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學者們：我們從未遠離中國

過去30餘年裡——正如普林斯頓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誤讀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一書中所作的有力論證：以美國為首的經合組織為與中國接觸而竭盡全力。人們期待着：如果中國被允許加入自由國際秩序和世界貿易組織，就將在經濟上繁榮、在政治上走向開放。

中國的確繁榮了，但並沒有開放。接觸並未奏效。習近平現在主導的中國，公開敵視自由貿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則。它甚至推翻了鄧小平推行的溫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壓制改革開放時期的試探性法治實驗；它公然謀求霸權，其野心在整個（亞太）地區都不受歡迎。我們遠非孤立無援。

范亞倫總結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並聯合起來，遏制習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領導政權的反自由主義。我們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義和自我懷疑中”，他說。

在即將離任的聯邦政府領導下，以及上周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有初步跡象表明這種改變正在發生。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無疑問的是，這個國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認為是我們造成了與北京的關係問題，我們應該把頭縮回來。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亞學者在總理內閣部前主管約翰•梅納杜(John Menadue)設立的政策討論網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發表了一封寫給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的公開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換屆「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關係提供了一個熔斷重來的機會」。

所有的簽名者都與中國有着這樣那樣的關係。這封信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新聞機構，新華社上以英文發表。

看起來，這些學者比即將卸任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有着更好的與北京溝通的渠道。過去兩年裡，這些部長甚至連北京打來的電話都接不到，更不用說在新華社上發表一封公開信了。

他們「承認新政府很可能會避免前任那種過於激進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少一些公開攻擊可能會更奏效：國際性的接觸應該取代戰爭語言。」

難道他們沒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辭嗎？難道他們認為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對其鄰國的行為都僅僅是 “接觸”？他們是哪根筋搭錯了？

這封公開信的最後一段聽起來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和未來的全球大國，其發展必然是顛覆性的。我們需要的是雙向溝通，而不是『傳聲筒外交』，這樣才能儘可能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特別是，一項既考慮外交和經濟利益、又考慮大國戰略關切的中國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在意識到未來巨大困難的同時，我們敦促（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做出調整。」

誰會對這樣的措辭有異議呢？這就如同讚美母愛和蘋果派那樣正確。

讓我們明確一點：我們和整個經合組織，在過去三到四十年裡的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做到這些學者現在敦促我們做的事情。

過去十年間，人們觀念的巨大轉變並非由於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達頓的一些盲目的過激言論，而是出於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全然客觀的原因。這些有着溫和關切的好心學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亞一樣，美國、韓國、瑞典、西班牙、法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德國、荷蘭、英國以及最近的新西蘭對中國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習近平治下急劇下降。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擔風險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現實是，廣義上的西方（包括亞洲的民主國家）在中國的開放上做了賭注，它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要顛覆自由秩序，它對香港的所作所為就證明了這點。現在是時候對付它、掀開它的偽裝了。正如范亞倫所說，中國共產黨 「只想避免與西方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公開對抗；更準確地說，它只想阻止美國及其夥伴以意識形態為由與之進行強有力的、明確的接觸」。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而且是長期要做的。傳聲筒外交？隨你怎麼說。學者同志：遊戲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必須贏。當然，這需要我們集中所有的靈敏、韌性、耐心和戰略技巧。有跡象表明，阿爾巴尼斯和黃英賢都明白這一點。

保羅•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中國事務主管。他著有《寂靜地帶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國》（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論》（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獨裁者與危險觀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傳媒/宋紫昭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