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魏京生：魏京生从囚室直送飞美国班机内幕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秘，1997年系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被江泽民从囚室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著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甚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突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甚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甚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位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来源：网文）

魏京生简历

魏京生于1950年5月20日，生于中国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祖籍安徽金寨，父母为中共官员，其父魏梓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他是长子，下有一弟二妹。

1966年中“文革”爆发时，魏京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参加了人大附中红卫兵，从属“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到各地串联。

1968年，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取缔以后，魏京生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省金寨县务农，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服役期满退伍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

1978年11月，北京一些人在西单贴大字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后来被称为“民主墙运动”，魏京生是其中重要一员。当年12月5日，魏京生贴出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

大字报中写道：“甚么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为他们办事的代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利益去办事，这才谈得上民主，并且他们必须有权力随时撤换这些代理人，以避免这些代理人以他们的名义欺压人民。”

“我们不要作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我们要人民生活得现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幸福，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的。”

“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取得胜利必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最优条件和最大的速度，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最鲜明、最有力的证据。”

1979年1月，魏京生还与杨光、路林和刘京生等人创办了《探索》杂志，他任主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当月，当局开始对抓捕民主人士，镇压“民主墙运动”。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他说：

“任何政治领导人作为个人都不应获得人民的无条件信任。假如他实行的是对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领导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我们就应当信任他，我们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实行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独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应当反对他。”

二天后，魏京生被逮捕，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四天后，北京当局发布《通告》禁止了一切与反对独裁，宣扬民主自由有关的言论与活动。

同年10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魏京生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自我辩护。 魏京生的自辩词被参加旁听的朋友刘青录音后转成文字发表，之后也因此被捕。

1979年10月16日，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

 魏京生在五年的单独监禁后，被先后转到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

1993年，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魏京生于9月14日获假释出狱，但次年11月21日被再次逮捕，12月13日，北京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四年。

之后，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干旋下，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以健康原因获释，结束十八年囚禁，并被直接流放至美国。

1998年，魏京生被推举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同年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

魏京生多年来获得多种国际奖项，包括：美国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首届“杰出民主人士奖”（1986）、瑞典“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奖”（Olof Palmepriset, 1994 ）、美国“罗伯特‧甘迺迪人权奖”（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1994）、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1996）、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NED democracy award, 1998）、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奖”（Freedom to Write Award, 1998）等。

（来源：综合于网络）

屠城后魏京生写给邓小平的信

编者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者开火。魏京生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杀感到愤怒，在下面这封信中，他谴责邓小平导演了一出军事政变。

给邓小平献上中下三策

成功地用一场军事政变对付了一帮手无寸铁又没甚么政治经验的学生和市民之后，感觉如何？如果我从电视上的短暂镜头中得到的印象不错的话，你还没有像李鹏那样轻松得意，满面春风。你的头脑比我原来估计的要清醒一些，还没糊涂到得意忘形的地步，还能理解发动这场流血政变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价。这倒还符合一个老政治家的身分，没叫人过分失望，但也仅仅是这一点而已，其他一切几乎都只能说是一塌糊涂。

军事政变这名声不大好听吧？连袁世凯、段祺瑞之流也难以忍受如此秽名。据说他们孙子辈的后裔至今还企图为他们洗刷，但也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企图罢了。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谁愿意挣这么一份“财富”留给后人，谁愿意给自己的口碑添上这么一章败笔呢？然而这种名声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还没有甚么人能给别人造这种好名声的，只除了你的助手们之外。我早看出你是干这种蠢事的傻瓜；正如你早看出我是那种会顽固到底并引颈受戮的傻瓜一样，咱们彼此的相知，恐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之外。只不过咱们属于那种彼此厌恶的知己，这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真是树林子大了甚么鸟都有，居然有咱们这样一对鸟，够第九大奇迹了。

记得几年前我就对你说过，你这个人小肚鸡肠，缺乏气度。所以你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不但没能使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反而迫使自己先是骑虎难下，继而不得不走回头路，最终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而且毁了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成为历史的笑柄。这种趋势，已经难以挽回了，因为你已经用士兵和学生们的鲜血为倒退的势力开出了路，如果你再不让倒退，他们会连你也一脚踢开，师傅已经引进了门，修行只要靠个人就行了，要你这个师傅还有甚么必要呢？话又说回来，政治家并非人人能干，独裁者只要是个喘气的都能行，本来也无所谓姓邓还是姓其他甚么。专吃独裁者的蠹帮们最喜欢的是听话的皇帝，并不在乎他是谁。皇帝一旦脱离了他的人民，就成了蠹帮手里的玩物，连隋炀帝、唐玄宗那样的才具也不例外。这种情形对于我的历史学研究，倒是个很有趣、很有潜力的课题。其实孔老夫子早就看透了这种把戏，但他“述而不作”，所以只是告诫当权者们说：要“近君子、远小人”。遗憾的是人们看不透这其中的玄机，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悲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呜呼！

不过以你新胜（！？）之后的感情加之蠹帮们的鼓噪，你可能看不出问题，还要到几年以后才能看得见倒退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恐怕就是马后炮了，连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写在这儿供老知己参考，也算立此存照，将来咱们都死了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别让后人骂我在国家危难之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那样就既对不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也对不起教导我们的父母师长；还对不起如此看得起我的老知己了。我有今天，老知己的确功不可没，这句话你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都正确，看你怎么方便了。

上策曰：上屋抽梯，破釜沉舟，促进民主，保障自由。

戒烟戒酒尚且不易，戒毒更难。所以要按上策行事，除你自己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之外，还需要有能帮你上屋抽梯的助手。帮你断绝退回六零年代的退路，逼你背水一战，才有胜利的可能。据我这个穷乡僻壤上的陋民管窥蠡测，胡耀邦死后，敢在大是大非面前辞职的赵紫阳倒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助手。无论如何也比迷迷糊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李鹏强。

中策曰：瞒天过海，李代桃僵，民主缓进，经济停滞。

如果你不愿上屋抽梯大踏步改革和加快推进民主化，就只能拉出一个替罪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使人们把积怨发到他身上。而你自己则瞒天过海继续你的“改革”事业，同时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制止倒退。

中策的效果虽然注定不佳，但也不失为维护团结又避免倒退的一种策略。只是李兄要吃些苦头了。因为赵紫阳同志已用辞职表示了与血腥政变无关，最适合替罪的肥羊就只剩李兄了。这正是我笑他傻的原因，假如你不傻的话。

下策曰：不识时务，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全国大乱。

按现在新闻媒介所传达出的综合信息看，你很可能像当年的江青一样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并为此而坚持把煤球说成白的，元宵说成黑的。

孔夫子说要“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你现在是既不能克制私欲私愤“克己”；用坦克机枪屠杀群众追捕学生也谈不上甚么“仁义”；军队一进城就翻脸，更没有信用。把自己的歹徒制造的颠倒黑白的谣言和人们违心的假话当作真的，这是不智；仁义礼智信一样也不占，天时地利人和一种也没有，你往后的政治能是甚么政治呢？由于你刻意制造，天下只能归于大乱。

你用军队干预政治屠杀百姓是有理的，别人也同样有理；你可以事后编造些理由就算合法，别人也会这么干：你会把自己炮制的所谓法制玩弄于股掌之中，别人也同样会。搞这种名堂不需要甚么学问，是个喘气儿用两条腿走路的都干得来。到那时怎么办？你的权势大，你活著时能镇住，慈禧比你权势还大，可你们总还得死吧！你已经开了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你死了以后有哪个党政官员靠嘴和笔能抵挡住坦克机枪大炮？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你让今后中国的首脑们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对付这帮吃人民饭用人民买的枪杀人民的所谓“子弟兵”。你将带给中国的灾难甚至超过袁世凯和慈禧。如果你不采取上、中两策，也就不可能纠正这个恶例，上述一切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你看上去还清醒，所以愿和你说这些。只希望我没看错。

—魏京生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写于青海塘格木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