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文化学者易中天编写的《易中天中华史》出版多年后，近日传出被下架。对于该书下架，有人说是因为关于中国文明史长度涉及与官方冲突。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指易中天以三国人物袁绍影射习近平。但易中天在“百家论坛”讲三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知为何现在被对号入座。 习近平可能是被人以历史人物影射最多的中共党魁。盘点了一下，至少涉及六大历史人物，影射内容各异，但都很精彩。 第一位：袁绍 在《易中天中华史》传出要求下架之后，数段易中天当年的演讲视频内容在社交平台X上流传，易中天讲到东汉末年军阀之一袁绍： “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这个人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了他家族这样一个政治资源，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而狂妄。” 易中天继续说：“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而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因此他狂妄。” 这里说的像是习近平吗？个人特点无法完全确认，至少习近平是靠著他老爹习仲勋的庇荫上来的。一位名为Michael Fan的X网友说：“本来说的是袁绍，架不住习近平非要往袁绍上靠啊，拦都拦不住，现在想起来封杀易中天了！” 第二位：崇祯 中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再版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10月已被全面下架。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是说该书影射习近平。 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曾表示，封禁此书凸显习的“极度敏感或偏执”。 该书的封面广告上写著，“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并且还加入了“上吊绳”等元素设计。 这被认为对习近平不利。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但与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不一样，他生前还算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力图中兴。只是明朝气数已尽，谁也无力回天。1644年，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崇祯在景山自缢身亡。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有很多绰号，比如：包子，小熊维尼，猪头、总加速师等一大批。其中“总加速师”意思是说习正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影射习是亡国之君。而崇祯的悲剧故事刚好配上“总加速师”。 习这些年站在保党的基点上，每天都很忙，但越努力越折腾，问题越大。因为基点错了、方向错了，方式也错了，以致于引发天怒人怨。 崇祯帝败亡之际喊“诸臣误朕”；习近平如今“定于一尊”，下边官员通通躺平，习家军的蔡强、李强等人，未来看到形势不对，也不会愿意背锅，习近平最后难免坠入败亡结局。 第三位：隋炀帝 隋炀帝，也是较早被用来影射习近平的古代帝王。网民总结习近平和隋炀帝多处雷同。 诸如隋炀帝杨广极爱面子，好大喜功，对外很讲排场。隋炀帝为了在外宾面前炫耀隋朝的强盛和富有，下令盛饰市容，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市上树木缠以丝绸做装饰。 习近平给予非洲穷国兄弟的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对外动辄大手笔撒币数百亿美元，或随意免除他国债务。然而中国多少人挣扎度日，前总理李克强也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才千元。 “万国来朝”一说，据说最早发端于隋炀帝。而习近平每每办主场国际“盛事”，宁愿动用专机接专制小国统治者来华，也要有意造出“万邦来朝”气象。 杨广在取得大隋皇位前作风简朴、谦恭谨慎。他登上大位时马上展现远大抱负——改年号为“大业”，要武统高句丽，但三战皆负。 习近平未登大位时也是一副老实人样子，上台后即抛出“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毫不遮掩搞“人类共同体”的红色扩张野心。他可能要以“收复台湾”的“大业”之名大举侵台。 对内，杨广上任时曾亲自起草的诏书留下诸多名言警句，如表达爱民之志的“每以子民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表达罪己的“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但杨广被后世认定是暴君，初唐重臣魏徵说杨广是“嘴里说著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 习历年发表的公开讲话，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声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之类，实际上中共做的是另一套，迫害人权频下狠手。 第四位：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的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但改元后仅83天帝制便以失败收场，之后他在同年6月6日病死。 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使自己可以无限连任，被指谋求终身执政，形同“称帝”。这一“称帝”之举，和袁世凯也有相似，网上不少人遂以此影射习。 今年10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节假日安排，决定黄历新年假期“2月9日除夕不休假”，引发中国民众不满。有网民开始调侃说是因为“除夕”犯了“除习”的忌讳。 这一方面，袁世凯也有故事。 传说当年袁世凯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当然，“元宵”两字并没有因袁的意志而取消，后来照样在民间流传。 第五位：慈禧 习近平也曾被一些论者认为像慈禧太后，比照时间是2018年美中打起贸易战之后这几年。 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拳匪，放任烧教堂、杀教士、围列强领事馆，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北京，次年以辛丑和约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 一百多年后，中共红朝党魁习近平身边只有马屁精，误判国内外形势“东升西降”，以为终于“厉害了，我的国”，自称可以“平视世界”了，一改韬光养晦策略，号称战狼的外交官与西方频频冲突。中共对内拆教堂、烧十字架、镇压地下教会，在新疆搞灭绝，在打破香港“一国两制”承诺之后，在台海持续生事，大有入侵之意。 但一旦攻台，中共面临的不止是大清面临的“八国联军”，而可能是“八十国”联军。新冠病毒疫情实际上一直未消停，最近中国“不明肺炎”疫情再起，也可能有相关。就病毒扩散的追责，2020年一度兴起数十国官方或民间机构向中共索赔，且是巨量倍数于1900年的庚子赔款。病毒溯源和追责、索赔一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仍有可能重新被提起。 要说习和慈禧的相似，不是说习搞垂帘听政，主要是说两人对时局的误判和对外交往的蠢行相似。习时代倍受诟病的是老粉红、小粉红在全世界挑事，以及派出大群战狼官员，利用民族主义恶化对外关系，带来的是国际孤立。这如同慈禧当年误用义和团闯祸，又误信假情报，负气处死主和派大臣，对多国宣战，最终陷入败局。 第六位：桓玄 桓玄是较新的一位被用来影射习近平者，不算太知名，但也恰到好处。 东晋后期权臣桓玄篡位自立，建立桓楚，因为身材硕大，当他坐上龙椅时，龙椅不堪重担，被压烂陷地，众人皆失色。近臣殷仲文奉承说：“陛下圣德深厚，连土地都承载不起”。此话令桓玄十分高兴，重赏了殷仲文。但几个月后桓玄政权即倒台。 桓玄政权倒台之际，曾问身边诸臣，自己何以失败。近臣曹靖之直言：“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又问：“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无话可说。 在中国长大、通晓中国文化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以及知名海外评论人士岳山，均曾引用过这个故事，影射习近平及中共官场的谄媚文化。 近年中共官场流行马屁风、谄媚文化，许多出位表忠者在二十大顺利上位。包括喊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已升任广东省长的王伟中。表忠最露骨的天津书记李鸿忠，二十大仍然留在政治局。拍马最厉害的要算是习家军福建帮蔡奇，现在成为习的头号大红人。 习近平对于群臣吹捧也很受用，特别是出巡地方时，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做出类似三呼万岁的做法，令他晕晕乎乎无法自拔。从这一角度看，到习败亡之日，也会无话可说。 另外，和桓玄一样，习近平恰好也是身材硕大，他早几年坐龙椅曾成为热点新闻。 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接见香港特首时，都惯于坐在俗称的“龙椅”上，桌上还有一只纹龙的黄色杯子，这一戏码被网友称为有“纯正的大清味儿”。 习坐在“龙椅”上，端著帝王用的“龙杯”指点江山，这一幕在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向习述职时引起不少议论。但2022年12月23日习接见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却弃用“龙椅”，不知何故。 结语： 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历来善于利用历史来间接讽刺政权，叫做借古讽今。以上六位历史人物，故事个个精彩，也均能恰当形容现任中共党魁的部分特点。中国自古以来充满智慧的影射术之精妙，可见一斑。在这六位之外，可能还有漏掉的。日后网民们也还会找出更多人物，可以比照习的亡党之命。 当然，中共党魁其实与古时皇帝根本上不能相提并论，只是在带来政权崩亡的逻辑和道理上，古今是相通的。过去的皇帝相信天理，以父视天、以母视地，敬天敬地，行为也受天理制约，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会检讨自己过错。中共党魁骨子里是无神论的马列党徒，却同时谎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遇到民间议论时又一味打压，和古帝王是天差地别。 《易中天中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 中国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共怎样去封禁言论都是徒劳。而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出现大量嘲讽极权统治政治笑话的时候，离改朝换代就不远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国，禁书不算什么新闻，但这本书被下架却闹成大新闻，原因看书名就知道，此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原名是《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作者是明史专家陈梧桐，他已于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为了促销，将其改名再版，《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问世，于是就闯了大祸了！ 以崇祯影射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讽今，影射习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导读者这样联想，书商只在书腰上加了一句宣传词：“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卖点全在此一页书，却一下子与现实有了连结，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习近平如果不给点颜色，岂不是被十四亿子民瞧扁了？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对后者也未必公平，严格上来说，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他的继位出于偶然，自始并未被当皇储培养，十八岁登基之后，拿下大太监魏忠贤，且有心励精图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烂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连年饥荒，李自成丶张献忠相继造反，东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祯不懂军事，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给了闯匪坐大的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论起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崇祯只想中兴大明，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仅此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祯另一特质是高度集权，沽名钓誉，明朝已有完备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内阁”一词即出自明朝，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崇祯却凡事亲力亲为，搞得群臣集体躺平，说好听是勤政，其实是大权独揽专断朝纲。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较崇祯复杂万端，他不但党政军三位一体一把抓，还身兼十几个领导小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龙套，满朝皆为家奴，有功则揽，有过都是诸臣误我，出了漏子就杀人卸责，不必由什么史学家来评比，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哥俩还有一个共通点，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欢沽名钓誉，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两个阁揆，十一个总督，十二个巡抚，办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占了明朝两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习近平反腐打贪，号称法办子百万干部，政敌非死即投狱，即使定于一尊了，常委、部长们仍然不得安生，秦刚、李尚福就是写照。 崇祯的很多缺点，习近平都有，但他的优点，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崇祯自奉检朴，也有纳谏的雅量，六次下诏罪己。而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鸡毛，败光了江丶胡两朝积攒的家底，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当中东战云密布时，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揪了一伙邪恶轴心，大肆吹嘘一带路海市蜃楼。崇祯苦撑十七年就亡国，比他更平庸邪恶的习近平，又还能折腾几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接上期）崇祯的缺点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变期间，崇祯因中了后金（清朝前身）的反间计，怀疑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叛国，这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是致命风险。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更何况是在京师风险尚未完全解除时换掉战功赫赫、忠心耿耿的边臣。 更严重的是，8个月后，崇祯下令磔杀袁崇焕，即凌迟（千刀万剐）。虽然袁崇焕在边防上有漏，纵然皇太极施反间计，又有温体仁等奸臣煽动挑拨，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有责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焕有过，但不是卖国贼，更不至于千刀万剐。 其实，外敌后金的反间计不是促使崇祯决定杀袁崇焕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祯只是下旨“暂谢职听勘”（《国榷》），说明他一开始未对袁崇焕起杀心。那为何他后来铁了心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追其深因，是崇祯主动选择相信内部奸臣，无论是否冤枉袁崇焕，他都要借此机会杀鸡儆猴。 期间，高捷、袁弘勋、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明史》），想借此机会陷害袁崇焕和内阁首辅钱龙锡。温体仁诬告钱袁二人相互勾结，称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国榷》），有边关重臣与朝廷重臣结党的嫌疑，这话正中崇祯的软肋，因为崇祯很忌惮手握重权的臣子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对结党现象极为敏感。他不一定对从敌军传来的反间计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国运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选择和奸臣一道把袁崇焕作为政治牺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为了借袁崇焕的案子报复钱龙锡，“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明史》），因为他们是阉党馀孽，对钱龙锡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因为崇祯初登基时打击阉党，钱龙锡主要负责阉党的案子，也是东林党一把手，而且阉党对东林党的恨由来已久，一看到机会来了，所以天启年间的旧帐与现在的新帐一起算。 温体仁也想借袁崇焕冤案打击钱龙锡，不同的是，他想借机升官进入内阁，于是他将钱龙锡视为一大障碍。至于崇祯，是想牺牲袁崇焕震摄朝臣。 就这样，君臣目的不同，却由于各自的私欲和心机走在同一线上。 （图：Pixabay） 袁崇焕被定的罪名为“谋叛”（《明史》），具体为“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 其中，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专恃欺隐都不是事实，纯属强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给敌军的，不属于叛国； 斩帅（斩毛文龙）有其事，确实有不当之处，但袁崇焕向崇祯汇报过此事，崇祯当时没批评。而且毛文龙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为独立军阀之势； 至于付托不效，袁崇焕曾承诺五年收复辽东，但截至定罪时仅一年时间，不足以下定论。至于后金军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焕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责任，但不至于“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更没有通敌叛国。 事实上，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闻讯后立即发兵阻截后金，“急引兵入护京师”（《明史》），并无怠慢，而且在北京广渠门之战和左安门之战获捷，仅以9000人击败后金10万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带领的这支勤王军是在饥寒交迫中作战的，饥饿长达三天，因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得以获胜。袁崇焕爱兵如子，亲自看望受伤将士，“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边事小纪》）彻夜不眠抚慰将士，这在历史上是少见且感人的。 袁崇焕手迹“听雨”（图：公有领域） 袁崇焕受冤后，其部下皆悲恸不已，也有官员和百姓为其鸣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焕军中亲眼目睹袁的品行与贡献。得知袁入狱后，程本直不仅为其鸣冤，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为其而死，并写下《漩声》、《矶声》，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写道：“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虽然死则死也，窃有愿也。愿余弃市之后，复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尸首，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九原之下，目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请求皇帝放袁崇焕出狱，称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愿意替袁崇焕服刑。 然而，袁崇焕冤死的命运依然没能改变。他在受刑前写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行刑过程极其残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从这个“大汉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可惜，他死后，明军在与后金及后来的清军作战中几乎再没打过胜仗。“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 （图：Pixabay）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冤死是崇祯年间政治的转折点。刚登基时崇祯力图中兴大明，铲除奸宦魏忠贤并严惩在天启年间作恶的阉党分子，为阉党制造的冤案平反，并重新启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焕。原本有中兴之可能，但两年后，袁崇焕冤案被奸臣利用，从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温体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传》，人数不多，其中便有他们俩的“大名”，属于毫无争议的奸臣。而且崇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重用温体仁，他就像个“瘟神”，让崇祯患上了偏听偏信的大病。 袁崇焕冤案一百多年后才得平反。后世对他也不乏好评，如康有为说“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焕的例子是反映崇祯性格及过失的事件之一，较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祯年间的全貌。崇祯还导致朝中矛盾尖锐。他虽然铲除了前朝作恶的阉党首恶，但朝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文臣争来斗去。但他的态度是，宁可坐视众臣相斗，也不愿看到众臣团结。 为何崇祯持这种态度？哪有不喜欢团结的道理？其实还是因为他太多疑敏感，忌惮大臣结党威胁皇权。譬如，周延儒总是诋毁同僚，己巳之变时他趁机诬陷兵部尚书王洽。周延儒这种借国难谋私的行为，以及在官场中没人缘的表现，在崇祯看来却是令他安心的，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图：Pixabay） 不过，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崩溃、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 （未完待续）
三月本该是春暖花开、人皆欢喜的好时节，然而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却阴云密布，笼罩在一片恐惧与动乱之中。这一日，是大明亡国的前夕。 当晚，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闻讯后大惊失色，尽管这样的局势已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他赶忙问“大营兵在哪？李国桢去哪了？！”而得到的回答令他再度心寒：“大营兵全都散了！皇上您也赶快逃吧！” 今年他已听过太多败讯，这一次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决定登上煤山亲自看个明白。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是他平生最不愿看到的场景：昔日繁华太平的北京此时已沦为一片火海，战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也将大明覆灭的命运照得清清楚楚，赤裸裸地摆在这位年轻帝王面前。这一刻，是国破；下一刻，是家亡。 （图：Adobe Stock） 徘徊良久后，崇祯返回乾清宫准备安排后事，下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明史纪事本末》），命人进酒，连饮数杯。然而纵饮千杯入肚，又怎能消尽心中无尽的愁，扭转王朝的命运？他一边饮酒一边叹道：“苦我民尔！” 面对同甘共苦十八年的老婆周皇后，崇祯痛作诀别：“大势去矣。”刹那间，夫妻二人泪流满面，在场的宫人无不悲泣。 周皇后向崇祯顿首说道：“妾自嫁陛下十八年来，陛下一句建议都听不进，才导致今天这地步！”说罢，她依依不舍地轻抚著太子、永王、定王三个年少的皇子，挥泪作别。待目送亲骨肉远去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安排三个儿子换上平民的衣服，希望他们能混出宫外。临别之际，崇祯看著眼前三个从小在深宫长大的孩子，不知这一别后他们还有多大机率活下去，于是一阵悲恸再度涌上心头。他叮嘱孩子们： “你们以前都是皇子，但京城陷落后，你们就只是普通百姓了，各自逃生去吧！你们不必恋朕，朕必与社稷共存亡，没有脸面在九泉下见列祖列宗！你们以后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应当称呼他们老爷，年轻一点的要叫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要称呼他们为老爹，年轻的要叫老兄或长兄；如果遇到文人，要叫先生；遇到军人，要叫户长或长官。倘若你们能死里逃生，记得为父母报仇，不要忘记我今天的教训！”（见《烈皇帝遗事》与《小腆纪年》） 语重心长地叮嘱后，崇祯还不放心，一想到外面战火纷飞，而且三皇子定是敌寇的重点抓捕对象，不禁悲喊： “你们为何不幸生在我家！” （图：Adobe Stock） 告别皇子后，崇祯将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召来。看著眼前的亲闺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本已订婚，但婚事因战事紧急而中止，如今又遭遇国破家亡，若被贼寇擒住必遭凌辱。想到这里，崇祯不禁哀叹：“你为何也生在我家！” 叹罢，崇祯挥剑砍向女儿。长平公主当时出于本能伸左手去挡剑，结果左臂被砍断，晕倒在血泊中。崇祯呆立原地，握剑之手颤颤发抖，想到贼寇不会凌辱残废之人，不忍再对女儿补刀。 紫禁城这一夜，漫长如年。 三月十九日清晨，天色近曙，太阳一如既往即将从东方升起，崇祯也一如既往勤奋地上朝，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早朝，也是大明天子最孤独的早朝——“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明史纪事本末》）召集百官的钟声敲响后，却无一臣前来觐见崇祯。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崇祯感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无论他怎样不甘，怎样绝望，大明的路都注定走向终点。而他的人生，也在此时走向尽头。 崇祯再次登上煤山，作为堂堂天子，这时身边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伴。他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人生最后一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 薄德，指德行不足；匪躬，指他为国操劳，不顾自身利害；天咎，指上天的惩罚。崇祯这份血诏主要表达的是，“我虽然勤政尽力，但德行有亏，上天降罚，我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但也都是群臣之错害我到今天这地步。我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于是摘掉皇冠，披发遮面。贼寇们，你们可以虐待我的尸体，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明思陵（图：公有领域） 写完血诏后，崇祯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殉国，孤单地走完了人间的行程。驾崩时，他披头散发，头发遮盖面庞；穿白绵䌷袷，蓝纱道袍，下身白绵䌷裈，一只脚光著，另一只脚穿绫袜及红色方口鞋（见《甲申纪闻》）。他自缢后不久，王承恩亦随之自缢。 自此，历时277年的大明王朝永远停留在这一天。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之变。 那么，崇祯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教训？ 中国历代皇帝中，崇祯是比较特别的君主，也颇具争议。争议主要在于对他的评价以及他与明亡之间的关系。纵观他自16岁登基到33岁死亡的执政生涯，他几乎没有一天松懈过，勤政爱民，生活节俭，不好声色，明显具有明君的特点；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多疑，用人不当，一错再错，被骂为昏君、暴君、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 有人可能会说，大明在崇祯年间灭亡，那亡国之君不就是他吗？亡国之君其实指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如果某人正巧是某朝最后一任君主而不是亡国的主要祸首，通常被称为末代皇帝，譬如家喻户晓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史上有些亡国之君，每当我们提起都没太大争议，比如夏桀和商纣；而像溥仪这样主幼国疑的情况，说是末代皇帝毫无争议。但崇祯的情况很复杂，关于他究竟应被评为亡国之君还是末代皇帝，他究竟是不是明亡的主要责任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崇祯殉国处碑文（图：公有领域） 笔者认为，如果从对比的角度看，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但如果把崇祯视为末代皇帝，和他的一系列大错又显得不对等。综合客观地评价，崇祯或许可以被概述为这样一类人物：生不逢时的加速皇帝。 说崇祯生不逢时，是因为他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给他留下的是个烂摊子，他再如何勤政，都很难力挽狂澜。说崇祯加速明亡，是考虑到他突出的性格缺陷及决策失当。假设他的时代处于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后不久，那么先皇留下的盛世底子或许可以起到抵消作用，崇祯的自负多疑等性格缺点影响未必很大。然而事实上，他所处的是内忧外患愈加严重的时代，兵荒马乱，双线作战（一线是农民起义，一线是满清），这时的大明已承受不住决策失误的重担。 谷应泰对明朝灭亡有这样一段评价：“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蕴泽厚；而明无救于怀宗者，以熹庙之留毒长也。”有一定道理。明武宗是个十分荒唐的君主，但大明江山没被他玩垮，主要归功于他爹明孝宗勤俭爱民，信用贤良，一度呈现“弘治中兴”。而崇祯无力挽救大明，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哥天启不理政事，纵容宦官魏忠贤扰乱朝纲。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