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蔡英文是我的英语辩论指导老师

我想谈谈，我认识的蔡英文，女士。

大四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一个国际公法的英语辩论比赛。当时，我跟另一个同学，没有辩论经验，也没有英美法的概念，冲著“感觉很屌”，就跑到系办公室去报名。 

后来发现，在一片准备研究所，预官，跟国家考试的氛围中，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俗称的“傻逼”。 

而当时被校方安排来指导傻逼的，就是蔡英文老师。 

我记得第一次跟老师碰面，就在他现在居住的地方，进到她的书房，满桌满地的文件，她问了我们几个问题，有没有英美法的概念？有没有国际公法的概念？有没有写英文诉状的经验……我们两个一路摇头到底。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站起来从身后拿了七八本英文法律书籍，大半跟国际公法有关，然后淡淡地说： 

“先把这几本看完，下次我们再讨论辩论的题目吧。既然决定要做，我们就把它做好来。” 

我的同伴比我求好，便问：老师，那下次什么时候跟老师约？她又是淡淡地说：那就后天吧。 

两天？！我们得看完所有的英文书，还要跟老师讨论辩论题目？我记得那天离开老师家，我们两在信义敦南角口的侬特力（现在关门了），傻坐了很久。 

接著就开始大约四十天的准备。我们两大约每隔两三天就到老师家，接受震撼教育。她的口吻从来不责备，但是总是坚决又高标准。

有好几天，我们为了准备诉状，在她家通宵，她陪著我们改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夜晚，到了半夜，她就去下水饺，我们吃的时候，她就回书房去听音乐，等我们吃完，就淡淡地说： 

“吃饱了？那就继续再战吧。累的时候要想，你们代表的是学校，不是你们自己。” 

到了早上六七点，她又带著我们去仁爱路圆环的双圣吃早餐，她看著她的报纸，我们昏迷地吃著，依然没有太多的交谈，等我们吃完，就淡淡地说：

“吃饱了？回家睡一觉，晚上九点，我们继续吧。累的时候要想，你们代表的是学校，不是你们自己。” 

那一年，我们拿下了台湾区冠军。 

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前一晚，她请我们吃饭，在敦化南路鸡汤很有名的餐厅，那晚她跟我们聊了这四十多天最多的话，我记得最后举杯要感谢她的时候，她说： 

“是你们能吃苦，熬得住。其实，要胜利，就是要熬得住苦。” 

工作几年后，我决定出国念书，回头找她写推荐信。那时她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我透过她秘书传达麻烦她的意愿，没想到当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仍然是淡淡地说：需要几份？最想去哪个学校？＂我跟她说，我也申请了Cornell，她口气开心地说：

“很好，很好。但是念完书要记得回来，台湾需要年轻人一起努力。” 

回国后又工作了几年，我代表当时任职的美商公司参加了美侨商会的年会，她来演讲。那时候的她，刚接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结束后离开前，我在人群中走过去，喊她一声：老师加油。她撇头看到我，突然一脸笑了起来，问我现在在哪工作，然后握著我的手，握了又握地说： 

“美商台商企业都好，一起在台湾努力。”

这就是我认识的蔡英文。对你们，她是蔡总统。对我，她是蔡老师。 

她总是冷静不过于热情，你说不出她哪里对你特别好，但就是打心底服气这个人的笃定与自我要求。 

政治，甚至是施政结果，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声音都同样重量。只是这几年来，我对台湾的政治有些感叹。 

在工作上，我常想，我要当一个“把难做的事做好”的主管，还是要当一个“把能讨好的事做好”的主管。 

我们要的是一个“听”人民做事的政治体制，还是要一个“替”人民做事的政治体制。 

“听”跟“替”的差别，在于你要熬过多么不同的勇气挫败，与嘲讽指责。

当主管以前，我总认为，勇气，就是不害怕。当了主管以后我才发现，不害怕不是勇气，它可能只是某种脑损伤。 

勇气，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能直接面对。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而这就是民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都要经历的痛苦，与美好。

老师加油，总统加油，台湾加油。 

我们都加油。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上报刊出，摘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