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天这个焚书坑儒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没有书了，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上。用不着烧了，也不能烧，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办法，完全取消，让你不能出现，这就是现在新的焚书。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来。现在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只要是有什么妄议，妄议中央之类的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就是在网上说话，彼此聊天他听的不满意也把你关起来，这就是新的坑儒。 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己经超过它了。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他比他厉害的多。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习近平。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的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但不止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二三个人在一块，甚至于在屋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就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这一切都是在习近平时代，从2012年开始越来越凶，2017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最近收到中共的一个指示，要把他们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Quarterly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刊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是一个学术刊物，学术刊物都是一生研究的对象，经过十年八年然后研究出一点头绪，根据资料发表出来。这个不是发泄情绪的，也不是反对中共的，也不是拥护中共，只是客观的分析，让你了解中国某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反共不反共的问题，只是研究共产党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国民党时代也有人研究，从国民党怎么变成共产党也是应该好好研究。这些都不是反共的东西，但是碰到一些敏感的题目共产党不喜欢的，比如说有些是涉及天安门的，有些是涉及西藏的、台湾的，都不准在刊物里出现。要求剑桥出版社把它原来网络上面的《中国季刊》上撤掉三佰多篇文章。这个是不得了啦！ 焚书坑儒不但延伸到外国，也延伸至学术界。这是连毛泽东都还没做到的事情，或者毛泽东那个时代也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刊物，现在《中国季刊》是几十年来大家重视的一个重要刊物，而且有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投稿在这个上面发表，如果这样一来，这些刊物反涉及共产党东西都不能够在《中国季刊》登出，那么中国的学者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要隔开了，也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对外面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退后到最愚昧的状态，不知己，不知彼，那你怎么做研究呢！而且在外国引起极大的愤怒，不但是剑桥出版社的《中国季刊》遭到这样的命运，另外美国最重要的刊物《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期刊》）。《亚洲研究期刊》更重要，它是美国研究东亚的人的共同地刊物。东亚学会每年要开几次会，开会的论文往往就发表在《亚洲研究期刊》上，《亚洲研究期刊》从古至今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二个刊物都被要求删掉有关中国的研究，如果删掉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二个刊物就没有意义了。中外学术沟通的一个很好的道路现在共产党觉得这个对它的政权有影响，所以要求取消。这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目前的重要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当然会有很不满意的声音出现。所以共产党在习近平的指导下，要把任何不满的声音都消灭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8月1日去世，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中国国内除了澎湃社发表了短讯之外，其它媒体都鸦雀无声。有历史学家指出，余英时除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对纠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的冷遇与中国社交媒体和海外舆论判然有别。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网帖表达对余英时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写的回顾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将专门著文纪念余英时。 纠正费正清 海外中文媒体也对余英时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总结他中国历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强调他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 在川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认为，余英时纠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对中国的误解对他自己也有影响，“我看到余英时这些东西后，对我本人影响也很大，我后来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并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但他强调，余英时并不是政策专家，“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讲的，比较有哲学意义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人们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方面。”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以兹纪念，这篇文章收入《余英时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余英时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辗转香港、美国等地，只在1978年短暂回国访问。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愉快，他后来对媒体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 多年来，余英时一直坚定地反对中共体制。与余英时相熟的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反对中共体制，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余英时贵在能够坚持。 “余英时是多次接受大陆方面的邀请，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这就很难做到了。” 胡平说，余英时能做到这一点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关，“他真是比较淡泊，你看他的书、他的文章，都是这个样子，这种感觉，从来不去刻意追求惊人之语。” 士与中国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却非常友善，在海外与他接触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绍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的清醒看法；他认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政治抱负、有远大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 而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顾文章中提到，余英时1987年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的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的盛况，我的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议论纷纷。” 无独有偶，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者何清涟8月5日也在推特上发帖说，“我这辈学人几乎都读过他的《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开启了大陆当代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研究之门。” 葛兆光强调，余英时在这本书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提醒知识阶层要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勇气。 余茂春则认为，余英时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统治的弊端，“余英时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摧残中国文化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绅士阶层，以党的领导来对中国这些中间的绅士阶层进行彻底的清算。” 中国文化的承担者 余英时曾对外界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他甚至说，他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胡平认为余英时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整体来看，才能意识到，（余英时）学问能做到这个地步，为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这么动荡、这么变化的世界里，真是极其难得。” 胡平强调，余英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承担者，他是当之无愧。
中研院发布新闻稿证实，一代史学大师、中研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西方学界皆推崇其为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 中研院指出，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更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闻讯表示意外与难过，直呼不敢相信。 余英时许多重要著作都由允晨出版，7月25日廖志峰才打越洋电话给余英时，请他为允晨文化成立40年纪念题几个字，余英时也一口答应。没想到今天传来这样的噩耗。 除了学术研究外，中研院表示，余英时也是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公众知识分子，在2014年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殊荣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馀力。 中研院说，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生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并于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