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四起措施频出,中国三胎生得下来吗?

中国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约一个星期以来,“三胎”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持续扩散。 

在政府政策、宣传附和、民间反应、企业跟风等一同奏出的“交响曲”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更是推出“三胎贷”,被评论描述为“又亮了”。 

那么,民众加码生子需要怎样的个人基础?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勇于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国医疗、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限制民众生育与要求民众生育有什么区别?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令人不解。 

他说:“就应该彻底地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没有从老百姓的身体里抽出来。所以这次虽然政府宣传说要缓解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经济下行,但是很多老百姓反应非常冷淡。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过于生硬,因为这好像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为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怎么计划生育没完没了,单独二孩完了还有全面二孩,然后是三孩,难道后面还有四孩、五孩?这是很滑稽的事情。”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不愿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来自于其根深蒂固的控制欲。 

他说:“我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更不能放弃。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弃它的控制思维的话,以后就算是社会上连生一胎都不愿意的话,它也不会放开。它必须要加以控制。所以对民众来说,生育意愿的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 

邓聿文也表示,在当今高成本的世代,少生甚至不生就是民众理性的选择。 

他说:“除了高房价还有教育成本的问题。在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要付出很多。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我们看到现在多少年轻人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没有组成家庭是一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付房贷或付其它一些社交费用之后,包括旅游的费用,剩下来基本没有多少了。如果再付沉重的教育经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还不用讲把小孩从0岁培养到大学毕业以后,这中间除了教育成本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在这种高成本的时代,在不减少自身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少生小孩,或者不愿多生小孩,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要有配套的政策,但易富贤认为,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只能在养不起的层面上做一点小文章,因此很难把生育率提高。 

他说:“目前,日本等国主要是在物质上,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比如说日本提供免费的育儿服务、教育,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给年轻夫妇提供一些现金补贴,提供低廉的住房贷款。就是说日本的养小孩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效果不好。成本很高,效果不好。它的生育率只是从2005年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低到1.36了。中国也只能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但是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经济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它根本没有钱像日本那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今后很难把生育率稳定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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