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紫荊黨的蠡測（下）——對香港政壇的衝擊？

紫荊黨橫空出現，標誌著中共對廣大的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對香港左派群體徹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醞釀著某些重大舉措，包括清洗舊港人、整頓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整頓傳統建制派。在這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就特別值得港人關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這些措施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輿論風向標。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筆」之稱的屈穎妍，12月10日在其《頭條日報》的專欄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為題，公開批判林鄭，承認之前支持林鄭是錯了。筆者覺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鄭來強調自己不是唯唯諾諾的建制派。 

被人稱為《基本法》護法之一的宋小莊，12月11日在《明報》發表文章：《議員資格的決定有何重要法律意義》  ，責備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缺席導致立法會「流會」。他認為，「『流會』與立法會的兼職議員制度有關，有些議員視工作為副業，視生意為正業，就經常缺勤。議員俸祿優渥，工作繁重，不應當還有其他主業」。很明顯，他所針對的主要是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議員，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稱為「接近習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發表題為 《連問題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評論。表面上是批判林鄭，但實際上是劍指香港的資產階級。他的文章沒有主動說出香港問題所在，卻引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寓意香港應該意識到社會階級和經濟結構必須進行徹底改革。很明顯這是複述了中共自從香港「占中運動」以來的官方論述。 

自稱為「白宮發言人」的馮煒光，11月6日在《橙新聞》以 《韓正副總理的考題林鄭應如何回答》為題，批判林鄭和整個香港公務員團隊都是AO（政務官）心態，無法從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勢，造成無法與國家融合的困境。他說：「香港的政務主任尤其是回歸前入職的，在英國殖民地者的薰陶下，只懂執行，只懂把問題翻來覆去地辯論，寫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戰略思維九流。要他們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有歷史縱深、有宏觀視野、有國際博奕的認知、有家國情懷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領導香港，無異緣木求魚」。馮煒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務員系統的意圖高度契合。 

近期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筆者不是說他們「被授意」去寫，而是覺得它們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圖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別是原來香港的資產階級）、清理自己隊伍、改造立法會、改造公務員系統。在這個思維背景下成立的紫荊黨，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現在筆者回到文章開頭時的觀點：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對香港廣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來已久，筆者將來有機會可以詳細分析，今天暫略。這種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兩次百萬級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區議會選舉中親中共候選人一敗塗地的狀況，使得北京決策層有人滋生極端的「留島不留人」的念頭。在對香港廣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時，更認為香港資產階級是動亂的根源之一，認為他們的剝削屬性造成香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是動亂的溫床。這從「反修例運動」過程中對李嘉誠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這點。 

出於對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會導致「港人治港」這個口號在內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強調今後香港的管治權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謂「新港人」就是以紫荊黨為代表的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派來香港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這些過去處於潛伏狀態的地下黨員今後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種崗位。 

第二，對香港政府及相關管治團隊的不信任。中聯辦下面一個智庫曾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對特區去年出現的「反修例運動」的發生，認為是特區管治團隊在執行「一國兩制」政策時有偏差。它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動亂暴亂不是偶然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有多種因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從內因看，『香港之治』出現嚴重問題，是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中的資本主義過頭。按照現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風，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完整準確有效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報告列舉了很多實例，用以說明移交主權以來，由於特區政府「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過頭」（即傾向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金融、輿論宣傳、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現嚴重問題，才導致去年的大規模反特區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亂過程中，特區政府又顯得軟弱無能。它既沒有及時動員政府掌控的三萬多武裝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隊）下達果斷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勢明顯失控時，也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動解放軍駐港部隊來協助平亂，這就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不善鬥爭、不敢鬥爭」的軟弱無能狀態。馮煒光的文章，反映了這種觀點。 

第三，對香港左派群體的不信任，可以說也是由來已久，所以紫荊黨的出現無疑是對傳統左派打了一個耳光。根據筆者觀察，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歷史原因，即中央長期來都是對「白區」黨組織存戒心的；也有現實原因，即認為本土左派群體屬於「爛泥扶不上壁」、難委以重任。 

歷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區工作的共產黨幹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戰軍請示中央如何對待地下黨？中央回覆：「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見中共對白區黨員的不放心，黨內這個傳統也影響了中央對香港的地下黨的觀感，特別是在香港也出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副社長鄭華叛變逃美、以及前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劉林、台灣事務處長魏平元、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被揭發為英國情報部門收買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對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現實原因是左派群體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聯訪問北京時，負責港澳工作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希望他們能夠「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15年後的民建聯無論從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無才的人，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區政府的人，無法肩負起特區的管理工作。屈穎妍的文章強調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種割席的態度。 

了解這些背景後，再詳細分析紫荊黨幾位發起人的公開言論 ，筆者深信這個黨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香港人、對香港政府、對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滿。（下篇完）

注1：見裴毅然：《前後16字方針：白區地下黨的宿命》，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年8月號。所謂前16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作為白區工作的原則。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