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干锦忠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干锦忠的儿子从微信传来噩耗,其父于昨日上午,在公交车中突然倒毙,我一阵惊愕,又一次感悟到苍天的无情,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当即就想为他写篇祭文,不料陈年的颈椎病发足,放散至右肩,疼痛剧烈,举臂不起,以致延迟,搁置至今。

干锦忠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因为两家住得近,所以每天清晨,他就叫我一起去上学,放学后又一同回家,一路打闹嬉笑,三年如一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各自成家。回想那段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虽然已过往六十多年,但至今回忆,泪光中仍是那么清晰,岁月如新。

干锦忠比我小半岁,因为他天生的卷发罩住前额,犹如当时流行的“奶油包头”,因此得了个“小包车”的绰号,渐而渐之,“小包车”替代的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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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锦忠在悉尼蓝山(图:作者供图)

小包车长得斯文,胆小谨慎,自卑怕羞,不善交际,用上海话说,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囡。

前些年他退休,闲着无事,我每次回国,他来机场迎送。我体虚肥胖,他轻健有力,辎重行李他抢着代劳……他告诉我,当了一辈子的驾驶员,小心翼翼,没有出过事故,工作勤恳,曾被评为劳模,还入了党……他朴素的叙述,像一个六十年代的老工人,向组织作思想汇报。他有时会把墙内报纸上抹黑民主社会的剪报传给我,叫我在外面处事小心……

小包车懂得知恩图报,他常提起几十年前一件我已经遗忘的事,说有一次他来我家,我母亲正在做鞋(我小时候家里四兄弟的剃头、布鞋都是母亲包办的),看到他的球鞋露出了脚趾,也给他做了一双,此事他一直记恩在心,我不在国内,他常去探望我母亲,我怕他破费,给了他一张银行卡,但他没动用。

一次我问他退休后的生活,他说带孙子,做家务,听广播,读报纸,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他前半生为工作,为照料两个孩子,忙碌了大半辈子,很是辛苦,我劝她退休后应该想穿点,为自己活了。他说这辈子还没有乘过飞机,我颇感惊讶,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第二强国,竟然还有一个评过劳动模范的上海人没坐过飞机。那时我正巧要去成都,他说他在成都有位亲叔叔,几十年没有见面,很想去探望,于是我代他订了机票,事后他硬要将机票钱退还给我,他虽节俭,精打细算,但不好意思沾别人的光,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以后我又和他去了一次广州。

有件事说来很好笑,那次我去台湾,他气喘吁吁地提了一大包东西来送行。他说一早去“王家沙点心店”排队买了许多糕点,让我去送给台湾的朋友,请他们尝尝大陆的糕点。我笑他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墙内,脑子被灌输坏了。我告诉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入境时都不允许带食品,再则台湾的糕点比大陆品种多,做得精细,斤准量足,人家有宗教信仰,不会掺假……

一九九八年,我邀请他来澳洲做客。我去悉尼机场迎接他,一出大厅,他环顾四周,第一句就问:“这里怎么不见警察?”

我笑了,也许他刚从警察林立的专制国家出来,所以如此新奇,我不作回答,只是劝他慢慢观察,静心思考,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第二天我带他去FISHMARKET,他看到新鲜的大虾,动情地说:“我六岁时在延安中路阿娘(宁波话指奶奶)屋里吃过明虾,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我听罢,一下手就买了两公斤,让他回味往昔的滋味。

我开车带他往悉尼各处游览,他看到这里的市场繁荣,物质丰富,街道整洁,没有鲜红的政治标语,似乎有所感悟,说这里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看来澳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好。我笑话他长期被谎言忽悠,脑子僵化了,不与时俱进。我告诉他民主社会没有政治灌输,不必赞美执政党,如果执政党干得不好,人民可以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

我的电视柜里藏有不少去日本和台湾旅游时买的三级片,晚上空闲,问他要不要开开眼界?他吱吱唔唔,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怕羞,就告诉他怎样操作音响,然后避开,回房休息。

当天亮我如厕时,见他还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可见人性是克制不住的,长期在高压虚妄的环境生活,会导致人格变态,在镰刀斧头旗飘扬的地方,人性大都是扭曲的。

他告诉我,他听大哥讲,他家曾祖曾是上海“一品香番菜馆”的东主,传到爷爷手里败落了,再到他父亲一代,更是不堪回首。

其实我知道他的家世比他还要清楚,原来他家老邻居有个叫阿毛的女儿,嫁给我家的邻居,阿毛比我大十几岁,她嘴碎,喜欢说长道短。她说她家和小包车家是两代人的邻居,又是宁波同乡,所以知道他家的故事。

据阿毛讲:小包车的曾祖很富有,在上海拥有纺织厂和许多房产,到了他爷爷一代,抽鸦片挥霍,败光了大部产业,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能力送他爸爸去圣约翰大学念书,还能汽车接送。但他爸爸自小养尊处优,天资薄弱,不谙世事,背了个“夀头”的绰号,在圣约翰没读完就辍学了;再说小包车的外公开设一家小医院,因经营不善,借了他爷爷一笔钱,一时还不起,两家原是朋友,最后由他奶奶出面,两家联姻,把医院东家的小姐,嫁给债主家的“夀头”,不料这桩封建婚姻,遗祸给两代人无尽的苦难。他奶奶知道儿子生性老实,不会理财,因此买下甘肃路弄堂的几幢石库门房子,留给儿子日后收租度日。但事不遂愿,公私合营的时候,反给儿子背了个剥削的罪名,房屋被国家收去,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房管所看门的活。

小包车的父亲我见过,有时我喊他出去玩,他不在家。他老爸眼睛不好,每次都见他坐在红木写字台前,用放大镜翻阅一本厚厚的书,见我在门外,他会用浓厚的宁波话说:“侬找阿拉忠忠啊,伊勿来嗨。”他老爸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布上衣,夏天把夹层的棉花取出,冬天又塞进去,形容猥琐,非常寒酸。但他家虽然败落,还有几件不错的红木家具,两只雕花大柜,几张鼓形凳,这一切和他老爸的形容极不匹配,有些怪诞;我也见过小包车的妈妈,那时她大概四十多岁,长得白皙端庄,很漂亮,就气质而言和他老爸极不相配,嗣后劳燕分飞,事当必然。据阿毛讲,她妈妈是医生,她俩生了三个儿子,离婚时讲定,老大老二归父亲,老三给母亲。事后他老爸每天到医院门口纠缠,索讨老三,他母亲无奈,只好把老三还给他。

我和老三也很熟,他去插队时,我曾和小包车一起去北火车站送行。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小事,现作题外话记下,以作历史留影:

列车开走后,有一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老妇坐在站台边痛哭。一位革命大姐模样的人,上前问:“老太太,侬为啥加伤心啦?”

老太太擦泪,用宁波话道:“孙子到乡下插队去了,掼落我一个老太婆咋弄弄啦(怎么办的意思)!”

革命大姐道:“孙子插队是件光荣咯事体,哭啥啦?”

老太太用拐杖击地高声喊:“断命光荣啦,我儿子被批斗自杀了,留下一个孙子,现在孙子去乡下插队,叫我日子咋过过。”说罢又撕心裂肺地痛哭。 唉,事虽隔世,经久难忘,我恨自己不是杜甫,否则能写出比“三吏、三别”更为哀伤的作品。

也许小包车生肖属鼠,胆小怕事,每当我针砭共产党时,他就大惊失色。一次他陪我去“房屋交易所”办事,一位“共产党员责任岗”的工作人员出了错,害得我奔波了一阵,我回到柜台前要他改正,他态度恶劣,出言不逊。我来火了,指著“共产党员责任岗”的牌子大声喊:“你是什么共产党员呀,共产党有这样办事的吗?是这样傲慢的吗?你把你党书记叫出来……”小包车见我发火,吓得嗓音发抖,拖住我说:“侬又骂共产党了,快点到凳子上坐好,我帮侬去办。”我甩开他,继续高呼。

在我的呼声下,周边围了许多人,领导终于出来了,他笑脸相迎,递上一瓶矿泉水,请在到一旁坐了,说:“老先生不要生气,我帮你去办!”不一会他办完就送来了,还连声道歉……小包车在一旁见了,非常惊讶,说他从未见过有这样的事。我告诉他:“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对社会不公要敢于斗争……”我给他讲解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碑上“Freedom is not free”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正因为缺少谔谔之士,世风日下,才变得如此颓相。唉,可惜我这位老同窗长期为生活奔波,不继续学习,被奴役惯了,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致使原本一个朴实勤劳的的好人,被荒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麻木的愚民。

他告诉我,早年他为了养家活口,业馀时间帮鱼贩子开车,一个晚上赚十五元人民币,艰难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有一次经过外滩,原本“东风饭店”的门口,现已改作“华尔道夫酒店”了,我请他进去吃下午茶,结账时他吓了一跳,说那么贵,说他在门口经过无数次,从不敢进门……我听罢不由怅然,中国富裕那么多年,竟然还有上海人不敢去的地方,在我居住的澳洲,工薪阶层周末去宾馆酒楼吃下午茶是常见的事……

二零二零年初,我处理完家母的丧事后返澳,他送我去浦东机场,临别我说下次回来,和你一起去台湾。他很高兴,我回澳洲后他还在微信中告诉我,去出入境处问清楚办手续的经过了,等我回来……

然而天意莫测,我回悉尼还不到一个月,就疫情骤起,飞机停飞,回国不得,他也遽然离世,整整一个甲子的同窗友谊,就此弦断音绝,人各阴阳……

小包车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一生犹然浪尖上的水沫,来去匆匆,瞬间即逝,然而他的离去,留给我许多思索:倘若当初他跟我一起来澳洲,光凭他的手艺和吃苦精神,夫妻俩打拼三十多年,至少能买三幢房子,安度晚年,儿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呜呼,多说痛惜之语都已晚了,最终用他在悉尼跟我说过的话:“看来澳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作为本祭文的结尾吧。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于食薇斋北窗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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