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去世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8月1日晚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余英时无党派,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选荣誉讲座教授,和美国哲学会院士。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余英时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

余英时逝世后,墙外有华人学者和媒体将他誉为“学贯东西”的“史学泰斗”,并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话语,致以纪念和追思。

据纽约时报说,“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在哈佛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

评论称,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海外中文媒体也对余英时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总结他中国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强调他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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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2014年获颁唐奖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1930年生于天津市,儿时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

1949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那时的中国正在变色,据余英时告诉媒体记者说,1950年的寒假,他去看香港探望父亲,休假结束后就做火车回北京,火车还在广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父亲年龄大了,又跳下火车,买了黄牛票,从罗浮桥又回到香港,这一回头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时才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

网名天下新闻的推特说:余英时仅在1978年率美国汉学家回大陆作短暂考察。在谈起那次的经历时他说 :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1989年的天安门屠城之后,余先生对中共当局失望至极,他立誓不再回大陆。

自由亚洲引述余英时的话说:“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独立学者作家高伐林的推特说,“余英时不愿踏上中共治下的土地,中共却不放弃统战,派人上门恳望其回乡看一看”。余先生被逼急了,不得不明说:“我没有乡愁”。…

在媒体的报道中,余英时多次重申一句话就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对此,青年学者羽戈说,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时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余英时生前照
余英时生前照(中央社)

不做不问世事的斋人

余英时先生曾多次表示,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是,他却非常看重自己“知识分子“的角色。

余英时曾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信持之下,余英时先生成为当代华人世界中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

媒体人罗四鸰曾专访了余英时,在报道中说,余英时对当下中国时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当下被严密镇压和审查的群体性事件。余英时说,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外界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余英时表示,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因此,余英时说,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他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2018年12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办人、前总编辑程益中曾去拜访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先生对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和新闻两门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这让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励。

程益中说,余英时先生不是那种不问世事书斋中人,他对当下中国、对中共政权的过去现状和未来都有着深切的关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中国面临巨大的史学危机

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非常关注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 余英时认为,中国当下虽然有零散好的历史研究著作,但整体来说,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余英时说:“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

“而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他说。

余英时认为,自1949年起,中国史学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史学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构思的自由,中国的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史。

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后世朝廷史观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古今对照,不但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度显露无疑,而且中国极权统治怎样摧毁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明。 

余英时获得唐奖
余英时获得唐奖(中央社)

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

余先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在余英时先生看来,钱先生着重“东西文化”的“得失”和“优劣”, 而余英时先生关注的是文化异同的问题。余英时认为,与文化异同密切相关的则是历史变化的问题。余英时说:“总而言之,二千年不变的历史论断对我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寻求这两千年间的历史变动,终于成为我早年治史的重点所在。既然以变动为出发点,在某些问题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于现代,以‘通古今之变’。”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其中,《历史与思想》是余英时最著名的书, 1976年在台北出版,曾经过 34次印刷,是史学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

尽管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当局思想相抵触,但他的著作2004年后曾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直到习近平当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达通知,要求将余英时的著作全部下架,据称有关部门把出余英时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领导召到北京“训话”。

在余英时的学术研究领域,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涉猎广泛的研究也不是无的放矢,“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他说。

评论称,余英时先生的一生学术成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一个“典范”。 

纠正费正清对中国的错误认识

有历史学家指出,余英时除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对纠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川普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哈佛共事二十多年,并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

但余茂春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讲的,比较有哲学意义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人们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方面。”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以兹纪念,这篇文章收入《余英时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余茂春则认为,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统治的弊端,“余英时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绅士阶层,以党的领导来对中国这些中间的绅士阶层进行彻底的清算。”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友善,这是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清醒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网络对余英时先生的悼念

尽管这位享誉中外的历史学家因其鲜明的反共立场,在墙内颇为敏感,但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依然出现连篇累牍的网帖表达对余英时去世的哀悼和惋惜。

@画影夜烛发帖说:余先生一生,以学术功力连结自由理念, 埋首典籍的同时不忘社会关怀,乃是当代知识人的楷模和精神领袖。余先生永垂不朽!

@光明恬淡发帖说:余英时先生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五七年反右之前的那个著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哲学家。之后的中国,天翻地覆,走向了彻底打倒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文革运动,毛对知识分子的报复持续了20年。

@百家舟引用孔子《论语》中的一段话发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段话的引申含义就隐藏在全网转发最多的余英时本人的一句话里:“我在哪里,中国便在哪里”

@袁灿星发帖说:余英时说:“我在哪里,中国便在哪里”,乃是文化的中国,而非王朝的中国。

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何清涟8月5日也在推特上发帖说,“我这辈学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开启了大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研究之门。”

《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反对中共体制,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余英时贵在能够坚持。胡平强调,余英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担者,他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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