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新规：计程车司机若拒载短程乘客恐面临吊销执照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酒店楼下。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每天固定坐这辆车，被送到到一个装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针，做阴超，持续数日，直至医生判断她们的卵泡已经成熟，可以手术取卵。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 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说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三胎新政策提上日程，这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决策。 面对新政策出台，将前些年的一些梳理和思考放在这里，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曾几何时，计划生育工作是各项社会治理中最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农村地区。我是长期以来做农民、农村研究的。从进入乡村田野开始，就深知农民当时最怕的两项治理就是要钱，要命，前者是指征收税费，计有“三提五统”；后者就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最早的计划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先后下发《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办法》和《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那是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对节育和人工流产做出限制的文件。 有人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史，可大致分为如下阶段： 1、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倡节育 1955年，中共中央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中指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毛泽东也曾说过：“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2、1970年代：晚、稀、少（最多两个） 到了1970年代，卫生部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设想；1973年7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强制结扎、强制堕胎甚至杀婴等成为常用手段。 3、1980年代：一胎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除部分少数民族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施了严厉的一胎政策。1982年2月9日中央发布的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把政策表述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4、整个的1990年代至21世纪，各地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达到极低生育率 5、2010年代：缓慢放松的阶段 2011年开始实行“双独两孩”政策；2013年各地陆续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严苛的计划生育制度下，各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标语口号，堪称绝对的中国特色。有人专门就此做了收集整理，试举几例： 云南楚雄某农村的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四川还有地方公然写着：“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在山东菏泽地区，计划生育的标语竟然是：“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湖北阳新地区计划生育中的一条标语：“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福建某地计生标语：“严密监视两囡户，深挖猛揭大肚皮！” 看似荒唐又粗鄙的口号并非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在农村，“扒房牵牛”，抢夺财物，强制结扎、引产，甚至引发血案的并不鲜见。即便在城市一些做法也令人啼笑皆非。以亲身经历为例：1990年我进入工作单位，很快就有办公室人员前来询问“你用什么方式避孕？”这样隐私性的问题在大庭广众下如何回答？见不答遂发放安全套等避孕工具。时过未久，又有负责计划生育的领导来对我说，“你马上向居住地家委会申请一个生育指标”，我说：“我没打算要孩子，为啥要申请生育指标？”领导说：“那也必须申请，否则如果你万一怀孕就是计划外的，会影响全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我惊呆。 过了不久，单位开展“二婚主动放弃二胎指标奖励”工作，即再婚夫妻一方已经有孩子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如主动放弃单位可奖励1千元。传达此政策时我与著名性社会学专家李银河老师商量，我们一胎指标都放弃了，应该奖励至少2千元才对。于是我们跑到院里找相关部门提出上述要求，对方楞了一会儿，说：“以前从未遇到这类问题，需要领导研究后答复”。他们研究了几个月后回答我们：“你们这样高智商高学历的不生，农村却多生超生，这很不利于国家的人口素质，绝不能鼓励和奖励！” 时过境迁。到了2018年的8月，忽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还扯上了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首先从文化上，我们要进行鼓励”。还连上了历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这世道变化太快。相比于前面的计生标语，教授的表达贯通古今，真有文化。相比于“扒房牵牛”，暴力计生，征税的做法和平、“文明”，但不知从制度和社会层面看，这么巨大的鸿沟是怎么一步跨越的？生？还是不生？由谁做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于华看社会）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星期五说，中国官方可能低估了其人口减少的速度，而最近出台的三胎政策对提高出生率的作用微乎其微。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科学家易富贤在路透社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8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14.1亿。他说，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也低于官方统计。 他估计，中国人口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 中国迅速下降的出生率引发了人们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就业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2016年，北京取消了有数十年历史的独生子女政策，以“两孩”政策取而代之，试图避免这些风险。中国城市养育子女的成本高昂，出生率持续下降，今年5月，政府宣布了三孩政策。 华裔作家和记者朱贲兰（Lenora Chu）表示，中国的教育成本和升学考试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挑战。她在Reuters Next大会上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教育改革政策相结合的部分原因。否则，家长们就不会想要更多的孩子了。” 朱贲兰是2017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系统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一书作者。 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生育率是平均一名妇女有1.3个孩子，与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持平，远远低于标准人口替代率2.1的水平。 易富贤估计，根据中国少数民族（不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多年来生育率的下降，中国总体实际生育率要低得多，他根据自己估算的较低的生育率计算人口。 他说，地方政府夸大了人口数量，以获得更多补贴，包括从中央政府拿到的教育经费。他说，有超过20项社会福利与出生登记有关，一些家庭利用黑市在网上购买额外的出生证。 易富贤说，人口数字的虚高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中国人口增长近年来严重减缓，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北京当局在促进生育方面的不断祭出新的手段。10月6日，有大陆网友爆料称，自己的丈夫打算做结扎手术，结果询问多家医院得到的结果都是“国家下文不让做这个手术了”，网友对此感到很郁闷。 10月6日，一名大陆网友发布一篇有关男性无法做结扎手术的帖文。这名网友表示，一个多月前联系当地（二线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院方还说可以做男性结扎手术，结果时隔一个月再次联系医院准备预约手术时间时，医生却告知国家下文不让做男性结扎手术了。 这名网友还让丈夫询问出差城市的医院，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这名网友说，“考虑到前几天出的女性除了非必要因素不能流产，加上男性不让结扎，增加生育意图很明显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二胎的意愿，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太郁闷了。” （图片来源：网络） 网友对此议论纷纷：“这么离谱？怎么会这样？让人好无语！”、“好恶心，吐了，更加坚定我不婚不育的决心，这辈子不会在这片土地上被按头宰割。”、“对女性不也是下文减少非医学原因流产了吗，组合出击。”、“让他们出示文件，让我们这些群众好好学习学习，领会一下上头的先进精神！” 中国几十年一直实行一胎化政策，地方为推行该政策强制堕胎，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孕妇被迫打胎，有些孕妇甚至已经怀孕7、8个月。据悉，还有男性被强制结扎。 相关文章：中国将限制非医学需要堕胎 惹民众担忧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2017年2月，云南一名42岁男子胡正高在微博分享自己被强制结扎的经历，引发热烈回响。 2017年2月，云南一名42岁男子胡正高在微博分享自己被强制结扎的经历，引发热烈回响。（图片来源：微博） 胡正高表示，在没有签字同意的情况下，他被镇雄县的计生部门强制结扎。 胡正高自述称，有十多名工作人员摁住他，其中两人甚至好殴打和推搡他。根据胡在微博发布的照片中可看到，他的脖子上有抓伤。 （图片来源：微博） 据了解，胡正高结过两次婚，和前妻有三个孩子，二儿一女，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胡的前妻在2000年做过结扎手术，两人因感情不和在2010年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判决前妻带两个孩子，他带一个孩子。 2013年，胡正高再婚，与现任妻子再育一子。
中共日前发布的人口普查数字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当然，最高当局对真实数据心知肚明。大概数字让他们心惊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为应对出生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到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这是另一种反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以后将是因为没有生孩子或没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香港富豪、中原地产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献计献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动地。他在名为《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但随著人口老化，社会动力不足，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这不是其谦称的“下策”，而是保证大国崛起的“上上策”。作为警察国家的中国，实施购买避孕用品“实名制”并非难事。 然而，在重重重压下只能“躺平”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同意其构想。网友们纷纷调侃说——“他出钱吗？”、“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从现在开始要囤积大量避孕套了。”、“可笑，买不到避孕套， 爱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吗？”、“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著笼屋的香港穷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抚养子女。” 施永青不关心民众的刑罚，他只关心习近平的想法，只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就能发大财。而习近平正领导中国迅速罗马尼亚化。在当年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著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齐奥塞斯库认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枪不入。秘密警察确实忠于他，为解决人口猛跌的难题，秘密警察中专门成检查妇女月经的“月经员警”，每月对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严厉的促进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万妇女在得不到基本医疗照顾之下死亡，婴孩死亡率更高达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万名以上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与如此悲惨的国家处境相比，齐奥塞斯库从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个人崇拜，那些颂歌的语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脸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发现，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的、表彰其丰功伟业的词语有——设计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无独有偶，今天的中国，专门为前国宝级歌手彭丽媛写的《中国第一夫人》的颂歌也问世了。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如此描述此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说：“绝对的服从，就是意味著服从者是绝对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愿就可以了。”习近平的下场不会比齐奥塞斯库更好。 而中国民众对于党国恩赐的生育权并不领情，有人在网上写了一则笑话：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万建一个窝，老虎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狼买，不然不让小羊上学。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万向老虎买这块地，花十万把羊圈建好，向羊要价两百五十万元。羊钱不够，老虎让开银行的小虎借两百五十万元给羊，连本带利四百五十万，三十年还清。羊全家三十年给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挣了钱，只有羊亏了，连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老虎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有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不能发言，同志们久违了。 昨天晚上坐出租车，司机大哥跟我聊天，随口问了一句：“要三胎吗？” 我哈哈一笑，反问道：“你呢？” 司机大哥一声冷笑：“还三胎，我养三个轮胎都费劲。” 司机大哥其实很年轻，三十岁上下的样子，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的回答，也许代表了这个社会中“有生力量”的意愿。不信你看，在新华社的发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调查里，最多的答案是：完全不考虑。 微博截图 不得不让人感慨，世道变了。原来是偷着生、跑着生、离乡背井也要生，黄宏和宋丹丹甚至还把小品“超生游击队”搬上了春晚，用来讽刺那些一心生孩子的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劝大家生，又有点尴尬了。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跳出来支招了，有个叫施永青的最为奇葩，他给出的建议竟然是“只有生过两个娃，才有资格用避孕套。” 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条假新闻，是无良媒体故意博眼球的，然后仔细查了一下，才发现是真的。 施永青啊施永青，我知道你有钱，但有钱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吗？ ……恐怕是的。 好吧，既然施大财主想把年轻人变成动物，每天过上禽兽一样的生活——繁殖、繁殖、还是繁殖，那我们就仔细探讨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变成禽兽了？ 压力太大了，禽兽也扛不住啊。 现在养个孩子成本多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毕竟“四脚吞金兽”的名头不是白给的。从坐月子到奶粉钱，从尿不湿到兴趣班，六岁之前是无底洞，六岁之后是洞无底，简直一眼望不到头。 这还只是一个娃。要是三个娃，你得996×3，马云都替你捏一把汗。 万一再来个中年危机，失业下岗，卧槽，你想让我怎么形容吧？ 其实不用施大财主提那么龌龊的建议，避孕并非只有避孕套——网友说得好：房价就是年轻人避孕的最好办法。 你要买多大的房子，几室几厅，才能容得下三个孩子？每多出一平米，那就是好几万，这个帐，谁不会算？ 好吧，有人说能凑合。生二胎或许还能在一个房间里挤挤，那三胎呢？ 难道真的像网上的段子一样，让孩子住工厂宿舍的三层床不成？ 我查了一下，中原集团是搞房地产的，财大气粗，既然施老板这么想让人生孩子，何必在避孕套上做文章，直接送房子不就得了吗？如果施老板公开表示“生三胎，送三室一厅”，不用你控制避孕套，年轻人争着嗷嗷生娃。 但你们觉得，施老板舍得吗？当然不舍得，所以只能拿避孕套来说事。这些人啊，真是越有钱越坏，坏水顺着天灵盖往外冒。 所以，关于生不生这件事，还是要看现实，看年轻人的意愿，千万别看那些专家学者瞎逼逼。不信你看，凡事都要插一嘴的老胡，前几年还呼吁绝不能放开生育，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微博截图 不过最近，老胡忽然就改口了，表示这一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必将推动社会发生链式改变……反正堆砌了各种不明所以的专业术语，就差鼓着腮帮子喊上一句“不生不是中国人”了。 微博截图 恕我直言，你说像此等每天抛头露面的专家学者，他们有一丝一毫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支撑吗？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有墙头草，随风倒，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劝年轻人，生不生三胎，量力而行既可，千万不要听这些专家学者的忽悠，他们纯粹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有人说，那如果都不生娃，社会老龄化严重，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施永青既然这么忧国忧民，就让他把“中原集团”捐出来，所有房产和资金都送给愿意生三胎的人，你看大家踊跃不踊跃？ 哎，施老板，你别装着看不见啊。 说句肺腑之言吧，对于生娃这个事，我们要学会尊重，尊重社会，尊重经济，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当作一串冷冰的统计数字。当尊重足够了，大家也就自然愿意生娃了。 而不是像施老板这样的，连避孕套都不卖给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干的小宇宙）
中国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约一个星期以来，“三胎”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持续扩散。 在政府政策、宣传附和、民间反应、企业跟风等一同奏出的“交响曲”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更是推出“三胎贷”，被评论描述为“又亮了”。 那么，民众加码生子需要怎样的个人基础？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勇于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国医疗、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限制民众生育与要求民众生育有什么区别？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令人不解。 他说：“就应该彻底地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没有从老百姓的身体里抽出来。所以这次虽然政府宣传说要缓解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经济下行，但是很多老百姓反应非常冷淡。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过于生硬，因为这好像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为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怎么计划生育没完没了，单独二孩完了还有全面二孩，然后是三孩，难道后面还有四孩、五孩？这是很滑稽的事情。”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不愿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来自于其根深蒂固的控制欲。 他说：“我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更不能放弃。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弃它的控制思维的话，以后就算是社会上连生一胎都不愿意的话，它也不会放开。它必须要加以控制。所以对民众来说，生育意愿的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 邓聿文也表示，在当今高成本的世代，少生甚至不生就是民众理性的选择。 他说：“除了高房价还有教育成本的问题。在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要付出很多。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我们看到现在多少年轻人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没有组成家庭是一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付房贷或付其它一些社交费用之后，包括旅游的费用，剩下来基本没有多少了。如果再付沉重的教育经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还不用讲把小孩从0岁培养到大学毕业以后，这中间除了教育成本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在这种高成本的时代，在不减少自身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少生小孩，或者不愿多生小孩，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要有配套的政策，但易富贤认为，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只能在养不起的层面上做一点小文章，因此很难把生育率提高。 他说：“目前，日本等国主要是在物质上，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比如说日本提供免费的育儿服务、教育，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给年轻夫妇提供一些现金补贴，提供低廉的住房贷款。就是说日本的养小孩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效果不好。成本很高，效果不好。它的生育率只是从2005年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低到1.36了。中国也只能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但是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经济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它根本没有钱像日本那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今后很难把生育率稳定在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