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泸定地震了，6.8级。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联。 在距芦山7.0地震发生9年、5.12汶川8.0级大地震14年后，我的家乡四川，再次伤痕累累。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震央甘孜州的官府发布禁令称，因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间志愿者前往灾区；72小时后，官媒发出了筹备多时的特稿，描绘了官方救灾人员的丰功伟绩，大意是，在悬崖和滑坡落石危险中，坚持救援。俗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后斗转星移14载，依然是丧事喜办，套路没变。而我们的悲伤排山倒海，却无处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灾区一线，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喜剧： 在尸骨累累的绵竹县红白镇小学，我听见的是遇难孩子父母的彻夜的哀哭，渐至嘶哑，最后无声。与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废墟中乱窜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们在苦苦地寻找永不再回来的主人，这些丧家之犬彻夜发出像狼一样的哀嚎。 另一方面，当听说高级领导要来，那些原本正在废墟中搜寻的军队，立即早早地列队在公路边数小时，准备著以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夹道欢迎。 那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临时授课点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 但我知道，个体的多难，仅仅是下一次灾难的开始，从来无以兴邦。 那时候，一家南方的报社被勒令召回记者，只是因为他们记录了死者亲人的悲伤。记者在被迫离开的时候，发表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以示抗议。 从5月的泪流成河，到6、7月的感动中国，再到决战红八月，尸山血海背后的悲伤，被轻轻翻过。至于悲伤的失独家长、孤苦无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此不再是党国宏大叙事的主题。任何试图深度触及这个话题的人，都会被牢狱加身，如四川作家谭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区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甚至无法知道谭作人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以及我们的悲伤仍在流淌，抑郁成疾，但无可诉说。 这一切，在9年前的芦山地震时重演。 灾难发生5个小时后，当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进入震中的时候，所谓官方和军方的救灾队伍，正被堵在乡道上寸步难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号，旌旗招展，从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灾，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说那一次他们有甚么变化，就是闭口不谈孩子们的伤亡，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尽管，我亲眼目睹了名叫武杰的16岁少年的葬礼。他在睡梦中死于邻居倒塌的山墙。葬礼之后，他那一直强忍悲伤的父亲躲在废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泸定，14年三震，其中还有频发的鲁甸、川南地震。但所有关于救灾的故事都如出一辙：徒步突进震中、徒步翻越悬崖、徒步运送伤患、救灾部队浑水煮泡面…… 但不要指责那些中国的一线记者们，丧事喜办——这是党国宣传的逻辑，也是从业者消极抵抗的方式。正如一个前同事所说，我们无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经的恶搞。 事实上无论是汶川、芦山，还是泸定地震，都有人祸的痕迹。川西地震，几乎都涉及水电，川南地震，基本和叶岩油开采有关。但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铺水库、泸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电站、川南的叶岩油，都已经成为绝对的敏感词。 14年前，我们还可以公开调侃温家宝先生的“多难兴邦”。而如今，在中国，连这种调侃都已成为不可能。 党国语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间互助和感动已消失殆尽，集体主义正在回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剩下了我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表演。至于个体的权利，更是无足挂齿。这让人不寒而栗。 泸定地震之后，那些民间的义和团们，以抗疫的名义，对不戴口罩的邻居拳打脚踢；社区保安，就可以锁住人们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围观者，却一片欢呼。 老舍说过，“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著无耻的笑声。”是的！我明白他的绝望。14年来，从汶川到泸定，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永远无处安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有人说，经常怀旧意味着衰老。但其实媒体人都明白，为什么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和报道，会令人无法忘记。 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 社交媒体曾流传一则未经权威方面确认的数据：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共派出2031个记者奔赴灾区；发回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 那时的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时你在干什么？”成为网络热议词条，14年纪念之际，我们来听听当年那些参与报道的记者经历过的故事。 资深媒体人冯翔 2008年5月12日，沈阳。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27岁，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做社会新闻记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无察觉，据说东北地区都没有震感。我是地震后过了一会儿，看网络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后相关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刷新，死亡人数从一千多上升到几千甚至更多。当时很忧心，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的一些文字。 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去采访，报社暂时也没有派人。过了几天才开始派记者以各种名义跟着救灾队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队，跑医疗的跟着卫生厅……我是作为志愿者领队，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的。去的时间比较晚，没见到那些惨烈的场面，更多的是参与后续的一些事情。 冯翔担任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跟医生、记者一起合影。 去了以后发现，当地媒体和负责对接志愿者的团委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么多志愿者，所以只能见缝插针，自己辗转找活儿。比如帮老百姓搭帐篷、搬运物资、转运伤员一类。捎带也写写报道，除了这些，还有报道本省对口援建的一些进展，和灾区一些因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 2008年5月，作为志愿者，在绵阳火车站参与伤员转运。 在灾区采访期间，我先后去了汶川、安县、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灾区采访的第一感受是，这场灾难确实触目惊心，灾区满目疮痍，像整体拆迁的街区一样，那些倒塌的瓦砾能想见当时的惨烈。那时年轻胆大，不知道害怕，还冒着余震去六层的危楼里采访。再后来就不敢了。尼泊尔地震的时候，一旦有余震我都会第一时间往外跑。 整个采访经过，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风景的美丽，人民的坚韧，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某个抗震典型被证明是假造的，某个救灾很出名的官员落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离婚了，等等。 2008年5月，冯翔在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疏散的灾民。 看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当初目睹灾难的记者也变了。不再那么热血，那么理想化，对人性和国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然，更大的变化是，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前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 康少见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 那时候的信息传播主途径，还不是社交网络，那时候没有微博微信，没有4G网络，更没有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而是报纸和电视以及转载消息的门户互联网和BBS论坛。 当时我是京华时报负责突发新闻版面的编辑，京华时报那时候是北京最红火的都市报。下午正是大家刚刚上班讨论选题的时间段。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5楼我的工位，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摇晃。我知道地震了，要么是近处震级不大的地震，要么是远处震级非常大的地震。 平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赶紧安排记者问国家地震局，同时安排记者监控国外的地震信息网站以及门户网站。 很快消息传来，噩耗。 8级或者接近8级的地震破坏性有多大，唐山有过先例，我们都清楚。国内民房的抗震强度，川西的人口密度和山区环境，我们也清楚。 办公室平台上一片慌乱，也一片恐惧。我们知道，这是国殇，可能几十万人的生命，会被危及。 地震发生后，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去现场。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要求抵达现场，毕竟，在现场，对记者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但能不能去，去多少文字和摄影记者，谁都没底。 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去了会不会被追究？会不会要求人员撤回？ 另一方面，是谁去？怎么去？去地震灾区，可不是去别的地方，安全性如何保障？ 但请战声一片。有的记者甚至说，如果报社不同意去，就直接自己休假强行抵达现场。很快报社管理层紧急会议，达成共识，同意安排记者去采访，但要低调。 接下来，就是抽调对突发新闻报道最有经验的同事了。深度报道部和突发新闻部门的老记者为主，组成采访队伍，部门主任亲自带队。我彼时已做了5年突发新闻报道，刚做编辑没几天，也赶赴现场。 当时我们是两名文字记者跟一名摄影记者一组，一行5组近20人在第二天抵达成都。14日一早，5组人每组赶赴一个县级地域。 当时的4个特重灾区，我去了相对消息最少的彭州。同行的，有当时报社的突发新闻部副主任时光，摄影记者周民，我统筹采访和写稿。在彭州两三天后，我又去了映秀，帮忙抬出最后搜救出来的幸存者马元江。 康少见在映秀小学旁边的街道上。 对于灾难，因为见过太多，我没有太多恐惧。但是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几公里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那种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之前的脆弱感，很难用言语形容。 大悲无泪。 在映秀的废墟前，当一对从山里逃出的50来岁的大哥用一口破锅煮着仅剩的一块腊肉，切一片吃一片，还互相劝着说：喝两口酒会好受一点。然后其中一位“面无表情”的陈述着怎么背着逝去的老母亲翻山越岭，直到最后实在走不动，只能将老母亲就地垒石安葬的经历时，我只敢以回头抽烟擦脸来掩饰着不敢当着两人面流出的泪水。 前来转运马元江的直升机到达映秀后，康少见帮忙将直升机上带来的物资送进临时战地医院帐篷。 在512之后，我又作为编辑参与过雅安地震和云南彝良地震的报道，每一次，我都会特别关注民房抗震问题。地震是天灾，但房子结实一点，少危及生命，总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带民房抗震能力很差的现状，多少年能够扭转？我希望国家重视，越早扭转越好。 前《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记者 二筒视频创始人 彭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当时《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正连线北京总部、华东、华南等记者站开周一视频例会。突然，感觉楼层似水浪式波动。片刻我即反应过来是地震了，而且是震级不小的地震。当时便和大楼人员一起撤下楼，来到街面。随即得到消息，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汶川、都江堰伤亡惨重，心中既震惊又茫然。但又迅疾意识到，前往震区的采访马上就要开始。 确认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报社当即安排以四川站作为基地站，率先开展采访。站里同事（周远征、党鹏、张明）根据从各方收集反馈回来的消息，分成几路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等重点灾区采访。当天下午就通过各种方式往灾区出发。报社随后从北京总部和上海、广州等记者站派遣同事前往成都支援。汇聚了大量的记者，对重灾区的重点区域进行突进和深入采访，突击性采访持续了近一个月。 我当天傍晚出发，前往都江堰采访。在成都西门一家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超市里购买了一些面包和火腿肠，找到一辆救灾物资车前往都江堰。都江堰灾情极为惨烈。从河滨商业街到新建小学再到石油小区，都是四处成行成排垮塌的建筑。石油小区的楼房在垮塌之后，从外面看过去仿佛一个放大的建筑模型。每一层客厅、卧室像被纵向剖开。每一层的结构和家具布局都很相似，看着魔幻又诡异。同时会看到垮塌处半截掩埋的尸体。惊心动魄、惨痛难耐。 因为找不到车，我步行辗转在都江堰多个重点受灾地点进行采访。当夜下雨，都江堰市区一片黑暗。凌晨3点，我在成都过来救灾的公交车上和警察一起熬过那个夜晚。 在都江堰及周边乡镇采访两天后，我和同事一起从都江堰跟随救援部队，徒步前往映秀采访。沿途道路垮塌、余震不断、山石频落。晚上9点走到阿坝铝厂时，和上千人的各路救援团队挤在岷江河滩度过了一夜。次日晨，赶往映秀进行接下来的数日采访……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一个场景：夜晚，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地震中，聚源中学遇难师生有240多名。学校的操场上摆放着一具具孩子的尸体。一排、两排、三排……身上遮挡着白布或油布，一动不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悲痛欲绝的家长点燃纸钱，久久的跪在泥地上。或者抱着孩子，嘶哑着嗓子，撕心裂肺的痛哭，无比凄凉。站在操场边，我的眼泪也混合着雨水，不住流淌。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无情、特别的操蛋。 资深媒体人，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吕宗恕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汶川地震，转眼14年。 虽然我已不再年少，但这一场震惊世界的灾难，至今我历历在目。 2008年，我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一名资深记者。受编辑安排，前往成都采访一个颇为敏感的新闻选题，采访被中途叫停。 抱着不能白去一趟的心理，我继续找新的深度报道选题。 5月12日这天，已在成都出差多日的我，按计划去成都中医药大学采访。那天中午，天气凉爽，成都街头四处可见打麻将、喝茶聊天的川府市民。 走到接近采访目的地的路上，突然，很多身穿睡衣的市民从楼道里冲上街头，他们神色慌张，有些人还在大声呼喊，但听不清具体在喊什么。 那一刻，我立即停下脚步，顺手拦住了一名往前冲的男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头也没有回的甩了一句，“发生地震了**！**” 成都有地震？成都会发生地震？成都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彼时，我脑子里全是这样几个问题在打转。作为一名曾采访过九江地震、普洱地震的调查报道记者，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手机网络已经中断，街头座机前开始排起了打电话报平安的长队。 还来不及联系位于北京的编辑部，我决定停下了手头选题，开始投入地震采访和拍照。我用佳能EOS40D数码相机记录下了数百张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但至今没有公开的地震现场照片。 在一条记不得名字的街巷，我看到了地面的裂痕，还有从墙头坠落在地的砖头瓦片。 在一所中学门口，我看到了很多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个个惊恐万分。 确认震中是汶川映秀后，我准备乘车前往，哪知从成都去都江堰的交通已经中断。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车从成都市中心抵达了成灌高速的成都入口。之后，辗转几趟，才到达灾情严重的都江堰。 前往震中映秀的采访途中。 印象特别深的，快到都江堰城区的时候，天空中逐渐响起一阵比一阵大的机器轰鸣声，只见十几架军用直升机几乎贴着地面，朝往事后得知灾难更严重的汶川方向飞去。 在都江堰一处因地震坍塌的农贸市场，我见到了一名受困废墟的年轻女子，她大部分身体被压在残垣断壁下，长发蓬散，满头灰尘，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等待救援。在她旁边，一名男子试图把她从废墟拉出来，但无能为力。那名被困女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求生欲望与本能，让我时常想起。那时，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跟男子一起，我们朝着四处大喊救人，但没人回应。地震过后有一天，我在天涯博客上发了一段文字，希望能找到一些被困女子的消息。 离开农贸市场后的当晚，我在都江堰市公安局大院里，近距离看到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救灾前线指挥部现场调度，目睹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种种忧心神情，还看到他面前桌子上一张信纸上的一个4位数。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后来很快获知，那是汶川地震第一天上报并公布发布的遇难者统计人数。 大约晚上11点半，我从都江堰赶回成都，找网吧发稿发图片回北京。第二天出版的新京报第二版，发了我在成都拍到的地震照片。后来，全球几家主要媒体头版也转发了我拍的都江堰受困女子新闻图片。 整个汶川地震采访，我从5月12日开始，历时40多天，那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采访。 从都江堰水库开始，沿岷江滑坡体徒手步行，到汶川映秀，是当时为数不多最早抵达震中的非本地媒体记者。 与灾民一起，我亲历救援直升机转送伤员，见证地震恐惧与生命逝去。 后来，我好一阵子变得特别容易泪目，哪怕听到小孩的哭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传媒特训营”，作者：蒋伟）
中国在2008年曾发生四川大地震，造成严重死伤，有一名15岁男童因为冒死救了7条人命，在当时成为全中国的名人，还成了北京奥运的圣火火炬手，但没人能想到，他6年后却因为诈欺罪被捕，判刑12年。 近来陆媒重新提及这起事件，2008年时，当年15岁的雷楚年初中三年级，遭遇到改变他一生的四川大地震，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上课，突然一阵剧烈摇晃，师生惊恐奔逃，雷楚年很快就逃到操场，但瞥见班主任冲回教学大楼，当下他来不及思考，也跟著班主任跑进大楼，在教室里，雷楚年发现有7名同学受困，他赶忙安抚大家的情绪，协助他们顺利脱逃。 这起事件让雷楚年红遍中国，有无数媒体采访他，更出现以他为主角的新闻专题和纪录片，除了受邀到各地参加活动，还在北京、天津等6个城市巡回演讲，所到之处都有警车帮忙开道，甚至成为奥运火炬手，此时的雷楚年站上人生高峰，但个性也变得愈来愈虚荣。 走红之后的雷楚年，做什么都要有排场，逢人就强调自己的名气，炫耀自己见过哪些名人。2013年时，他的女友想要考空姐，雷楚年谎称自己认是航空公司老总的儿子，只要花10万元人民币打好关系，就能顺利当上空姐，女友不疑有他直接转帐，但钱却进了雷的口袋。 自此之后，雷楚年开始到处骗人，受害者多达21人，诈骗总金额达到74万人民币，2014年，昔日的国家英雄被判12年有期徒刑，目前他仍在监狱中服刑，6年时间从模范生变成负面教材。
14日深夜11时36分，中国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规模4.8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属极浅地震，地震造成都江堰强烈有感，成都、德阳、乐山也可感受到明显摇晃，这场地震唤醒许多中国网友对“汶川大地震”的惨痛记忆。 中国官媒《央视》报导，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规模4.8地震震央位置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绝对位置为北纬30.97度，东经103.37度，震波快速传递至邻近人口集中处，除了都江堰强烈有感之外，四川首府成都，以及德阳、乐山也可感受到明显摇晃。 汶川深夜突然地震，唤醒许多中国网友2008年汶川大地震记忆，不少人留言指出“震感真的很强！！吓死了”、“从2008年过后到现在再次看到汶川地震，心情无比沉重”、“朋友圈全在‘地震愿平安’”、“震感好明显啊”、“这摇得都打算穿裤子了”、“今天晚上不敢睡觉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于5月12日14时28分，震央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附近，于四川省会成都市西北西方79公里处；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当时地震的规模达8.2，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震度可能达到11级。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一天晚上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全文转自李承鹏新浪博客2012年5月12日）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也是中国的防灾减灾日。官媒和民间都不约而同高调纪念这一天。当年的一些话题人物再次登上热搜，地震发生时抛弃学生自己逃跑的“范跑跑”依旧被网友痛批，还有周杰伦的《稻香》被指是为地震而写。不过，也有媒体质疑不祭亡灵哀猪死。 汶川大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04秒，震中位于四川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震级在8.0以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地震共计造成69,227人遇难。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今年5月12日这一天，党媒《人民日报》微博发文称：“2008年，14时28分04秒，8.0级地震，近7万人遇难，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我们缅怀生命的逝去，也铭记危急时刻的生死救援、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13年了，我们见证了废墟上的重新站立，也见证了中国力量勇毅前行。今天，缅怀逝者，祝福汶川！” 四川电视台旗下的四川观察节目进行了“汶川地震十三周年祭”视频直播，介绍了汶川地震后被埋36天得救的“猪坚强”、建川博物馆，采访了“抗震小英雄”林浩、“可乐男孩”薛枭、“袖珍女孩”汤星月如今的生活。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当年红人再被热议 这一天和512地震有关的多个话题登上热搜，一些当年的话题人物也再次成为焦点。地震后第一时间抛弃学生自己逃跑的老师范美忠再次被骂上热搜，还有人拿他和舍生忘死救助孩子而失去25岁年轻生命的袁文婷老师做对比，认为社会应该忘记的是“范跑跑”，不应该忘记的是袁文婷。不过，依然有声音说不应该对“范跑跑”过度道德绑架。 据一位娱乐博主爆料，周杰伦的名曲《稻香》原来是写给汶川地震的， 怪不得每次听稻香都那么治愈 ！ 他举例歌词中有：“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了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 据悉，周杰伦曾在接受《人物周刊》杂志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又一个最具话题性的对象要数被困36天获救的“猪坚强”。它获救后，被建川博物馆好生饲养起来，供游客参观。每年512地震纪念日，它都会受到外界格外关注，俨然成为不屈不挠的抗震精神的象征。据@建川博物馆聚落10日消息,“猪坚强”已进入了生命的晚期。一时间，中国官媒和网友都在担忧“猪坚强”能不能顺利渡过512。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豆腐渣工程亡灵无人问 不过，也有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痛批，“猪坚强”弥留举国神伤，豆腐渣工程亡灵无人问。文章称，当“猪坚强”的弥留引来举国关注之际，另一边，仍然记得豆腐渣工程遇难学生的，却只剩下他们的父母。多年来，不少家长坚持维权，希望追究豆腐渣工程导致学生遇难的责任，为子女讨回公道，却持续受到官方压逼和监控，部分家长更因而多次被关押。 据香港电台报道，其中一名家长鲁碧玉，坚信儿子是死于豆腐渣工程的人祸。她自2008年开始维权，被捕、被拘留达50次。她希望当局能给予家长们合理的说法，然而每次换领导，都令她们讨回公道的希望落空。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走在台北中山捷运站地下街，很难不被一整片“谢谢台湾！我爱台湾！”的巨型海报吸引，那是1200名日本东北民众，感谢10年前台湾对东日本大地震伸出援手的留言，海报上的灿烂笑容与真挚情感令人动容。台湾人对日本东北大地震的捐款已经是10年前的事，到现在还在谢，不少台湾人恐怕已经被日本人感谢到不好意思了。 在这场东日本大地震里，台湾捐了68亿新台币，是其他有捐款的93个国家中里的第一名，金额甚至超过所有国家的总和。这笔钱很多，但再怎么多，都没有13年前，台湾对中国汶川大地震（川震）捐了88亿台币还要多。不过，台湾在川震的国际捐款也仅排名第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仅仅弹丸之地的香港在那场中国大地震里捐了83亿人民币，是当年川震捐款的冠军，几乎是第二名台湾的五倍之多。 东日本大地震10年了，台湾捐了68亿，日本人不分朝野、从官方到民间年年感谢，到现在还在谢；而13年前的中国汶川大地震，台湾捐了88亿，但到现在中国竟还拿一千多颗飞弹对准台湾，甚至不时军机绕台，扬言要“武统台湾”，这两相对照，实在无比强烈。只是，最惨的还是香港，过去两年来，上千香港人被共产党关押、杀戮，作为妆点一国两制最后门面的选举制度也在前几天正式被阉割，当年83亿人民币慷慨捐输的善意可说是全部打水飘。 对台湾人而言，看看日本与中国过去10年来做的事，再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香港人的心情，一点都不难理解两岸关系为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人常说“受人点滴，涌泉以报”；但事实上，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面对中共全面管治香港的局势，马英九日前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这番谈话让不少人一度认为，马英九终于开窍认清对岸政权的本质了！没想到他隔天接著说，“九二共识并没有被宣告死亡，这（与香港一国两制）是两回事。”或许是天真，也可能是乡愁，马英九的嘴硬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前总统始终看不淸楚共产政权的本质。 两天前，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北京限制香港选举制度参与，明显违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也是不到九个月来第三次违反《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是在1984年，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共同签署，并放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生效。但中国外交部在3年前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如果说，共产党对于《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国际条约都可以任意毁弃；那一个未经两岸官方立法机构审议、也没有任何公开仪式签署的九二共识，能够对台湾有什么样的保障？如何可能成为两岸交流的定海神针？ 据说，当年台湾人捐助汶川灾民的88亿捐款经过中共官僚体系的层层剥削，仅有少数真正援助了四川灾民。但即使如此，只要灾民知道这些援助来自台湾，都有可能帮助两岸民间累积善意。但一党专政的国家既没有公共舆论，也没有任何NGO，民间的善意无从表达、无法交流，两岸关系当然越走越疏离。 人心是肉做的，善意是互相的；一如10年前台湾人的无心插柳，竟为台日关系长出一大片成荫柳树。两岸无法良性互动，关键从不在于台湾给不出善意，而在于对岸那个服膺于共产党领导、只剩一种声音的极权政体。现在还有台湾政客拿著九二共识当令箭，回台湾骄其妻妾，到处颐指气使，无异于“不问苍生问鬼神（共产党）”；一生反共的两蒋若泉下有知，当会跳出来痛骂这没出息的徒子徒孙。 （以上评论文章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