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選民中首次棄工黨轉向一國黨
2026 年 6 月 4 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習會後，外界認為，中國外交的調子不像過去那樣帶有攻擊性，「戰狼外交」的色彩減弱了，而在中國國內，一直有人呼籲外交當局重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要四面樹敵。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對當局是否真正放棄「戰狼外交」表示懷疑。 習近平上周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人士，其講話主基調和用詞表述承接了拜習會。談到中美關係，他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表示，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發展空間。歡迎美國企業更多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投資中國、深耕中國、贏在中國。這些表態讓外界再次關注中國當局是否已在回歸韜光養晦外交。 在我看來，習近平雖然很少說到韜光養晦這個詞，但事實上早已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不可能回歸。不過，既然這個問題一段時間來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不妨對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認識該問題和中國當局的外交行為。 中國「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是在蘇聯帝國垮台，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後冷戰」時期，由鄧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被稱為「20字外交方針」，其中最重要的是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它讓中國成功應對了「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各種不確定局面，化解了國際政治風險。 但習近平上台後一直到現在，中國官方發布的外交檔和領導人講話，很少提到這個詞，強調的是外交要「有所作為」、「奮發有為」，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了「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但習近平也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中國後來分別在2014、2018和2023年召開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4年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指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這種說法此後成為中國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為中國努力推動的外交目標。在此基礎上，2018年外事工作會議強調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條主線，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關於中國外交的論述部分，主題都是促進/堅持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將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作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國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員，在中共十九大一次開放討論時，針對外國記者有關十九大報告是否意味著將放棄韜光養晦的提問，他沒有明確回答該問題，僅表示，韜光養晦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時代在變化，中國發展環境在改變，韜光養晦的內涵和外延也自然相應地在改變。2020年5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美國CNN記者再次問他，中國外交是否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原則，變得更強硬，王毅的回答是，「我們從來不會主動欺凌別人，但同時，中國人是有原則、有骨氣的。對於蓄意的中傷，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堅決捍衛國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對於無端的抹黑，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堅決維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 王毅的這兩次回答，對中國是否還堅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看起來有點含糊其辭，但他不明確表態，即可把它理解為中國不再堅持韜光養晦。相對王毅的含蓄，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今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宣稱，中國不能夠像過去那樣一味的韜光養晦了。 官方學者討論這一問題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議放棄韜光養晦。時至今日，雖然仍有一些學者主張，韜光養晦依然不能放棄，但更多學者呼籲，中國外交的定位應該從韜光養晦過渡到更多的有所作為和奮發有為。比如清華大學國關學院院長閻學通曾表示：「從韜光養晦變成奮發有為，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質的變化。過去之所以要韜光養晦，是因為我弱你強，我們向國際社會示弱，顯示我們對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奮發有為則是要向周邊國家顯示我們的關係是『我強你弱』，這是根本性質上的變化。」 多數學者之所以建議放棄韜光養晦，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實力看起來比10年前強大，就像盧沙野所說，「你現在成為一頭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樹後面。」此外，中國面臨美國和西方的打壓與圍堵，即使想韜光養晦，也不可能。 可以說，無論從客觀情形還是習近平的主觀目的看，中國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事實上放棄了鄧、江、胡三代實行的「韜光養晦」外交。但假如人們把韜光養晦理解成一種外交的理念和原則，或許習近平在中國不利的戰略環境下，可能在某個階段會按照該原則來處理外交實務，然而，從他一再強調外交要發揚鬥爭精神看，實際上很難做到這點。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五月，兩場峰會同時舉行。一場在中國西安，中亞峰會，中共邀約中亞五個斯坦國與會，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 另一場在日本廣島，七國峰會，並邀約另外九個國家首腦與會，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東盟輪值主席國）、葛摩（非盟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太平洋島國論壇主席國）等國首腦，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讓國際社會大開眼界的是，西安峰會大搞排場、大肆鋪張、豪華奢侈，與廣島峰會的簡單、簡樸、節儉形成鮮明對照。習當局一擲千金或孤注一擲，兩百六十億！如果不是這筆巨資誘惑，這五個斯坦國未必會來。大撒幣，於是才有了中亞峰會。幫人購買昂貴的門票，五國首腦這才揚著頭、挺著胸，大剌剌地來了。 其實，這兩場峰會，不僅比較和見證了制度之差，專制制度的腐敗和民主國家的清廉；而且彰顯了北京的孤立處境。更多國家團結在美國周圍，而少數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無非是為了錢，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後，習當局忙於外交。既有跟俄羅斯強化關係的表演，也有跟美國緩和關係的功夫，還有聯歐抗美、分化美歐關係的企圖。但半年多下來，連收效甚微都說不上，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呈現反效果。 具體的反應就是，美歐各國、美國和亞洲各國、尤其世界民主國家之間，達成空前共識，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共產中國。既有美、日、韓、荷、台的晶元聯盟，又有美日、美韓、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約等軍事聯盟，還有七國峰會等國際政治聯盟。一致對中共說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東海和中印邊界挑釁。 今年一月，印度邀請120國舉行峰會，聚焦發展中國家和南南合作，唯獨沒有邀請中國。中共黨媒以阿Q心態酸印度：「害怕中國出席搶印度的風頭；只要中國出席，印度就黯然無光。」今年五月，歐盟邀請亞太國家舉行峰會，歐盟27國加亞太21國，共48國與會，唯獨沒有邀請中國，只「因理念和觀念不合」。中共黨媒酸歐盟：「這個世道變了，小國聯合起來欺負大國。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扔下超阿Q金句：「中國因未收到邀請，拒絕參加這次論壇。」 今年四、五月間，西方七國，從外長會議、財長會議到首腦會議，一致定調：去風險化，即去中國化。幾乎同一時間，歐盟二十七國舉行外長峰會，也達成同一共識。各國紛紛定義：共產中國是最大挑戰和風險。 習近平的誤區在於，以為能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就能在所有方面取勝。他以為，只要黨政高層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謂習家軍，統一意志，令行禁止，國內沒有什麼事搞不定。（其實，舉凡經濟、就業和民生，國內什麼事都沒搞定）。他以為，只要外交系統都是他的自己人，習家軍或戰狼，國際關係就沒有什麼搞不定的。自以為，只要一亮出「大國外交」、「元首外交」、「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方向」，什麼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就沒有搞不定的。 所有這些以為，都是自以為，都是誤以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後，國際社會才下定最後決心，與共產中國切割，即便沒有說出脫鉤這個詞，至少也是去風險，也就是去中國化。試想，連黨內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見都容不下，又怎可能聽進去國際社會的呼聲？你非要在國內搞統一意志，就讓你見識國際上的統一意志：對獨裁說不，對迫害說不，對威脅說不，對擴張說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前夕，中國外交部先後發布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以下簡稱「概念文件」和「立場文件」）兩份重磅外交文件。說它們「重磅」，是因為中國外交當局如此「鄭重其事」地幾乎在同一時間就國際秩序和安全問題以及涉及他國的國際熱點事件發布兩個文件，宣示立場和態度，還是第一次，尤其考慮這個時間點選擇的微妙，顯然北京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對此醞釀準備了有段時日。 2022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首提全球安全倡議，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還提了全球發展倡議。此後外交當局凡涉國際和平與發展問題，必端此兩倡議，把它們作為中國外交新的「聖經」。外長秦剛日前在中國外交部藍廳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 兩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則和主張幾乎相同，不過，鑒於烏克蘭危機是當下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立場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國際反響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學者認為這個文件「真正是從客觀中立的角度，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提出了一個理性、均衡、沒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製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顧平衡，不在俄烏之間拉偏架，看起來的確是北京要在「立場文件」中表達的一個意圖。雖然北京之前始終強調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對俄烏衝突保持中立、勸和促談，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歐認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發布這個文件，是要「以正視聽」，以文件形式闡述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主張，對俄烏雙方的訴求，既有呼應，又有告誡。比如第一條尊重各國主權，實際含有安撫烏克蘭，批評俄羅斯之意，第八條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也是在勸誡莫斯科不要動用核武；第七條維護核電站安全，則由於目前扎波羅熱的核電廠處於俄羅斯軍隊的實際控制下，是在勸告基輔不要攻擊它。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給世人製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對待西方特別是美國，可是毫不客氣，全力開火。「立場文件」儘管未提美名字，卻處處針對美國，整個十二條用中國網民的話說，是要顯示美國乃破壞烏克蘭和平的「大壞蛋」。比如第一條有暗批美國不尊重世界各國主權的含義，第二條摒棄冷戰思維，更是批美抱著冷戰思維和心態不放，三、四兩條停火止戰啟動和談，意思是，美國才是烏克蘭和平的最大障礙，第十條停止單邊制裁，第十一條確保產業鏈供應穩定，也都明確指向美國。 北京所以要在闡述中國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十二點主張中夾帶私貨，猛批美國，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學者的話，是因為美國想把中國拉到這場危機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國的立場，試圖將發生在歐洲的這場衝突所強化了的聯盟架構，快速移植到亞太地區，針對中國展開一系列「戰略絞殺」。例如，美國務卿布林肯、中情局長伯恩斯等日前不斷宣稱，中國正考慮向俄羅斯提供包括武器彈藥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則要在這份「立場文件」中戳穿美國一連串假面具，讓國際社會看清誰才是烏克蘭危機的「拱火者」。 暗批美國，反守為攻，爭奪全球安全秩序主導權 從這個角度說，北京選在俄烏戰爭一周年時機，發布這份文件，不但是對美歐過去指責中國的一種「正本清源」，即向國際社會準確地傳遞中國對這場危機的基本立場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為攻，它對美國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圖：國際社會要想化解烏克蘭危機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觀念和行動藍圖，而中國通過「立場文件」指出烏克蘭危機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來出路，傳遞「俄烏衝突不能繼續惡化下去」的信號，不像美國，準備將俄烏衝突推到一個更危險境地，中國才是國際安全的負責任者，而美國是它常常指責別人的那個破壞者。 換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烏戰爭一周年的機會，提出一個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方案，為此準備加大勸和促談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試圖號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國家，帶領它們構建一個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當下的全球安全困境。這就是「概念文件」出籠的動因。該文件列出20項重點合作方向，雖然強調要發揮聯合國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機制，如上合組織、金磚合作、亞信、「中國+中亞五國」、東亞合作相關機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北京香山論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連雲港）等，都是試圖削弱美國和西方的領導力，因為這些合作平台和機制是中國能夠主導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聯繫的，美國主導的平台和機制在這份文件中一個都未列出。北京這樣做的用心非常明顯，打出維護世界和平旗號，爭取反美疑美國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內部對中國立場和行動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國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上的影響力和主導作用，爭奪國際話語權。 北京拋出這兩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發布的《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可以明顯看出，在和美國及西方的外交競技中，它不甘處於守勢，轉而採取進取的外交攻勢。這很可能將是中國下一階段的外交常態。而外交攻勢要達效果，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眼下的烏克蘭危機。前面提到，在「立場文件」中，北京系統重申了對俄烏衝突的中立立場，但實則偏向俄羅斯，除了有習近平個人作為獨裁者的好惡，對普京專制政權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境決定的。在北京看來，美國在打敗俄羅斯後，接下來就要回頭帶著眾盟友收拾中國，所以在戰略上中國不得不站在俄羅斯一邊。 北京也樂見俄羅斯的國力被削弱 儘管如此，北京也並非不樂見俄羅斯在戰爭中被削弱。去年俄烏戰爭爆發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對俄的真實態度，一方面希望俄羅斯的實力在這場戰爭中被削弱後變成中國的一個小老弟，以後中俄關係由中方主導，俄方只是跟別，改變過去長期俄主中從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俄烏戰爭，拖住美國，讓美國無法分心圍堵中國或者延緩、減弱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北京這個真實的立場至今未變。 不過，也要指出，北京雖然希望俄羅斯的國力在戰爭中被削弱，但不願看到它被拖垮，否則中國就要獨自面對美西方的壓力。故北京除了因為擔憂西方的制裁不會直接援俄武器外，會在經濟和貿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場合全力助俄，同後者堅定地站在一起，以讓俄能夠支撐起一場長期作戰。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帶有此番使命。可以說，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打的越久對中國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陰陽兩面，它讓國際社會看到的只是它在兩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談的立場即陽的一面，陰的一面被隱藏在動聽的外交話語背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美國擊落中國的「高空偵察氣球」後，中方最具象徵性的一個對抗姿態似乎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隆重接待伊朗總統萊西，並欣然表示他將前往伊朗回訪。伊朗可謂美國的主要敵人之一，氣球事件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不過，各方信息顯示，美方並沒有放棄與中方化解氣球爭端的努力。美國總統拜登周四對美國民眾發表談話說，他考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討論中國氣球侵入美國領空一事。華盛頓認為這顆曾盤桓美國敏感地區上空的氣球是一顆間諜氣球，拜登總統下令予以擊毀。隨後，美國空軍擊毀了另外三個類似氣球的飛行物，但物主至今不詳。 拜登在白宮說，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他說他希望與習近平討論實質問題，但是他「不會就擊毀侵入美國領空的中國氣球道歉」。拜登沒有說明什麼時間與習近平談話，但他補充說，美中之間有關氣球事件的交流一直在進行。 華爾街日報也報道說，最近幾天，美國和中國一直在討論安排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外事辦主任王毅在慕尼黑會面事宜。王毅和布林肯都將在這座城市出席2月17日至19日召開的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該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會面可能會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間隙舉行，不過一切尚未最後決定，也可能出現變數。 法新社報道說，拜登有關氣球事件的講話發生在美國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信息、美國議員對中國侵入美國領空感到憤怒、眾多的美國民眾也對中國氣球公然侵入美國領空非常驚愕的時候。拜登周四講話堅定地表示，「如果一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飛行物再次飛越美國上空，我照樣會下令擊毀」。 不過，拜登同時承認，另外三個被擊毀的飛行體目前階段不能證明與中國的間諜計劃是否有關，也不能證明是否是來自他國的偵察工具。拜登表示，他要求行政部門對所有以往飛越美國領空的飛行物進行清點，他指出，美國已與美國的友邦就中國的間諜計划進行了討論。 針對美國與中國外交官員近來圍繞氣球事件所進行的交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周三在華盛頓表示，美國將盡其所能，「確保我們兩國之間的競爭和潛在的衝突不會真正演變為衝突，確保兩國關係受到保護。」 在中國一方，中國為什麼在習近平試圖與美國和緩關係的時期派遣高空偵察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至今令人費解，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沙竑（Paul Charon）對本台表示，習近平對這件事事前知情的可能性很小。他還懷疑中方蓄意挑釁的假設，「儘管中國軍事理論確實研究過這樣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氣球去探測對手的防衛系統，或者試探對手的反應。這是因為使用這種高空氣球遠比使用衛星或飛機更便宜。從這個角度說，但我看不出來中國人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這樣做，所以我不太認同這種假設。」 一些分析也認為，氣球事件發生的時間也讓北京方面尷尬，華爾街日報報道說，中國一直在重新評估其外交政策 ，以重置其與美國的關係，並修復其在新冠疫情的處理以及在安全、工業和領土利益方面的激進做法給中國的聲譽造成的傷害。 氣球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準備啟程前往北京訪問的時候，原本預計他將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這本來是五年多來第一位美國國務卿首次前往北京，但是，氣球事件發生後，布林肯取消了行程，但他不排除擇日前往北京，而北京在第一時間似乎仍期待中美外交會晤能夠實現，但隨後中方的口氣變得越來越強硬。 王毅剛剛結束對法國的訪問，據指出，他在慕尼黑出席會議期間還將與烏克蘭外長庫爾巴會談。
中國官方媒體撰寫了數十篇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文章，稱這位30年來一直批評北京的美國政治人士自私任性，她的台灣之行註定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中國官媒對佩洛西8月初訪台的報道，突顯了這些官方媒體如何反映北京在各個問題上的世界觀，從爭議地區的獨立問題到侵犯人權問題。 熟諳中國媒體的學者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國內視察，到國際領導人的訪問，每一個官方訪問都給北京帶來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和宣傳價值。 不過艾奧瓦州立大學研究中國新聞媒體的教授何尚恩(Jonathan Hassid)說，那些受到外國媒體和政府關注的訪問，很可能會被北京視為一個影響核心議題敘事的機會。 他對美國之音說：「它們可以是非常強大的宣傳載體。」 何尚恩和其他專家表示，官方媒體的報道能夠力求對中共和習近平進行讚美與合法化，同時反駁外國媒體更具批判性的報道。 一位在美國研究中國宣傳的教授說，外國領導人的訪問——比如佩洛西的台灣行——對北京來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她說，這些訪問同時也提供了相對較高的宣傳價值，因為有了額外的關注，「這些訪問的宣傳價值實際上比嚴格精心安排的新疆和香港之行要高很多。」 這位在美國東海岸的學者由於擔心自身和中國家人的安全，要求匿名。 在中國一家官方媒體工作的人士說，對於中共官員的一些國內視察，北京允許自家媒體的有限報道，但即便如此，這也是「精心安排和高度控制的。」 這位人在中國的編輯出於安全擔憂要求匿名。 她在寫給美國之音的簡訊中說：「在這些例子中，你只能報道政府立場。這特別重要，因為這影響著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 中國駐美大使館沒有回復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置評請求。 字裡行間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未來幾個月召開，屆時預計習近平將會獲得第三個任期。 那位匿名的教授說，習近平今年6月的新疆和香港之行的目的是向中國的政治精英發出訊息。 她對美國之音說：「做這些視察是宣示他權力的一種方式——像是慶祝勝利，顯示他作為國家領導人在那些地區的領導是多麼有成效。」 那位在中國官媒工作的編輯也這樣認為。她對美國之音說：「(我的機構)想要在報道中展現習近平卓越偉大的形象，官媒只允許報道官方立場，肯定就是這樣報道的。」 習近平的新疆視察與聯合國人權高專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的新疆之行，不僅顯示出中國官方媒體如何試圖推動新疆歲月靜好的某種敘事，還顯示出北京如何嚴格控制外國記者的准入。 外國記者是從中國媒體的報道中才得知習近平八年後的首次新疆之行。中國媒體的報道專註習近平行程的微小細節。 這些官媒沒有報道任何對中國新疆政策以及對大規模監禁維吾爾人的批評。一些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說，中國在新疆(也被稱為東突厥斯坦)的所作所為可能構成種族滅絕。 《紐約時報》中國事務首席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在一個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那些視察也許禁止西方記者採訪，但是官媒的報道仍然是有用的，只要你知道怎麼讀懂隱字裡行間透出來的意思。 人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儲百亮說：「我們作為外國記者的角色就是閱讀這些視察的官方總結，讀懂他們在政策上釋放了什麼信號。」 儲百亮說：「這些行程解釋得非常謹慎、剋制，甚至人為造作，像是政治戲劇。它們在中國媒體中所呈現的方式旨在釋放有關政策方向的信號和訊息。」 中國官媒和西方媒體的不同報道方式在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的記者會上展現無疑。巴切萊特5月間的中國之行是聯合國人權高專自2005年來首次訪華。 巴切萊特此行沒有記者隨行，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說這能讓人權高專和她見到的人進行坦誠布公的交談。但是一位發言人說，巴切萊特試圖以召開記者會作為彌補，就如她在中國所做的。 《衛報》(The Guardian)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詢問了巴切萊特有關她在新疆的准入問題以及備受期待的有關新疆人權侵害的報告。《人民日報》等中國官媒的代表則讓巴切萊特比較「真實的新疆」與西方媒體的描述，或者問她有關美國槍支暴力的問題。 上述那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官媒僱員說，官媒機構「報道官方敘事，就是美國總是在抹黑中國，總是想找茬來打壓中國。」 英國利茲大學教授金斯利·埃德尼(Kingsley Edney)對美國之音說，北京越來越強調向世界其他地方「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像巴切萊特那樣的訪問有助於這種行動。 何尚恩持類似看法，但是他表示，那些訪問根植於歷史象徵主義。 他告訴美國之音：「不難看到，她的訪問給了中國政府想要的，蓋上大印，認可新疆沒問題。中國政府的黃金標準是，讓外國人出面來誇讚他們。」 何尚恩說，這些官方訪問在中國具有特別的歷史和文化意涵，帝王曾利用這些巡視來行使權威。 他說，即使在今天，官方媒體的報道也在展示「所有這一切的象徵意義」。
中共歷屆領袖，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毫無例外地堅信兩個東西：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於這兩個論題有巨大的邏輯矛盾和缺乏實證，中共幾十年來熱衷於發動各種各樣的大規模運動，把原本是經濟的問題、公共衛生的問題、救災救難的問題、文化娛樂的問題、讀書學習的問題、運動比賽的問題、病毒疫情的問題，等等等等，一律變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利用對全中國資源的壟斷，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論證共產黨的了不起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結果反而是禍國殃民，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到文革、清污、天安門大屠殺，再到全民特務監控專政、高科技境內境外封殺異己、種族滅絕、集中營制度、全球大撒幣、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讓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勢暴露無遺。 沒有習近平就沒事 這是錯誤看法 目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習近平這位領導人剛愎自用、志大才疏，事無巨細都要親自瞎指揮。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因為習近平固然治國無方，但他不是問題的癥結。當代中國的主要問題，都是因為製造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種政治領袖的共產主義獨裁專制制度。 在這種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領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針的高度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些前領袖比起習近平來，同樣是走火入魔的馬列信徒和殺人不眨眼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當然是殺人如麻的超級歷史罪人，搞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工程，幾千萬中國人死於一個理想、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屠夫超過了毛澤東的邪惡程度，連希特勒和史達林也望塵莫及。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馬列信徒，但鄧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詩人氣質的共產主義信徒，而是一位幹部型的共產主義領袖，能夠更加有理性地貫徹共產主義的藍圖，理清了共產主義統治手段的輕重緩急，把四個堅持做為治國綱領，不但拯救了中國的經濟，還使得共產黨的專政更加有效。但這位改革大師也同樣是一位殺人魔王。毛澤東主要是以搞政治運動挑起群眾斗群眾來坑害中國人，而鄧小平是直接用共產黨的坦克、機槍、大炮對準中國人民直接掃射和屠殺，而且理直氣壯，口口聲聲宣布要靠鎮壓和嚴打來維持共產黨政權的安定團結。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獨裁統治當然為世人不齒，但是鄧小平還有點自知之明，搞韜光養晦，對自由民主世界搞卧薪嘗膽，等待未來時機來實現中國共產黨主宰的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譯，意指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 權力絕對壟斷 造成傲慢腐敗愚蠢 習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聰明，不怎麼識時務，誤以為韜光養晦和悶聲幹壞事的時代已經結束，東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中國式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要領導全世界了。所以習近平當政的十年，基本上沒有了中國這種共產主義獨裁政治體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中國的內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這種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長期以來被中共灌輸了迷魂湯和蒙汗藥的美國政治菁英，是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因素。 那麼在習近平身上展現出來的這種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是什麼呢？當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共產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這種權力的絕對壟斷所造成的制度劣勢，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也就是權力的傲慢、權力的腐敗，和權力的愚蠢。 權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由於共產黨壟斷的權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國內國際政策非常的霸道，為所欲為。以這次疫情為例，原本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危機，必須用科學和醫學手段來對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漢爆發疫情的第一天開始，中共政權從來就沒有以科學的態度手段來對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顧人民生命死活對疫情全面封鎖和掩蓋，對知情人士進行鎮壓和封嘴。中共對疫情處理的每一個措施，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證明共產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正是因為共產黨的權力是傲慢和無敵的，所以全國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傳播力量多麼的無情和恐怖，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不能有病，否則就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抹黑和褻瀆。為了顯示共產黨無所不能，為了證明社會主義集權制度的絕對有效性，習近平一聲令下，全體清零，兩千六百萬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間墮入水深火熱之中，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頃刻間變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營，手段之殘酷，苦難之慘烈，充分體現了中共集中力量辦壞事蠢事的制度缺陷。這是中共大躍進式政治狂熱病的再發作。 中共體制下的權力的傲慢還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覺得國力不夠的時候，往往在國際上宣揚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每當自我感覺良好一些，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國際上就奉行所謂的「大國外交」，在國內政策上的那種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沒有比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無禮。難怪中國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國接壤的國家，不是飽受中共的欺辱和挑釁，就是心懷戒心，即使是北韓和巴基斯坦這樣唇齒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離，不能完全靠得住。 權力的腐敗是中共體質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得不到制衡的權力，必然是腐敗的權力。這種體制的腐敗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蝕到靈魂的腐敗。 《紐約時報》曾經經過多年的調查，發現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家家都是億萬富翁，在香港等處秘密擁有巨額財產。全中國有兩千多名省部級高級幹部，中共十八大以來，就有兩百三十多名以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這個犯罪率是全中國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幾倍以上。中國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更是令人髮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間，被囚禁的居民們憤怒地發現，不少居委會的芝麻官也囤積居奇，截獲救援物資為己有，置待斃的饑民於不顧。有人說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集團，這個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可以想見，如果中共領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揚中國處理疫情的所謂「制度優越」，會顯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時宜，兩千六百多萬上海人民真正能夠相信這種謊言的肯定不在多數。 中共高官愚昧無知 國際政壇笑話 中國的制度之所以展現不出優越性，還在於壟斷權力的愚昧之處。一個傲慢和腐敗的政權，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學治國，也不可能獲取正確和精明的政策建議和諮詢，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最高領袖往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天才，是戰略家，其最高指示絕對不能妄議，稍有異議，一定是重刑或人間蒸發。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這種制度性地製造和延續愚昧和無知的機制毫無改變，最近幾年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為精明之作、國之瑰寶。中共高級官員的愚昧和無知，在國際政壇上常常是茶餘飯後的取樂談資，令人唏噓哀嘆。 中共宣傳機器常常提到，中國的制度性的優越造就了目前中國的盛世。毫無疑問，中國在最近十幾年內國力大增，經濟軍事都有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所謂的盛世，和中國傲慢腐敗和愚昧的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繫。首先，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國人民擺脫共產黨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自由經濟體系提供了機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財富的增長。這個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巨大的財富，被壟斷的國家權力武斷地佔有和盤剝，充實了共產黨的腰包，發展了中共的軍力。 而最主要的是這種暴發戶似的經濟成功，根本沒有制度性的邏輯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臨時性的國際環境。而這種國際環境正在飛速改變，對中共這種掠奪式的經濟成功構成致命的威脅。 中共宣傳機器津津樂道的所謂盛世，是一個國富民窮的虛假的盛世，是一個精心編製的神話，是過去三百年來第三個虛假的盛世。 第一個是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敗和無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暴露無遺。第二個虛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同治中興，雖然也鎮壓了叛亂和造反，也有了虛張聲勢、外強中乾的洋務運動，但同治中興的傲慢腐敗和無知，也很快暴露這個虛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點，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飛煙滅了。 習虛假盛世 處於被顛覆驚恐狀態 目前習近賓士下的第三個虛假的盛世，根本經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戰。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興一樣，目前中國的所謂盛世也是弱不禁風的，它時刻處於一種隨時被自己人民顛覆的驚恐狀態之下。因為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政權最恐懼的是中國的人民，在國際事務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和中共是兩個不同概念這個最明顯的事實。 這個盛世的制度性的虛弱，還反映在其對國際輿論的極度敏感，一直處於被國際民主勢力和平演變的絕對恐懼之中，只能不斷給自己打「勿忘初心」、「四個自信」和戰狼外交之類的強心劑。一個遠在重洋的美國人在推特上發帖聲援香港示威，就會造成盛世大國的政治痙攣；一個漫畫動物會造成盛世大國動用全國的資訊力量全面絞殺審查。有人說中共是一個巨嬰，有一個貌似強大的軀體，但還是一個沒有發達的理智和擺脫本能衝動的嬰兒。其實黑格爾在二○○多年以前也說，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專制社會，實際上還長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時期，還沒有成熟。但是黑格爾沒有想到的是，一個處在文明幼稚時期的巨嬰，卻擁有改變甚至統治世界的雄心。這樣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不能讓它實現。 （全文轉自自由時報）
2022年冬季奧運周五(2月4日)於主場館鳥巢正式開幕後，北京也一躍成為全球唯一辦過夏季與冬季奧運的雙奧城市。本屆冬奧會有來自91國近3000名的選手要爭奪總計109枚的獎牌，競爭激烈。不過在競技場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現身力挺中國，應對歐美多國的外交抵制，也讓這場賽事成為一探中國外交處境的玻璃櫥窗。 此次冬奧開幕式以中國「24節氣」為主題揭開序幕，場外在鳥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煙花，喜迎來自91國的選手，場內則安排76名不同種族膚色青少年的滑雪等表演，來呼應本屆的主題曲《一起向未來》。 雙奧時隔14年 凸顯中國外交難題 不過，諷刺的是，相較於2008年夏奧吸引到史上最多、超過80名國家元首或高階官員的熱絡出席，本屆冬奧面臨多國抵制。雖然最後仍有60多國派員親臨觀賽，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國家因抗議中國人權劣跡，早就發起外交抵制，拒絕派員出席；另外，紐西蘭、荷蘭、瑞典及奧地利等國則以北京防疫管控太嚴為由缺席，總計近30個國家似乎以行動證明他們很難和中國一起走向未來。 對此，立場被外界視為親中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開幕致詞時，除讚揚中國實現當年的申奧承諾外，還提及聯合國大會先前通過的奧林匹克休戰決議，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歐美喊話。巴赫說：「本著奧林匹克和平精神，我呼籲全球各政府遵守你們對奧林匹克休戰的承諾，給和平一個機會。」 普京率先赴京力挺 疫情後首會習近平 面對外交抵制，中國官方連月來一再重申反對美方帶頭將體育運動政治化，並堅稱冬奧「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過，有趣的是，冬奧開幕前，中國卻自己上演了一場政治重頭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習普會。 普京是全球第一個承諾出席冬奧的元首，2月4日當天他的專機降落時，受到中國官媒大篇幅報導，同一天先後抵達北京的還有埃及、塞爾維亞、烏茲別克等國家元首以及阿布賈比王儲穆罕默德、泰國公主詩琳通等各國領袖人物，合計約20多人。 習普會於釣魚台國賓館召開，這不僅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訪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習近平首度與外國元首的面對面會晤。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中強調，面對深刻複雜演變的國際情勢，中俄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戰略協作」，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動搖。習近平說：「人類社會現在還是遭遇著諸多的挑戰與危機，在這個背景下，中俄兩國堅守初心，始終保持雙邊關係的穩健前行。」 疏離西方 習擁抱威權領袖取暖 針對冬奧開幕前的習普會，國際政治專家和維權人士都認為，這恰恰反映出習近平正與西方民主國家分道揚鑣，並與威權國家的領導人們抱團取暖的國際現況。 位於英國倫敦的卡迪夫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謝爾蓋(Sergey Radchenko)長期關注冷戰危機與俄中外交政策，他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陳兵15萬招致歐美各盟國同聲譴責之際，普京飛抵北京觀看奧運，除了給足習近平面子外，也再次凸顯兩國在地緣政治角力上的互相依賴性，尤其普京對中國的依賴可能更多一些。 謝爾蓋告訴美國之音:「對俄羅斯而言，中國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夥伴。俄羅斯若因對烏克蘭的武力威嚇或升高歐洲安全的緊張局勢而可能面臨來自歐美的更多制裁，有中國這個在東邊、可靠的合作夥伴就顯得更加重要。」 普京盼習近平能在烏克蘭局勢上做他的後盾，而習近平則有普京在台灣問題上為他撐腰。兩國於2月4日簽署的聯合聲明中，俄羅斯重申「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過，此聲明隨即引發台灣外交部的抗議，於2月5日透過新聞稿嚴厲譴責中俄兩國「此貶損台灣國家主權的不實表述」和「虛構的一個中國原則」。 人權劣跡每況愈下 西方冷對北京冬奧 台灣外交部聲明稱:「值此全球關注冬季奧運賽事，紛紛為各國運動員加油喝彩，也關注中國人權劣行之際，中國政府借與俄羅斯高峰會操弄威權主義擴張，有辱奧林匹克五環（The Olympic Rings）所揭櫫的和平精神，這將遭台灣人民唾棄，民主國家也會對這樣的行徑感到不齒。」 人權人士說，西方各國在兩屆奧運期間對北京的態度從熱絡轉為冷淡，儘管背後也有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但中國的人權劣跡，包括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緊縮，恐怕才是各民主國家都跨不過的門坎。 2008年北京夏奧前，中國官方曾放寬媒體採訪限制、還設立抗議區域等開放作為，一度獲得國際讚賞。但位於台北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當年中國為了申辦奧運而做出的各項人權承諾，隨著近年來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監禁、頒布國安法摧毀香港民主、西藏宗教問題以及拘押台灣社運人士、加大對台軍事施壓而宣告破產。 台灣代表團出席開幕式觸怒人權團體 因此，台灣29個公民團體，早於去年底就公開回應全球超過200多個人權團體的倡議，呼籲台灣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行列，而參賽的台灣運動員則以不出席開幕式來表態。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原本台灣代表團以防疫及交通因素為由，決定不出席冬奧開幕式，但卻在最後關頭，迫於國際奧委會的遊說而改弦易轍，臨時決定出席。 施逸翔說:「北京政權過去的作為完全背棄爭取奧運主辦權給的承諾、完全違背奧林匹克的團結的精神，所以大家才會去抗議，但是今天中華(台北)奧委會、還有(台灣)體育署輕易地就在這個空洞的價值裡面，去翻轉它原來的決定，更引起大家的憤怒跟抗議。」 雙奧相隔14年 中國新聞自由緊縮 持續緊縮的新聞自由也是西方國家越來越難和中國一起走向未來的一大原因。 2008年京奧期間，中國首度開放境外記者可自行攜帶衛星傳輸設備，不經審核的採訪報導，並首度准許駐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採訪，還有限度開放網路防火牆，讓中國人民也能看到部分國際媒體的報道內容。 但今年，中國以防疫為由，將所有媒體限縮在冬奧「閉環式」的採訪環境內。冬奧開幕當日，荷蘭公共電視台(NOS)記者在國家體育館外進行連線報道時，還遭中方保安人員強行推離，導致連線中斷。 對於中國新聞自由的惡化，無國界記者組織自2月4日起於社媒發起國際宣傳活動，透過對國際奧委會各贊助商之廣告標語的諷刺，來提醒國際大企業，如韓國三星、日本國際(Panasonic)等助長中國加強新聞管制的嚴峻現實。 無國界記者秘書長克里斯多夫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透過2月4日發布的新聞稿表示：「贊助冬奧的跨國企業無法宣稱自己對中國政府利用賽事之舉不負任何責任。我們呼籲這些贊助商不要成為中方宣傳的幫凶，並避免助長中國對新聞資訊權利的打壓。」 外媒指冬奧預算10倍於官方數字 近年來，隨著防疫以及中共「戰狼外交」的敵意上升，能夠留在中國採訪的外媒記者人數已經越來越少，他們不僅在採訪上所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還不時傳出遭民眾圍觀騷擾，加大採訪工作的難度；再加上習近平政府也越來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也下降，越發升高外媒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感。 以冬奧預算為例，中國官媒報導，在官方強調節約和綠色辦奧運下，本屆冬奧只花了39億美元，是20年來成本最低的奧運會。但美國新聞網站《商業內幕》卻以實際估算戳破中國政府的不實之言，直指總成本應在385億美元之譜，是官方公布數字的近10倍。 《商業內幕》報道指出，中方引以為傲的新建場館，如造價達1.86億美元的國家速滑館「冰絲帶」、鳥巢和水立方等舊場館的翻新費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關開支等項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中。 《商業內幕》引述美國籍體育經濟專家津巴利斯特(Andrew Zimbalist)的說法稱，很難在中國獲得任何準確訊息，因此，「任何官方數字都非常值得懷疑」。 森林保護區蓋滑雪場 學者:冬奧難達環境永續 至於冬奧的環保訴求也很可能是另一個謊言。 CNN於1月底的調查報道直指新建於北京延慶的滑雪場，其場址原屬當地極具生物多樣性的「松山自然保護區」，是在北京申奧成功後，才一改保護區的範圍，顯然是為奧運讓道，犧牲環保，因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頭為了建雪場被移除了上萬棵樹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為了辦冬奧，只能大量依賴人工造雪。 CNN引述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地理學家卡門德榮(Carmen de Jong)的說法，質疑冬奧的做法難以達到環境永續，雖然對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傷害有多大，因缺乏數據，外界也難以準確估算。 對此，位於台中、長期研究高山森林與生物多樣性的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陳玉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全力要辦好奧運，因此，中國國內大概不會有人去質疑環境問題或在意西方的批評，但他說，這是一個要正視的人道問題。 陳玉峰說:「這些物種(多樣性)等(問題)，因為消減的(森林)面積，有公式可以計算，就是物種跟面積大概是呈現2次方到3次方之間的相關，而且是隨著面積增大，可能對某些物種會有臨界值的這個傷害。」 此屆北京冬奧會自2015年申辦成功到開幕歷時7年，但這7年間，中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與西方國家外交惡化及香港民主運動等一連串內外的政經挑戰。在未來兩周內，國際輿論或將回到各國選手在冰雪運動場上的競技拼搏，但不少輿論分析，冬奧於2月20日閉幕後，中國恐正式印證它與西方國家漸行漸遠的冰雪大國形象。
一名德國學者說，不想繼續在中國大學教書的原因之一，是教室里都裝上了監視器，她擔心在課堂上無法進行真正的討論。她並認為，與中國接觸，要認清不可能有「平等合作」。 德國之聲（DW）中文網12日刊出對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學者韓尼（Alicia Hennig）的採訪。 她說自己有15年的中國經驗，原本在商業領域工作，2015年開始在中國的大學工作。她對中國大學裡的官僚體制和意識型態管制深有所感。 韓尼教書時，中國已開始限制使用西方教材，她不得不從海外訂購所需的「經濟學哲學」課程教科書，但她或校方幫忙訂的書都被扣在海關。 她的中國同事們突然不被允許再給外國學生授課，只有外國人才能給外國人授課，她相信這應該是從高層下達的指令。 2018年10月她開始在南京東南大學工作時，教室里都已經裝上了監視器，這也是她不想繼續在中國從事商業道德教學工作的一個原因。她說，人權也是課程中的一個主題，「我不想再在中國教書，因為我擔心在課堂上無法再進行真正的討論」。 韓尼還發現，在人文學科，與外國人一起組織會議變得異常艱難，因為審查過程極嚴格，要保證在意識形態上完全不越線。在中國進行針對人文學科的國際討論，變得非常困難。 她說，中國的大學裡很多對意識形態的監督和審查。她曾被院長要求刪除在社群媒體上的某些評論，「所以我知道自己被監控」。 對於德國一些學校想和中國的大學合作，韓尼提醒，除了學術資金可能會在官僚體系的腐敗中被使用，還要注意雙方的合作研究方面，「人文科學領域是在意識形態上受到很大限制；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則不能排除（中國）軍事上的應用，這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 對於「如何與中國進行接觸、對話、如何處理相關限制」，韓尼坦言這是很難的問題，她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她認為，在與中國「平等合作」這個問題上， 應該停止自欺欺人，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德國在周二（10月6日）與其他38個國家，於聯合國共同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應尊重在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並對香港的政治局勢表達關切。參與這份聲明的國家包含美、英、歐盟多數國家、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海地等國。 負責發表這份聲明的德國駐聯合國大使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表示，中國政府應該立刻讓聯合國人權觀察員在「不受限制、有意義」的情況下，到新疆地區調查。他提到，中國政府侵犯新疆少數民族人權的行為，包括對宗教自由的嚴格限制、全面的監視、強迫勞動和非自願絕育。 針對香港和西藏，聲明內也強調堅持捍衛這些地區居民的自由與人權，尤其七月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出現越來越多政治壓迫的指控。 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對這39國表示肯定，畢竟2019年，英國曾起草過類似的文件，當時只有23個國家簽署。 有西方外交官曾表示，中國政府每年都在施壓，阻止聯合國成員國簽署此類聲明，威脅要阻止一些國家延長維和任務，或阻止其他國家在中國建設新的使館設施。 中共與盟友公開反擊 面對歐美等國的斥責，中共也不甘示弱，找來盟友們站台較勁。 以古巴為首的45個國家隨後發表聲明，支持中國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措施，認為這些措施是在對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且都在法律容許範圍內，用意是保障該省各族人民的人權。 巴勒斯坦特使也在會中宣讀包括中國在內的55個國家簽署的聲明，譴責任何以香港局勢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這份聲明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安法確保了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政策的持久性。 中國駐聯合國特使張軍會後發表談話，認為歐美聯合聲明的指控「毫無根據」，且是在聯合國會員間「挑起對立」的行為。他痛斥歐美以傲慢和偏見，利用虛假訊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和對政權的抹黑，中國絕不接受，並轉而指責美國利用仇中情緒，掩蓋境內失控的疫情現況。
美國大使館早前發布消息稱，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將於十月初卸下其美國大使職位並離開北京。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泰里·布蘭斯塔德卸任後，美國駐華使團副團長傅德恩將以臨時代辦身份負責管理使館的日常工作，直到新任駐華大使抵達中國。 這條消息引發新一輪中外媒體對中美關係走向特別是全面脫鉤的揣測，本月十三號，在布蘭斯塔德宣布十月離京時，已經引發中文社交平台的熱議，有網友「浮生狂想曲」發帖說：「別了司徒雷登，再別布蘭斯塔德，果然 沒有歷史 只有輪迴。」；網友「深海」發帖說：「全面脫鉤，喜迎內循環。」；網友「呂明」發帖說：「留給中國人系統性了解世界的時間不多了。不過沒關係，我們依然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有網友擔憂，按照國家間外交關係五個級別，一級大使級，這是盟國關係，二級公使級，三級代辦級，四級斷交，五級戰爭狀態，布大使離任後，中美之間只剩第三級對代辦，這是否預示中美關係實質性的降級？是否預示熱戰即將發生？ 一篇題為《布蘭斯塔德離任：在廢墟上建立的中美關係，正坍塌為一堆更大的廢墟》的網文這樣寫道：「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被廣泛認為是改變了世界格局的歷史大事。在外交實踐中，兩國之間有沒有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派不派大使到對方國家任職，在兩國發生衝突時有沒有召見對方大使，有沒有召回本國大使，以何種方式召見與召回大使等等，都是判斷兩國關係變化的重要標準。 三年前，川普剛剛上任，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開打，川普對中國的認識還主要集中在經貿問題上，對中美在制度與意識心態上的結構性矛盾衝突，以及在地緣政治，及軍事、科技、國際領導力上的爭奪，認識還非常有限。當時的川普，只想著他關注的經貿問題，想通過談判施壓中國，增加對中國產品出口，扭轉雙邊經貿不平衡狀態。川普派遣一位與中國在官方與私人層面都很有淵源、並且被中國視為「老朋友」的州長擔任大使，很明顯是希望通過他的人脈與符號性色彩，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但事與願違，恰恰是在布蘭斯塔德擔任中國大使的三年多時間，中美關係進入了四十年來的至暗時刻。而布蘭斯塔德在9月14日毫無徵兆宣布離任，則是雙方關係快速崩壞的又一標誌。 不管布蘭斯塔德離任後，美方是派駐其他人擔任中美大使，還是暫不委派大使、以「代辦」方式實質上降低雙邊關係，以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離任為標註，川普的對華政策，已經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四十一年前在廢墟上建立的中美關係，正迅速坍塌為一堆更大的廢墟。 前中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前中國駐舊金山領事袁南生在一篇題為《四面樹敵是最糟糕的外交戰略與策略》的網文強調：不與多國同時對抗，是中國千年外交的一個基本規律。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外交上四面樹敵，與多國同時對抗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就時有發生，自近代以來更屢見不鮮。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戰諭旨，宣布清軍和義和團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奧、西、比、荷11國開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年，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宣戰諭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后就已命清軍和義和團向外國駐華使館發起總攻。不到三天時間，四個使館被燒毀，隨後，攻入並燒毀法國使館，並一度攻入德國使館。實際上對列強已不宣而戰。「庄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6月25日，更密諭各省遍殺洋人。同時與多國對抗的後果是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十年動亂期間，中國當時的口號是：「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不僅在政府外交層面，四面樹敵；在政黨外交層面也論戰不斷：對蘇聯、印度、義大利、法國等國共產黨口誅筆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駁馬歇》（法共中央總書記）、《駁丹吉》（印共中央總書記）、《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意共中央總書記）等中共重磅文章，連篇累牘地在《人民日報》頭條刊出。 受極「左」思潮影響，文革初期中國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衝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很多國家因為害怕中國大使館「輸出革命」而選擇了與中國斷交。中國駐外領事館由14個減少到五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幾個，減少到六個。 外交上四面樹敵這一現象並非只在中國發生過，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崙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打破了歐洲各國的權力均衡，沉重反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制度，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崙發動的戰爭並非都是正義的，戰爭的性質從自衛反擊逐漸轉變為侵略擴張，由此招致與多國對抗。1792年奧地利、薩丁尼亞、那不勒斯、普魯士、西班牙和英國結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結盟。英、西、葡、瑞、奧相繼加入，結成第六次反法聯盟。20多年時間裡，法國先後六次與反法聯盟對抗，最後被徹底打敗。 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情況，既是高居廟堂的統治者的災難，更是作為草根的老百姓的災難。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就是國際維度中交友的藝術。化敵為友，無異於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為敵，顯然是外交悲劇；與多國同時對抗，則是外交的徹底失敗。 一個國家發生四面樹敵或對手環伺的情況，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觀方面的原因。四面樹敵的一個「樹」字，說明對手環伺情況的發生，是自己招來的，肯定是自身對外戰略或策略出了問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與多國對抗，到處樹敵，不斷樹敵，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國家踐踏國際準則，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他國之上，通過侵略戰爭來擴大自己國家的利益邊界，所作所為超過了人類底線。當然，有的時候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並不見得是該國做錯了什麼，確實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說，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是因意識形態不同導致對手環伺。春秋時晉楚爭霸百年之久，楚國只要把矛頭指向晉國，很容易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現象，但晉國把兵鋒指向楚國，則不大可能四面樹敵，為什麼呢？因晉國與宋、魯等國一直被視為華夏民族，楚國則一直被視為半人半獸、尚待開發的蠻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春秋時代的外交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外交的色彩，這使晉國在晉楚爭霸中享有獨特的軟實力，意識形態利益對各諸侯國在晉楚爭霸中如何選邊站隊無形中起到了導向作用。 二是因戰略誤判、野心膨脹導致四面樹敵。美國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一書中指出：日本帝國統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後果。1941年，正在侵華的日本又同時對美國、英國及荷蘭發動突襲，儘管當時日本與蘇聯之間隨時可能重燃戰火。日本對英國發動進攻還意味著向英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土——澳大利亞及紐西蘭開戰，日軍隨後開始轟炸澳大利亞。1945年，美國兩顆原子彈在日本長崎、廣島爆炸，蘇聯對在東三省的日本關東軍進行反擊。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終走向了無法避免的結局——無條件投降。 三是挑戰世界頭號強國導致對手環伺。國家與國家打交道與人與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樣，國際社會老大的圈子與人群之間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處，身前身後總少不了唯老大馬首是瞻的小兄弟們，老大對小兄弟們自然要護著、幫著，如果挑戰老大，事實上就等於同時挑戰了老大的小兄弟們，與老大過不去往往無異於四面樹敵。二戰時，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導致日本同時與英國、法國、蘇聯、澳大利亞、中國等處於戰爭狀態。新中國開國不久，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戰，聯合國軍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84號決議組建的，由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南非、衣索比亞共16個國家的作戰部隊組成。中美在朝鮮開戰，使中國同時與16國處於對抗狀態。當時，全世界就七、八十個國家，新中國開國初期就與世界上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在戰場上相見。 四是與某國家集團中的一國對抗往往導致與該整個國家集團對抗。自古以來，國家與國家之間往往通過結盟來拓展盟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國家集團中，甲國往往對乙國提供安全保證，或相互之間提供安全保證。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對受到德國嚴重威脅的波蘭提供了安全保證，德國進攻波蘭後，英法對德國宣戰，成為二戰爆發的標誌。二戰後，美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何國家挑戰北約的任何一個成員國，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形成與北約多國同時對抗的局面。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必須把握好國家的發展方向，不能走抱殘守缺的老路和復辟倒退的邪路。晚清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環伺為什麼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對世界大勢視而不見，倒行逆施，拒絕改革。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既要會爭，也要會讓。外交既是鬥爭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長期以來，每當談到「妥協」這個概念的時候，人們總是把它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並論，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外交要協調多方面利益關係，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裡面就必然有妥協。理智、精明、巧妙、適度的妥協是一種高超的鬥爭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 顧維鈞在回憶錄中特別指出：「我談到中國有一句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達成協議。」他還說「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裡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外交要爭得有理，讓得適度，反制對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機械地對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難以擺脫對手環伺的困境。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要防止外交為民意所綁架。面對對手環伺，外交既要強硬，也要靈活。評價外交的標準，不是外交是否強硬，而是該強硬時是否強硬適度，該靈活時是否靈活適當，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越到位，則外交越成功。外交強硬與外交靈活，都是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手段與方法，而不是目的。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往往裹挾民意，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民意綁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對手環伺的困境，相反，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的外部環境。 晚清時，本來帝國主義列強環伺，外部環境已壞得不能再壞了，但是民意綁架下的晚清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軍和義和團一起聯合攻打帝國主義列強駐中國使館，德國駐中國大使克林德等被殺害，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辛丑條約》，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一血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忘記。 （全文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