大灾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灾劫后才能重生（如果没有毁灭的话），这是我们的宿命，大家都坐稳了，系好安全带，准备未来的大动荡。 希望我看错了，我只是依书直说，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没什么事不会发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2021年适逢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今年也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55周年。北京当局为了配合正在大力宣传的中共一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在新近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刻意淡化、粉饰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却着力彰显文革期间取得的“伟大成果”，并突出宣扬“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文革加速还魂的质疑和担忧。而对于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等历次残酷政治斗争、工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数千万生命饿死的“大饥荒”、和1989年的“六四屠城”等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历史悲剧，官方宣传则或轻描淡写，或列为禁忌，尽管中共党媒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镜”，“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原中共中央委员、1989年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前曾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回顾了叶剑英元帅近45年前对文革作出的评价。他还回忆了对文革结束后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印象，以及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迫害习仲勋的一些往事。 以下是鲍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记者：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历程中，文革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鲍彤：不知道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结论）有没有改变。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是把它说成史无前例的浩劫。史无前例，就是超过以往历史，三皇五帝、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时的中共中央大概是这样来评价的。当时这个评价最初提出来的人，大概是叶剑英。我的印象，我的记忆， 是叶剑英一开始最早把它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后来我记得这是官方一贯的评价。至于现在是不是还站得住？就我几十年以前记得叶剑英评价过，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浩劫。 如果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叶剑英，那么我想，这个评价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他认为叶剑英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我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将会作出他自己的评价。到底怎么评价，我不知道。我等待着阅读、学习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共建党）一百年的大文章。 记者：前几年把这个教科书改了，错误发动，把“错误”两个字去掉了。把文革的历史错误说成“艰辛探索”。（现在）又改回来了，又把它说成一场“内乱”。这说明了什么呢？ 鲍彤：我认为这个反反复复并不是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动动摇摇。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吃饱了饭没事干，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他不断地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不值得一提，不足为奇呀。 记者：习仲勋老先生在毛泽东统治下一直被列为斗争对象，“利用小说反党”，等等，还坐牢那么长时间。文革时他又被群众拉出来游斗。这个照片里面都有，有图为证。原来的叶剑英或者历史文件的定案，您觉得会把它翻过来吗？他有这种想法吗？或者应该这样做吗？ 鲍彤：这个我不知道。习仲勋老先生，我的印象是，1962年在北戴河吧，开开会。本来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泽东突然讲起来阶级斗争形势、矛盾。讲了几句话，批了几个人。我记得当年批了邓子恢，批他包产到户。批邓子恢，实际上批了两个人 —– 刘少奇跟邓小平，因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支持邓子恢包产到户。毛泽东假装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邓子恢。没点刘少奇跟邓小平的名，所以刘少奇跟邓小平就逃过一劫。 还有一件事，就是对国务院不满意，对书记处不满意。因此他在北戴河讲，现在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叫做计划委员会，是李富春。还有一个独立王国是中央组织部，就是安子文。他点的是这两个人的名。他讲李富春，实际上讲的是周恩来。他讲安子文，实际上讲的是邓小平。这件事后来他又不再提了。李富春、邓小平赶快检讨，赶快紧跟嘛。这个事情就完了。这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在北戴河开开会，康生又提出来了。康生为什么提出来呢？是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揭发，说现在有一个叫作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写什么西北的斗争，这个东西不是给高岗翻案吗？好像这个东西还有习仲勋支持。阎红彦这么一揭发，康生写了个条子给毛泽东，说有这么件事，说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还是一大什么东西。毛泽东就火了，就说了一通，就是说有一个反党集团，叫作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他说是彭高饶（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总公司，分公司叫作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这就是要整习贾刘了。 所以从1962年，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习仲勋在北京的生活还好过。1962年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就审查了。大概审查了三年。1962年审查到65年，然后分配工作。把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分配到洛阳什么工厂（矿山机器厂）工作。我印象是这样。1962年到65年是分配了。65年以后嘛，文化大革命了，那整得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弄不清楚习仲勋同志后来情况怎么样。 后来好像是19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来到广东当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习仲勋，第二书记才是杨尚昆，（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是第二书记。当时我记得是这样。后来（习仲勋）调回来了。调回来就当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出差，那么北京的工作就由习仲勋老人主持。 习仲勋老人是非常和气的人。见到人，随便什么人，哪怕我这样的年轻人，哦对，现在我老了，也八九十岁了。当时我年纪轻，见了我也点点头，握握手。他非常随和的，见到哪个人都拱拱手，说你好你好，非常随和。 他特别重要的就是，他说：我主张，中国要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应该是保护不同意见。他提出这个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言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统统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是钦佩的。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记者：习仲勋他们家也是遭受迫害的，在文革期间，对吧？ 鲍彤：对，至少整他13年嘛。1962年到65年。文化大革命他又倒霉了。文革十年，他（挨整）也是十年啊。 记者：他们家也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家深有体会嘛？ 鲍彤：对。肯定他家里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十年，他父亲还加了三年嘛。62到65，然后66到76。而且76年他父亲还没解放。我的印象他父亲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记者：他后来的复出跟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有直接关联吧？ 鲍彤：那当然。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是首创者。耀邦是得到华国锋支持的。是得到了叶剑英支持的。后来邓小平多少也支持。邓小平有的不赞成。像平反右派，邓小平就不赞成。邓小平说，右派99.99%平反了，（反右）还是正确的。真的，邓小平就不支持。但是华国锋还支持。包括习仲勋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支持的。那个时候耀邦光是个组织部长，也不是中央总书记，也不是主席。一个组织部长要平反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华主席、不经过叶剑英副主席行吗？当然他们是支持的啰。 记者：习仲勋跟赵紫阳的关系怎么样？您觉得他们在工作中配合得怎么样？ 鲍彤：很好啊。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两个有什么矛盾啊。当然我也不打听这种矛盾。人家有人讲张三李四，听到这种事情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我当时觉得领导人好像都是蛮好的。我从来没觉得哪个领导人跟哪个领导人在勾心斗角。当时我没这个感觉。当时也许觉悟不高。反正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紫阳跟习仲勋有什么不同意见。 习仲勋有的时候还打个电话给我，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就去了。他说，有几句话你跟紫阳说一下。那么我就回去跟紫阳说一下。有这些事儿。那么可见他们还是很融洽的。没什么矛盾嘛。对吧？他有什么想法，他年纪大了，也走不动路了，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请你来一趟，很客气的。请你来一趟，那我就去了。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记者：习仲勋对六四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吗？他跟邓、李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吗？他对紫阳被罢免，被定成一个什么分裂党这样一个结论，您觉得他会同意吗？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论呢？ 鲍彤：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没法、没法（回答），因为六四以前我就抓起来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这些事情。 记者：但是他对六四的态度，他是反对开枪的吗？ 鲍彤：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说。乱说就是不负责任了。我就是不知道。 (记者注：1.1989年5月，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之前，鲍彤被捕，成为当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关在秦城监狱7年。出狱后，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讯仍长期受到监控。每到北京两会、清明节、六四等敏感时期，他都被限制行动自由，并被禁止对外媒发表评论。2.问答部分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日前主持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通过官媒报道，对十年文革提出了最新的官方论述。 报道说，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尽管充满曲折和挫折，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是中共宣传理论界继推出2021新版中共简史之后，进一步对文革重新定调。毛左人士欢呼中共对文革和毛泽东评价出现“质的突破”，更多的人则担心中共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急速左转，忧虑文革卷土重来。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想要重回文革是“司马昭之心”，习近平是企图通过将文革的“教训”转化为“经验”，混淆教训和经验之谈，从而在错觉中重造文革社会，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习泽东”。 宋永毅说：“我想这个简单地讲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就是想做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他现在在政治局里的位置已经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他一个人在政治局以上，毛泽东当时也做到这一点了。另外，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当然他要建立一个文革社会，或者类似文革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要的吸取的就是他那句话‘宝贵经验’。对我们来说文革没有什么宝贵经验可以吸取啊，它是反面的东西。他要把经验和教训有意地混淆起来，然后产生一个错觉，在错觉中，他可以返回文革，重新做他的习泽东。我想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分析，在“倒习”已经成为共识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为“文革”翻案只能是一厢情愿。一本《中共简史》不会扭转人们对文革的定论。 荣伟说：“为什么习近平他要返回文革，为文革翻案，甚至要走文革的老路？现在网络上、国际上‘倒习’已经成为共识。他为什么要为文革翻案，难道他小时候没吃过文革的苦么？他家受到老毛的迫害还不够吗？而且他的妈妈还活着，所以我们就要问他，你为什么要为文革翻案？为什么要走文革的老路？他有一个、通过这么一个中共简史，把文革的性质重新定义一下，以为就能占上风吗？这恐怕是他一厢情愿。或者他周围所谓的智囊是不是给他挖坑啊？所以习近平啊，他现在‘倒习’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共识。” 荣伟相信，习近平难以实现“左转”，党内对于文革的评价很难与习近平达成一致，不会任由和支持习近平的“左转”。 另外，经历过文革的50后一代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也是坚决反对回到文革的。 荣伟说：“他唯一的事就是想学老毛，老毛的就是‘宫廷术’。老毛看了很多《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古代那一套东西滚瓜烂熟。而他学的那一套都是皮毛。他为什么要向左转呢，无非是想树立老毛的权威，在党内树立一尊。看起来，好像他达到目的了，至少军队被他控制了，等等。但实际上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他想‘左转’，党内就没有共识。最近温家宝发表了他那封信，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在党内就存在着一大批有识之士，是不认同他所谓的‘向左转’。而且很多老年人都去世了，现在像他这样的就是50后，我们都是50后，50后也是经过文革的，这些人大批还活着，可以说是中国现在的中坚阶层，这些人是坚决不认同回到文革的。” 宋永毅评论说，习近平的2021版《中共简史》中存在“个人崇拜”重新抬头的迹象，值得人们警觉。 宋永毅说：“你看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他最忌讳的就是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如说你注意到92页引用了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变’，这中间邓小平讲了个人崇拜，讲了家长制作风，讲了领导干部退休，他把这些全部去掉，然后篡改成‘领导人的选择必须要防止党内纪律的溃败’，也就是说要强人政治，所以可以看到他非常提倡毛式的个人崇拜。”
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号召全国大范围学习这部历史。 我没有心情去找这本书来看，不问可知，编写这部书，一定遵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正确，光荣伟大。 我们读历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史实，有了史实才能有史识，有了史识才能形成史观。 何为史实？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饰、割裂的历史，先把历史真实找出来，然后才作研究。 何为史识？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解读。解读历史不能凭主观好恶，首先要依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还要依循人性。历史是人的行为组成，离开人性根本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历史就没有方向；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发展，违背这三个大原则去解释历史，都是荒唐的。 何为史观？史观就是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历史不但要解释，还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宏观的概括，通过史实去掌握史识，由史识去确立史观，唯有掌握了史观，历史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正确的史观带引我们去认识历史，透视现实，瞻望未来，错误的史观使我们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政党，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授权，而是来源于他的打江山坐江山。历史是他们对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伟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确认。反之，如果中共给中国人的认知，是不但没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国人害得很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盘剥，文化上专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坏事，中国人无人不知，那他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国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视历史，千方百计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绩都放大，只要中国人个个相信他提供的历史，接受他对历史的解释，确立与他一致的史观，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样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的中共，却是一副残暴、无耻、专制的面目，数十年来折磨中国人，害死数以千万的同胞，又把经济文化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那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就大有疑问。因此，中共的历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质疑的，历史真相要掩盖，历史研究要限制，历史观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国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谁否定的？其实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运动在文革后彻底否定，为什么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还要作出赔偿，如果反右正确，何必平反？大跃进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饥荒一来，大跃进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都是伟大正确，那为什么没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现在还在跃进？大饥荒死了四千万人，这是有统计数字依据的，连刘少奇都说，饿死人要上史书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这本是会得到中国人民拥护的，一个政党正视自己的错误历史，正是这个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人继续对中共党抱有希望的依据。但中共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是在文革后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时间，此后中共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越来越讳莫如深，越来越文过饰非，直至习近平手上，干脆把所有的过错和罪恶都一手抹去，连自己否定过的，也都再一次不认帐。 古今中外，历史真相从来不会埋没，中共的肮脏历史迟早都会大白于天下（其实在海外无人不知)。中共粉饰自己的历史，基于一种农民式的愚昧和无赖，与现代观念背道而驰。事实就是事实，谎言就谎言，历史严明，容不得抵赖和诿过。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学课本中的“中华民国退守台湾”，悄悄改成“国民党退守台湾”，就是篡改历史的一个例子。香港中文大学把“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拆散（这个服务中心收藏了最丰富的中国当代历史资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华人去追究中共的历史罪恶。统治者以为他们能操控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最终将被历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泽东也终究是千古暴君，习近平粉饰党史，到头来只是白费心机。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篡改历史者，最终必遭历史清算）
中共100周年党庆将近，歌功颂德和宣传美化进一步加强。近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推出了“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里面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据统计，毛泽东和习近平均有30句，邓小平14句，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0句。 3月24日，《人民日报》推出的“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近日被广泛传播。这些名言大多出自中共党内最高领导人，横跨毛、邓、江、胡、习五代，也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和彭德怀。时间跨度上，从1925到2021年，中共建政前有23句，建政后有77句。 习近平是唯一上榜的现任领导人 毛泽东上榜名言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等。 邓小平上榜名言有：“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来前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发展才是硬道理”等。 此外，还有周恩来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刘少奇的“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朱德的“我们的敌人最害怕我们的团结”，陈云的“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江泽民的“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作为唯一上榜的现任领导人，他的名言有被人批为粗鄙没文化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撸起袖子加油干”，“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打铁必须自身硬”。还有近乎白话的“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以及最后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作家说：已到了最后的疯狂 中共百年党庆将近，近期不断加强宣传。前不久，还推出了80句百年党庆口号，习近平语录占了52条；3月29日，中共开播系列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2月25日，中共发行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 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即日起至今年底全面展开中共建党100周年、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要“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要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 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中国网路作家黄先生说：“这样的高调宣传对于那些有头脑的人，肯定起到反作用。 只会让那些不会思考的人跟风、盲从。 而引领这个社会前进的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他认为，中共百年是用白骨堆积的血淋淋的历史，现在已到了最后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