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黄高乐以中南大学计算机系连续四年年级第一的成绩，保研进了北大计算机研究所，读“直博”，也就是硕博连读。理想情况下，四年之后，他能拿到一个北大的博士学位。现实却是，读博第五年，也就是2019年，他办了退学。 就读期间，他所在的实验室有5位在读博士生，其中2个退了学，1个换了导师，1个读到第七年才毕业。就在他退学的2019年，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高校博士生“延毕率”超过六成。 黄高乐的经历有其典型性。“读博发表不了文章，就像后宫嫔妃没有子嗣”，入学前，学子们通常会低估博士毕业的难度，高估博士学位的光环，甚至错误理解读博的目的。“退学”还是“混文凭”，这道令人煎熬的选择题，曾经非常困扰黄高乐。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追求博士学位当中的辛酸与煎熬，以及退学这个决定背后的原由。 人生选错一条路 一进到实验室，别人都问我为什么选“直博”。等我搞明白游戏规则，我这才意识到，如果功利一点，按“性价比”去比较，我应该是在当时的三个选择了做了最差那一个。 我是山东人，县城高中毕业，进了长沙的中南大学读计算机。进入大学后，我仍然像高中一样努力。系里一百多个同学，连续四年我都是第一，因此获得保研名额。其实此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有机会读北大清华，毕业那年，三个offer摆在面前：浙大、清华以及北大。前两个都是硕士，北大的是直博。我当时对硕士、博士没有概念，只觉得博士比硕士厉害，既然可以“直博”，那显然更划算。而且当时，我还有个想法是，去北大看看。 到北大后才知道，原来“直博”入学门槛更低，因为比起硕士，博士难毕业得多。我记得我当时把“保研”指标寄给北大的时候，学校说你的指标作废了，因为“直博”不需要保研指标，我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完全浪费一个宝贵的保研名额。 我家境很普通，家里也没有科研背景，本科时期，也只顾着刷绩点，没去了解科研。事后想来，那时假如没有被刻板印象蒙蔽，能多做一些了解，知道搞科研的难度，对学术本身和学术圈子有更多的理解，或许可以避免陷入后来的困境。 其实我的志向是做游戏，包括本科时期我那么努力，也是做游戏的梦想在激励我。但做游戏考验的并不是学术能力，在这个领域，博士生反而并不太受雇主欢迎。读博期间我去找实习，有面试官曾经问我，你看哪个厉害的游戏是博士做出来的。我本科毕业就工作的同学，有的去了腾讯，已经在深圳买了房，同学们就说我黄高乐是“花千万代价读了个水博士，而且还退了学”。 但这都是后话了，用世俗标准去衡量，我当然是“人生选错一条路”。不过，这条路原本可以继续走下去。但越读，我愈发对科研前景感到失望。有一回，我导师希望我用一种方法做一个研究，但我不认可，于是产生冲突。导师禁了我的言，不再与我沟通，然后转头把这个方向连同我搭建的实验平台一起交给了学弟。学弟就按导师的方法完善实验，把论文写完并且成功发表，作者里没有带我的名字。我后来试了自己的方法，也能解决问题。读博五年，这是我离发论文最近的一次。 其实我的心理压力，主要不是来自论文，而是来自读博的环境，或者更具体一点，是和导师的关系。印象中，导师对我说过最糟糕的一句话是：你还没认清你是社会底层上来的孩子吗？你怎么可以跟我谈条件？ 和几乎所有的实验室一样，我们每周都会开组会总结当周进展。每周的组会都近乎噩梦。我每周会给导师发一封工作邮件，但这些邮件从来没得到过答复，如入“黑洞”。有时在组会后，我问导师是否看到邮件，得到的回答是“你做的东西都是垃圾”。假如真是垃圾，我也希望得到具体的反馈啊——从来没有。批评都指向人身批评，我记得的包括：你为什么读得时间越久水平越差？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你这样子将来不会有成就的！ 后来我逐渐与早我两年入学的学长交好，仿佛在泥潭里相遇的两根树枝，二人互相支撑，互相宽慰：“以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混吃等死等毕业吧”，有时也交流一些对导师的看法。用这种方式抵御负面情绪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当实验室里的博士生们聚在一起，我们发现原来所有人都是被无差别对待的，人人感同身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时候就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可以互相倾诉，排解掉一部分痛苦。有一回我印象深刻，一位学姐开解学弟，她说着说着自己就哭了起来。 我在校期间，有一位与我同住在畅春新园的博士生自杀，死后却没有一点关于此事的新闻，我那时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去自杀，如果自杀，真是便宜了导师”，“如果自杀，我就真的成为他说那种百无一用的人”。当我学长读到第七年，原本导师还要再留他最后一年（超过8年未能毕业的博士，会以肄业处理），被他想方设法豁免，终于毕业了。我这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我独自一人，实在难以为继。我也想离开。 读博第5年，我从北大退学了 逃跑 我想逃跑不是一天两天。 入学第二年，我就产生过念头。同实验室读到第三年的学长与另一位年轻导师合作写出论文后，我们导师要求加他的名字。我自己的论文， 导师或评价“写得很差”，或要求修改题目、标点和排版，或指责进度太慢。我期待导师可以有实质性的、具体的指导，比如指出我的逻辑错误，指导我去看某些书……这些期待从未成真过。 2018年年底，导师让我与学长共同完成一篇论文。开学后，截稿前，导师突发通知，要加一个对论文全无贡献的人上去。我学长是第一作者，我是通讯作者（按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一般认为是除了第一作者以外最重要的作者），那个人署名的位置，相当于 “三作”。我当时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或许，读博士最糟糕的并不是没拿到学位，而是学术造假，我心想，假如有一天被曝光，我将没有名誉可言。 我还是把名字添了进去。论文投递出去后那段时间，我产生严重的抵触心理。有时拖延到下午，才极不情愿地去实验室。情绪也变得非常糟糕，经常失眠，怀疑自己做的东西既没有创新性，也没有意义，只是把很普通的东西包装一下，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而这样的文章，完全是在给学术圈添乱。 对此，我给学院写了一封长信，除了上述内容，我还写道，“即使混到毕业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水博士，完全是在浪费青春与生命。再加上在实验室里很少得到正面的反馈，一直处于接连受挫的状态，时常会陷入反复的抑郁情绪中”。 2019年3月，我打算把信交给学院。现在来看，这是封措词温和的求救信，我当时内心备受煎熬。那时，我经常做噩梦，梦到高三考试考砸了，梦到博士答辩没通过导致博八（博士第八年）肄业，梦到找工作不顺被老板奚落，梦到被亲友与朋辈嘲笑只会读书。 我也是想通过这封信，做最后一点挣扎，比方说换导师。信需要先发给班长，再一层层转交。没想到第二天，导师就拿着这封信来找我谈话了。出人意料，导师看上去并不在乎他我在信里提到的“冷漠”等评价。谈话非常短，主旨大意是，你还是再做个横向（项目）吧，做横向的时候你没那么多事。（横向项目，一般指高校与各级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作的一些科研课题，主要合作对象一般是企业，潜规则里，也被认为是用来给实验挣钱的项目——记者注） 后来我又了解到，换导师还是要趁早。我在年级比较低的时候没有察觉出异样，等到高年级，新导师不太愿意接收的，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给博士补助只给到第5年，往后就得导师自掏腰包。更何况这也是要占用一个博士生名额的。 转硕也一样，假如一个“直博”生要转硕，导师需要拿出一个招硕士的指标给他，与此同时，原来的直博指标也就作废了，这意味着他的实验室将会少一名学生。 换导师、转硕，两条路都行不通。只剩下退学一条路。实际上，读完第三年，我就打算退学，但研究所建议我不如先休学一年。那一年，我有点废寝忘食地工作，做出了一款交互叙事游戏，成了我的游戏处女作，上线后反响不错，并借此认识了一些业界大牛。我给自己鼓劲，“我还是挺聪明的”，“我想做什么是能做到的”。由此，我也慢慢找回一些自信。 远离校园的这一年，我大体琢磨出来导师是什么样的人，自认为可以跟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相处了，再加上“退学”这样一个决定，确实不太容易，所以我就复学了。回校前，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即便没有导师的支持，我也要把这个学位拿到。但一入学，那种压抑的情绪又找了回来。 决定退学前那个春天，我能回想起校学楼墙上绿色的爬山虎，未名湖畔粉色的花，以及自己灰蒙蒙的心情。有个朋友建议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回龙观医院，我记得那位和善的王医生听完我的讲述后，告诉我，抑郁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抑郁，人体无法分沁多巴胺，这种情况下可以吃药。另一种是有明确抑郁源的，只要远离了抑郁源，并不需要服药，人慢慢能快乐起来。 王医生没有直接劝我退学，但给我举了个例子。她说，如果一位女性经常遭受家暴，她只要离开抑郁源，自信与精神状态都能慢慢恢复，这种情况下，她通常会劝对方离开丈夫。她告诉我，好好考虑一下，回去做个决断。 这次谈话后，我想通了，学位与身心健康，肯定后者更重要。我本来是想通过读博，做出一点成果，能够在学术圈里记下我的一笔，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40多岁拿到博士学位跟20多岁拿到博士学位，并没有太大差别。当我看清楚这个之后，退学这个概念给我造成的心理负担就没那么大了。 第二天，我就马不停蹄开始投简历、找实习。这中间，我收到了那篇论文的反馈意见，审稿人希望我们再改改，也就是那一稿没通过的意思。我当时心中暗自庆幸，好歹“学术贞洁”还在。我回复对方邮件说，我们不打算改了，并抄送给了实验室另一位老师。到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导师对我的看法了。办完退学手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导师拉黑，也退了一些群，心里想着，丢掉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开始新生活。 反思 实习确定下来后，难过的一关是跟父母摊牌。他们当然都不乐意。我爸爸说，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看着怎么穷作吧。“作”是我们那的一个方言，意思是“自毁人生”、“自甘堕落”。我爸说他不干涉我，但最好还是想办法换导师或者转硕，总之不要退学。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需要导师签字才能成功。 北大博士的光环有多显著，北大退学带来的不理解就有多深刻。像我这种人，保研上北大时，被加到我们家乡一个“人才储备群”，各种好听的话满天飞舞。退学的消息传开后，话就难听起来了。逐渐地，我开始有意跟一些初次认识的人提起“北大退学”这个关键词。因为这个话题通常会得到两种反馈，一种人会立刻说，北大那么好的起点，那么好的资源，你为什么要退学？一种人则会问，天呐，你在北大经历了什么？第二种人，我会深交一些，因为我感觉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才是人。 别说是北大了，一般人听到博士退学，多半会说一句，可惜了。我去家乡的办事大厅退档案，办手续的人就问，你是不是不努力，被学校清退了？也有人认为我怕吃苦。更多人表示为沉没成本表示惋惜，都读到第4年了，为什么不熬一熬？退档案需要时间，后来我母亲去问，也有人问她，你是不是把儿子惯坏了，吃不得苦。 在他们的观念里，只要熬一熬，就能拿到学位。会觉得我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儿，读这么多年书，就这点承受能力。我一回家，大家仍然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退学了。 我当初选择去北大读直博，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光荣”。对我这样从小县城长大的人来说，环境尤其影响我这样去想。但如果说北大没有白上，是因为它教会了我要独立思考，要反思。最终，我之所以退学，也是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进步。确实，或许我跟导师搞好私人关系，混8年，大概率也能拿到学位，但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自己。 我现在觉得，虽然中间走了几年弯路，但在这几年里，我更了解自己了。我对游戏的志向一直没变，当时找工作，我是下定决心非游戏行业不进。因为我已经有自我察觉，我知道只有在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东西时，更容易出成果，更有可能过一个比较幸福的人生。这个成果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够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比如死了之后，你的游戏作品还被人拿出来说。这可能比一个学位更重要一些。  （记者 | 驳静 讲述 | 黄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