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遗少

他出身贫穷,族谱已无从稽考,家史亦无人修记,但假使他真的有一部家史,里面也就可能只有一个字――“贫”。

然而,穷也有穷的好处,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的贫穷和他祖宗的贫穷使他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工代会和革委会都有他的席位,武装民兵、工纠队员的身份令他拥有对“阶级敌人”专政的权力,眼看着那些牛鬼蛇神在他的工纠棍下低眉顺眼,狗崽子们在他的吼叫声中瑟瑟发抖,他的心中就盈溢着无比的自豪和满足。文化大革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令他一辈子都深深怀恋。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举国欢庆“四人帮”倒台时,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四人帮”有什么不好?“四人帮”批林批孔有什么错?当工人集会声讨“四人帮”时,他骂人家“落井下石”。当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时,他指责人们变修变质。他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后来,他竟然在一次职工大会上高呼“反革命口号”,结果,派出所把他抓了起来,但教育一番以后还是把他放了,人们怀疑他“可能得了精神病”。

事实上,他当时什么病也没有,他放不下的是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信仰”。当工厂把文革后第一次发放的500元奖金交给他时,他断然拒收,而且态度异常坚决:“我们工人阶级决不搞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财务人员无奈,只好代他把500元存入银行,把存折交给他妻子。他知道后,逼着妻子交出存折,一把火烧掉了。如今,这笔钱仍以他的名义挂在银行的帐上。

他认为工厂已经变质,厂长背离了革命轨道,便毅然决定自动离职,回到妻子落户的乡村仿效陶渊明。可是,乡下也不是桃花源。农村也开始分田分地了,他家5口人分得l0亩田、14棵荔枝树。他这回可没有高喊“大公无私”,拒绝接受分田分地,他受之无愧地捧回“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心安理得地领受了“贫下中农应得的生产资料”。

他和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耕苦作,收获甚丰,几年以后,终于攒下一笔钱,于l983年大兴土木,耗资4万元,建了一幢——别说是当年的贫农,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上的——三层独栋。

三千年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因不满周武王进军讨伐商朝,商纣灭亡后,他俩躲进首阳山,不食周粟,最后活活饿死。

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现代版的伯夷叔齐,虽然“不食周粟”,但结果不但没有饿死,而且还成了万元户。

他的“信仰”令他坚信,文化大革命不但搞得成功,而且十分及时,十分必要。最好今后每隔几年就搞它一次,把那些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批倒批臭。

他最气愤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本来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什么现在又要搞经济特区,将外国的资产阶级引进来剥削工人?《毛泽东选集》1-5卷都没提过什么特区!

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老婆孩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世界上除了马、列、毛,还有谁能这么透彻地解释世界?尼克松?呸!赫鲁晓夫?呸!戈尔巴乔夫?呸! 

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时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他说,外出一次,烦一次。

马路两旁的洋餐厅令他十分反感,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一看见这些洋名字他就郁闷。什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喜力啤酒、蓝妹啤酒,他宁可渴死也不沾一滴。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明目张胆的文化经济侵略,他们以前用枪炮打不开中国大门,如今改用糖衣炮弹竟然可以长驱直入,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他们占领了中国市场,赚走了我们中国人的钱。

他最不满那些川菜馆、湘菜馆门前的作派,明明卖的是中国菜,却偏要站几个身穿开叉旗袍,露出雪白大腿的咨客,搞到好像卖人肉似的,这不是在腐蚀工农兵吗?

他坚决不买美国和日本的电器,也不许家里人买。幸好现在的国产家电质量并不差,所以老婆孩子也懒得跟他较劲,便顺着他的意,家里的全部电器都买国货。

他不读报纸,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他认为现在的传媒,除了年月日基本没错,其余的全是假话、大话和空话。

可是,尽管他“闭关自守”、“洁身自好”,席卷中国大地的现代化浪潮还是向他扑来了,他的“桃花源”很快就被划入市区版图,昔日的穷乡僻壤已经变得寸金尺土。一间中外合资公司看中了他们村这块宝地,征收了村里的全部农田,当然也包括他的“革命果实”。 一下子就把他们一家的“生产资料”全没收了!

他成了一个无田可种的农民,成了一个失去“桃花源”的陶渊明,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总不能靠“征地费”过下半辈子吧。他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员终日“以天下为己任”,如今连自己的生计都成了问题,今后又该如何去“解放全人类”呢?

他用手摸了摸自己那颗被朋友们称之为“花岗岩脑袋”的头颅……感到十分惶惑,不知今后到底何去何从?接下来的日子还要不要“食周粟”?

社会的发展与他的“信仰”渐行渐远,眼前的一切令他郁闷、气结、头疼、胸闷,终于在一天早晨,他双眼一闭,两腿一伸,见毛主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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