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杨恒均体现党国末日疯狂

从美国纽约飞往中国的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人员绑架，当天就被带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基地，以“涉嫌间谍犯罪”的罪名实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澳大利亚政府得知杨恒均“被失踪”后，很快就迫使北京当局承认是他们抓走了这位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正好在北京。这两位善良的部长女士望文生义，面对媒体采访时对记者说“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大抵相当于软禁于家中。也许在她们看来，这不是大不了的事。 

然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正像臭名昭着的“双规” 一样，是中国的“专政机关”法外施法的一种非常残忍的拘禁方式，是酷刑逼供的黑狱。中国早就在1986年签署、1988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这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一拘禁方式则滥施酷刑，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酷刑”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古代那种严刑拷打，而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的任何行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所实施的酷刑，有单独监禁、剥夺睡眠、无痕迹体罚等三个大类，目的是为了迫使囚犯向当局招供、做出虚假陈述、签署不实文件。杨恒均被单独监禁整整六个月、受尽折磨。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吃喝拉撒全在这个房间，除被审讯外不允许跟任何人交谈，没有户外放风，会见律师和家人，切断书报、电视等任何信息。杨恒均除了只被安排很短的睡眠时间，还包括长时间疲劳审讯、每天24小时强烈灯光照射脸部导致无法入睡等。他所遭受的无痕迹体罚，包括一整天按规定姿势坐在小板凳上不得动弹，以及长期罚跪而将牛仔裤的膝盖处全跪烂了。杨恒均内心很坚强，六个月也挺过来了，坚决不承认种种无中生有的欲加之罪，但身体受到了很多摧残。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完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先抓人后调查，而且是以酷刑逼供这种最恶劣的方式取证以罗织罪名。按理，经过六个月的“调查” 而找不到也编不出可以拿上台面的“证据” ，找个台阶将杨恒均驱逐出境，顺理成章。但是，北京当局不愿放人，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六个月期满之后，于2019年7月17日将杨恒均移至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实施“刑事拘留”，罪名更换为宽泛空洞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 37天期满之后，又于2019年8月23日对杨恒均实行正式逮捕。罪名恢复为“涉嫌间谍犯罪”，仍然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如果杨恒均被控的“间谍罪”成立，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北京当局此举，终于使澳大利亚朝野震动。相关的两位最高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澳大利亚外长和总理，都出面澄清杨恒均不是澳大利亚的“特务间谍”，并要求中国当局放人。 

澳大利亚朝野都感到很奇怪，杨恒均当澳大利亚的“特务间谍”，澳大利亚政府有关部门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既然间谍犯罪的决定性要件是为外国的情报部门工作，指的是受外国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杨恒均究竟是哪个国家的“特务间谍”？杨恒均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这两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怀疑对象可以是这两个国家。且不说杨恒均与澳大利亚政府情报部门没有任何关系，有人依据他移民澳洲之前的工作经历向澳大利亚政府举报，他反而是澳大利亚政府情报部门的怀疑对象。至于杨恒均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关系，更无从说起了。这些年坊间广泛流传，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线人在2010-2011年间被一网打尽。美国中情局内部被渗透到何种程度至今成谜，中国人谁还敢去沾边找死？ 

其实，北京当局羁押杨恒均，是时下党国大规模整肃异端、异己和异议的组成部分，是荒唐的冤假错案和严重的政治迫害。我在2019年1月杨恒均罹难时就已指出，他被抓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像当局2011年抓他是为了防范“茉莉花革命”一样，这一次抓他是为了 “防范颜色革命”。中国维稳部门在年初开大会，对“防范颜色革命”这一“头等大事”做了严密安排。杨恒均那个时候回国，可谓自投罗网。第二的原因是他不幸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牺牲品。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应美国的要求履行引渡条约义务，扣押了华为副总裁、财务总监孟晚舟，北京当局立即抓了两个加拿大人做人质要挟加拿大政府。澳大利亚政府紧跟美国限制华为，招惹了中国，因而杨恒均被抓起来作为要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筹码。 

应该说，中国当局对杨恒均容忍了相当长的时间。毕竟，杨恒均只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恒均1987年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事部门工作，直到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他在金盘洗手时，带着美妙的作家梦。他中年转道、摸索人生新路，锋头甚健。2002-2004年间就相继推出意在填补中国间谍惊险小说空白的《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的“致命三部曲”。不过，因为题材敏感，这些小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小说家的前景不妙，于是重新回炉求学。他2005年投身到我门下读博、研究互联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读博期间，杨恒均也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时评，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无意间成为“卖文为生”的网络职业写手，活跃于网站、博客和微博等网络平台。杨恒均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特别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因而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喋喋不休地向国人兜售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十多年来杨恒均贩卖民主自由的文章多达上千万字，结集出版的着作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说中国》等。 

与民运人士不同，杨恒均不当革命家，只是专注于文字启蒙。而且，他的以能够在“墙内”生存发展为前提，精心拿捏分寸，以温和理性为基调。当然，在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下，他被禁被删的博文依然很多，只是不事张扬而已。微信兴起之后，杨恒均的众多“粉丝”依杨氏谐音纷纷在全国各地成立“羊群”，迅速遍及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内的五十几个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但是，杨恒均并没有将精力放到直接的政治行动上。而且，因为他的温和立场，也因为他在“羊群”管理过程中不留情面地将主张激进的群友踢出群，招致诸多责难和民运圈的围攻。一些攻击他的人，或许也包括一些有特殊任务的人，捕风捉影，编织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离奇故事。比如，他们将杨恒均与几个朋友恶搞出来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当真，将这个有名无实的组织说成是中共大外宣的重要领导机构，也不去查查这个组织是否有办公场所、是否有任何经费或资金、是否办过“成立大会”之外的任何事。比如，他们将商家赞助我和杨恒均在温哥华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说成是中共大外宣出资收买自由派学者的举动，也不去查查当时对会议的媒体报导以及与会着名自由派学者们关于这次会议的评论。又比如，他们将杨恒均的好友通过个人关系使杨恒均得以混进一次“国宴”的乌龙，说成是杨恒均作为暗藏的大外宣要员被安排参加盛典，也不细想如果杨恒均真有那种身份，岂会以这种方式将其身份暴露？更有甚者，他们长期到处揭露杨恒均是国家特殊部门派到澳大利亚的卧底，也不细想如果他真是国安派出来的卧底，国安岂能让人随意揭露他们的卧底而不采取严厉措施惩罚暴露国家机密的人？ 

北京当局逮捕杨恒均，体现的是党国末日疯狂。在回应澳大利亚政府的质疑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是法治国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不要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在这个“人民领袖”不准他人议论而“定于一尊”的国家，在这个明示“党领导一切”从而也就领导法律的国家，还敢如此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称 “中国是法治国家”！一个政府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只能说已经丧心病狂。 

杨恒均推广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确实不受党国待见。但是，当党国还没有公开放弃中国民主化的远景目标、还没有公然对普世价值宣战，党国对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尚可网开一面、留有余地。但是，党国现在对杨恒均这种温和理性的言论也要治罪灭绝。杨恒均是澳大利亚公民，颠覆罪、煽颠罪、寻衅滋事罪对国内异议人士量身定做的罪名对他不适用，因而便被扣上间谍罪加以迫害。 

我在习近平登基不久发表的《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对公民社会亮剑在堵死中国和平转型之路》等文中指出，习近平集团所代表的是中共党内最野蛮、最朦昧的极权主义势力。他们对内强化个人独裁、重演个人崇拜、强化党权至上、强化思想控制、不遗余力地摧残公民社会；对外虚娇无度、撒币求荣、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四面树敌。此等倒行逆施，早已导致内外交困。国内是民生憔悴、怨声载道，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举世反弹。党国当局如果一意孤行，不断制造冤案戕害无辜，只会加大其罪孽、加速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