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澳洲】職場故事

處在墨爾本第六次無限期的封城之中,居家,禁足。提前進入了在壁爐邊打盹兒,靠回憶打發時光的養老模式。惦念着植物園裡該出生了的小天鵝,以及更遠處的那些奇妙美景,想起了工作多年中的一些往事,還有與這些往事有關的幾位前上司。

來澳洲後,遇到的第一個老闆叫伊麗莎白。她人幹練利索,氣度不凡,講話口音很好聽,在悉尼的幾個好區有她手下的連鎖幼兒園。招工的那一個在內東區,在園區可以看到進入市區的海灣大橋。那時,我落腳悉尼不到兩個月。聽錯了面試地點,晚到了四十五分鐘。知道這是參加面試的大忌,也沒抱什麼希望,可伊麗莎白表示理解。她問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是讓自評一下英語水平。我老老實實的回答說「很爛」 。伊麗莎白笑了,給我了試工的機會。

像我這樣初來乍到,語言半殘的人能在英語環境得到全職工作,指導教師克瑞絲起了很大作用。克瑞絲人長的端莊漂亮,言傳身教的向我展示了西方以鼓勵為主的兒童教育理念。只是看到有孩子欺負人時,她會用很大的耐心,嚴肅教育孩子要善待別人。孩子們都敬重和喜愛她。伊麗莎白打電話詢問我的表現,她自然是不忍心給一句差評,我也因此順利轉正。以後很長時間裡,我一直認為人美心善的克瑞絲就是一位天使。

莉莉供圖
莉莉供圖

中間一排右二,坐着穿黑色上衣的是克瑞絲,後排站立在我身旁的是好朋友柔伊。

移居墨爾本後遇到的第二位上級叫辛迪,和有些貴族氣質的伊麗莎白不同,辛迪就是一平易近人的鄰家大姐。幼兒園是政府屬下非盈利組織,辛迪屬於管理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老闆。作為臨時工來這裡替班,她主動邀請我加入她的團隊,然後出錢付給代理處,算是賠償她們的損失。到如今,在這裡我已經幹了二十多年了。

園長辛迪是單身,把幼兒園當成了自己的家。對待員工就像對待家人,逢年過節自己掏錢送給我們小禮物。有一年大水淹了園區,她把電話打到每個員工的家裡,告訴我們一周內不必上班,工資照發。每年在職培訓有幾次,她會領着我們到處找一些有特點的地方吃午飯。來到澳洲吃過的最好的一頓海鮮披薩,就是她帶着我們找到的。

跟這樣一個沒有架子的老闆工作很舒心,轉眼四五年就過去了。一次的午休時間,一位老師拿出封給辛迪的信讓我簽字。那段時間,我的午飯時間全泡圖書館,不太關心別的事情。草草看了信幾眼,原來是給辛迪提改進意見的。其中一條提到上次政府部門來評定幼兒園的等級,辛迪過於緊張,跟着檢方人員到班級觀察,弄得大夥無所適從。這倒是個事實。我粗略看了信,也沒多想就簽了字。

兩個星期以後,傳來辛迪辭職的消息。我大為震驚,急忙托另一個和她常聯繫的同事傳話,說明簽字的本意和挽留她的意願。辛迪回答說:絕大部分的員工都簽了字,說明大家對我是有了看法,這樣的情況我是無法在坐在領導的位置上的。末了,她還婉轉的表達了對我也簽了名的失望。

無言以對。除了對自己粗枝大葉,盲目從眾的錯誤後悔不已,更多的是驚詫。辛迪的舉動完全超乎了我對熟悉官場的認知。不就是一封提改進意見的信嗎?就算真的要走,那也先回來收拾一下局面再說嘛。比如,給那兩個領頭寫信的穿只小鞋,對我這樣不識抬舉簽了名的敲敲警鐘等。那時,我無法理解辛迪這樣為了尊嚴,責任而拋棄權利,不屑報復的胸懷。直到現在,對比美國加州民主黨州長不管民怨沸騰,愣是賴着不辭職的新聞,還是會對辛迪從心底升起敬意,當然,還有對自己也參與了這平庸之惡的懺悔。

辛迪離開後,又陸續來了兩任繼承者。後來舊的幼兒園被拆,政府在原址上蓋了比原來規模兩倍還多的全新的樓房,需要一個更高級別的人來管理,政府部門就下派了一位新的園長。

新園長叫艾琳。原來在政府部門多年,口語和文字能力非常棒,給我們發的郵件可以當英語範文來學習。這次從上頭下來,是想在開拓一個早教示範基地。她的生日和我同年同月,但這種機緣並沒讓我們一見如故,反而,在她剛來不到一個月,我們之間就爆發了一場戰爭。

戰爭緣起於一個誤會。單位的泊車位緊張,每年都重新分配一次。我不駕車,一直沒要。就在艾琳來的前一年,女兒因工作變動,可以先把我送到再轉乘火車,那自然要把車泊在我們單位,因而我也得到了一個泊車允許。單位那時有一個希臘長舌婦,跑到園長辦公室說我的泊車許可是給女兒要的。艾琳聽信了,就在新一年開始分配時,取消了我的許可證。

我當然不服氣,找到艾琳說明情況。不知因為剛剛立足,急於樹立權威,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她態度很生硬,說是分配完畢無法更改。並且建議我趕快拿出駕照來,只有自己駕車才可以拿到泊車允許。

回來跟女兒講這件事。女兒也很氣憤,晚上不睡覺想辦法對付。早晨告訴我有了辦法。讓我下周一不去上班,先去拿出一個L牌的執照。利用周末,我就寫了一封長長的越級申訴信,先發給了在美國的好朋友。朋友也是公務員,丈夫是管理者,邏輯思維和語言組織很強,兩口子忙活了一晚上,把信重新組織修改發了回來。還建議我先把信給艾琳,不行再上訴。

兩天沒去上班,利用其中的一天去考出L牌的執照。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早晨,我把信和L駕照放在艾琳的桌子上,她明顯的怔了一下。我讓她先看信就離開了辦公室,回到了教室繼續上班。

下午時分,艾琳帶着她的助理進了我所在的教室,手裡拿着一個信封,兩人臉上都帶着笑。艾琳把信封遞給我,說她又向上級申請到了幾個泊車許可,先把我的補上。

就這樣,艾琳和我算是不打不相識,見了面經常聊幾句。知道我倆生日同年同月後,親密的稱我為她的靈魂伴侶(Soulmate)。她是那種自帶威嚴的領導,看着不太好接近。和我關係近了,還真讓別人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麼裙帶關係。

打電話給美國的那位朋友交代這件事的結果,開玩笑說:在美國公務員協助下,澳洲公務員認輸。應該說,艾琳搞清事實後,能轉過彎來,親自向下屬道歉,是很多官僚做不到的。但也不可否認,事情轉機的關鍵在於那封信。經過朋友的修改,信里句句都抓住了理,拿到法庭上當辯護詞也沒問題。

後來看到有人發出受到歧視之類的抱怨,我會暗暗替他們着急。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如果你有理有據,想要解決問題,真沒有必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任何的講理,對話,雙方旗鼓相當,能聽得懂對方的語言,是取得勝算的基礎。不努力提高自己,動不動就拿種族說事,靠製造輿論博取同情,是不會贏得別人真正的尊重。

艾琳獨立創一番事業的願望受阻。據她說是家長委員會管的太多,無法放開手腳。好在政府部門對於辭職離去的人員會保留一年的職位,她就在剛要滿一年的時候回到了原來的舒適區。接任者是一位原來人事部們的官員,叫麗薩。管理方法和以前那些幼兒教育出身的思路不太一樣。

那時我還是負責教師,和辦公室經常打些交道。有一次因為音樂課的安排不合理,我寫了一封郵件反映情況。長長的篇幅讓麗薩很頭大。以後只要提什麼意見,她會趕緊說,馬上處理,只要你不寫那種長郵件。一段時間以後,由於我在工作中的一個事故,讓她不得不又看了一個超長的郵件。

事故的發生是班裡的一個兩歲孩子逃逸。這個調皮蛋跟着我去廚房還餐車,趁我鬆開手給進門的家長扶門時,自己觸發開了兩道自動門,一溜煙跑過門前的大片草坪,等到被發現時,她已經離着馬路只有幾米遠。

孩子跑出監管區外,不管出意外沒有,都屬於嚴重事故。要上報,上級部門會下來調查。自己要寫下全過程,包括自己當天的身體情況,有無醉酒和家裡的情況等等。麗薩處理這類事情很有經驗,平常開玩笑說不想看長郵件,這次看超長郵件,打電話,看監控,二加二會面,一樣樣有板有眼的。

最後這事的處理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單位快速找人來加了兩道從頂部開關的欄杆,防止孩子再次觸發自動門逃逸。二是在按規定停職兩天後,我回來上班,發現所有的員工都以超乎尋常的熱情向我打招呼,有的還特意過來給個擁抱。原來,在前一天晚上的職工會議上,麗薩跟大家介紹了事故情況後,特意做了這樣的要求。

事故的發生,幼兒園的新樓設計上是有問題,但我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受到處分也是應得。最後僅僅是在電話里被「關照」 了一下,回來時還整的像個立功的戰士歸隊。這讓我對麗薩所執行的策略一直心存感激,認為她把冷冰冰的條文裡注進了人文關懷,處理人事有溫度。一位印度同事不這樣認為,她覺得是因為我家裡有當律師的,才得到了從輕發落的結果。

印度同事看問題的思維角度讓人啞然失笑,這不正是我們以前所熟悉的職場潛規則的邏輯嗎?我沒有試圖去跟她解釋,也不想和她爭辯,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認知和體驗去做出判斷。僅就自己所處的環境,所經歷的事情來說,感覺這些頭兒們也就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上下級之間有的合得來,有的合不來。彼此也不一定會同悲喜,共進退。但我們各司其責,互相尊重,可以溝通,那也就自然形成了一個有理可講,有溫暖所在的小社會。

(註:文中人物皆化名)

莉莉供圖
疫情期間單位把花送到無法工作的職工家裡(圖片來源:莉莉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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