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冰夫

冰夫逝世了，他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在中國長期從事軍中文藝工作，是所謂的軍中作家，生前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第四至第五屆理事，詩歌委員會主任等桂冠，還得過什麼抗美援朝紀念章……桂冠累累，不知他頓首寫作一輩子，頸椎是否健壯，否則頭戴那麼多沉重的桂冠，脖子容易受損。

冰夫逝世了，他一生寫過無數紅色文章，他死後一定是去晉見馬克思，不像我等無名小人物，死後只能作孤魂野鬼。

有朋友告訴我，七月十四日，某機構擬開「冰夫先生追思會」，我趕緊發微信給組織者何與懷先生：「請不要發通知給我，為了追思會的順利進行，我不來參加。記得當年統戰部要給錢鍾書先生八十大壽開什麼會的時候，錢老回答得絕妙：1，不花不明不白的錢；2.不見不三不四的人；3，不聽不痛不癢的話。」

我不參加冰夫的追思會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在多人場合說過：「以後有項德寶、秀凡、王亞法的場合，他不參加……」，他還跟人家說：「王亞法是共產黨培養的作家，他不應該反共……」天吶，我哪吃過豹子膽敢反共，共產黨這麼偉光正，我嚇得躲都來不及。說老實話，自一九九九年勞丁給上海靜安公安局寫匿名信，將我拘留一夜後，至今餘悸未定，還哪敢反共。我怕冰夫瞎說，給我回國回帶來麻煩，所以在此澄清。其次，冰夫生前不欲見我，他死後我不去追思，免得惹他泉下不快。

其實我在八十年代初就認識冰夫，他是我們少兒出版社的作者，和《故事大王》月刊的孫正明和文藝組的王亦波、姜英等幾位編輯很熟，我們社曾發表過他的許多作品。他常來我們社裡聊天，有一次他來王亦波辦公室，談他採訪郁達夫妻子王映霞的事。因我對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變也有研究，文革後第一篇正面寫郁達夫的文章，發表在陳左耳（以後改名陳佐洱，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常務副主任）主編的《福建青年》上的，曾得到郁風前輩的肯定，因此跟他交談過幾句，以後也沒甚來往。

若干年後，我在悉尼和沙予、秀凡、丹尼等文友一起飲茶，談吐中發現，他來澳洲近二十年，仍思想僵化，沒有反思，時不時還拿自己參加抗美援朝的過勳章，和極左時代的功績自我吹噓……我對這樣一個在國內退休，享受津貼，來澳洲無功受祿，享受福利，住政府房，兩頭撈好處，而不知感恩的雙面人，甚為不屑，以後沒有往來。

據友人告知，追思會的主題是突出他來澳洲後的思想轉變和反思，詩詞褒揚，非常熱烈，有與會者事後說，我心裡明白冰夫是何等人，只是礙着何博士邀請，逢場作戲而已。唉，悉尼文壇的雙面人之多，人心可畏。

從冰夫的離去，我聯想起前不久去世的白樺先生，同是軍中作家，白樺是值得尊敬的前輩，他晚年曾和我有過深談，他的反思和三觀完全跟上時代。我問他：「您老還翻牆看境外網站？」

他笑答：「我每天看。」

我看過他送我寫秋瑾、林昭、張志新的詩集，以及舉世聞名的《苦戀》，不管是文筆還是思想高度，和冰夫對比，不是用小巫見大巫所能比喻的。

清朝詩人曹翼有詩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俄國的不幸，出了托爾斯泰等作家；蘇聯的不幸，出了索爾仁尼琴；法國的不幸，出了雨果……試問，中國七十餘年來，鎮反屠殺愛國抗日將領；土改殺戮地主施酷刑；反右整肅知識分子；文革挑動全面內鬥；六四屠殺青年俊才……中國如此不幸，有幾個良心作家為自己的民族發出呻吟和怒吼……

前些年回國時，曾經和一位同時代的作家朋友，飯後經過巨鹿路作協辦公樓，看到大門右側的「作家書店」，裡邊洋洋灑灑地成列着許多作家們的著作。我心痛地說，共產黨對不住中國的作家，憑這些人的才華，如給與「思想自由，獨立精神」，定能寫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傳世。明清兩朝，尚有四大名著，就連國民黨獨裁時期，也出過許多好作品，然而在共產黨思想禁錮的七十來年裡，有多少文章能夠傳世？共產黨也對不住造紙和印刷工人，不客氣地說，這些書籍，今後大多要送往造紙廠回爐……

坦率說，當年我們這批弄文字的，都飽受灌輸，當過紅色寫手，寫過至今讀來滿臉羞赧的文章。吳祖光先生曾說，大躍進時，領導要我寫大煉鋼鐵的劇本，我說不會寫，領導說這是政治任務，我勉強寫了，至今再讀，看得我滿頭大汗。

但很遺憾，我沒有讀到冰夫先生有深刻的反思文章，只聽到反思會上，對他「認同澳大利亞價值觀」的吹捧，甚至有屁客把他拔高到「參加抗美援朝，是國際主義戰士」的胡話。在這裡，我不禁要用上海話對那位屁客喊：「朋友勿要搞錯，這裡是澳洲，是朝鮮戰爭聯合國軍的參戰者，儂瞎三話四，動動豬腦子！」

祝賀「冰夫先生的追思會」舉辦成功，但如將「追」思會改個字，變成「反」思會，那就更恰當。因為我們一代人在非理性政權下生活太久，回到正常社會，需要更多的反思，這也是我常暗自鞭策自己的警句。最後我要提醒一句，警惕有人利用追思會，在悉尼文壇掀起左風！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於食薇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