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忠臣，請來瘟神 ｜ 北京淪陷前夕（二）

（接上期）崇禎的缺點在亂世中顯得尤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變期間，崇禎因中了後金（清朝前身）的反間計，懷疑薊遼督師袁崇煥通敵叛國，這在國難當頭的戰爭年代是致命風險。臨陣換將乃兵家大忌，更何況是在京師風險尚未完全解除時換掉戰功赫赫、忠心耿耿的邊臣。

更嚴重的是，8個月後，崇禎下令磔殺袁崇煥，即凌遲（千刀萬剮）。雖然袁崇煥在邊防上有漏，縱然皇太極施反間計，又有溫體仁等奸臣煽動挑撥，但崇禎作為最高決策者，有責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煥有過，但不是賣國賊，更不至於千刀萬剮。

其實，外敵後金的反間計不是促使崇禎決定殺袁崇煥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禎只是下旨「暫謝職聽勘」（《國榷》），說明他一開始未對袁崇煥起殺心。那為何他後來鐵了心要將袁崇煥凌遲處死？追其深因，是崇禎主動選擇相信內部奸臣，無論是否冤枉袁崇煥，他都要藉此機會殺雞儆猴。

期間，高捷、袁弘勛、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明史》），想藉此機會陷害袁崇煥和內閣首輔錢龍錫。溫體仁誣告錢袁二人相互勾結，稱錢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國榷》），有邊關重臣與朝廷重臣結黨的嫌疑，這話正中崇禎的軟肋，因為崇禎很忌憚手握重權的臣子相互之間關係密切，對結黨現象極為敏感。他不一定對從敵軍傳來的反間計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國運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選擇和姦臣一道把袁崇煥作為政治犧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為了借袁崇煥的案子報複錢龍錫，「謀興大獄，為逆黨報仇」（《明史》），因為他們是閹黨餘孽，對錢龍錫恨之入骨。為什麼恨？因為崇禎初登基時打擊閹黨，錢龍錫主要負責閹黨的案子，也是東林黨一把手，而且閹黨對東林黨的恨由來已久，一看到機會來了，所以天啟年間的舊帳與現在的新帳一起算。

溫體仁也想借袁崇煥冤案打擊錢龍錫，不同的是，他想藉機升官進入內閣，於是他將錢龍錫視為一大障礙。至於崇禎，是想犧牲袁崇煥震攝朝臣。

就這樣，君臣目的不同，卻由於各自的私慾和心機走在同一線上。

袁崇煥被定的罪名為「謀叛」（《明史》），具體為「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崇禎長編》）。

其中，頓兵不戰、遣散援兵、潛攜喇嘛、專恃欺隱都不是事實，純屬強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給敵軍的，不屬於叛國；

斬帥（斬毛文龍）有其事，確實有不當之處，但袁崇煥向崇禎匯報過此事，崇禎當時沒批評。而且毛文龍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為獨立軍閥之勢；

至於付託不效，袁崇煥曾承諾五年收復遼東，但截至定罪時僅一年時間，不足以下定論。至於後金軍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煥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責任，但不至於「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更沒有通敵叛國。

事實上，在己巳之變中，袁崇煥聞訊後立即發兵阻截後金，「急引兵入護京師」（《明史》），並無怠慢，而且在北京廣渠門之戰和左安門之戰獲捷，僅以9000人擊敗後金10萬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煥帶領的這支勤王軍是在饑寒交迫中作戰的，飢餓長達三天，因軍紀嚴明、訓練有素得以獲勝。袁崇煥愛兵如子，親自看望受傷將士，「一一撫慰，回時，東已白矣。」（《邊事小紀》）徹夜不眠撫慰將士，這在歷史上是少見且感人的。

袁崇煥受冤後，其部下皆悲慟不已，也有官員和百姓為其鳴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煥軍中親眼目睹袁的品行與貢獻。得知袁入獄後，程本直不僅為其鳴冤，甚至表示自己願意為其而死，並寫下《漩聲》、《磯聲》，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寫道：「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惟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里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也，竊有願也。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屍首，並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請求皇帝放袁崇煥出獄，稱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願意替袁崇煥服刑。

然而，袁崇煥冤死的命運依然沒能改變。他在受刑前寫道：「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將勇，忠魂依舊守遼東。」行刑過程極其殘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從這個「大漢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

可惜，他死後，明軍在與後金及後來的清軍作戰中幾乎再沒打過勝仗。「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

更重要的是，袁崇煥冤死是崇禎年間政治的轉折點。剛登基時崇禎力圖中興大明，剷除奸宦魏忠賢並嚴懲在天啟年間作惡的閹黨分子，為閹黨製造的冤案平反，並重新啟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煥。原本有中興之可能，但兩年後，袁崇煥冤案被奸臣利用，從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溫體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傳》，人數不多，其中便有他們倆的「大名」，屬於毫無爭議的奸臣。而且崇禎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都重用溫體仁，他就像個「瘟神」，讓崇禎患上了偏聽偏信的大病。

袁崇煥冤案一百多年後才得平反。後世對他也不乏好評，如康有為說「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伙，而惻惻於人心，震惕於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鍾室、涼風、金牌之淒感也。」「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煥的例子是反映崇禎性格及過失的事件之一，較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禎年間的全貌。崇禎還導致朝中矛盾尖銳。他雖然剷除了前朝作惡的閹黨首惡，但朝中又出現了新的矛盾，文臣爭來斗去。但他的態度是，寧可坐視眾臣相鬥，也不願看到眾臣團結。

為何崇禎持這種態度？哪有不喜歡團結的道理？其實還是因為他太多疑敏感，忌憚大臣結黨威脅皇權。譬如，周延儒總是詆毀同僚，己巳之變時他趁機誣陷兵部尚書王洽。周延儒這種借國難謀私的行為，以及在官場中沒人緣的表現，在崇禎看來卻是令他安心的，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不過，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崩潰、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