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职场故事

处在墨尔本第六次无限期的封城之中,居家,禁足。提前进入了在壁炉边打盹儿,靠回忆打发时光的养老模式。惦念着植物园里该出生了的小天鹅,以及更远处的那些奇妙美景,想起了工作多年中的一些往事,还有与这些往事有关的几位前上司。

来澳洲后,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叫伊丽莎白。她人干练利索,气度不凡,讲话口音很好听,在悉尼的几个好区有她手下的连锁幼儿园。招工的那一个在内东区,在园区可以看到进入市区的海湾大桥。那时,我落脚悉尼不到两个月。听错了面试地点,晚到了四十五分钟。知道这是参加面试的大忌,也没抱什么希望,可伊丽莎白表示理解。她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让自评一下英语水平。我老老实实的回答说“很烂” 。伊丽莎白笑了,给我了试工的机会。

像我这样初来乍到,语言半残的人能在英语环境得到全职工作,指导教师克瑞丝起了很大作用。克瑞丝人长的端庄漂亮,言传身教的向我展示了西方以鼓励为主的儿童教育理念。只是看到有孩子欺负人时,她会用很大的耐心,严肃教育孩子要善待别人。孩子们都敬重和喜爱她。伊丽莎白打电话询问我的表现,她自然是不忍心给一句差评,我也因此顺利转正。以后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人美心善的克瑞丝就是一位天使。

莉莉供图
莉莉供图

中间一排右二,坐着穿黑色上衣的是克瑞丝,后排站立在我身旁的是好朋友柔伊。

移居墨尔本后遇到的第二位上级叫辛迪,和有些贵族气质的伊丽莎白不同,辛迪就是一平易近人的邻家大姐。幼儿园是政府属下非盈利组织,辛迪属于管理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板。作为临时工来这里替班,她主动邀请我加入她的团队,然后出钱付给代理处,算是赔偿她们的损失。到如今,在这里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

园长辛迪是单身,把幼儿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人,逢年过节自己掏钱送给我们小礼物。有一年大水淹了园区,她把电话打到每个员工的家里,告诉我们一周内不必上班,工资照发。每年在职培训有几次,她会领着我们到处找一些有特点的地方吃午饭。来到澳洲吃过的最好的一顿海鲜披萨,就是她带着我们找到的。

跟这样一个没有架子的老板工作很舒心,转眼四五年就过去了。一次的午休时间,一位老师拿出封给辛迪的信让我签字。那段时间,我的午饭时间全泡图书馆,不太关心别的事情。草草看了信几眼,原来是给辛迪提改进意见的。其中一条提到上次政府部门来评定幼儿园的等级,辛迪过于紧张,跟着检方人员到班级观察,弄得大伙无所适从。这倒是个事实。我粗略看了信,也没多想就签了字。

两个星期以后,传来辛迪辞职的消息。我大为震惊,急忙托另一个和她常联系的同事传话,说明签字的本意和挽留她的意愿。辛迪回答说:绝大部分的员工都签了字,说明大家对我是有了看法,这样的情况我是无法在坐在领导的位置上的。末了,她还婉转的表达了对我也签了名的失望。

无言以对。除了对自己粗枝大叶,盲目从众的错误后悔不已,更多的是惊诧。辛迪的举动完全超乎了我对熟悉官场的认知。不就是一封提改进意见的信吗?就算真的要走,那也先回来收拾一下局面再说嘛。比如,给那两个领头写信的穿只小鞋,对我这样不识抬举签了名的敲敲警钟等。那时,我无法理解辛迪这样为了尊严,责任而抛弃权利,不屑报复的胸怀。直到现在,对比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不管民怨沸腾,愣是赖着不辞职的新闻,还是会对辛迪从心底升起敬意,当然,还有对自己也参与了这平庸之恶的忏悔。

辛迪离开后,又陆续来了两任继承者。后来旧的幼儿园被拆,政府在原址上盖了比原来规模两倍还多的全新的楼房,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人来管理,政府部门就下派了一位新的园长。

新园长叫艾琳。原来在政府部门多年,口语和文字能力非常棒,给我们发的邮件可以当英语范文来学习。这次从上头下来,是想在开拓一个早教示范基地。她的生日和我同年同月,但这种机缘并没让我们一见如故,反而,在她刚来不到一个月,我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战争缘起于一个误会。单位的泊车位紧张,每年都重新分配一次。我不驾车,一直没要。就在艾琳来的前一年,女儿因工作变动,可以先把我送到再转乘火车,那自然要把车泊在我们单位,因而我也得到了一个泊车允许。单位那时有一个希腊长舌妇,跑到园长办公室说我的泊车许可是给女儿要的。艾琳听信了,就在新一年开始分配时,取消了我的许可证。

我当然不服气,找到艾琳说明情况。不知因为刚刚立足,急于树立权威,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她态度很生硬,说是分配完毕无法更改。并且建议我赶快拿出驾照来,只有自己驾车才可以拿到泊车允许。

回来跟女儿讲这件事。女儿也很气愤,晚上不睡觉想办法对付。早晨告诉我有了办法。让我下周一不去上班,先去拿出一个L牌的执照。利用周末,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越级申诉信,先发给了在美国的好朋友。朋友也是公务员,丈夫是管理者,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很强,两口子忙活了一晚上,把信重新组织修改发了回来。还建议我先把信给艾琳,不行再上诉。

两天没去上班,利用其中的一天去考出L牌的执照。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早晨,我把信和L驾照放在艾琳的桌子上,她明显的怔了一下。我让她先看信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了教室继续上班。

下午时分,艾琳带着她的助理进了我所在的教室,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两人脸上都带着笑。艾琳把信封递给我,说她又向上级申请到了几个泊车许可,先把我的补上。

就这样,艾琳和我算是不打不相识,见了面经常聊几句。知道我俩生日同年同月后,亲密的称我为她的灵魂伴侣(Soulmate)。她是那种自带威严的领导,看着不太好接近。和我关系近了,还真让别人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裙带关系。

打电话给美国的那位朋友交代这件事的结果,开玩笑说:在美国公务员协助下,澳洲公务员认输。应该说,艾琳搞清事实后,能转过弯来,亲自向下属道歉,是很多官僚做不到的。但也不可否认,事情转机的关键在于那封信。经过朋友的修改,信里句句都抓住了理,拿到法庭上当辩护词也没问题。

后来看到有人发出受到歧视之类的抱怨,我会暗暗替他们着急。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如果你有理有据,想要解决问题,真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任何的讲理,对话,双方旗鼓相当,能听得懂对方的语言,是取得胜算的基础。不努力提高自己,动不动就拿种族说事,靠制造舆论博取同情,是不会赢得别人真正的尊重。

艾琳独立创一番事业的愿望受阻。据她说是家长委员会管的太多,无法放开手脚。好在政府部门对于辞职离去的人员会保留一年的职位,她就在刚要满一年的时候回到了原来的舒适区。接任者是一位原来人事部们的官员,叫丽萨。管理方法和以前那些幼儿教育出身的思路不太一样。

那时我还是负责教师,和办公室经常打些交道。有一次因为音乐课的安排不合理,我写了一封邮件反映情况。长长的篇幅让丽萨很头大。以后只要提什么意见,她会赶紧说,马上处理,只要你不写那种长邮件。一段时间以后,由于我在工作中的一个事故,让她不得不又看了一个超长的邮件。

事故的发生是班里的一个两岁孩子逃逸。这个调皮蛋跟着我去厨房还餐车,趁我松开手给进门的家长扶门时,自己触发开了两道自动门,一溜烟跑过门前的大片草坪,等到被发现时,她已经离着马路只有几米远。

孩子跑出监管区外,不管出意外没有,都属于严重事故。要上报,上级部门会下来调查。自己要写下全过程,包括自己当天的身体情况,有无醉酒和家里的情况等等。丽萨处理这类事情很有经验,平常开玩笑说不想看长邮件,这次看超长邮件,打电话,看监控,二加二会面,一样样有板有眼的。

最后这事的处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单位快速找人来加了两道从顶部开关的栏杆,防止孩子再次触发自动门逃逸。二是在按规定停职两天后,我回来上班,发现所有的员工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向我打招呼,有的还特意过来给个拥抱。原来,在前一天晚上的职工会议上,丽萨跟大家介绍了事故情况后,特意做了这样的要求。

事故的发生,幼儿园的新楼设计上是有问题,但我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到处分也是应得。最后仅仅是在电话里被“关照” 了一下,回来时还整的像个立功的战士归队。这让我对丽萨所执行的策略一直心存感激,认为她把冷冰冰的条文里注进了人文关怀,处理人事有温度。一位印度同事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是因为我家里有当律师的,才得到了从轻发落的结果。

印度同事看问题的思维角度让人哑然失笑,这不正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职场潜规则的逻辑吗?我没有试图去跟她解释,也不想和她争辩,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认知和体验去做出判断。仅就自己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来说,感觉这些头儿们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上下级之间有的合得来,有的合不来。彼此也不一定会同悲喜,共进退。但我们各司其责,互相尊重,可以沟通,那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有理可讲,有温暖所在的小社会。

(注:文中人物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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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单位把花送到无法工作的职工家里(图片来源:莉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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