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2021年中国恒大地产爆雷，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开始。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达2.4万亿元，2023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另一家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面临流动性压力。中国的房地产“堰塞湖”随时有溃决的风险。 被错误耕地数据吓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红线 那么，中国房地产“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其根源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样的。1980年官方宣传，“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护耕地。当时认为中国的耕地只有14亿亩，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经过卫星遥测，发现中国的实际耕地有19.5亿亩。 其实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2022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82%，但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国的粮食有17.6%是来自进口（主要是大豆），并不是因为耕地不足，而是因为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体系。其实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巨大： 第一，现有耕地还有增产的潜力。中国的谷物平均亩产已经从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还将增产30%。 第二，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 第三，中国有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正变成沃野良田。中国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目前对食品（肉、奶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潜力巨大。并且室内农场、白色农业（微生物将秸秆转变为饲料）的推广也将大幅增加粮食产量。 其实人均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医疗成本。比如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国；但寿命最长的却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22》，中国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热卡、蛋白已经远高于日本，而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当。 被篡改的人口数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减半。耕地被低估，粮食增产潜力大，而人口又将减少，那么理应停止计划生育并放宽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将生育率篡改为1.8，预测总人口将 在2033年达15亿峰值，建议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保护耕地。于是 “十一五”规划以“1.2亩/人”为标准，设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城建用地。中国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城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重庆700/561，郑州450/400，襄阳170/153，衡阳130/120，新乡155/140。 2000年以来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尤其是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年轻人口快速涌入大城市。以深圳为例，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规划是，常住人口/建设用地控制在1100万人/890平方公里以内。但是2020年普查显示实际人口达1756万，而城市建成区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万人，其中福田区高达2.7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和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甚至高达3.1-3.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其中25%生活在县、镇，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只有6.24万平方公里（0.94亿亩），只占0.65%的国土面积，当然导致高房价。而中国在实行二孩、三孩政策后，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峰值只有14.1亿。笔者论证实际人口只12.8亿，到2050年将降至10亿。那么以“1.2亩/人”的标准，14.1亿、12.8亿、10亿人口只需要16.92亿、15.36亿、12亿亩耕地，可以增加数亿亩土地用于城建。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国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进行规划，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那么房价将大幅下降。 “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城市“人满为患”，造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假象，为继续计划生育提供了依据，人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为“土地财政”铺平了道路。中国政府在经济学者胡鞍钢等人忽悠下，实行分税制改革，财税向中央政府集中，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于是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独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刚需，抬高储蓄率，中国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无视学者的预警 笔者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一书里，从人口角度预警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1月笔者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为方正证券做了一个行业报告，预警房地产危机，几十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人民网的标题《业内报告：人口红利终结，中国房价到顶》。2015年《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归因于人口理念错误》，建议增加城建土地供应。如果当时在房地产上踩刹车，是可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中国当局无视笔者的预警，在房地产上继续踩油门。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年增8%的潜力，今后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3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开始减速，为了实现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就拼命投资，尤其是投资房地产。于是，2015年开始房价一路狂飙。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实，笔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复指出，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因为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潜在经济增长并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么高，过度投资其实是透支今后的增长，也会造成巨大的泡沫。 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GDP 的4倍，而美国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和家庭财富的三分之二。中国政府面临两难，如果房地产“堰塞湖”垮塌，除了将导致经济减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外，还可能将冲毁中国的债务市场和银行系统，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继续加固“堰塞湖”的堤坝，年轻人将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将导致人口崩溃。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地区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价相对较低。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在负增长，尤其是28-37岁购房年龄人口在快速减少，房地产的“堰塞湖”溃决看来难以避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金鸡报晓 早年在纽约，我听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像一只报晓的金鸡。我也看过林毅夫写的英文论文，谈到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引述了“三千多万”的数字，与西方学界的评估相当。但不知为什么，在他后来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回国，主张中国人应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后，他的论述就开始有排外的倾向，字里行间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相信“不过半世纪，中国一定强”。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国经济都能维持8%的平均增速。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经济减缓，国务院下调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数字），中共并提出那是“新常态”。但林毅夫仍坚信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 “湘西土匪”易富贤则推断，到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达到美国的85-95%，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27%。《经济学人》近日刊出一篇预测中国GDP增长的报导（2023/6/8），显示一家顶级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预测，与易富贤的推断吻合。联合国则预测，中国15-64岁的人口在2030年代将下降一亿人以上。这对林毅夫的推断也是不利的。当然，林毅夫可以继续表示他不认同“人口红利”的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人口品质红利”论。如前文所述，从人力资源看，在当前中国，要将从未上过高中的70%劳动力，通过教育培养各种现代科学技能，需四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而经济体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华经济论坛上分析经济形势，则是规劝大家不要对人口问题感到焦虑，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准不断上升，到2050年，中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会高达14.66亿，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据何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4.66亿吗？如果没有，那么高达14.66亿的“人力资源总量”是怎么来的呢？要算上机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论说如何能平息焦虑？ 官方已承认，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确实引起普遍焦虑，因为官方许多预估都建立在人口资料上。那可是未来的“韭菜”啊。大陆媒体涌现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求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一孩家庭可获得七千五百元补贴，加生一胎又可获多少补贴。大奶二奶小三情妇，不论有无名分，都鼓励生育。有些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宣告捐精大学生可获四千五百元的补贴，这背后似乎又有优生学的考虑。还有建精子库，扩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医保配套，俨然又是新时期“大干快上”的大跃进2.0思维。不过这一回与上世纪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产”，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 试管婴儿 捐精促孕并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两百万人是经由试管诞生的，每三分钟就有四个试管婴儿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不过这里也有风险。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名医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个婴儿的惊人丑闻。这些婴儿将来有可能发生近亲通婚的伦理问题。鼓励大学生捐精，大学生会读书没错，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领导干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们不免也要发出“徯我后”的不平之鸣？通过试管捐精，老熊维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维尼来延续革命香火。 大陆有些地方还宣布生第三孩可领两万元的补助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国记者走访黑龙江宜春市，见到的宣传看板是两夫妻身旁一孩，婴儿车中一孩，妻子还隆起了肚子。新时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里却看不到年轻人。一个中年大叔叹气说：以前想生不让生，现在让生也生不起了。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源头。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同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越搞越穷，无一例外。不论是自力更生也好，集体自力更生也好，没有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后，中共立刻同美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协定，也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设办事处，邓要迅速掌握眼前难得的国际和平机遇。中国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泽东后知后觉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实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长生育间隔）、少（只生二孩）三个方计的节育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准。联合国人口专家认为，无需再进一步收紧政策。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中国与人口基金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协助中国生产新式安全的避孕产品，并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资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国举办的现代化人口普查，被视为当时的一大盛事。单是运算资料的电脑设备，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给中国。可是对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却没有置啄馀地。 一元化领导 一、在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下，只要是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成为基本国策，必须进行到底，不会轻易转弯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强制避孕结扎的措施 ，以及把妇女当做牲口，强押上手术台堕胎的手段，雷厉风行。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计生干部甚至对怀胎晚期妇女仍然实施强制堕胎，逃跑者被抄家毁屋。种种残忍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三、在东亚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宣传过避孕节育，但基本上都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随著都市化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准的提高，“少子化”已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趋势。政府都在为生育率下降而烦恼。这样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共当局为何毫不觉醒，及早调整政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例子也说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如今开始尝到了人口萎缩的苦果。必须问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按易富贤的说法，早在世纪之交中共就应改弦易辙，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却背负了“破坏基本国策”的罪名。 易富贤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时，他只有11岁。他在受访时表示，当时他了解的实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觉到计划生育的错误。感性的反应是他日后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动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几个月，房子被拆。亲属中有怀胎数月，“准生证”未批下来而被抓去堕胎的。小学初中老师因超生被学校开除。同学的隔邻小孩，母亲被强制堕胎，堕下的胎儿是活的，被扔进垃圾桶，其母将胎儿从垃圾桶里捡起，由窗户递出去，给他父亲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条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贤11岁的童年，使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计画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他在蹲点的农村公社亲眼目睹了妇女被迫结扎和晚期孕妇被强迫堕胎的实况，令他气愤填膺。他用中文在纽约的美洲版时报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见的真相。令中共恼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贿赂手法取得公社的计划生育资料，违反学术伦理。在中方压力下，史丹福校方开除了毛思迪的学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著《破碎的大地──农村中国人》，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描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况，以及强迫堕胎等措施带给妇女的身心创伤。书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切，引起读者很大的共鸣。不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他的细腻观察与生动的文笔，美国人类学学会季刊《美国人类学家》，也刊出书评褒扬这本杰出的人类学著作。 十年后，毛思迪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护士紫安倾述的一生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出《一个母亲的劫难》，也引起巨大轰动，欧洲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多种文字的出版权，著名媒体发表评论。护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贯穿她一生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身份。计生政策的严密监控，使女性变成一个个毫无隐私、毫无人格尊严的生产工具，一旦行为越轨（超生），家中亲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会受到连坐处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实描述，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不愿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写医师杀婴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让人毛骨悚然。 当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农村还出现过溺婴潮。还有选择性的自动堕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控制人口，到头来究竟所为何来？得到了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现在中国社会在“躺平”和“润”的氛围里，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响应共产党“生产”报国的号召？不要说住房负担不起，连婴孩奶粉钱也不易张罗。日益严厉的社会控制，有谁还愿意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环境？易富贤的调查发现，与亚洲邻国比起来，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 也许中共官方会宣布，人口负增长是“新常态”。 邓老爷子闯了祸。医学博士易富贤的理性批判，被开除学籍的毛思迪的人道关怀，两者相得益彰。 哎，厉害了我的国。“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谁倾诉？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著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全文转自上报）
6月30日一则署名ChinaDan的贴文在网络上标价兜售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的内容，并公布其中75万份记录样本，以证明确实掌握这些数据。发帖者称所获“数据库包含十亿中国公民的信息和几十个亿的案件档案“。尽管发帖人身份目前仍是一个谜，但国际媒体及一些网络安全专家对某些所公布资讯的查询、核实与分析似乎证明这些资讯有一定的可信度。 倘若这则贴文所言属实，这有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讯泄露事件。自相关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以来，中国官方始终保持沉默。但不少专家已经在这些数据中各取所需，验证自己的研究结论。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先生认为，其中的中国人口数据覆盖面相当广，有一定的可信度，为研究中国真实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他也由此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 易富贤：（已披露资讯）覆盖面非常广，（内容）是全国性的分布，而不是局部性的。而且从人口比例来看，比如泄露资料中，2010年排在前20位的人口姓氏比例（王、张、李等姓氏比例） 与201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姓氏比例基本一致，说明这些数字非常分散、随机，是全国人口结构的一个缩影。虽然不能由此准确推算全国每一年的人口结构，但是一个缩影。其中的年龄结构趋势也与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比如1959到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中国出生率下降，这些数据显示的出生率也显示下降。随后，60年代初，生育高峰回归，这些数据中也显示回归。70年代，中国出生率下降，泄露数据中也显示下降……就是说，这些数据中的人口变化趋势与此前的人口普查显示的全国趋势一致。所以我说，这些数据是可信的，甚至真实的，虽然不能完全从中推算全国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字，但总体来说，数据是可信的。 问：这次泄露出来的人口数据与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差距么？ 易富贤：最大的差距在1990年之后。这些资料中，90年之后的数据与我此前的估算一致，显示在1990年以后，中国的出生率在持续、快速下降，根本没有出现过出生率高峰。在中国官方数据中，比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就认为，中国人口在2011年出现巨大的出生率高峰，但这在（泄露资讯中）没有。2020年的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4年中国出现生育高峰，人口大幅反弹，这些数据中也没有显示。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一直呈现下降，和我的推算一致。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为中国的结婚率、医药产品的相关数据等都在下降，相关的网络搜索数据也在下降，这都与这次泄露的数据一致，但与官方数据不同。 这些数据显示，1990年之后的中国官方数据严重灌水。官方公布的总人口达到14,1亿。但我认为，中国实际人口不到12,8亿。而所泄露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形势可能比我的估算还要悲观，可能还不到12,8亿。包括联合国公布的中国人口数据也是错误的。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人口数为14,25亿，比中国官方数字还要高。但是这些联合国的中国人口数字也是严重灌水，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人口数据严重不可靠，比中国官方数据还要夸张。 这次泄露的数据对研究中国真实的人口数字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根据近期据传是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的数据整理的列表。 （ 网络图片） 问：就中国的人口形势，您觉得这次泄露的数据显示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易富贤：是中国1990年以后的出生率远远低于官方数据，人口总数低于官方公布数字，老龄化形势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前景非常黯淡，因为中国面临劳动力急剧减少，而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面临很多由此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保危机、医保危机等都会发生。 这些数据也显示，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是非常差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国防、外交等各项政策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基础上。这也意味着，美国、欧洲、日本等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上，国际投资公司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也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之上。我希望这次泄露出的数据有助于各方纠正他们的相关政策。 问：您说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非常差”，是指普查（技术）质量不高，还是说普查过程中，有故意夸大数字的作为呢？ 易富贤：应该是有故意夸大数字的作为。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延长多时才予以公布。人口普查的最大问题是数字修改。参与普查的人员仍然是以前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如果人口数据不对，他们有可能面临被追责的问题，也意味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错了，中国政府的脸面也有问题。所以从个人来说，从中国国家的形象来说，他们都需要这些数字保持连续性，那就继续造假。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星期五说，中国官方可能低估了其人口减少的速度，而最近出台的三胎政策对提高出生率的作用微乎其微。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科学家易富贤在路透社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8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14.1亿。他说，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也低于官方统计。 他估计，中国人口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 中国迅速下降的出生率引发了人们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就业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2016年，北京取消了有数十年历史的独生子女政策，以“两孩”政策取而代之，试图避免这些风险。中国城市养育子女的成本高昂，出生率持续下降，今年5月，政府宣布了三孩政策。 华裔作家和记者朱贲兰（Lenora Chu）表示，中国的教育成本和升学考试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挑战。她在Reuters Next大会上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教育改革政策相结合的部分原因。否则，家长们就不会想要更多的孩子了。” 朱贲兰是2017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系统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一书作者。 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生育率是平均一名妇女有1.3个孩子，与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持平，远远低于标准人口替代率2.1的水平。 易富贤估计，根据中国少数民族（不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多年来生育率的下降，中国总体实际生育率要低得多，他根据自己估算的较低的生育率计算人口。 他说，地方政府夸大了人口数量，以获得更多补贴，包括从中央政府拿到的教育经费。他说，有超过20项社会福利与出生登记有关，一些家庭利用黑市在网上购买额外的出生证。 易富贤说，人口数字的虚高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中国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约一个星期以来，“三胎”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持续扩散。 在政府政策、宣传附和、民间反应、企业跟风等一同奏出的“交响曲”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更是推出“三胎贷”，被评论描述为“又亮了”。 那么，民众加码生子需要怎样的个人基础？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勇于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国医疗、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限制民众生育与要求民众生育有什么区别？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令人不解。 他说：“就应该彻底地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没有从老百姓的身体里抽出来。所以这次虽然政府宣传说要缓解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经济下行，但是很多老百姓反应非常冷淡。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过于生硬，因为这好像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为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怎么计划生育没完没了，单独二孩完了还有全面二孩，然后是三孩，难道后面还有四孩、五孩？这是很滑稽的事情。”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不愿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来自于其根深蒂固的控制欲。 他说：“我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更不能放弃。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弃它的控制思维的话，以后就算是社会上连生一胎都不愿意的话，它也不会放开。它必须要加以控制。所以对民众来说，生育意愿的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 邓聿文也表示，在当今高成本的世代，少生甚至不生就是民众理性的选择。 他说：“除了高房价还有教育成本的问题。在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要付出很多。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我们看到现在多少年轻人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没有组成家庭是一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付房贷或付其它一些社交费用之后，包括旅游的费用，剩下来基本没有多少了。如果再付沉重的教育经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还不用讲把小孩从0岁培养到大学毕业以后，这中间除了教育成本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在这种高成本的时代，在不减少自身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少生小孩，或者不愿多生小孩，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要有配套的政策，但易富贤认为，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只能在养不起的层面上做一点小文章，因此很难把生育率提高。 他说：“目前，日本等国主要是在物质上，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比如说日本提供免费的育儿服务、教育，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给年轻夫妇提供一些现金补贴，提供低廉的住房贷款。就是说日本的养小孩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效果不好。成本很高，效果不好。它的生育率只是从2005年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低到1.36了。中国也只能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但是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经济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它根本没有钱像日本那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今后很难把生育率稳定在1.25。”
“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话传到“厉害国”，会有许多人愤怒，也让许多人失落。但是，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易富贤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的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 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毁灭其经济梦想”。 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人口真相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因果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分享独到见解，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者：您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 易：我其实研究中美关系10多年了，这个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我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第一版时就存在了。那时，中国经济长期以10%的速度增长，人们整体的思路是中国经济很快将超过美国。2011年时，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 我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韩国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2050年都不会减少。 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分析，更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灌水现象。我在研究的20多年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都夸大人口的数字。这样一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份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也被夸大。 记者：您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您的底气从哪里来？ 易：记得2016年我到中国参加博鳌论坛，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估计这话被解读为我在唱衰中国，于是我被封杀了。当时中国舆论场是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欢呼声，而我的声音对中国是很大的打击。 说到底气，我一直以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开放，80年的人口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当时是30岁，中国经济只要稍微顺应规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就，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是一个青年的中国对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2014年左右开始下降，中位年龄2018年之前已经超过美国，现在是42岁，而美国是38岁。如果中国稳定住1.2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美国是44岁。这里可以看到，美中两国各自的可持续性究竟谁占优势。 我认为，大概在2030-35年，中国人口数据的各方面都将逊色于美国，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在2035年左右开始低于美国。 记者：前几天，英国一个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说，2028年中国经济体量会超过美国，获得媒体和一些专家的赞同；此外，还有预测说，中国人均GDP今后将达到美国的50%，甚至是70%。您怎么看？ 易：我认为不可能。要实现经济总体量2028年超越美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7%。事实上，中国最多在2021年由于疫情后复苏反弹，可能超过7%，其他没有一年能够超过这个数。 我在2000年代说过，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的拐点，也是经济的拐点，就是经济增长将开始减缓。当时没有人相信。果然，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9.6%开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这方面，投资界只看一两年的数据，我会看十多年的。 至于他们对人均GDP的预测，我也不赞同。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没有可能攀升到美国的一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经是美国的1.5倍，现在2020年已经降到61%，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40%。韩国和台湾，以前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2011年后，台湾人均GDP定格在美国的42%不动了；韩国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会继续降到低于美国的30%。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76%，现在是53%；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国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意大利2008年是美国的84%，2019年降到51%；还有葡萄牙、希腊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仅仅是几个例子。 记者：这些国家或实体都落入类似的模型中，就是从追赶美国到丧失马力，再与美国拉开距离，为什么有这样的雷同现象呢？中国是否也会跌入这个模型？ 易：老龄化是最大问题。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国，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美国的差距才开始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曾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落入老龄化陷阱，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陷阱。我一直打比方说，没有医生诊断病人死于年老，而是说死于各种病症，像心脏，癌症，肥胖等等；德国、日本被看出一个有癌症一个得了中风，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老龄化。 中国生育率1991年已经低于美国，2000年比日本、德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还低，今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这些国家还严重。所以，人均GDP不可能达到美国的50%。 老龄化对中国是一头灰犀牛；而新冠疫情对美国是黑天鹅，一年即逝。灰犀牛是漫长的，不可能逃过的。现在美国遭遇黑天鹅，很多亲中派大呼中国制度优越，但其实只是中国暂时获得短跑优势。人口老化，消费力下降，经济下降，创新力下降，劳动力减少，制造业衰落，这是中国的大方向。 记者：您说的中国错误的人口数据是怎么一回事？ 易：也就是灌水。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出生人数为1408万，已经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但是，计生委一个法规司长表示，这么低是不可能的，于是加以虚报；计生委甚至公布说，一旦放松计划生育，这个数字会升到2.1，将导致人口无限膨胀。在后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之后，计生委继续拔高生育率。 2016年开放全面二胎化之前，计生委预测二胎化之后，每年可出生4700万婴儿；2015年时称，虽然达不到预测的这个数，但可以达到2200万，但是，实际上2016出生率远低于预期，仅为1.24，意味着出生婴儿为1200万。当时，由于2017年要开19大，将决定国家计生委是否存在，计生委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公布出生率符合预期，说2018年将出生1846万。实际上，2018年，国家卫计委被撤销改制，真实的出生率浮出水面，政府发现，这一年仅仅出生1362万婴儿，大大少于此前预报的1800多万。 那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来自计生委，而中国人口协会会长是计生委主任，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普查的副局长一般是中国人口协会的副会长，都受国家计生委领导，大家都根据需要定数据。 此外，地方教育局也把数字“扩大化”，因为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联合出资，中部地区中央出60%，西部地区中央出80%，多报学生可以获得更多中央经费。2000年出生的孩子2006年上小学了，这时候，原来统计的出生数字1408万，变成了1729万。到了2014年，这些孩子进入初三，经费已经发过，没有必要隐瞒那么多了，他们的人数回落到1426万。2015年15岁时，这个数字进一步缩水为1350万。 医疗系统也有水分。2008年之前农民生孩子自费，之后政府建立了部分保险制度，农民生子有保险和费用了，于是，医院和管理机构虚构数据，冒领经费。卫健委也不知道到底出生多少人，他们管不了那么多医院的出生人数，出生证根本无法控制。 2010年户籍改革，人们上户口没什么限制了，很多人买卖出生证，办双户口甚至多户口，人口数被虚构。公安局户籍数据造假比统计局还厉害，这是因为与户口相联系的利益大概有二十多种，包括购房优惠在内。郑州有个小小的派出所，一年之内虚报了一千多个户口。比方说，张三在郑州有个户口，再用李四的名字到广州买个户口，张三、李四都交社保，以后可以领到两份社保，根本查不出。 2000到2019年，国家统计局认为中国增加了1.3亿人，公安户籍则显示增加了1.7亿。我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000万左右，已经开始负增长了，但国家统计局说是1523万，增长了530万，户籍则显示增长了924万人。 记者：您的意思是，人口因素决定中国昨天的崛起，今天的转折和明天的走势，那么在这场博弈中，您对美国的人口状况有怎样的观察呢？ 易：美国生育率一百多年来一直高于英法等欧洲主要大国，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最高的。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婴儿潮，但美国的高峰更高，这对美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极为关键。 美国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仅剩1.74，比欧洲还低。如果按照那个趋势，美国现在已经衰退了。不过，此后美国开始鼓励生育，尤其里根上台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生育率回升到1989的2.0， 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相比之下，欧盟从76年的2.06滑落到1989年的1.65，再到2007的1.51。2005年，亚洲的日本也下降到1.26。在美欧日这个板块中，美国是最高的。 不过，美国占优势的人口，最近十来年在下滑，现在已经降到了1.65。估计，美国今后一段时间会维持在1.5，因此也会衰落，这是美国需要警惕和防范的。 你提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创造财富方面的作用，我认为，机器人的确可以从事生产，但是他们不消费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减少消费就会减少需求、减少进一步创新的可能。而且，人工智能仅仅是实现从1到N的创新，只有人力资本才能进行从0到1的创新。 说到美中两国，我认为，美中之间存在诸多问题，但恶化的导火线–贸易逆差就是来源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的上一代劳动力充足，大量生产，而独生子女一代消费买单量萎缩，产品过剩需大量出口，致使美国进多出少，还赔掉了自己的制造业。 记者：如果回望过去，您如何评价曾经做出过的种种预测？ 易：美国方面，我曾经预测德州会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会衰落，现在正在成为现实。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每期都引用我的文章；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引用我的文章。不过，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视(笑)。 中国方面，我2000年后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东北会衰退；2005年前后发表很多文章，认定中国经济中心会从东、北往西、南转移，应该是七世纪唐朝以来的最大转移。我这么预测的主要根据是人口。中国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东北最低，西南最高，意味着东北衰退，西南崛起。现在看来果然如此，该崛起的、该衰落的都出现了。 中国东北1980年GDP占全国13.7%，2020为5%。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左右开始往西往南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