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学者们：我们从未远离中国

过去30余年里——正如普林斯顿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中所作的有力论证：以美国为首的经合组织为与中国接触而竭尽全力。人们期待着：如果中国被允许加入自由国际秩序和世界贸易组织，就将在经济上繁荣、在政治上走向开放。

中国的确繁荣了，但并没有开放。接触并未奏效。习近平现在主导的中国，公开敌视自由贸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则。它甚至推翻了邓小平推行的温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压制改革开放时期的试探性法治实验；它公然谋求霸权，其野心在整个（亚太）地区都不受欢迎。我们远非孤立无援。

范亚伦总结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联合起来，遏制习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领导政权的反自由主义。我们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义和自我怀疑中”，他说。

在即将离任的联邦政府领导下，以及上周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有初步迹象表明这种改变正在发生。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认为是我们造成了与北京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把头缩回来。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亚学者在总理内阁部前主管约翰•梅纳杜(John Menadue)设立的政策讨论网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公开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换届“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熔断重来的机会”。

所有的签名者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封信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新闻机构，新华社上以英文发表。

看起来，这些学者比即将卸任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有着更好的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过去两年里，这些部长甚至连北京打来的电话都接不到，更不用说在新华社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了。

他们“承认新政府很可能会避免前任那种过于激进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少一些公开攻击可能会更奏效：国际性的接触应该取代战争语言。”

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辞吗？难道他们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对其邻国的行为都仅仅是 “接触”？他们是哪根筋搭错了？

这封公开信的最后一段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和未来的全球大国，其发展必然是颠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双向沟通，而不是‘传声筒外交’，这样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特别是，一项既考虑外交和经济利益、又考虑大国战略关切的中国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在意识到未来巨大困难的同时，我们敦促（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做出调整。”

谁会对这样的措辞有异议呢？这就如同赞美母爱和苹果派那样正确。

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和整个经合组织，在过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时每刻，都在寻求做到这些学者现在敦促我们做的事情。

过去十年间，人们观念的巨大转变并非由于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达顿的一些盲目的过激言论，而是出于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全然客观的原因。这些有着温和关切的好心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亚一样，美国、韩国、瑞典、西班牙、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德国、荷兰、英国以及最近的新西兰对中国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习近平治下急剧下降。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担风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现实是，广义上的西方（包括亚洲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的开放上做了赌注，它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要颠覆自由秩序，它对香港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点。现在是时候对付它、掀开它的伪装了。正如范亚伦所说，中国共产党 “只想避免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公开对抗；更准确地说，它只想阻止美国及其伙伴以意识形态为由与之进行强有力的、明确的接触”。

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而且是长期要做的。传声筒外交？随你怎么说。学者同志：游戏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必须赢。当然，这需要我们集中所有的灵敏、韧性、耐心和战略技巧。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都明白这一点。

 

保罗•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中国事务主管。他著有《寂静地带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国》（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论》（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独裁者与危险观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传媒/宋紫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