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冰夫

冰夫逝世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长期从事军中文艺工作，是所谓的军中作家，生前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第四至第五届理事，诗歌委员会主任等桂冠，还得过什么抗美援朝纪念章……桂冠累累，不知他顿首写作一辈子，颈椎是否健壮，否则头戴那么多沉重的桂冠，脖子容易受损。

冰夫逝世了，他一生写过无数红色文章，他死后一定是去晋见马克思，不像我等无名小人物，死后只能作孤魂野鬼。

有朋友告诉我，七月十四日，某机构拟开“冰夫先生追思会”，我赶紧发微信给组织者何与怀先生：“请不要发通知给我，为了追思会的顺利进行，我不来参加。记得当年统战部要给钱锺书先生八十大寿开什么会的时候，钱老回答得绝妙：1，不花不明不白的钱；2.不见不三不四的人；3，不听不痛不痒的话。”

我不参加冰夫的追思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多人场合说过：“以后有项德宝、秀凡、王亚法的场合，他不参加……”，他还跟人家说：“王亚法是共产党培养的作家，他不应该反共……”天呐，我哪吃过豹子胆敢反共，共产党这么伟光正，我吓得躲都来不及。说老实话，自一九九九年劳丁给上海静安公安局写匿名信，将我拘留一夜后，至今馀悸未定，还哪敢反共。我怕冰夫瞎说，给我回国回带来麻烦，所以在此澄清。其次，冰夫生前不欲见我，他死后我不去追思，免得惹他泉下不快。

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初就认识冰夫，他是我们少儿出版社的作者，和《故事大王》月刊的孙正明和文艺组的王亦波、姜英等几位编辑很熟，我们社曾发表过他的许多作品。他常来我们社里聊天，有一次他来王亦波办公室，谈他采访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事。因我对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变也有研究，文革后第一篇正面写郁达夫的文章，发表在陈左耳（以后改名陈佐洱，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前常务副主任）主编的《福建青年》上的，曾得到郁风前辈的肯定，因此跟他交谈过几句，以后也没甚来往。

若干年后，我在悉尼和沙予、秀凡、丹尼等文友一起饮茶，谈吐中发现，他来澳洲近二十年，仍思想僵化，没有反思，时不时还拿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过勋章，和极左时代的功绩自我吹嘘……我对这样一个在国内退休，享受津贴，来澳洲无功受禄，享受福利，住政府房，两头捞好处，而不知感恩的双面人，甚为不屑，以后没有往来。

据友人告知，追思会的主题是突出他来澳洲后的思想转变和反思，诗词褒扬，非常热烈，有与会者事后说，我心里明白冰夫是何等人，只是碍着何博士邀请，逢场作戏而已。唉，悉尼文坛的双面人之多，人心可畏。

从冰夫的离去，我联想起前不久去世的白桦先生，同是军中作家，白桦是值得尊敬的前辈，他晚年曾和我有过深谈，他的反思和三观完全跟上时代。我问他：“您老还翻墙看境外网站？”

他笑答：“我每天看。”

我看过他送我写秋瑾、林昭、张志新的诗集，以及举世闻名的《苦恋》，不管是文笔还是思想高度，和冰夫对比，不是用小巫见大巫所能比喻的。

清朝诗人曹翼有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俄国的不幸，出了托尔斯泰等作家；苏联的不幸，出了索尔仁尼琴；法国的不幸，出了雨果……试问，中国七十馀年来，镇反屠杀爱国抗日将领；土改杀戮地主施酷刑；反右整肃知识分子；文革挑动全面内斗；六四屠杀青年俊才……中国如此不幸，有几个良心作家为自己的民族发出呻吟和怒吼……

前些年回国时，曾经和一位同时代的作家朋友，饭后经过巨鹿路作协办公楼，看到大门右侧的“作家书店”，里边洋洋洒洒地成列着许多作家们的著作。我心痛地说，共产党对不住中国的作家，凭这些人的才华，如给与“思想自由，独立精神”，定能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传世。明清两朝，尚有四大名著，就连国民党独裁时期，也出过许多好作品，然而在共产党思想禁锢的七十来年里，有多少文章能够传世？共产党也对不住造纸和印刷工人，不客气地说，这些书籍，今后大多要送往造纸厂回炉……

坦率说，当年我们这批弄文字的，都饱受灌输，当过红色写手，写过至今读来满脸羞赧的文章。吴祖光先生曾说，大跃进时，领导要我写大炼钢铁的剧本，我说不会写，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我勉强写了，至今再读，看得我满头大汗。

但很遗憾，我没有读到冰夫先生有深刻的反思文章，只听到反思会上，对他“认同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吹捧，甚至有屁客把他拔高到“参加抗美援朝，是国际主义战士”的胡话。在这里，我不禁要用上海话对那位屁客喊：“朋友勿要搞错，这里是澳洲，是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的参战者，侬瞎三话四，动动猪脑子！”

祝贺“冰夫先生的追思会”举办成功，但如将“追”思会改个字，变成“反”思会，那就更恰当。因为我们一代人在非理性政权下生活太久，回到正常社会，需要更多的反思，这也是我常暗自鞭策自己的警句。最后我要提醒一句，警惕有人利用追思会，在悉尼文坛掀起左风！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于食薇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