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美媒体人谈报道今天的中国

随着北京不断加强对外国媒体和记者的限制，到中国实地采访报道变得难上加难。在与美国之音的交流中，两位报道中国均超过十年的资深新闻人表示，在今天，想要做出优秀的中国报道，能够进入中国、了解中国社会依然非常重要。

“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特别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信息变得困难不少，” 科技媒体《协议》（Protocol）的中国板块执行主任大卫·沃泰姆（David Wertime）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统治下进一步强化的审查制度，以及社会广泛地不愿意与西方记者和西方机构有交流。”

沃泰姆2001年以美国和平队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到访中国，十年前进入媒体领域，介绍和报道中国。身居旧金山的他如今在《政治》（Politico）网站担任中国板块的编辑主任，同时领导《政治》旗下的新媒体平台《协议》对中国的报道。

对中国信息审查带来的困扰，另一位资深新闻人与沃泰姆相同的感受。

“记者们习惯了在困难的环境下工作。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们（西方记者）都无法进入中国，” 经济杂志《连线中国》的创办人张大卫（David Barboza）说，他指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去采访中国内外的各类人群，使用文件和视频以及其他的一切资料来连缀起一个故事。”

报道中国超过16年的他曾担任《纽约时报》驻上海站主任。2013年，他揭露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谋取私利、数额巨大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新闻奖，也正是这篇报道导致《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封杀。他目前居住在波士顿。

实地报道是写出优秀新闻的关键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的角色，西方媒体也在不断提高对中国报道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多的记者加入到报道中国的行列中来。 

“对中国报道的范围大多了，” 张大卫回忆到，“2004年的时候，中国还不是日常报道中的话题。” 

在推特上，一些报道中国的记者和中国观察人士对谈论中国是否需要一定的资格发起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懂中文或没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就没有资格在有关中国的议题上给出权威性的观点。在新闻界，符合这种描述的“空降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常常受到诟病：他们对被派往的地区并不了解，不讲当地的语言也不懂当地的文化，短期报道完后便离开，以至于他们的报道常常无法客观反映发生的事件。

沃泰姆认为对语言和当地日常生活的了解绝对会帮助记者做出更优秀的报道，“讲当地的语言、明白当地的文化能起到巨大的帮助，生活在当地也能起到巨大的帮助。作为记者，你在理解真正的新闻点时，这可以减少你的阻力。我想这也可以让你的信息源在和你说话时更舒服。你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一些可能会错过的信息，你也可以不那么依赖中间人。”

不过，沃泰姆认为，这些都并不是决定报道质量的决定因素。

“这并不是说，你需要拥有上述所有的东西才能制作出有关中国的好的报道，” 他说。

张大卫也持类似看法。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直接一点地说吧，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或是经常到访那里的话，你写不出有深度的报道。不过，我不想忽视没怎么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的观点。生活在那里和学习中文并不保证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或者还不错的记者。” 

自从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后，越来越多颇具才华的美国新闻人选择报道中国为其职业重心。

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以对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的报道而赢得了普利策奖。

作家、学者张彦（Ian Johnson）对中国当局迫害法轮功的报道同样获得了2001年的普利策奖。此后他一直报道中国，直至2020年他的签证被撤销而被迫离开。

另一位对中国有丰富报道经验的是何伟（Peter Hessler），他的作品出现在了《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南华早报》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上，并获得过桐山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他目前是《纽约客》的常任作家，现居成都。

前《华盛顿邮报》北京站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以《美丽国家和中央王国：美国与中国，1776年至今》（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获得了2017年亚瑟罗斯图书奖。

现任《纽约时报》编辑潘公凯（Philip Pan）的书《走出毛的影子：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获得了2009年的亚瑟罗斯图书奖。

《纽约客》前驻北京记者欧逸文2014年的书《野心时代：在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多年来，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面对的环境远非理想甚至近乎严酷，他们受到中国安保人员的骚扰和攻击并不少见。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 对新闻的管控和审查力度不断上升。川普总统任职后开始采取反制措施，美中交锋趋近白热化：美国对中国官方媒体记者在美国的签证时长做出了限制，并将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列为“外国使团”；中国相应地拒绝了延长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几家大型驻华美媒记者的签证，实际减少了美媒驻华记者人数。在此之前，大约有100位美国记者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工作。 

中国报道的下一阶段：由面到点？ 

去年，拥有丰富中国报道经验的张大卫和沃泰姆都开办了各自主编的媒体平台《连线中国》和《协议》。与倾向于从宏观、全面的角度报道中国的美国传统媒体不同，这两个平台只选择了中国的某一特定领域作为报道的重点。 

对于张大卫的《连线中国》来说，报道中国的经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连线中国》在网站上写道：“对于中国的优秀报道有很多，但还没有哪一家英文媒体特别专注于记录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这个国家对全球政治、商业、劳工、环境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连线中国》报道的主题包括中国的企业如何在海外投资、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境内运作、中国的新兴创业者和创业公司、跨境商业协议、以及外国实体在中国境内的投资等等。

张大卫对美国之音透露，自去年4月创刊以来，《连线中国》的订阅人数十分理想。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在内的顶尖名校都和《连线中国》达成了订阅关系，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前同事都给予了积极评价。

沃泰姆的《协议》于去年11月创办，中国方面报道的核心是科技。 他发现，随着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同时精通中国和科技领域的记者并不多。他希望《协议》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让我们专注于科技本身，而不是盘旋在大气层外一万英里高空的地缘政治问题，” 沃泰姆说，“更多地看到发生在中国地面上的事：这些公司的内部文化和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中国当局青睐的是谁？不青睐的又是谁？这些都是有关普通民众、权力、政策的有趣故事，我不认为得到了足够的报道，” 他说。

从5G网络，到华为，再到抖音，过去几年来，美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了科技领域。沃泰姆相信，读懂了中国的科技万象，就读懂了中国。

“这让我们能看到几乎一切：文化在中国是怎么发展的；政府和私人企业间的关系；美中关系。所有这些都在和科技不断融合，” 他说。

《连线中国》和《协议》目前都没有驻华记者。张大卫和沃泰姆都表示，当前环境下，他们的记者申请获得前往中国的媒体签证非常困难。

保持独立依然至关重要 

回忆起十年前刚开始报道中国的时候，沃泰姆说，大概全美国只有两万人会经常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如今这个读者群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中国话题也进入了美国的主流公共讨论。

“对报道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张大卫说，“有更多可以获得的信息，但在当下，这个话题也常激起争论。”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是共存还是对立？中国的崛起代表了什么？会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观察家、学者、评论人士、政治人物都对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套叙事模式（narratives）。

沃泰姆说，这些各式各类的叙事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对记者们的新闻报道产生影响。

“迎合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叙事模式要简单得多，做出真正的原创报道则恰恰相反。” 他说。

这并不是在中国报道领域才存在的问题。张大卫说，作为记者，保持独立的思考方式，对一件事做出尽可能全面的报道将一直是新闻的核心。

他说：“我们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利益寻找答案或是为销量服务。”

“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是教育我们自己，问出尖锐的好问题，一视同仁，调查并搜索真相，在写作中保持谦逊和克制，这才是我们作为独立的记者应该做的。我不是专栏作家或是评论员。我依然是一名记者，追寻对话题和事件的理解，” 他说。

对沃泰姆而言，报道中国的关键之一就是不要把这个庞大的国度看作成一个单一的整体。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梳理这个国家里在发生的事，那就意味着要明白，这个国家是由多种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倾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由于中国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新冠疫情覆盖全球，沃泰姆上一次去中国还是在2019年末。他说他很想念在中国街头讲普通话和练习普通话的时候。他说，离开了太久意味着他有时候会开始抽象地讲述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储备得不到更新。

“所以我认为，能实际身处中国观察到那些细节很重要，因为那能决定你的报道究竟是优秀还是非常出色，” 他说。

张大卫也怀念他的中国时光，他怀念到过和工厂和采访过的工人，还有品尝过的美食。由于不断受到来自中国当局的骚扰，他和妻子在2015年主动离开了中国。

“就算有来自政府的骚扰，我也真的很热爱生活在那里，” 他说，“那是一块特别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