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蔡英文是我的英语辩论指导老师

我想谈谈,我认识的蔡英文,女士。

大四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一个国际公法的英语辩论比赛。当时,我跟另一个同学,没有辩论经验,也没有英美法的概念,冲著“感觉很屌”,就跑到系办公室去报名。 

后来发现,在一片准备研究所,预官,跟国家考试的氛围中,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俗称的“傻逼”。 

而当时被校方安排来指导傻逼的,就是蔡英文老师。 

我记得第一次跟老师碰面,就在他现在居住的地方,进到她的书房,满桌满地的文件,她问了我们几个问题,有没有英美法的概念?有没有国际公法的概念?有没有写英文诉状的经验……我们两个一路摇头到底。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站起来从身后拿了七八本英文法律书籍,大半跟国际公法有关,然后淡淡地说: 

“先把这几本看完,下次我们再讨论辩论的题目吧。既然决定要做,我们就把它做好来。” 

我的同伴比我求好,便问:老师,那下次什么时候跟老师约?她又是淡淡地说:那就后天吧。 

两天?!我们得看完所有的英文书,还要跟老师讨论辩论题目?我记得那天离开老师家,我们两在信义敦南角口的侬特力(现在关门了),傻坐了很久。 

接著就开始大约四十天的准备。我们两大约每隔两三天就到老师家,接受震撼教育。她的口吻从来不责备,但是总是坚决又高标准。

有好几天,我们为了准备诉状,在她家通宵,她陪著我们改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夜晚,到了半夜,她就去下水饺,我们吃的时候,她就回书房去听音乐,等我们吃完,就淡淡地说: 

“吃饱了?那就继续再战吧。累的时候要想,你们代表的是学校,不是你们自己。” 

到了早上六七点,她又带著我们去仁爱路圆环的双圣吃早餐,她看著她的报纸,我们昏迷地吃著,依然没有太多的交谈,等我们吃完,就淡淡地说:

“吃饱了?回家睡一觉,晚上九点,我们继续吧。累的时候要想,你们代表的是学校,不是你们自己。” 

那一年,我们拿下了台湾区冠军。 

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前一晚,她请我们吃饭,在敦化南路鸡汤很有名的餐厅,那晚她跟我们聊了这四十多天最多的话,我记得最后举杯要感谢她的时候,她说: 

“是你们能吃苦,熬得住。其实,要胜利,就是要熬得住苦。” 

工作几年后,我决定出国念书,回头找她写推荐信。那时她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我透过她秘书传达麻烦她的意愿,没想到当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仍然是淡淡地说:需要几份?最想去哪个学校?"我跟她说,我也申请了Cornell,她口气开心地说:

“很好,很好。但是念完书要记得回来,台湾需要年轻人一起努力。” 

回国后又工作了几年,我代表当时任职的美商公司参加了美侨商会的年会,她来演讲。那时候的她,刚接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结束后离开前,我在人群中走过去,喊她一声:老师加油。她撇头看到我,突然一脸笑了起来,问我现在在哪工作,然后握著我的手,握了又握地说: 

“美商台商企业都好,一起在台湾努力。”

这就是我认识的蔡英文。对你们,她是蔡总统。对我,她是蔡老师。 

她总是冷静不过于热情,你说不出她哪里对你特别好,但就是打心底服气这个人的笃定与自我要求。 

政治,甚至是施政结果,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声音都同样重量。只是这几年来,我对台湾的政治有些感叹。 

在工作上,我常想,我要当一个“把难做的事做好”的主管,还是要当一个“把能讨好的事做好”的主管。 

我们要的是一个“听”人民做事的政治体制,还是要一个“替”人民做事的政治体制。 

“听”跟“替”的差别,在于你要熬过多么不同的勇气挫败,与嘲讽指责。

当主管以前,我总认为,勇气,就是不害怕。当了主管以后我才发现,不害怕不是勇气,它可能只是某种脑损伤。 

勇气,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能直接面对。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而这就是民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都要经历的痛苦,与美好。

老师加油,总统加油,台湾加油。 

我们都加油。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上报刊出,摘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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