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曾纠正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 强调“士”的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8月1日去世，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中国国内除了澎湃社发表了短讯之外，其它媒体都鸦雀无声。有历史学家指出，余英时除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对纠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的冷遇与中国社交媒体和海外舆论判然有别。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网帖表达对余英时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写的回顾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将专门著文纪念余英时。 

纠正费正清 

海外中文媒体也对余英时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总结他中国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强调他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 

在川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认为，余英时纠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对他自己也有影响，“我看到余英时这些东西后，对我本人影响也很大，我后来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并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但他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讲的，比较有哲学意义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人们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方面。”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以兹纪念，这篇文章收入《余英时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余英时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辗转香港、美国等地，只在1978年短暂回国访问。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愉快，他后来对媒体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 

多年来，余英时一直坚定地反对中共体制。与余英时相熟的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反对中共体制，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余英时贵在能够坚持。 

“余英时是多次接受大陆方面的邀请，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这就很难做到了。” 

胡平说，余英时能做到这一点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关，“他真是比较淡泊，你看他的书、他的文章，都是这个样子，这种感觉，从来不去刻意追求惊人之语。”  

士与中国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却非常友善，在海外与他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绍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清醒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顾文章中提到，余英时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的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的盛况，我的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议论纷纷。” 

无独有偶，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何清涟8月5日也在推特上发帖说，“我这辈学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开启了大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研究之门。” 

葛兆光强调，余英时在这本书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提醒知识阶层要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勇气。 

余茂春则认为，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统治的弊端，“余英时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绅士阶层，以党的领导来对中国这些中间的绅士阶层进行彻底的清算。”

中国文化的承担者 

余英时曾对外界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他甚至说，他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胡平认为余英时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整体来看，才能意识到，（余英时）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为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这么动荡、这么变化的世界里，真是极其难得。” 

胡平强调，余英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担者，他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