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香港一些“海归”人士成立了一个“紫荆党”，引起香港政坛的极大关注，大家的关注点有二，第一，这个组织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联办组建的）或是“庶出”（即并非由中央或中联办组建，但得到他们的祝福）？第二，它与当前已经存在的亲共建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意味著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笔者试图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相信他们是嫡系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即“占中运动”之后，中央及香港中联办就已经在讨论所谓“新港人治港”的问题。据了解这个讨论的朋友说，北京认为香港的资产阶级上层是靠不住的，中央给了他们长达20年的时间，也更换了好几任特首，香港还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强调：“‘一国两制’并不等于香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派驻到香港来，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人民为后盾，依靠香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香港、发展香港”。据笔者了解，这是当年中共内部讨论香港问题后形成的十大对策其中的第一条。  到了去年“反送中条例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央对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的事，国家的任务。香港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能让港人去主要承担。”最后这句话就清楚表明，中共将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赖原本的港人。中央并为此拟定一些策略，强调“首个阶段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总纲领不要再依赖殖民地的‘港人’办一国两制了。要组织‘新时代’的‘新港人’，创建一个可以向邓小平同志及先辈先烈们致敬，并好好对他们交代的，能展示给世界的一国两制。”根据这个指示，过去的“港人治港”今后会变成“‘新港人’治港”。  据知情人士说，这个指示提出：治港团队“总人数要过千，将来基层人要上万。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在香港组建一支地下党培养自己的管治团队。组织部、宣传部、对外国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动总参部、支援部（笔者按：不明何谓“支援部”）、培训部都要齐全，都要组建起来，都要精简锐利”。  这个指示还把香港目前的状况与中共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说：“共产党在1939至42年间在华北的处境和斗争，与香港现阶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作策略思维中用来借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纳成‘反磨擦’斗争策略，统一各阶层为群众做些实惠之事，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即国民党军）及外来势力（即日军），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力清除、减低、消灭。著力维护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做好宣传及思想工作。今天，我们要用占领根据地、办好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以长征的精神向前迈进”。它又说：“1947至1949年党在西柏坡的经历也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的任务相似，那就是先作战略转移，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灵活地统筹协调运转战术战力核心，并为建国（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组织的准备”。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鉴“反摩擦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反华势力”，至于西柏坡经验（接管全国政权的部署），就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据这两次的历史经验，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组织，训练干部，纪律严密，身份隐蔽，深入群众，并能在敌后与敌人斗争的队伍。队伍要有各类人，包括军队、公安、特科、专家、干部。要老中青结合。主战场在地下，应该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小组领导，与两地官僚系统要分开，无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触”。这就说明，中共为了全面接管香港，将会继续分开地上与地下两条线，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则继续潜水。用中共的术语，浮上水面，指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公开战线，而继续潜水，则指非法斗争、议会外的斗争、隐蔽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些策略都是中共优而为之的故技。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其性质可思过半矣！笔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带有政党性质的公开的亲中共的“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马会、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在中共的历史上，每当要“解放”大城市时，必然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中共的“群众组织”，以便配合中共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的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设有公开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个不公开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工委”），也是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内应”力量。所以，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属于这些内应力量。该党除了公开表示其建党是“学习中国共产党”之外，就连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开会，就如同中共当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样。  从以上的分析看，紫荆党显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创党伊始便夸下海口要发展25万党员。须知道，传统左派龙头组织民建联花了将近30年时间才发展了5万多党员，而历史比中共“建国”（1949年）还长久的工联会，经过70年的经营，到现在会员才不过40万左右。那么紫荆党凭什么从组党第一天就敢瞄准25万党员的目标呢？  笔者曾经撰文估计香港地下共产党员数目至少达40万人（见绌作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载《明报》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认为这是高估了，但笔者始终维持这个判断（详细估算见上引拙作，这里不赘）。如果中共认为现在需要部分地下党员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继续潜水（即贯彻上文所引用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的策略），则一夜之间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员奉命加入到其他党派，以该党派的身份活动，从而隐瞒共产党人的真正身份，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已经被中共全面掌控，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紫荆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这个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亲”，越俎代庖，难免使人觉得“一国两制”彻底消亡。由于需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观，则中共在香港的正规组织（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须继续潜水，所以它要建立一个由它指挥的团体，来执行它要推行的任务。当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衣时，其在香港就只能继续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党时，它就必须要扶植一个公开的、地上的组织来为它服务，这就是它需要此时此刻成立一个紫荆党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