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忠臣，请来瘟神 ｜ 北京沦陷前夕（二）

（接上期）崇祯的缺点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变期间，崇祯因中了后金（清朝前身）的反间计，怀疑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叛国，这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是致命风险。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更何况是在京师风险尚未完全解除时换掉战功赫赫、忠心耿耿的边臣。

更严重的是，8个月后，崇祯下令磔杀袁崇焕，即凌迟（千刀万剐）。虽然袁崇焕在边防上有漏，纵然皇太极施反间计，又有温体仁等奸臣煽动挑拨，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有责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焕有过，但不是卖国贼，更不至于千刀万剐。

其实，外敌后金的反间计不是促使崇祯决定杀袁崇焕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祯只是下旨“暂谢职听勘”（《国榷》），说明他一开始未对袁崇焕起杀心。那为何他后来铁了心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追其深因，是崇祯主动选择相信内部奸臣，无论是否冤枉袁崇焕，他都要借此机会杀鸡儆猴。

期间，高捷、袁弘勋、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明史》），想借此机会陷害袁崇焕和内阁首辅钱龙锡。温体仁诬告钱袁二人相互勾结，称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国榷》），有边关重臣与朝廷重臣结党的嫌疑，这话正中崇祯的软肋，因为崇祯很忌惮手握重权的臣子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对结党现象极为敏感。他不一定对从敌军传来的反间计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国运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选择和奸臣一道把袁崇焕作为政治牺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为了借袁崇焕的案子报复钱龙锡，“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明史》），因为他们是阉党馀孽，对钱龙锡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因为崇祯初登基时打击阉党，钱龙锡主要负责阉党的案子，也是东林党一把手，而且阉党对东林党的恨由来已久，一看到机会来了，所以天启年间的旧帐与现在的新帐一起算。

温体仁也想借袁崇焕冤案打击钱龙锡，不同的是，他想借机升官进入内阁，于是他将钱龙锡视为一大障碍。至于崇祯，是想牺牲袁崇焕震摄朝臣。

就这样，君臣目的不同，却由于各自的私欲和心机走在同一线上。

袁崇焕被定的罪名为“谋叛”（《明史》），具体为“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

其中，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专恃欺隐都不是事实，纯属强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给敌军的，不属于叛国；

斩帅（斩毛文龙）有其事，确实有不当之处，但袁崇焕向崇祯汇报过此事，崇祯当时没批评。而且毛文龙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为独立军阀之势；

至于付托不效，袁崇焕曾承诺五年收复辽东，但截至定罪时仅一年时间，不足以下定论。至于后金军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焕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责任，但不至于“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更没有通敌叛国。

事实上，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闻讯后立即发兵阻截后金，“急引兵入护京师”（《明史》），并无怠慢，而且在北京广渠门之战和左安门之战获捷，仅以9000人击败后金10万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带领的这支勤王军是在饥寒交迫中作战的，饥饿长达三天，因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得以获胜。袁崇焕爱兵如子，亲自看望受伤将士，“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边事小纪》）彻夜不眠抚慰将士，这在历史上是少见且感人的。

袁崇焕受冤后，其部下皆悲恸不已，也有官员和百姓为其鸣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焕军中亲眼目睹袁的品行与贡献。得知袁入狱后，程本直不仅为其鸣冤，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为其而死，并写下《漩声》、《矶声》，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写道：“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虽然死则死也，窃有愿也。愿余弃市之后，复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尸首，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九原之下，目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请求皇帝放袁崇焕出狱，称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愿意替袁崇焕服刑。

然而，袁崇焕冤死的命运依然没能改变。他在受刑前写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行刑过程极其残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从这个“大汉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可惜，他死后，明军在与后金及后来的清军作战中几乎再没打过胜仗。“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冤死是崇祯年间政治的转折点。刚登基时崇祯力图中兴大明，铲除奸宦魏忠贤并严惩在天启年间作恶的阉党分子，为阉党制造的冤案平反，并重新启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焕。原本有中兴之可能，但两年后，袁崇焕冤案被奸臣利用，从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温体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传》，人数不多，其中便有他们俩的“大名”，属于毫无争议的奸臣。而且崇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重用温体仁，他就像个“瘟神”，让崇祯患上了偏听偏信的大病。

袁崇焕冤案一百多年后才得平反。后世对他也不乏好评，如康有为说“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焕的例子是反映崇祯性格及过失的事件之一，较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祯年间的全貌。崇祯还导致朝中矛盾尖锐。他虽然铲除了前朝作恶的阉党首恶，但朝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文臣争来斗去。但他的态度是，宁可坐视众臣相斗，也不愿看到众臣团结。

为何崇祯持这种态度？哪有不喜欢团结的道理？其实还是因为他太多疑敏感，忌惮大臣结党威胁皇权。譬如，周延儒总是诋毁同僚，己巳之变时他趁机诬陷兵部尚书王洽。周延儒这种借国难谋私的行为，以及在官场中没人缘的表现，在崇祯看来却是令他安心的，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不过，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崩溃、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