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第5年,我从北大退学了

  黄高乐以中南大学计算机系连续四年年级第一的成绩,保研进了北大计算机研究所,读“直博”,也就是硕博连读。理想情况下,四年之后,他能拿到一个北大的博士学位。现实却是,读博第五年,也就是2019年,他办了退学。

  就读期间,他所在的实验室有5位在读博士生,其中2个退了学,1个换了导师,1个读到第七年才毕业。就在他退学的2019年,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高校博士生“延毕率”超过六成。

  黄高乐的经历有其典型性。“读博发表不了文章,就像后宫嫔妃没有子嗣”,入学前,学子们通常会低估博士毕业的难度,高估博士学位的光环,甚至错误理解读博的目的。“退学”还是“混文凭”,这道令人煎熬的选择题,曾经非常困扰黄高乐。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追求博士学位当中的辛酸与煎熬,以及退学这个决定背后的原由。

  人生选错一条路

  一进到实验室,别人都问我为什么选“直博”。等我搞明白游戏规则,我这才意识到,如果功利一点,按“性价比”去比较,我应该是在当时的三个选择了做了最差那一个。

  我是山东人,县城高中毕业,进了长沙的中南大学读计算机。进入大学后,我仍然像高中一样努力。系里一百多个同学,连续四年我都是第一,因此获得保研名额。其实此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有机会读北大清华,毕业那年,三个offer摆在面前:浙大、清华以及北大。前两个都是硕士,北大的是直博。我当时对硕士、博士没有概念,只觉得博士比硕士厉害,既然可以“直博”,那显然更划算。而且当时,我还有个想法是,去北大看看。

  到北大后才知道,原来“直博”入学门槛更低,因为比起硕士,博士难毕业得多。我记得我当时把“保研”指标寄给北大的时候,学校说你的指标作废了,因为“直博”不需要保研指标,我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完全浪费一个宝贵的保研名额。

  我家境很普通,家里也没有科研背景,本科时期,也只顾着刷绩点,没去了解科研。事后想来,那时假如没有被刻板印象蒙蔽,能多做一些了解,知道搞科研的难度,对学术本身和学术圈子有更多的理解,或许可以避免陷入后来的困境。

  其实我的志向是做游戏,包括本科时期我那么努力,也是做游戏的梦想在激励我。但做游戏考验的并不是学术能力,在这个领域,博士生反而并不太受雇主欢迎。读博期间我去找实习,有面试官曾经问我,你看哪个厉害的游戏是博士做出来的。我本科毕业就工作的同学,有的去了腾讯,已经在深圳买了房,同学们就说我黄高乐是“花千万代价读了个水博士,而且还退了学”。

  但这都是后话了,用世俗标准去衡量,我当然是“人生选错一条路”。不过,这条路原本可以继续走下去。但越读,我愈发对科研前景感到失望。有一回,我导师希望我用一种方法做一个研究,但我不认可,于是产生冲突。导师禁了我的言,不再与我沟通,然后转头把这个方向连同我搭建的实验平台一起交给了学弟。学弟就按导师的方法完善实验,把论文写完并且成功发表,作者里没有带我的名字。我后来试了自己的方法,也能解决问题。读博五年,这是我离发论文最近的一次。

  其实我的心理压力,主要不是来自论文,而是来自读博的环境,或者更具体一点,是和导师的关系。印象中,导师对我说过最糟糕的一句话是:你还没认清你是社会底层上来的孩子吗?你怎么可以跟我谈条件?

  和几乎所有的实验室一样,我们每周都会开组会总结当周进展。每周的组会都近乎噩梦。我每周会给导师发一封工作邮件,但这些邮件从来没得到过答复,如入“黑洞”。有时在组会后,我问导师是否看到邮件,得到的回答是“你做的东西都是垃圾”。假如真是垃圾,我也希望得到具体的反馈啊——从来没有。批评都指向人身批评,我记得的包括:你为什么读得时间越久水平越差?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你这样子将来不会有成就的!

  后来我逐渐与早我两年入学的学长交好,仿佛在泥潭里相遇的两根树枝,二人互相支撑,互相宽慰:“以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混吃等死等毕业吧”,有时也交流一些对导师的看法。用这种方式抵御负面情绪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当实验室里的博士生们聚在一起,我们发现原来所有人都是被无差别对待的,人人感同身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时候就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可以互相倾诉,排解掉一部分痛苦。有一回我印象深刻,一位学姐开解学弟,她说着说着自己就哭了起来。

  我在校期间,有一位与我同住在畅春新园的博士生自杀,死后却没有一点关于此事的新闻,我那时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去自杀,如果自杀,真是便宜了导师”,“如果自杀,我就真的成为他说那种百无一用的人”。当我学长读到第七年,原本导师还要再留他最后一年(超过8年未能毕业的博士,会以肄业处理),被他想方设法豁免,终于毕业了。我这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我独自一人,实在难以为继。我也想离开。

读博第5年,我从北大退学了

 逃跑

  我想逃跑不是一天两天。

  入学第二年,我就产生过念头。同实验室读到第三年的学长与另一位年轻导师合作写出论文后,我们导师要求加他的名字。我自己的论文, 导师或评价“写得很差”,或要求修改题目、标点和排版,或指责进度太慢。我期待导师可以有实质性的、具体的指导,比如指出我的逻辑错误,指导我去看某些书……这些期待从未成真过。

  2018年年底,导师让我与学长共同完成一篇论文。开学后,截稿前,导师突发通知,要加一个对论文全无贡献的人上去。我学长是第一作者,我是通讯作者(按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一般认为是除了第一作者以外最重要的作者),那个人署名的位置,相当于 “三作”。我当时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或许,读博士最糟糕的并不是没拿到学位,而是学术造假,我心想,假如有一天被曝光,我将没有名誉可言。

  我还是把名字添了进去。论文投递出去后那段时间,我产生严重的抵触心理。有时拖延到下午,才极不情愿地去实验室。情绪也变得非常糟糕,经常失眠,怀疑自己做的东西既没有创新性,也没有意义,只是把很普通的东西包装一下,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而这样的文章,完全是在给学术圈添乱。

  对此,我给学院写了一封长信,除了上述内容,我还写道,“即使混到毕业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水博士,完全是在浪费青春与生命。再加上在实验室里很少得到正面的反馈,一直处于接连受挫的状态,时常会陷入反复的抑郁情绪中”。

  2019年3月,我打算把信交给学院。现在来看,这是封措词温和的求救信,我当时内心备受煎熬。那时,我经常做噩梦,梦到高三考试考砸了,梦到博士答辩没通过导致博八(博士第八年)肄业,梦到找工作不顺被老板奚落,梦到被亲友与朋辈嘲笑只会读书。

  我也是想通过这封信,做最后一点挣扎,比方说换导师。信需要先发给班长,再一层层转交。没想到第二天,导师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谈话了。出人意料,导师看上去并不在乎他我在信里提到的“冷漠”等评价。谈话非常短,主旨大意是,你还是再做个横向(项目)吧,做横向的时候你没那么多事。(横向项目,一般指高校与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作的一些科研课题,主要合作对象一般是企业,潜规则里,也被认为是用来给实验挣钱的项目——记者注)

  后来我又了解到,换导师还是要趁早。我在年级比较低的时候没有察觉出异样,等到高年级,新导师不太愿意接收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给博士补助只给到第5年,往后就得导师自掏腰包。更何况这也是要占用一个博士生名额的。

  转硕也一样,假如一个“直博”生要转硕,导师需要拿出一个招硕士的指标给他,与此同时,原来的直博指标也就作废了,这意味着他的实验室将会少一名学生。

  换导师、转硕,两条路都行不通。只剩下退学一条路。实际上,读完第三年,我就打算退学,但研究所建议我不如先休学一年。那一年,我有点废寝忘食地工作,做出了一款交互叙事游戏,成了我的游戏处女作,上线后反响不错,并借此认识了一些业界大牛。我给自己鼓劲,“我还是挺聪明的”,“我想做什么是能做到的”。由此,我也慢慢找回一些自信。

  远离校园的这一年,我大体琢磨出来导师是什么样的人,自认为可以跟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相处了,再加上“退学”这样一个决定,确实不太容易,所以我就复学了。回校前,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即便没有导师的支持,我也要把这个学位拿到。但一入学,那种压抑的情绪又找了回来。

  决定退学前那个春天,我能回想起校学楼墙上绿色的爬山虎,未名湖畔粉色的花,以及自己灰蒙蒙的心情。有个朋友建议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回龙观医院,我记得那位和善的王医生听完我的讲述后,告诉我,抑郁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抑郁,人体无法分沁多巴胺,这种情况下可以吃药。另一种是有明确抑郁源的,只要远离了抑郁源,并不需要服药,人慢慢能快乐起来。

  王医生没有直接劝我退学,但给我举了个例子。她说,如果一位女性经常遭受家暴,她只要离开抑郁源,自信与精神状态都能慢慢恢复,这种情况下,她通常会劝对方离开丈夫。她告诉我,好好考虑一下,回去做个决断。

  这次谈话后,我想通了,学位与身心健康,肯定后者更重要。我本来是想通过读博,做出一点成果,能够在学术圈里记下我的一笔,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40多岁拿到博士学位跟20多岁拿到博士学位,并没有太大差别。当我看清楚这个之后,退学这个概念给我造成的心理负担就没那么大了。

  第二天,我就马不停蹄开始投简历、找实习。这中间,我收到了那篇论文的反馈意见,审稿人希望我们再改改,也就是那一稿没通过的意思。我当时心中暗自庆幸,好歹“学术贞洁”还在。我回复对方邮件说,我们不打算改了,并抄送给了实验室另一位老师。到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导师对我的看法了。办完退学手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导师拉黑,也退了一些群,心里想着,丢掉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开始新生活。

  反思

  实习确定下来后,难过的一关是跟父母摊牌。他们当然都不乐意。我爸爸说,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看着怎么穷作吧。“作”是我们那的一个方言,意思是“自毁人生”、“自甘堕落”。我爸说他不干涉我,但最好还是想办法换导师或者转硕,总之不要退学。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需要导师签字才能成功。

  北大博士的光环有多显著,北大退学带来的不理解就有多深刻。像我这种人,保研上北大时,被加到我们家乡一个“人才储备群”,各种好听的话满天飞舞。退学的消息传开后,话就难听起来了。逐渐地,我开始有意跟一些初次认识的人提起“北大退学”这个关键词。因为这个话题通常会得到两种反馈,一种人会立刻说,北大那么好的起点,那么好的资源,你为什么要退学?一种人则会问,天呐,你在北大经历了什么?第二种人,我会深交一些,因为我感觉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才是人。

  别说是北大了,一般人听到博士退学,多半会说一句,可惜了。我去家乡的办事大厅退档案,办手续的人就问,你是不是不努力,被学校清退了?也有人认为我怕吃苦。更多人表示为沉没成本表示惋惜,都读到第4年了,为什么不熬一熬?退档案需要时间,后来我母亲去问,也有人问她,你是不是把儿子惯坏了,吃不得苦。

  在他们的观念里,只要熬一熬,就能拿到学位。会觉得我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儿,读这么多年书,就这点承受能力。我一回家,大家仍然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退学了。

  我当初选择去北大读直博,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光荣”。对我这样从小县城长大的人来说,环境尤其影响我这样去想。但如果说北大没有白上,是因为它教会了我要独立思考,要反思。最终,我之所以退学,也是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进步。确实,或许我跟导师搞好私人关系,混8年,大概率也能拿到学位,但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自己。

  我现在觉得,虽然中间走了几年弯路,但在这几年里,我更了解自己了。我对游戏的志向一直没变,当时找工作,我是下定决心非游戏行业不进。因为我已经有自我察觉,我知道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东西时,更容易出成果,更有可能过一个比较幸福的人生。这个成果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够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比如死了之后,你的游戏作品还被人拿出来说。这可能比一个学位更重要一些。

 (记者 | 驳静 讲述 | 黄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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