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職場故事

處在墨爾本第六次無限期的封城之中，居家，禁足。提前進入了在壁爐邊打盹兒，靠回憶打發時光的養老模式。惦念着植物園裡該出生了的小天鵝，以及更遠處的那些奇妙美景，想起了工作多年中的一些往事，還有與這些往事有關的幾位前上司。

來澳洲後，遇到的第一個老闆叫伊麗莎白。她人幹練利索，氣度不凡，講話口音很好聽，在悉尼的幾個好區有她手下的連鎖幼兒園。招工的那一個在內東區，在園區可以看到進入市區的海灣大橋。那時，我落腳悉尼不到兩個月。聽錯了面試地點，晚到了四十五分鐘。知道這是參加面試的大忌，也沒抱什麼希望，可伊麗莎白表示理解。她問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是讓自評一下英語水平。我老老實實的回答說「很爛」 。伊麗莎白笑了，給我了試工的機會。

像我這樣初來乍到，語言半殘的人能在英語環境得到全職工作，指導教師克瑞絲起了很大作用。克瑞絲人長的端莊漂亮，言傳身教的向我展示了西方以鼓勵為主的兒童教育理念。只是看到有孩子欺負人時，她會用很大的耐心，嚴肅教育孩子要善待別人。孩子們都敬重和喜愛她。伊麗莎白打電話詢問我的表現，她自然是不忍心給一句差評，我也因此順利轉正。以後很長時間裡，我一直認為人美心善的克瑞絲就是一位天使。

中間一排右二，坐着穿黑色上衣的是克瑞絲，後排站立在我身旁的是好朋友柔伊。

移居墨爾本後遇到的第二位上級叫辛迪，和有些貴族氣質的伊麗莎白不同，辛迪就是一平易近人的鄰家大姐。幼兒園是政府屬下非盈利組織，辛迪屬於管理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老闆。作為臨時工來這裡替班，她主動邀請我加入她的團隊，然後出錢付給代理處，算是賠償她們的損失。到如今，在這裡我已經幹了二十多年了。

園長辛迪是單身，把幼兒園當成了自己的家。對待員工就像對待家人，逢年過節自己掏錢送給我們小禮物。有一年大水淹了園區，她把電話打到每個員工的家裡，告訴我們一周內不必上班，工資照發。每年在職培訓有幾次，她會領着我們到處找一些有特點的地方吃午飯。來到澳洲吃過的最好的一頓海鮮披薩，就是她帶着我們找到的。

跟這樣一個沒有架子的老闆工作很舒心，轉眼四五年就過去了。一次的午休時間，一位老師拿出封給辛迪的信讓我簽字。那段時間，我的午飯時間全泡圖書館，不太關心別的事情。草草看了信幾眼，原來是給辛迪提改進意見的。其中一條提到上次政府部門來評定幼兒園的等級，辛迪過於緊張，跟着檢方人員到班級觀察，弄得大夥無所適從。這倒是個事實。我粗略看了信，也沒多想就簽了字。

兩個星期以後，傳來辛迪辭職的消息。我大為震驚，急忙托另一個和她常聯繫的同事傳話，說明簽字的本意和挽留她的意願。辛迪回答說：絕大部分的員工都簽了字，說明大家對我是有了看法，這樣的情況我是無法在坐在領導的位置上的。末了，她還婉轉的表達了對我也簽了名的失望。

無言以對。除了對自己粗枝大葉，盲目從眾的錯誤後悔不已，更多的是驚詫。辛迪的舉動完全超乎了我對熟悉官場的認知。不就是一封提改進意見的信嗎？就算真的要走，那也先回來收拾一下局面再說嘛。比如，給那兩個領頭寫信的穿只小鞋，對我這樣不識抬舉簽了名的敲敲警鐘等。那時，我無法理解辛迪這樣為了尊嚴，責任而拋棄權利，不屑報復的胸懷。直到現在，對比美國加州民主黨州長不管民怨沸騰，愣是賴着不辭職的新聞，還是會對辛迪從心底升起敬意，當然，還有對自己也參與了這平庸之惡的懺悔。

辛迪離開後，又陸續來了兩任繼承者。後來舊的幼兒園被拆，政府在原址上蓋了比原來規模兩倍還多的全新的樓房，需要一個更高級別的人來管理，政府部門就下派了一位新的園長。

新園長叫艾琳。原來在政府部門多年，口語和文字能力非常棒，給我們發的郵件可以當英語範文來學習。這次從上頭下來，是想在開拓一個早教示範基地。她的生日和我同年同月，但這種機緣並沒讓我們一見如故，反而，在她剛來不到一個月，我們之間就爆發了一場戰爭。

戰爭緣起於一個誤會。單位的泊車位緊張，每年都重新分配一次。我不駕車，一直沒要。就在艾琳來的前一年，女兒因工作變動，可以先把我送到再轉乘火車，那自然要把車泊在我們單位，因而我也得到了一個泊車允許。單位那時有一個希臘長舌婦，跑到園長辦公室說我的泊車許可是給女兒要的。艾琳聽信了，就在新一年開始分配時，取消了我的許可證。

我當然不服氣，找到艾琳說明情況。不知因為剛剛立足，急於樹立權威，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她態度很生硬，說是分配完畢無法更改。並且建議我趕快拿出駕照來，只有自己駕車才可以拿到泊車允許。

回來跟女兒講這件事。女兒也很氣憤，晚上不睡覺想辦法對付。早晨告訴我有了辦法。讓我下周一不去上班，先去拿出一個L牌的執照。利用周末，我就寫了一封長長的越級申訴信，先發給了在美國的好朋友。朋友也是公務員，丈夫是管理者，邏輯思維和語言組織很強，兩口子忙活了一晚上，把信重新組織修改發了回來。還建議我先把信給艾琳，不行再上訴。

兩天沒去上班，利用其中的一天去考出L牌的執照。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早晨，我把信和L駕照放在艾琳的桌子上，她明顯的怔了一下。我讓她先看信就離開了辦公室，回到了教室繼續上班。

下午時分，艾琳帶着她的助理進了我所在的教室，手裡拿着一個信封，兩人臉上都帶着笑。艾琳把信封遞給我，說她又向上級申請到了幾個泊車許可，先把我的補上。

就這樣，艾琳和我算是不打不相識，見了面經常聊幾句。知道我倆生日同年同月後，親密的稱我為她的靈魂伴侶（Soulmate）。她是那種自帶威嚴的領導，看着不太好接近。和我關係近了，還真讓別人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麼裙帶關係。

打電話給美國的那位朋友交代這件事的結果，開玩笑說：在美國公務員協助下，澳洲公務員認輸。應該說，艾琳搞清事實後，能轉過彎來，親自向下屬道歉，是很多官僚做不到的。但也不可否認，事情轉機的關鍵在於那封信。經過朋友的修改，信里句句都抓住了理，拿到法庭上當辯護詞也沒問題。

後來看到有人發出受到歧視之類的抱怨，我會暗暗替他們着急。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如果你有理有據，想要解決問題，真沒有必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任何的講理，對話，雙方旗鼓相當，能聽得懂對方的語言，是取得勝算的基礎。不努力提高自己，動不動就拿種族說事，靠製造輿論博取同情，是不會贏得別人真正的尊重。

艾琳獨立創一番事業的願望受阻。據她說是家長委員會管的太多，無法放開手腳。好在政府部門對於辭職離去的人員會保留一年的職位，她就在剛要滿一年的時候回到了原來的舒適區。接任者是一位原來人事部們的官員，叫麗薩。管理方法和以前那些幼兒教育出身的思路不太一樣。

那時我還是負責教師，和辦公室經常打些交道。有一次因為音樂課的安排不合理，我寫了一封郵件反映情況。長長的篇幅讓麗薩很頭大。以後只要提什麼意見，她會趕緊說，馬上處理，只要你不寫那種長郵件。一段時間以後，由於我在工作中的一個事故，讓她不得不又看了一個超長的郵件。

事故的發生是班裡的一個兩歲孩子逃逸。這個調皮蛋跟着我去廚房還餐車，趁我鬆開手給進門的家長扶門時，自己觸發開了兩道自動門，一溜煙跑過門前的大片草坪，等到被發現時，她已經離着馬路只有幾米遠。

孩子跑出監管區外，不管出意外沒有，都屬於嚴重事故。要上報，上級部門會下來調查。自己要寫下全過程，包括自己當天的身體情況，有無醉酒和家裡的情況等等。麗薩處理這類事情很有經驗，平常開玩笑說不想看長郵件，這次看超長郵件，打電話，看監控，二加二會面，一樣樣有板有眼的。

最後這事的處理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單位快速找人來加了兩道從頂部開關的欄杆，防止孩子再次觸發自動門逃逸。二是在按規定停職兩天後，我回來上班，發現所有的員工都以超乎尋常的熱情向我打招呼，有的還特意過來給個擁抱。原來，在前一天晚上的職工會議上，麗薩跟大家介紹了事故情況後，特意做了這樣的要求。

事故的發生，幼兒園的新樓設計上是有問題，但我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受到處分也是應得。最後僅僅是在電話里被「關照」 了一下，回來時還整的像個立功的戰士歸隊。這讓我對麗薩所執行的策略一直心存感激，認為她把冷冰冰的條文裡注進了人文關懷，處理人事有溫度。一位印度同事不這樣認為，她覺得是因為我家裡有當律師的，才得到了從輕發落的結果。

印度同事看問題的思維角度讓人啞然失笑，這不正是我們以前所熟悉的職場潛規則的邏輯嗎？我沒有試圖去跟她解釋，也不想和她爭辯，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認知和體驗去做出判斷。僅就自己所處的環境，所經歷的事情來說，感覺這些頭兒們也就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上下級之間有的合得來，有的合不來。彼此也不一定會同悲喜，共進退。但我們各司其責，互相尊重，可以溝通，那也就自然形成了一個有理可講，有溫暖所在的小社會。

（註：文中人物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