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的“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1月7日得到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为最高荣誉的特别奖之首；共军新闻传播中心宣传东部战区环台军演的报导也得到特别奖。网民嘲讽说，“能要点脸吗”。 中国新闻奖是中共中宣部批准常设的中国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国记协主办，每年评选一次。本次评选给出四个特别奖，其中三个都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直接相关，除了前述新华社的报导，还有《人民日报》报导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导的“选举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此次评选还评出一等奖75件、二等奖109件和三等奖185件，其中一等奖首位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对于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得到中国新闻奖特别奖首位，引来大批网民嘲讽。有170万关注者的X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11月7日发推直言“新闻已死”。X网民也纷纷进行讽刺性的评论，“看标题就觉得恶臭了”，“能要点脸吗”，“党创造天地”等。 近年来，多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都出现以习近平为主题的报导，例如去年有新华社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纪实”；2022年则有新华社的“砥柱人间是此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2019年则有在央视播出的“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与习近平有关的就能评奖”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旅美作家吴祚来2004至2009年间担任中国《文艺与理论》杂志社社长，并在那段时间给报纸写专栏和社论。他表示，那时的中共宣传系统只对党媒、党刊有头条宣传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要求，对一般刊物和多数报纸则没有这种要求。但习近平上台后，包括官媒和多数媒体的头条，基本都是宣传习近平的：“在所有人的视觉上面，占一个非常显赫的、唯一的位置，这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出现的现象。” 吴祚来还在2005至2006年间，做过中国社科类、艺术类国家重要课题设置的工作。他表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国家重大课题，已经跟他从事相关工作时很不同：“你看看现在的国家重大课题，头几条全都是跟习近平或者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真正学术的东西被挤压到很边缘的位置。现在评新闻奖也是这样，与习近平有关的就能评奖。”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嘉如13日透露，香港至少13间国际及本地媒体、两间新闻教育机构，合共数十名记者及记协执委，在今年6月至8月期间，开始遭系统性滋扰，当中更牵涉记者家人及死亡恐吓。严重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记协已报警求助。 综合港媒报导，郑嘉如表示，滋扰行为同时在线上及线下发生，线下滋扰包括有人会向记者或其家人的工作机构，以类似财务公司追债信件的方式，以大大小小的字体、加上记者相片，企图威吓收件者疏远记者的家人或记者本人。 郑嘉如在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这是有系统地针对记者群体的行为，包括在社群媒体抹黑及恐吓、发电邮或邮寄信件到家中、工作地点或合作机构等。有当事人认为，滋扰牵连家人的确会对新闻工作者构成压力；至于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则建议事主报警。 记协又提到，有记者入境香港短时间内随即收到恐吓讯息，郑嘉如指虽然暂时未有证据显示滋扰与港府有关，但希望执法当局交代：“我也很希望香港执法部门可以解释给我们知道，为甚么有一些记者，他们在入境香港后短时间内收到一些恐吓的讯息。是不是有一些政府关于个人资料的数据库泄漏，被一些不法之徒用以滋扰和恐吓记者。” 郑嘉如认为，有关滋扰行为旨在向记者及其家人施压，试图削弱他们家里的收入来源，或破坏他们的人际网络，务求以这些行为孤立及要胁记者，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或工会工作，但记协严正声明，不会姑息和容忍有关行为，亦不会让威吓的人得逞。 自由亚洲电台尝试接触多名被滋扰的媒体员工，但他们都因安全忧虑婉拒受访。《独立媒体》则发声明，证实有一名记者收到涉及个人资料的滋扰讯息，已就事件报警，并对有关行为予以谴责，强调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暴力、恐吓或滋扰。 香港海外传媒协会（HKMO）亦就此调查发表新闻稿，指宣称要保护新闻自由的港府没有对这波恐吓作出任何反应。主席颜宝刚表示：“香港新闻自由的削弱已经导致记者入狱、媒体被关闭，许多记者因被迫或预感到受惩罚而大规模离职。我们不能容许香港当局在面对新的恐吓时保持沉默。”HKMO又对这份报告及缺乏对记者的保护深表忧虑，若这些攻击未能得到妥善处理，记者们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 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被传媒问到有关事件时，指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不应受到威吓、侮辱或骚扰，如果有人受到滋扰，可向执法部门举报。记协指，至少4名当事人已报警及向私隐专员公署求助，并已联络维基媒体基金会及Meta，删除涉及恐吓及私隐的内容。 香港特首李家超17日表示，任何人需要执法部门协助，可以报警，执法部门会秉公办理。
看到苏州日报的这个报道，还是感觉很惊讶。 网络图片 这是这两天全国最大的新闻，发生在苏州。按说，正常的情况是，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感到苏州，而苏州媒体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更会发出及时、详细的报道。 也就是说，记者早就应该联系到家属了。 当然，我不是什么外宾，对媒体的流程也大致了解。我不会天真地以为苏州日报是“新闻媒体”，他们主要负责宣传。而且，我也知道，实际情况一定是，记者或者有关部门早就联系到家属了。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就不是简单事实，而是一种相当特别的表达。它表明了两层意思：第一，下面所说的完全是转述家属意见，没有一点媒体自己的态度，如果大家有意见，那也是家属的事儿；第二，作为机构的媒体，并没有主动做什么。 这可能是新闻史上特别的一笔：媒体主动声明自己和新闻保持距离，不沾染一点新闻的尘埃。 实际上，这不是苏州日报才有的风格。但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后，“外地媒体”还有可能报道一些（比如这次澎湃新闻就作了一点报道），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本地媒体”，一定是缺席的。 这造成一种局面：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成熟的机构媒体，正在失去和自己所在城市的联系。他们可能报道遥远的事，而对身边的现实视而不见。 不光机构媒体如此，媒体工作的员工也是如此，他们高度保密，严守纪律。我们无法获得苏州的现场信息，昨天有市民在微博上发声，自己前去送花被工作人员阻拦——普通市民不得不代理媒体的职责。 媒体和所在城市失去联系，实际上造成一种真空：大城市短时间内积聚大量人群，像成都在过去15年多了1000万人，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但是，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没有“可信的机构”把它呈现出来。 填补这个空白的，应该是各种动态的事件，有趣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人关注的公共议题——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真正的媒体。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大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的都市报和电视台，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它。 这些公共性的缺失，会导致让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对那个行凶者几乎一无所知，这真有象征意义。 胡女士的去世，引发全国人民关注，很多人都在“发出声音”，在天津，一个电视塔上出现了纪念她的灯光秀。这些“声音”都是外部的，与其说是对苏州沉默的注视和反弹，不如说是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和表达。 在某个版本的通报中，胡女士被称为“中国籍伤者”，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中国籍伤者”呢。你必须发出声音，才从“中国籍伤者”转变到拥有姓名和人格，你才是一个“人”。 “家属和记者取得联系”，意味着记者的退场和消失。这是城市中的“新语法”，这是等待，也是真正的沉默。那些喊打喊杀的人，声音洪亮到可怕的程度，这就是因为太多的人习惯于这种沉默。 我这两天都在朋友圈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面对这样的局面，要么选择移民，要么你就得做点什么，这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发声的勇气，就不是在纪念，而是在消费胡女士的勇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英国政府周三（13日）宣布计划修改法律，禁止外国政府拥有英国的报章和新闻杂志，形容有关做法可为新闻自由提供额外的保障。此举可能导致止阿联酋基金公司RedBird IMI收购《电讯报》破局。RedBird IMI表示极度失望，将评估下一步行动。 据法新社报导，主责业务包含媒体事务的官员巴金生（Stephen Parkinson）说，保守党政府“致力于”修正拟议的立法，以“防止外国拥有报社”。 当局将于下周向国会提交法案，若顺利通过，将适用于《电讯报》收购案，但广播机构不受限制。保守党与在野跨党派，近日不断就外资收购《电讯报》对英国政府施压；在野的工党已表明会支持这项修例。 据路透社报导，美国企业“红鸟资本”（RedBird Capital）与阿布达比“国际媒体投资公司”（International Media Investments）组成的合资企业RedBird IMI，去年11月与持有电讯媒体集团的巴克莱家族（Barclay family）达成价值12亿英镑的协议。 根据协议，RedBird IMI在为这个媒体集团偿还银行债务后，可取得掌控权。 Redbird是由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裁朱克（Jeff Zucker）经营。朱克曾表示，曼苏尔将是“被动投资者”，强调这项收购由“美国人主导”。
央媒记者在连线河北燕郊爆炸事件的现场记者的时候，发现了让人惊愕的一幕。记者刚刚开始介绍，就有一群人围了过来。记者接着说道：“当地消防、公安也组织了力量……“她就被阻止了，连线不得不中断。主持人说：“也请现场记者注意安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视频随之在网上开始传播。 同时扩散的还有另一段视频，记者被好几个人“架走”，理由是“这里不安全”。而那位女记者离开之前还在努力地介绍情况。 网络图片 来源：微信视频号“中国体育报” 这两段视频被广泛传播，反映出公众的惊愕：央媒记者，在现场采访也遭遇这样的待遇了？中国记协罕见地在第一时间发声，强调“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文章苦口婆心，向地方政府讲解了新闻采访的必要性。 很多人感到震惊，除了因为“记者采访权得不到保障”，更在于“中央媒体”也被如此粗暴对待。 检索过去几年的新闻会发现，一些地方新闻机构记者被阻挠、被呵斥甚至被殴打的事情都有发生，让新闻机构感到无力。 正如同中国记协的声明中所说，记者的现场采访是非常重要的。人人都有一部手机的时代，想彻底遮蔽掉一个爆炸、火灾这样的公共事件，完全不可能。 诚然，地方政府会进行通报，但是先不说因为自己利益会不会出现瞒报可能，即使“权威发布”也不一定及时全面。 来自专业媒体机构的“第三方视角”，是公众获得事实与真相的最好途径，因为它具备最大的客观性。 这一次记者在直播中被阻拦让很多人惊愕，事实上，曾几何时，调查报道中记者被阻挠的画面并不少，观众还是记者，都不会因此感到无力无奈，因为这样的“阻挠”画面，恰恰证明“有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而揭示真相，用事实说话，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是极有价值的。 一方面，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依靠“权威发布”来公布信息，阻挠记者，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怕见光的东西”，更可能是过于依赖自己“单向度”的通报，不太习惯以一种原生态的面貌来面对媒体和公众。央媒记者的“突然出现”，可能就会被视为“失控”。 另一方面，媒体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越来越难：和社交媒体赛跑，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考验；媒体经营困难，差旅费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如果遇到“阻挠”、有的采访不得不半路就赶回，事发地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 现场报道的缺失，是公众利益的重要损失。对地方政府来说，表面上看似乎“掌握局面”，减少了工作量，但实际上却可能造成公信力的流失，增加政府治理的成本。 有时候，在一次突发新闻出现后，因为仍无法取信于民，一些地方不得不发布好几次“权威通报”，发布“通报”的政府级别，也逐渐提升。一些县城发生的新闻，最后不得不由省政府出面来“说明”，这造成行政资源的成本巨大。如果媒体有更多来自现场的真实披露，就会起到增强信息公信的作用。 网络图片 央视直播画面。来源：北京日报视频号 实际上，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帮政府、相关机构和个人，来承担“发布的责任”，媒体的生命在于其公信力，自然会万分珍惜，这是这个行业本身的属性决定的。 公众可以监督媒体，通过市场手段来淘汰那些不够客观的媒体。但阻挠媒体，却不是聪明的做法——因为谁阻挠媒体，谁就反过来承担了向社会说出真相的责任。 自媒体时代，更多人可以通过手机“观看现场”，可惜的是，不少专业媒体远离了现场。这次爆炸事件的报道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媒体本来该有的画面，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反映出公众的渴望：人们需要不被打断的直播，不被阻挠的报道。人们对“真正的报道”的渴求在增加，这是一个社会有信心的表现。 “中国记协”发声捍卫记者的采访权值得尊重和提倡，“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很多媒体同行都转发“中国记协”的声明，说明记协这次发声非常必要。 但是，人们也渴望，不仅是央媒，更多媒体的采访权都能得到保障。或者借由此次事件，让更多地方政府认识到，“现场采访”中，面对突然出现的记者，有更好的选项。 有意思的是，这次记者被阻挠，视频或者谈论此事的文章后，出现这样的评论，“张雪峰说得没错，就是不该报考新闻”，因为记者连基本采访权都被阻挠。 这种认识让人啼笑皆非，它对记者的工作认识有相当的偏差。那种电视剧中的记者工作场景，西装革履，背着相机和电脑，所到之处都受到尊敬，采访也都配合——这样的画面在现实中并不都是真实的。真正有价值的采访，往往都是困难重重的。全过程都很配合的采访，也许价值不大。 公众和记协对这种阻挠不满，其实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需要记者，需要更多的记者奔赴现场。真正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年轻人，应该感受到热血和责任感，而不是沮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中央社2名记者日前请领世界卫生大会（WHA）采访证遭拒。国际记者联合会等相关的记者组织纷纷呼吁WHA尊重联合国自身一再标榜的新闻自由价值。 综合中央社报导，中央社2名驻欧记者5月22日前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领取此前已经获批的采访证时遭到拒绝。工作人员明言，数日前收到中共施压不得放行台湾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告诉我们需要看到中国护照，或者台湾护照加上台胞证”、“没有台胞证就没有许可”，并称中方“知道所有事情”。 台胞证是由中国当局核发，一般是给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地区使用，以避免使用中方不承认的中华民国护照。 中央社记者询问：“要向中国报告一切吗？”工作人员只点头回应。中央社重申其非官方代表，只是希望新闻自由与知情权能获得尊重的记者，会员国身分与否并非必要。对方无奈表示：“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帮助你们，但我被限制住，如果让你们进去，我会被开除。”对方压低声音说：“中国代表也在里面，很可惜，但我无能为力。” 事件发生后，国际记者联合会（IFJ）、台湾新闻记者协会（ATJ）、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以及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等，纷纷声援表示，事件对新闻自由构成明显威胁，呼吁WHA勿基于记者国籍而限制其采访权。 国际记者联合会24日在新闻稿中表示，“拒发采访证给身分经确认的记者，特别是在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后的WHA这样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活动，已对新闻自由构成明显威胁。” 作为国际记者联合会一员的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在同份新闻稿中表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须维护其背书的新闻自由价值，同时呼吁WHA勿基于记者国籍而限制其采访权。” 无国界记者组织23日声明强调，采访权不应受记者或媒体的地域背景限制，指2017年以来，WHA屈服于中方压力，持续拒绝对台湾公民和媒体核发采访证，WHA的借口为他们的国家和护照未获正式承认。 RSF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强调，以记者国籍或媒体登记地址为由拒绝给予采访权，这明显是“歧视”，也违反公众取得资讯的权利。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23日呼吁WHA尊重联合国自身一再标榜的新闻自由价值。 报导说，台湾被剥夺WHA观察员身分已7年，连台湾记者都不得其门而入。WHO秘书处在中共的影响下，漠视台湾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更伤害媒体自由与人民知情权。 3月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询问为何台湾人不能进入联合国大楼，法国记者拉发林（Celhia De Lavarene）甚至质疑“联合国是否是中国在管理？” 如今看来，中共确实随时掌握联合国的一切动向，并能轻易将手伸进机构管理一切。
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指，至少已有数百名香港传媒人离港，且人数持续增加；在近百名受访者中，逾8成不后悔离开香港。分析认为，调查结果与香港新闻自由环境没有改善有关。 报告：至少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离港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国际记者联会（IFJ）的支持下，由数名香港资深传媒人牵头在英国成立的“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简称：传协），4月10日发布“流散海外香港记者调查报告”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香港记者移居海外，但综合的证据显示，最少有数百名香港记者离港，且人数目仍不断增加。 报告显示，年轻或资深记者较倾向离港，中阶管理层则无此倾向。多数受访者的工作年资为1至10年，有37人；其次为20年以上，有32人；年资介于11至20年者有21人。 这份报告是传协去年12月17日至今年2月20日期间向流散海外的记者及传媒人发放的问卷调查，调查最终收到101人回复，当中90人为有效回复。 传协主席、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指，中阶管理层留在香港工作，可能赚取较高的薪酬；而年轻记者较“输得起”，不介意到外地发展；年资久的人离开，对香港传媒界来说比较可惜。 香港新闻自由未改善 逾8成受访者不悔离港 调查显示，尽管受访者在新移居地面临挑战及困难，但有80多人不后悔离港，仅1名受访者表示遗憾。 颜宝刚以多宗涉及国安的官司为例，包括：47人案、羊村绘本案、立场新闻案、苹果新闻案等，指出港府对传媒的打压没有停止，都是他们不后悔离开香港的原因。 颜宝刚说，这些案子“其实都是不同程度针对言论及新闻自由作出打压，我们认识很多朋友都在狱中，这反映新闻自由的打压完全没有停止”。 他又说，最近当局还针对一些拥有所谓的煽动性刊物的普通市民，“这完全反映对言论自由的镇压，令人包括传媒界人士无心再留在香港工作”。 调查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二受访者希望重返媒体行业工作。颜宝刚认为，有关结果令人鼓舞，反映尽管港人移居海外，仍努力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精神及传统。 记协理解及尊重香港记者流散海外 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认为，传协的这项调查对业界来说有其意义，并对逾8成受访者不后悔离港，表示尊重及理解，同时也明白在海外从事传媒工作会面临很多困难。 对于香港记者移民海外的趋势会否持续？陈朗升认为，现时香港环境相当稳定，“要走的人都走了”，但不排除会持续有港人移民，港府及香港各方应该反思香港是否留得住传媒界的人才。 语言障碍、财政压力等 成海外记者的挑战 传协的报告指出，港人在海外从事传媒的困难之处包括：对本地新闻的了解及兴趣不足、欠缺工作机会、人脉，语言障碍，以及财政问题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非华语的环境下工作感到不自在，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并未在传媒界工作。 报告引述一名移居台湾的受访者指出，台湾媒体没有兴趣聘请香港记者，除非要报导与香港及国际相关的新闻，才会聘请能操英语的香港记者，但是这类职位甚为稀少。 另外，新成立的海外香港人媒体极依赖员工的自发性去报导新闻，亦要积极找寻额外的经费。但找寻经费的过程比较缓慢，因为他们缺乏渠道与合适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