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火车上碰见一位80多岁的中国大姐,她问我:“你哪年出国的?”我回答:“87年。” 她怔了一下,说:“你怎么觉悟得那么早!”
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其他就不用说了。
关于出国,我认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30多年前卡市的李姐说的:“出国就是拿到奴隶解放的证书了!”
这两天,接到南澳徐家祯先生寄来一些他家花园的一些风景照片。他住在山上高尚区,占地面积很大,花园像公园般树木繁茂,层层叠叠,五彩斑斓,尤其是天空,像宝石般湛蓝,宛若人间仙境。
他告诉我:“南澳的秋天最美!”
徐家祯先生是我到澳洲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那时不到四十岁,徐先生四十五岁。某科学家介绍我们认识的。徐先生当时在阿德莱德大学任讲师,教授学生中文。
徐先生被人誉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著作颇丰,涉及面很广,有学术著作关于他的专业语言方面的,有关于音乐方面的,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有大量的散文。
他最近告诉我,他和他母亲合著的“山居杂忆”,在大陆销售量很好,达到八万册,出版商要出求他出续集,徐先生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出,我表示怀疑。因为我的一生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是关于出国的,我的文章不涉及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的。”
我问他“山居”指的是现在这座庄园吗?他说不是。是以前的那座,我问:“是’红叶山庄’吗?” 他说:“是。后来爸爸妈妈在山下买了房子,和弟弟妹妹的房子挨得很近。我一个人住在山上,去大学教书。”
我问他这座2010年和小善住进的庄园叫什么名字?他笑着说:“还没有名字,叫’新红叶山庄’好了!”
在我眼里,徐家祯先生是一位孤独的奋斗者。他一生的际遇很是传奇,他生于1942年(与遇罗克烈士同年)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考大学不让学医,只让他上了师范学院。全家没从上海下放外地,徐先生一再表示好险,一个和他家境相同的同学全家下放兰州农村苦不堪言。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躲不过去了,首当其冲,别的不说,全家老少三代从三层楼的白色花园洋房被轰到十六平方米的棚户区十六年,那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
82年徐先生投奔在美国的舅舅留学,住地下室,步行送外卖……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徐先生去年做了大手术,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但他精神矍铄依旧,洪亮的声音不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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