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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15 日
各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最重要的職權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憲法的修訂，來不得半點馬虎。 那麼，習近平何以能如此順利地流氓修憲，玩弄全國人大——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於股掌之間？說到底，這是中共黨」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必然。讓我們對此做些簡要的回顧與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圖章」 1949年前中共黨的絕大部分黨員來自鄉村貧苦農民、城市流氓無產者與產業工人和小知識分子。作為列寧主義類型的黨，毛澤東與中共黨深知，只有把列寧的「思想」——俄國人生澀難懂的抽象話語——轉換成連中國底層民眾都聽得懂的話，才能成功地動員他們加入中共鬧革命。於是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類的說法，就是中共最廣為人知的鼓動口號。所謂「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即「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所謂」坐江山「，就是中共黨掌控國家權力。毛澤東從帶著隊伍上井岡山起，就琢磨著奪取國家政權。 1931年中共在井岡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既被選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又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前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就是井岡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模版；中共黨的國家理論源頭，就是列寧的「堅持黨領導國家」的思想， 這成了中共黨理所當然地高踞於國家之上的」政治正確「盾牌。經過28年的暴力殺戳，中共奪得國家政權，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從一開始就依附於中共黨而存在，全國人大從來沒有獲得過憲法所闡明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 媒體人黃鐘先生曾經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黨形成黨在法之上體制的關鍵十年。中共黨在全國人大、中央政府、司法、軍隊、外交、情報等機關建立中共黨的組織體系，從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黨掌控，中共黨還明確了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問題上，中央政府必須向中共中央請示彙報的規定。這樣，全國人大不可避免地淪為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需要時拿出來用，不需要時擱置一邊。全國人大的所有職能都在中共黨控制範圍之內，全國人大自身的存在與延續，都取決於中共黨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為此，毛澤東是中國最高權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澤東建政後在全國發動各類運動，包括參加韓戰，都只在中共黨內討論決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全國人大（1954年9月以後）常委會審議批准；三年大饑荒全國至少餓死4000多萬人，全國人大沒有追究毛澤東和中共黨的罪責；1964年中共黨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意見分歧矛盾激化後，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手指頭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拿著憲法也保護不了自己，最終劉少奇於1969年11月慘死於河南。 從憲法權威角度說，無論是宣布戰爭狀態、追究執政黨和中共政府重大責任、罷免國家主席等，都屬於全國人大的核心權力，也只有全國人大經過法定程序才能做出決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澤東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統治後，就不在乎曾經給民眾的民主承諾了。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為了擺脫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繼續革命」的神聖口號，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毀已經建立的國家權力體制和政治秩序，全國人大在民粹運動狂暴衝擊下，長達9年多處於癱瘓狀態。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黨中止文革，全國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復。 改革開放後中共黨與人大關係的動態變化 汲取毛澤東與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訓，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中率先破除「兩個凡是」；安徽農民冒死試驗家庭承包責任田；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這使中國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顯出過一些新的氣象，客觀上給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動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這主要在三個方面：人大代表的選舉產生、各級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對政府的監督。然而，人大新氣象好景不長，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間經歷了馬鞍形的沉浮變動。 人大代表真竟選終究夢幻一場 1980年代初在籌備召開各省市的人大會議過程中，各地陸續出現競選人大代表的活動，特別是高校先後出現過競選熱潮。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都有大學生成為競選中的活躍人士，包括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劉少奇兒子劉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大，當時北京大學校園裡的風雲人物如王軍濤、胡平、於大海等，後來成為海外華人中的著名民運人士。 競選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客觀上也是民眾普及民主意識、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徑和機會，年輕人再次成為草根民主興起的先行力量。面對民眾的熱情高漲和積极參与，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態度逐漸發生分化：鄧小平陳雲等從一開始的鼓勵默許到後來的限制；胡耀邦等則始終如一地明確支持大學生的競選熱情。鄧小平1980年底再次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核心，「並且要以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對競選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況，鄧小平判定為「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積極串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公開發表」，是「敵我矛盾」的性質，要進行一場「政治鬥爭」。當時北京市委下達通知說「競選是資產階級形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決定黨員不得參加競選；北京大學一分校黨委書記，組織動員黨員和積極分子反擊候選人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競選講話……。然而，胡耀邦則認為「競選出人才！」北大黨委副書記主動參加學生的競選答辯會，並表示校黨委要「用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但是，胡耀邦等終究抵擋不過中共政治老人的強大壓力，北京等地黨執行鄧小平壓制民主的旨意，封殺當選人大代表的北大學生胡平，使胡平畢業後長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師範學院校方粗暴干預選舉，由此引發湖南學潮。各地出現的情況表明，即便「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闡明了國家的一切權力歸人民，然而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大代表都由中共黨指定或商定；凡是獨立參加競選而當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過中共各種形式的打壓。 19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生長，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業家爭當人大代表，這其中的情況相當複雜。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讓某些民營企業家成為人大代表——它並不意味著中共黨的政治體制具有開放性——而是在國家政治領域中出現的一種錢權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間人士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官方表面上並不直接打壓公民獨立參選人，實際是利用公權竭力為官方推薦的人選造勢，變相限止獨立參選人的活動，盡量阻斷他們與選民接觸的機會。儘管這給獨立參選人增加了不少困難，但民間人士的努力始終沒有中斷過。其中最為外界所關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語學院的吳青教授等。 習近平上台後對社會實施嚴厲控制和打壓，民間人士參與政治的環境空前嚴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獨立候選人遭到各種騷擾、恐嚇、圍堵、非法拘禁，一些獨立候選人手機被搶、電腦被扣、人身被監視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選舉時，英國媒體BBC的一位資深記者前往約定的獨立參選人家採訪，到達參選人家門時只見大門被堵、窗戶被封、參選人被軟禁在家。記者與那群身份不明的圍堵者交涉周旋了半個多小時，非但見不到參選人，相反還遭到百般阻擾和暴力驅趕。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記者被迫放棄採訪。中共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沒有選舉權更沒有被選舉權，所謂「選舉」只是一種虛假的政治包裝而已。由此，各級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中共黨放心的人聚會的特定場合，各級人大會議都不可能違背中共黨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頭博弈 中共黨對各級人大的控制，最關鍵的環節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過黨「推薦」的政府成員名單。各級政府組成人員須經人大代表投票表決同意，這是各級人大行使權力的最重要體現，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黨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重要關節點。 改革開放後，隨著解放思想的推進，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於表達真實的投票意願，不再完全依照中共黨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過不了關，即便是等額投票政府組成人員，黨的組織意圖照樣落空。例如，原遼寧省惡名在外的貪官慕綏新，屬於既有能力幹事又敢膽大妄為貪腐的官員，曾被省委推薦為省政府某廳廳長人選，但多數人大代表投了反對票，慕綏新未能獲得新職。人大會議後，省委即任命慕綏新為該廳黨組書記，比廳長的權力還要大。於是民間嘲諷說：「人民不要的，黨要了。」這不是孤例，習近平作為任職候選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決過。 在習近平父母老關係的活動下，1985年5月習近平被調到福建廈門市任副市長（從正處級提拔到副廳級），不久後任常務副市長。1987年12月的廈門市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被提名為下一屆市長人選（正廳級），並且是等額選舉。然而，投票結果是習近平得票不過半數而落敗。不久，習近平就被調到福建省寧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提拔為正廳級幹部。因為，擔任黨的領導職務無需經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選擇政府組成人員，這既是人大的核心權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中共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集中體現。1993年的浙江和貴州的兩省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們不同意中共中央決定的省長候選人，於是人大代表們在會議上聯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長候選人」。投票的結果是「民意」省長當選了，黨的意圖意空了。在中共黨頂層看來，這不僅是「選舉出了問題」，而且是對黨中央權威的嚴重挑戰，自然不能容忍這個趨勢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與貴州省人大會議結束後的當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即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當時的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此後，中共中央堅持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把手」（正職）只能有一個投票「人選」，實際變相剝奪了人大代表聯名推薦「人選」的權力。 如何對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選擇」？中共黨確實想了不少辦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過一些情況，我再做些補充： 一是以中共黨的組織名義，要求被代表聯名推舉的「候選人」服從組織決定，聲明自己退出「候選人」之列，讓代表民意推選候選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會投票，以地、市為單位劃成若干分團，把責任砸實到地、市主官到頭上。若投票結果違背黨的意圖，輕則主官調離降職，重則找個反腐敗借口「雙規」審查。我曾親耳聽中紀委研究室主任說：」官員都不經查」，一抓一個準。 三是工作人員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單圖，代表按規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寫票後將選票反扣在座位檯面上離開現場，由工作人員按座位順序收取選票。翻開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組織要求寫票。這種種做法，等於廢除人大代表「無記名」投票規則。 四是投票時告知人大代表們，同意的」不動筆「，不同意的」請動筆「 。人大代表座位一個緊挨著一個，眾目睽睽之下，誰敢公開動筆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選人」？！ 以上這種種做法，都是利用種種有形無形的脅迫，限制人大代表權力，以保證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組成人員，實質人事大權牢牢把控在中共黨的手裡。 其實，所謂投票代表民意與黨的意圖博弈，說到底還是中共黨內的內鬥。各級人大代表中，中共黨員約佔70%，黨的意圖應該是有把握實現的，之所以出現「民選」省長，根子還在於黨內缺乏民主。中共黨內，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確定人選推薦名單的背後，是黨內不同勢力之間權力資源的爭奪。眾所周知，中共黨決策的潛規則是「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特別重要的事不開會」。為新一屆政府選配負責官員屬於最重要的決策，其習慣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強調「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黨員人大代表討論徵求意見。由於不同意見在黨內沒有機會表達，於是就在人大會議上用人大代表的權力來與中共組織抗衡。然而，由國家極權統治體制掌握一切資源所決定，黨組織能掌控所有幹部甚至其家人的命運。無論是誰，都可能一夜之間從達官顯貴跌落至階下囚徒。也就是說，一旦中共收緊黨內控制，黨員人大代表就鮮有敢違抗組織意志的。事實上，後來其餘的省人大會議再也沒發生過類似浙江、貴州兩省人大會議的情況。 筆者曾經參加過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班學員（省部級幹部後備隊伍）的討論，一位學員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人事任免權與中組部幹部調配使用權之間存在矛盾衝突，這位學員發問：「黨管幹部」原則與「人民授權」原則的衝突究竟該怎麼解決？事實上，當制度本身存在矛盾衝突時，常常是承擔相應職責的官員陷入困境左右為難，他們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權斗的犧牲品。 「異化」的人大「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及其官員是人大的職能之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與黃炎培有過一次著名談話———後來被美譽為「窯洞對」，毛澤東說由人民民主監督共產黨。事實正相反，70 多年來中共一直凌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凌駕於憲法與法律之上，各級人大的監督職能形同虛設。這主要是三個問題：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 首先，各級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立過政務院人民檢察委員會，直接監督政府，譚平山任人民檢察委員會主任。同時，中共黨建立黨內監察委員會，對政府官員實行間接監督。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五四憲法》，把中國定位於社會主義國家，確立起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從根本上改變《共同綱領》闡明的中共黨領導、多黨聯合執政的聯合政府性質。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設立國國家監察部，專職行使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職權，國家監察部向全國人大負責。1957年反右後，中共黨決定把全國人大監督政府的權力收歸於黨，撤銷國家監察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議撤銷國家監察部，將監察部的人員和業務歸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此後，中共的（監察委）紀檢委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全國人大的監督職權形同虛設。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恢復相對獨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全國人大的監督職能始終處於懸空狀態。 其次，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中國長期以來有憲法無憲政，憲法就是一紙空文。從理論上說，制定憲法是為了實施憲法，並且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於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尤其是公共權力的違憲行為，必須進行司法審查，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然而實際生活中，公權力違背憲法的強力行為處處皆是，卻長期得不到糾正。稍舉幾例： 比如，各級人大開會特別是全國人大開會，人大代表習慣性地使用「聆聽總理報告」，「受到很大鼓舞」之類的語句，批評質詢政府工作的意識極為薄弱，甘於扮演「舉手通過」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國憲法第35條闡明公民有言論自由、結黨結社、新聞出版自由等權利，70多年來除了民國時期組建的八個民主黨派以外，中共黨始終嚴厲打擊民間的任何結黨結社活動。文革前以成立反動組織為罪名，1978年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罪名，許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監；有的至今依舊身陷牢籠； 再有，2020——2022年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抗擊武漢新冠病毒疫情，各地執行絕對清零政策所採取的極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權，不少人因此而被奪去性命。然而，中國政府至今隱瞞真實的死亡人數，全國人大對此並未作出任何批評性反應，更別提追究中共黨魁和政府責任； 還有，中國每天都在「打內戰」。全國各地城管、輔警越權濫用暴力，動輒沒收平民攤販售賣物品，公開搶劫私人財物、當街暴打民眾，甚至隨意抓捕民眾，他們連80多歲的耄耋老人、身殘肢障的行動困難者都不放過。這在中國各地司空見慣，卻不見各級人大站出來伸張正義，制止粗暴野蠻「執法」； 總而言之，長期以來公權力違憲違法在中國成為「常態」，與憲法難以進入司法實踐直接相關。中國的憲法學家曾經不斷提出建立違憲審查機制，然而幾十年的呼籲，至今沒有任何進展。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舉國嘩然，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等八位學者先後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在中國語境中，被稱之為「合憲性審查」。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不做任何回答，僅由中國國務院宣布廢止原有的收容遣送辦法，以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取而代之。孫志剛以生命為代價，都未能推動建立違憲審查機制。賀衛方教授曾經嘆息：法學家們所期望推動的法治進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1978年以後，「馬上奪天下」出身的各級官員大多數到了退休年齡。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協的領導職務作為「老幹部」退休前的過渡性位子，即所謂退居「二線」。於是，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事實上成為了老幹部臨退休前的「養神干政」機構，免不了與在「一線」（政府）任職的少壯派官員產生各種矛盾摩擦。這類摩擦分兩種情況：一是正常的批評監督政府；另一是夾雜著人際矛盾或者利益衝突的制肘現任領導。這就使得人大常委會顯得不那麼「聽話」，在職官員感覺「黨的領導」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約在2006年前後，中共實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縣）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把人大常委會直接置於黨組織的直接控制之下，實質是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確保權力意志的通行無阻。由此人大的監督功能——僅有的有限制約強權意志的某種制度性設置也被實際上廢除了。 總之，改革開放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帶來過生氣活力，一度改變過其「橡皮圖章」的面貌。然而由「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本質所決定，中共黨難以容忍「人民權力」的有限行使。從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競爭性選舉開始，中共黨就想方設法地阻礙人大履行權責，擠壓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間，最終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內又基本恢復了全國各級人大的「橡皮圖章」原狀。 即便如此，習近平並不滿足，他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地削弱全國人大的權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達到改變全國人大性質定位的目標。請看： 2015年，習近平破天荒地實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政府、兩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會名義）彙報工作的制度，並強調這是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宣布，全國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則是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確定的立法工作目標任務，立法中的重要事項和重大問題，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習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關部門進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憲活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張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參與修憲事務； 2021年，習近平要求人大成為「四個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成為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機關、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權力機關，全民擔負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的工作機關、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代表機關，這種性質定位明顯違背憲法。 2024年，習近平在人大會議上當眾敲桌子，訓話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而趙樂際在習近平訓話後立即掏筆補作記錄。這一突兀互動表明，習近平公開無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應有權威。由此，這成為引發各種媒體議論的熱點之一。 歸根到底，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黨高踞於國家之上的「一黨專政」本質絲毫沒有改變，只是毛澤東有所顧忌，做的較為隱蔽巧妙，有學者概括為表面一套實際上另一套的「陰陽體制」，而習近平則索性撕掉一切偽裝，赤裸裸地顯出黨控制一切權力的極權統治本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隨著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政治敏感期結束，依照慣例被強制離開居所到外地旅遊的持不同政見者、維權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陸續返回家中。一些被旅遊期間遭噤聲及被監控的異議人士對美國之音表達了他們對「兩會」及相關政治問題的看法。有評論指出，「兩會」閉幕後的總理中外記者會取消堪稱一大轉折。也有評論認為，中共「二十大」以後基本上是一個人說了算，主管經濟工作的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自我降格為純粹的辦事機構，而人大越來越像橡皮圖章，所以這次「兩會」唯一的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高瑜：本次兩會 一大轉折 資深媒體人、獨立專欄作家高瑜「兩會」前被國保人員帶離北京，到廣西桂林等地，3月14日晚間乘飛機返回北京。她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兩會」把重要程序都改了，總理記者會取消，引發世界關注，算得上一大轉折。 高瑜認為，轉折的根據在於去年」兩會」之後，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一次會議，將2018年李克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64條修改成43條。國務院不再是決策單位而是經濟執行單位，決策者只有一人，就是習。 她說：「國務院就是個執行機構了。沒有決策作用，更沒有對全國經濟的領導作用。這都是問題。連總理召開國務全體會議和國務會議這些內容全沒了。什麼都是聽習近平的。以後人大還開什麼會呀？人大不也得聽習近平的嗎？所以每年浪費幾十億，開這麼倆會，結果能解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高瑜指出，對比2018年李克強版和2023年李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的明顯不同之處可見一些端倪。 兩相對照，後者第一章總則刪除了前者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一句中關於其他人的陳述，只剩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另一處明顯改變是，李強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刪除了李克強版第二章第六條，即「總理召集和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項，必須經國務院全體會議或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決定」。 李強的前任李克強卸任總理一職約半年後在上海離奇死亡，震驚世界並引發輿論強烈質疑其死因，大批民眾自發到街頭表達悼念。 沈良慶：兩會唯一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資深異議人士、前安徽省檢察院公職人員沈良慶在X（前推特）平台發帖指出：「鑒古知今，有點意思，讓人想起了外廷大總管主動矮化自己和外廷，把國務院變成中央辦事組，自己變成跑堂的，連本來就是作秀的記者招待會都免了。」 沈良慶曾參與八九民運並領導安徽省的民主運動，主張憲政民主人權，數度被捕入獄，曾被判煽顛和尋滋罪，分別獲刑一年半和三年。近些年常在六四等政治敏感期被軟禁或帶走旅遊。 家住合肥的沈良慶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兩會結束當晚到鄰省看朋友，購票後安徽警方就通知當地警方，人還沒到當地政保負責人就打電話詢問尚在外地往回趕的朋友，詢問我是否到了。我剛進朋友家就有自稱物業敲門。被拒後政保負責人就登門請我和朋友共進午餐。」 對於這次「兩會」的看法，他說，「『兩會』歷來就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已經預定的決議，所以看』兩會』不如看黨代會和中央全會。』二十大』之後基本上一個人說了算，歷來比較重要的三中全會都可開可不開，其它領導人都成了辦事員。」「這次』兩會』乾脆把總理記者招待會都免了。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歷來是主管經濟工作的，現在連工作章程都修改了，自我降格為純粹的辦事機構，黨政合一，以黨代政。所以這次『兩會』唯一的看頭，就是沒有看頭。」 季風：越來越像橡皮圖章 北京宋庄異議藝術家季風也注意到了「兩會」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被取消引起的社會反應。 3月13日，他在「兩會」期間被旅遊後返回老家桐梓地區當天對美國之音表示：「兩會現在越來越像橡皮圖章了。以前李克強、溫家寶還說幾句。他可以跳出框框說幾句真話、人話。現在連這個都不要了。直接不要了，總理的記者會取消了，你看那幾個部長說話，都是沒有自己說的，尤其是那個四川省那個司法廳副廳長，自己說話都不知道說了什麼。就是』兩會『代表。我跟北京的中國公民的朋友通過電話，就是盡量不讓代表們跟北京的民眾接觸。總而言之，就是把他們完全截然地隔開。」 季風一年多前被北京市國保強制驅離北京，被迫返回貴州老家居住，曾遭一名北京國保死亡威脅。這次兩會前，當地國保帶他前往外地躲避所謂的政治敏感期，並要求他兩會期間不發表涉及政治的批評言論。 季風也是前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他表示，過去20年，每到六四、中共黨代會和換屆的全國「兩會」來臨，他都被要求在國保監視下外出旅遊，而今年「兩會」不是換屆，但這期間他依然被旅遊了，一路上好吃好喝，但禁止接受外媒採訪，不能公開發聲。 他說：「只要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上門，客氣是客氣，但是不行，必須要走。但年年六四必須走，還有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是要走。還有就是，比如說四屆人大，五屆人大，就是在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就第二年選總理那個，必須要走。剩下的什麼人大二次三次那些會議就不走了。現在就不行了，去年開了（換屆會議），今年這次會議又要走，但不能接受外媒採訪，不能發帖子。」 吳強遭軟禁 再被清華民事起訴 據自由亞洲電台3月7日報道，近年淡出公眾視野的原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師吳強最近再度遭政府人員軟禁在家，出門購物亦被人跟蹤。 報道說，中國全國”兩會”期間，吳強再度遭校方民事起訴，並向其追討人民幣一百多萬元”違約金”，其友人怒斥校方無恥。 美國之音日前聯繫到這位政治學者兼時評人，請他就這次北京兩會發表看法，但他表示抱歉，稱自己遭當局邊控和警告，不得對外媒發表評論或公開發聲。 清華大學2015年下半年未再續聘吳強，但未及時通知他。之後吳強與校方對簿公堂，法律糾紛延續至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外界認為一貫忠於中共意識形態下的言論管控、對敢言學者許章潤、郭於華、勞東燕等教授實施迫害、打壓、約束的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大學近來陷入了一場文革式的民粹網暴漩渦，與中國飲用水巨頭農夫山泉和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莫言一同被「愛國網民」貼上「新三害」標籤，成了批鬥對象。 胡佳悲憤傾訴 斥兩會「狗屁會」 人權活動家胡佳3月13日從大連返回北京通州家中。美國之音記者多次撥號後終於接通了他的手機，但他聽不到記者的聲音。胡佳看到來電顯示的是美國電話號碼，假定對方來自國際媒體。 他說：現在我跟你通話的時候也是這樣啊，我不知道是誰。我沒辦法聽到你，找我幹嘛？我只能向你訴訴苦。嗯，現在回來了。家裡邊靜靜的，這個狀態。如果沒有人打你電話的話，一年365天都是這樣的。因為我只能一個人呆著，沒有社交，沒有參與的活動啊，這些通通都沒有。當然我承認我比現在在牢獄中的許志永、丁家喜、李翹楚這些我的好朋友們要強很多了。至少還能接聽電話啊。也比失蹤這麼多年的高智晟律師好多了啊，比現在還知道人（在哪）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這種狀態已經好多了啊。那些還沒有走到光明的時候，就已經別離塵世的高耀潔醫生、蔣彥永教授——前天就是他的（逝世）一周年。還包括我的父母，57年的老右派，也沒有能夠看得到歷史的破曉時分的，我比他們還強多了。我覺得我還是幸運的。我們只能說，一天天的就看著，這裡把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牢籠。疫情結束以後，你覺得會有一個什麼大的復原，復興這種回歸吧？但其實是為了管控，它變了別的形式又變本加厲地來了。總不會讓你感覺到這個春天的萌芽。」 在這段悲憤交加的獨白中，胡佳提到四通橋在北京的地名中被消失了，兩會期間北京各個立交橋和過街天橋都設崗派人把守。他還表示了對獨斷專行的中共黨首習近平可能為轉移國內矛盾和危機而開啟戰端造成台海兩岸生靈塗炭的擔憂。 這位長期遭到嚴密監控的異議人士還表示，他的微博、微信等社交通訊渠道早已被封號，多次重新開設微信賬號仍被禁止入群交流。他說，這次兩會期間他在外地，唯一可用的微信又被封號了，這是半年之內他第六個被封號的微信。 獨白末尾，胡佳表示，「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誰，你找我什麼目的？這樣的話，那麼堵了這麼長時間，尤其是他們開特么狗屁會的時候，堵了這麼長時間，這樣我也算一次宣洩吧。反正如果你能聽得到的話，那就謝謝你的聆聽。」
兩會開幕至今，國際媒體不斷議論的話題，是中國取消總理記者會。中國全國人大，被指為「橡皮圖章」、「舉手機器」並不奇怪，因為從來如此。令人驚訝的是取消舉行三十多年，年度僅有、具有很強儀式感的總理記者會。 什麼原因？法國世界報分析，從來不屑於回答媒體提問的習近平，可能不滿時任總理李克強利用2020年年度記者會的機會，說出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幣的大實話，讓宣布脫貧攻堅取得重大勝利的總書記如鯁在喉。李克強2023年告別政壇後不久猝逝，習近平藉此機會終結了這一傳統儀式。但是如果將這一決定僅僅看作是自負之爭就大錯特錯，它與另一項決定相輔相成：自2020年開始，兩會會期從兩周左右縮短至一周。 習近平的用心是明顯的，其統治下的中國，黨國一體，而國家不過是在為黨服務。一個重要的標誌，在一些諸如慶祝中共建政日的重大慶典，黨旗公然領先於國旗。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陵寢，覆蓋其遺體的是黨旗而不是國旗。不過，習近平執政10餘年來，黨愈來愈個人化，通過全黨為其量身定做的所謂「習思想」、「兩個維護」、「兩個確立」，使個人凌駕於全黨。黨表面上仍然是一個團體，實質上更近似於習掌控的幫會，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將「黨天下」改稱「習天下」，凸顯習個人凌駕於黨國至上的地位。 習的前任一度擴大了國家的特權，旨在向本國人民、向世界證明，毛澤東時代已經徹底翻過了一頁。但崇拜毛的習近平把八零年代後期相對存在的「黨政分開」看作是對黨的威脅，終於在2018年突然發動修憲，終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回歸本源，埋葬了鄧時代唯一的政改成果—廢除領導人終身制，為其永久執政鋪平了道路。 權力愈大，安全感卻愈缺乏，近年來，習不斷提起國家安全、政權安全，黨的生死存亡問題。這使得中共全黨都在不斷地與國際的國內的假想敵鬥爭。李強擔任總理後，由於三年清零造成的經濟後果十分嚴重，他利用國際場合表態，中國將繼續改革開放，但事實上，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顧及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國家的發展。結果，這個全能政黨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國人民自己，任何公民社會的因素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有可能破壞經濟的平穩運行。 這正是習近平面臨的現狀，中國經濟的榮景不再。費加羅報文章分析，習近平的意識形態管制令投資者感到恐懼。這才是中國經濟下滑的真正原因。3月5日，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對李強的講話預兆性的做出激烈的反應，開盤時股價暴跌。與世界其他地區相反，滬深指數去年下跌11%。 華爾街日報分析習近平的側重點不在經濟。「近年來，他已明確表示對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不感興趣。他要的是「高質量發展」，這是個有點模糊的概念，經濟學家和顧問們認為，這個概念包含了更加重視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明確的振興經濟計劃，費加羅報認為，李強已經讓市場習以為常的失望。在今年 1 月的達沃斯論壇上，李強向世界主要金融強國發表演講，大肆宣揚中國市場的 “巨大潛力”。以至於他的政府被迫充當救火隊員，大規模投資強撐股市，安撫那些希望在房地產危機中另謀出路的中產階級。 然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是印度五倍，儘管人口老齡化嚴重，其基本盤依然穩固，世界工廠還在成長，為什麼投資者對中國越來越不信任？專家認為導致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要素是習近平收緊意識形態，在於這位自毛澤東以來最集權的領導人所採取的國家主義和專制主義轉向。2024年，紅色領導人的講話已經失去信譽，中共官僚與華爾街股市弄潮兒之間不再有此前數十年的默契。股票營銷員和外國投資人一樣大批撤離中國，引發大規模資金外流，市場正不斷與習近平第三任期下的中國分手。 中國總理在兩會後的記者會原本可以提供一個安撫投資人的機會，但這一呈現在全世界鎂光燈前的儀式性活動被粗暴取消，甚至今後幾年也不再舉行，讓決策者們墜入迷霧之中。費加羅報稱，這是全面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的最新標誌，一個為有創業精神的中國掘墓的新時代。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著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鉤。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彷彿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著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像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像，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
編按：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十大），被稱為習近平終身擔任中國領導人的加冕典禮，是中國權力劇場的一個關鍵事件。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別邀請史丹佛大學吳國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將制度置於歷史中，從三個層次進行解析：梳理中共黨代會職能及運作的歷史與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義，二十大對中國下一步制度變遷的涵義。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具有三大職能：確定黨綱、修改或制定黨章、決定中共最高領導層。然而，這三大職能實際上僅為形式，首先，中共向來是「不守自己規矩的黨」，自毛時期起至今，黨綱或黨章從未在下一次黨代會召開前貫徹始終，其約束性很小，而且修改與否並無實質影響。再者，無論黨綱或黨章都是在任領導人操控下的產物。由此看來，領導人的產生及權力再分配，似乎才是黨代會核心。吳國光在《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2018，中文大學出版社）。 黨代會是自我授權的橡皮圖章 眾所皆知，黨代會也無法決定權力再分配，只是為高層在會前決定好的方案背書。更具體地說，中共是以拿在手裡的圖章「自己給自己蓋印」。就此而言，黨代會一如吳國光著作中所稱的「權力的劇場」。 權力再分配方案如何產生？吳國光直言，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宣稱為「人民的政黨」，權力再分配都是在極小的暗室中決定，絕大多數的黨代會代表如同你我，都無從確知內容，更遑論參與分配。那麼，當權者何以讓數千人之黨代會乖乖接受其權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權力的劇場》一書中所特彆強調的，以「制度操控」創造的正當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歷史可以分成五個階段。階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時期黨章、黨綱及領導人，都來自蘇聯共產國際，因此沒有所謂的操控。 階段二：1935年毛澤東掌權至1977年華國鋒召開的十一大。此時期毛澤東發展出一套「操控技術」，使黨代會代表接受「由在任領導人制定且既定權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權力繼承者華國鋒在1977年仍依此召開十一大。操控技術，稍後論及二十大時將會提及。 階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澤東後的變革時期，黨魁胡耀邦及趙紫陽曾經想推進黨代會代表的自主性，進行「有限的競爭性選舉」，或中國所稱的「差額選舉」。 注更多因此這兩次黨代會都出現了「雖高層既定權力分配方案總體被接受、然而卻有個別人選被否決」的意外。此階段黨代會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識確實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說是提供了黨代會代表表達政治自主的機會。 階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後，黨代會名義上並未取消差額選舉，卻一步步發展並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確保「將進入下屆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層級的人選」當選中央委員。換言之，原先「候選人數大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制度」不再具有實質意義。 階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處 《權力的劇場》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書於2014年底完稿，內容涵蓋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譯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補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吳國光於2017年底完成增訂版的文稿。吳國光當時即認為，中共十九大可能開啟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階段」，隨著2022年10月16日召開的二十大落幕，吳國光認為支持了此觀點。簡言之，這個新階段回到階段二的情況。何以如此？吳國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個關鍵問題來說明。 第二，習近平能否如其所願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吳國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至少有10位可確定為習近平親信，另5人中，有2人馬屁拍得最響，包括曾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將個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鴻忠、陳全國。而當時政治局常委會中李克強和汪洋二人和習素無淵源，若再加入僅短暫於上海和習有共事關係的韓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趙樂際及王滬寧，整體而言常委會並不合習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標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眾人都低估了習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並未預期他會逼退李克強和汪洋二人，並組成當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總理人選。自毛澤東晚年起，接班問題都是歷屆黨代會最重要的議題。1990年代起，更進一步實現接班部分制度化。那麼，習近平是否會進行接班安排？吳國光認為，習不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見的未來不會將接班問題提至常委中。 第三，習近平如何達成人事掌控？總體而言，習近平已經在二十大達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為手段進行政治清洗，並且掌握槍杆子、刀把子外，習時期「靠共產黨起家」的高層政治菁英，對黨體制的依賴，使他們消極上不敢以下犯上，積極上造反的成本過高，皆為重要因素。對照之下，毛時期共產黨靠許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據山頭。 此外，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歷史時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頭路的意思），使軍隊事務集中於黨最高領導人，再加上中共體制依靠「暴力」掌握遊戲規則的本質，都為習近平奠定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礎。簡單來說，毛時期是「暴力+大腦」，鄧時期是「暴力+腸胃」，習時期則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斷升級的暴力控制）。 被閹割的市場經濟 吳國光認為，二十大後將開啟經濟改革的倒退。習近平除延續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階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階段的「經濟改革」也會走倒退路，例如，採取「被閹割了靈魂」的市場經濟，但仍不會全盤走回計劃經濟。為何如此判斷？因為第四階段對第三階段的「反攻倒算」，並未取消名義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實質閹割。因此，市場的靈魂為依法制進行經濟之「自由競爭」。「被閹割」意指二十大後一段時間內，中共將採取「國家化」、「計畫化」市場，經濟決策能力將被上收、經濟法制能力將被掏空，形成「大鳥籠制」，也就是陳雲所提的「鳥籠制」：不能不讓鳥兒飛，但也不能放出去飛，而是要有個範圍（鳥籠）讓鳥兒飛。 至於對外關係方面，將如何變化？中共會將姿態放軟嗎？會採取兩手策略嗎？吳國光判斷，中共並不樂意和國際脫鉤，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導權下，保留和國際間的來往。以前幾年中美經濟脫鉤情況看來，習近平一方面希望從過往掌握美中經濟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權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藉由脫鉤，威脅美國分散之資本，使美國資本進一步威脅美國政權，最終掌握美中經濟主動權。從二十大結束至今，已可見到中國向美國資本伸出橄欖枝，試圖影響美國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權，這種「兩手策略」一向為中共所慣用。 吳介民提醒，中國當然不願意切斷和國際聯繫，而為了確保獲取半導體技術等技術更需與發達國家維持經貿關係，但美國已注意到這一點，並採取圍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吳國光所說的，中共一向藉由影響美國矽谷及華爾街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治的手法，但美國未來對中國高科技抵制將執行至何種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認為美中對抗戰線仍懸而未決，。吳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國「鐵了心」持續執行抵制中國高科技，對中國未來總體國力將極為不利。 中國不願切斷與全球經濟關係 應如何理解二十大後看到習近平強調對外開放、西方合作？吳國光指出，仍要記得「他手裡拿著刀子」，中國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將刀子捅進你的心臟」，生活於美國或民主國家者必須特別注意。他也補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見習近平對科技的重視，例如，至少有4至5名純粹「軍工幫」背景者進入政治局。此雖體現習近平重視軍工管理經驗，但軍工國防發展並不講究成本，而科技發展講求創意，因此「新型舉國體制」或「軍工舉國體制」恐仍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引入華裔科學家可能在3至5年內不會改變，但長期而言，在技術持續進步下，中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距離將擴大。 對於吳國光的「二十大為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束」論點，吳介民表示同意並補充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有「內外環境的搭配」，除了對內放權（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放權），對外搭上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對中國開放其國內消費品市場，正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基礎。然而，習時代在資本過度積累下，採取與西方模式漸進改革相反的路徑，反而採取更集中國家資本、大規模推動「中國製造2025」及「一帶一路」等政策，試圖以更大力道推動發展主義式國家政策。 對此，吳國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來是黨國資本主義，仍應注意黨、國之間的張力，而黨國與資本主義間的張力更大，這也是習近平特別關注之處，從中國官方嚴詞批判逆全球化現象，可窺知一二。至於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漸增、挑戰美國霸權動機增強，吳國光認為中國已公開在第三世界國家及美國盟國範圍中發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評於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義。吳介民補充認為，中國試圖藉此重新劃定世界勢力範圍的界線，並以「將勢力範圍擴展至中國本土之外」的「擴大版自力更生」，來描繪中國目前的經濟總戰略。 ▍聽眾提問 後疫情之開放困境？ 清華大學社會所陶逸駿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國除發展出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經濟之外，更擴大許多和體制存在依附關係之群體，加上難以放開的困境，中國未來將如何運轉？吳國光首先回應，無法忽略疫情運作背後可能存在安全及社會控制等考量，若確實如此，那麼猜測控制體制完備即為放開之時。其次，習近平採取「底線思維」，意即以最差情況為準備，在此基礎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內為其底線，「關鍵技術要攥在自己手裡」等則為體現，從這個面向更能理解習近平的行事方式。 對於陶逸駿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兩手策略回應包括台資或外資的情況，吳介民說明，過去採取一定開放程度的「尋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國整體發展前景不佳，「租金鏈」已經重組。若以習近平上台後廣東要求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補繳社保、公積金等作為來看，原有租金鏈的分配機制已不再適用，此部分仍應密切觀察。吳介民在回應線上提問時補充說明，在勞力密集產業上，中國技術已有所發展，因而限縮了傳產台商的發展空間，身為台灣人的「身分資本」也已大江東去，近年中國對台商的需求著重於半導體產業上，希望藉此提供短期優厚誘餌，吸引更多技術及人才。 吳國光則點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國前景，以及因為進入中國的競爭者減少，因此選擇進入中國的「冒險家」群體。然而，若從日本於國際間因為天安門事件制裁中國時趁勢進入中國市場的結果來看，整體而言，日本並未因此獲利或改善中日關係。吳介民對於逆向操作、大賺機會財的情形也有類似觀察，至於未來該怎麼辦？他建議台資應謹慎思考出路。 習家軍的限制與危機？ 線上參與者提問習家軍掌權後可能的危機是什麼？吳國光指出，習家軍已將胡江人馬趕盡殺絕或邊緣化，並且全面掌握高層領導權，然而「壯大的隊伍就會繼續分化」，是習家軍下一步可能的發展。其中包括彭麗媛、陳希、蔡奇等人都有明顯影響力，若李強入主後，亦可能於國務院再組建一批隊伍。吳國光認為，此一分化可能是習近平所樂見的，因為各自和習有聯繫渠道，就可於內部進行相互監控。未來五年可預期幹部年輕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習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後，權力再分配的競爭將會更明顯。 習近平之意識形態工作？ 陽明交大戴瑜慧提問習近平如何看待並執行意識形態工作？吳國光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正持續退化，因此習近平所講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僅是透過放大資本主義弊端，以維護共產黨於中國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內，中國近年各大學及以下各級學校學生開始學習「習概」，即習近平思想概論，長期而言前景令人擔憂。陶逸駿以過去在和中國師生交往經驗中發現學生熟稔運用「毛概」話語等情況補充說明，確實不能低估學習「習概」等政治課於未來可能產生的效果。 另外關於「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吳國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國人及有意到中國做生意的洋人為對象，但隨著海外中國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較不接受，加上中國經濟問題增加、財力減少，整體而言效果將會降低。 結語 本次的演講雖然是「里外前後」，吳國光提出，「里」你我都無法見得、「外」處處都有、「後」大家較為關注，但做學術研究僅能從「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吳國光在演講中對黨代會制度進行梳理，並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後可能制度變革。與談人吳介民則從產業面切入觀察與對話，呈現中國二十大後可能的發展及可持續關注點。這些觀點，都為身處「新柏林圍牆」另一側的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共體制、領導人及其他相關行動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線上演講。吳國光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陶逸駿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琪玟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本場演講由陶逸駿策劃和主持，羅琪玟整理演講稿。）
中共人大的總理選舉，在疫情期間製造了上海慘案的李強獲得了3張反對票。這在如今中共強力控制下的「走過場」中已經算很罕見了。但其實在中共假模假式的「全過程民主」歷史上，是出現過很多鮮為人知的意外事故的，這些事故的主角，也包括習近平。 眾所周知，中共完全操控下的人大選舉，其實都是自己人選自己人，幫內走個形式，一般不會有意外。所以在過往為了掩人耳目也搞過「差額選舉」——就是一個職位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通常在這樣的選舉中，中共提名的第一人選往往事先已經跟代表們打過招呼，也就是所謂的「組織意圖」。陪跑參選的通常都是名不見經傳、資歷和聲望都相差巨大的候選人，一看就知道是充數的花瓶人選。 但即便如此，只要是真選舉，就會出意外。 1993年1月，中共在十四大前後制定了省級人事調整方案，隨即各省市召開了新一屆人大走過場。浙江省省長指定的人選是葛洪升。他已經當了兩年多的省長，這次是準備第二任期。陪跑的花瓶是前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剛剛交流到浙江任排名最後的副省長，萬學遠。論資歷論人脈，都是一目了然。但是意外發生了。 因為葛洪升當省長的兩年政績和聲望都很差，很多代表早就不滿。結果在選舉投票後，外來和尚萬學遠居然得票超過葛洪升，按照法律，萬學遠當選！當時中共組織部門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驚慌失措，票選結果出來後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們封控在會場，不準離開，美其名曰放電影休息。 在上報中共高層後，經過4個小時的緊急會議，最後同意了選舉結果。當選的萬學遠知道結果後不僅毫不高興，反而驚慌失措，以為自己違反了組織紀律會遭到處理。 僅僅在三天後，貴州省竟然出現了更神奇的劇本！ 貴州省當年的省長選舉是定額選舉，唯一人選是王朝文。他從1983年就開始當貴州省長，樹大根深，是真正的地頭蛇。但王朝文也是民望、口碑極差，所以在選舉時，貴陽市和遵義市代表們聯合發出動議，聯名推薦陳士能作為省長候選人。陳士能是誰呢？ 陳士能，和上面提到的萬學遠一樣，是外地幹部，他從輕工業部副部長的位置空降貴州，任副省長，完全是混資歷的，根本不在組織意圖中。 但是根據中共的人大選舉法，10名代表以上就可以聯名提出新的候選人，所以陳士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獲得足夠的代表支持後，成了正式候選人！而且在之後選舉中，擊敗王朝文，當選省長！ 貴州代表們同樣在選舉後被封控在現場，等待中央的決定。反正都是自己人，雖然是意外，但中共最後還是確認了結果。 但這兩位意外當上省長的人，後面的仕途都很不順，基本上就是幹完一屆就被打入冷宮任閑職去了。 由此可見，中共只要搞真的選舉，哪怕是內部選舉，都會有很多打臉的情況產生。最丟臉的故事中，當然包括習近平。 我們都知道習近平1982年靠著父蔭最早去河北正定縣當縣委書記。但是他的政績和口碑極差，儘管習家極力活動，但當時的河北省委書記高揚極為反感習二這種胸無點墨的紈絝子弟，頂住壓力堅決不予提拔。高揚甚至在省委常委會上公開了習仲勛為兒子跑官要官的事情，令習家極為難堪。 迫於無奈，習家通過上層關係，1985年把習近平調到福建廈門當副市長，但是在廈門，更丟臉的事情發生了。 由於名聲不佳，習近平1987年居然未通過廈門市長等額選舉所需的50%選票！連一半的選票都拿不到，這在走過場的選舉中極為罕見。這一點習近平確實前無古人。在廈門混不下去，習家又活動把他調到福建寧德當書記。 儘管無德無能，屢屢丟臉，當習二在強大的家庭關係網的庇護下，還居然就在輾轉騰挪中步步高升。但即便如此，習二的「民主事故」依然沒有結束！ 1997年，習近平已經被內定為中央候補委員，但在黨代會投票時，知道他底細的黨代表們很多不買帳，他的得票全場最低！差點就達不到當選及格線。但可惜的是，在強大的「組織意圖」下，他還是混進了中央，成就了今日一地雞毛的中共和中國。 習近平的升遷之路，完美詮釋了中共逆淘汰的權力生態。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得知這些故事。看完了，你對「全過程民主」有什麼新的看法嗎？留言說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幾十年前剛建國的時候，還有點像是真的。很快就不是真的了。現在不但中國人說那都是橡皮圖章，國際社會也一致了解那是個橡皮圖章。那麼橡皮圖章開會有什麼可以入眼的東西，值得我們去關注呢？還是有的，因為在扣橡皮圖章之前就私下裡攢好的東西，還是要到會議中來扣這個橡皮圖章，向外界公布一下。我們大家才能藉此機會知道，陰謀是怎樣煉成的。 事先就被香港媒體曝光，但也可能是中共借媒體放風，說是機構有重大改革。這次的改革不是簡政放權，而是進一步集中權力。新成立的一個內政部，把分管在公安，司法等多個機構的執法權，收歸到習近平身邊。這樣就方便所謂的統一指揮，大權獨攬。至少他習近平認為這是中共的優勢。 中共的司法不公和腐敗已經非常嚴重了。你就是看電影電視也能知道這個不公和腐敗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官相護，缺乏監督。因為沒有了監督和制約，所以大家可以放膽地腐敗，放膽地不公。無法無天已經創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水平。老百姓上訪已經不僅上訪到北京，而且都訪到了美國。可是對中共的無法無天也是隔靴搔癢，無能為力。 為什麼呢?主要原因很清楚，就是官官相護沒有監督，權力都集中在一幫人的手裡，必然會腐敗和不公。這是古今中外都清楚的原因。習近平想進一步集中權力，結果只能是腐敗和司法不公進一步深化，老百姓的苦難進一步加深。而且政權也進一步因為不得人心而走向瓦解。那麼習近平為什麼還要自挖牆角，自廢武功呢？從習近平的角度看，他是不想放棄一黨專政。從各級附和他的貪官污吏看，是覺得監督和制約礙手礙腳。進一步集中權力，他們搞腐敗和欺壓老百姓就更方便了。 習近平和貪官污吏們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嗎？歷史告訴我們，至少在中國，不可能達到目的。那隻能是惡性循環，越來越糟糕，直至滅亡。古代的盛世，都是對官僚階層限制最多的時候，老百姓因此能過上幾天稍微好一點兒的日子。官僚階層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少，和政權失去民意支持同步發展，結果就是政權的崩潰。統治者們也死無葬身之地。 那為什幺小習還是要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呢？前一陣親自擔任了軍隊的總指揮，現在又要親自掌握刀把子，集中情治單位的權力。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已經不能得心應手依靠官僚機構運作政府。換句話說就是官僚機構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地步。所以才要「親自」云云。 剛結束的清零政策，就說明了小習這個著名的爛尾大師，確實無法控制局面了。十年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團糟，還不願意放手，還要繼續當無冕的皇帝。於是只好像古代的暴君一樣，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事必躬親。面對一大幫不聽話的官僚，面對人民的離心離德，一個人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能改變一切嗎？開玩笑。只能是和古代暴君一樣，越來越糟糕。反而是一個人的愚蠢足夠搞亂天下，讓所有人都陷入災難之中。 人民代表大會畢竟在理論上是有權力改變這一切的。只不過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形成了屈從於暴君的習慣，實際上變成了橡皮圖章。如果人們像當年的蘇聯和台灣那樣，發揮代表大會的法律作用，立法改變一人獨裁的局面，就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真正走向共和。不過中共早已經更無一人是男兒，大家不抱太大的希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5日星期天，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會開幕。在中國官方媒體大力宣傳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運作的重要意義和效用之際，世界媒體則多是將關注重點投向中國共產黨領袖習近平的權力獨攬以及與之相關的中共權力運作和治國舉措。 「全過程人民民主」與人民代表之謎 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宣揚「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人民軍隊忠於黨」，即中共權力的根基是武力，另一方面又宣揚中共的權力地位是來自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其政權的根基與合法性是來自它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以及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授權。 近年來，顯然似乎為了配合和加強後一種說法，中共當局又提出一種新說法，即「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強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的基礎是中國人民對它的信任和授權，而不是來自中共對中國人的武力脅迫。 在今年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年會召開之際，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將以「全過程人民民主」與「人民當家做主」以及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官方說法為基礎進行相關的宣傳，強調全國人大是中國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運作，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具體體現。 然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認定和代表產生過程的問題在中國是一個官方媒體不得公開報道或評論的禁區。中國公民以個人身份進行公開的議論也會被封殺。全國人代會代表的資格及其產生過程之謎集中體現在習近平的人大代表身份上。 在3月5日中國全國人大今年的年會開幕的當天，中國官方宣傳機構新華社發表只有一句話的簡訊：「3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 早些時候，台灣以及日本媒體指出，習近平並非出身江蘇，祖籍也不在江蘇，也沒有在江蘇任職，官方媒體在至少過去的10年里一直是報道習近平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是北京市，習近平何時到了江蘇以及如何變成江蘇省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並且當選目前仍是一個謎團。 2021年11月，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2021年11月5日，北京市舉行區和鄉鎮兩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投票。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城區中南海選區懷仁堂投票站參加區人大代表的選舉投票。」 顯然，在2021年11月，習近平還是北京西城區的選民。 在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習近平作為內蒙古代表出席會議，儘管他的出生地、祖籍、任職或曾經任職地都跟內蒙古無涉。 中國官方媒體當時報道，習近平為此提出的解釋是：「在選舉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時，黨中央提出，中央領導同志應選擇老少邊窮地區參加選舉。我選擇在內蒙古自治區參加選舉，表達了黨中央對民族邊疆地區的重視，體現黨中央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發展、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 江蘇省是中國最發達的內地省份之一。截至目前，中國官方媒體沒有解釋為什麼習近平今年要捨棄邊疆欠發達的內蒙古到江蘇參加人民代表選舉。 全國人大與中共的權力遊戲 全國人大是當今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又是中共所宣揚的中國最高一級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體現，中國官方媒體今年有關全國人大的宣傳也圍繞這個主題，突出強調人大及其代表們的議事議程是中國人民所熱切關注或應當關注的熱門話題。 在星期天全國人大開幕之際，官方的北京青年報旗下的「政知新媒體」報道說：「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開幕。近幾天，各參會代表團密集召開全團會議，討論通過以代表團全團名義提交的建議內容。政知君注意到，多省份代表團的建議已披露，這些建議背後有大背景。」 「政知新媒體」所報道的多省份代表團提出的建議包括重慶市和四川省代表團聯合向大會提交的建議是《關於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促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建議》，湖南代表團提出的是《關於支持加快推進湘桂運河建設的建議》、《關於支持長株潭培育建設國家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議》。 中國國內外的批評者多年來抱怨說，中國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手中的玩物，它們名義上代表人民，但對人民所關切的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卻不管不問。 在批評者看來，中國各級人代會該管該問卻不管不問的問題包括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的嚴重的經濟損害和不必要的生命損失應當由誰負責？堅持了將近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的各省市財政虧空對中國人退休和醫保福利的影響等問題。此外，在人大開會期間，中共宣傳機構對媒體的控制會特別加強，嚴禁媒體發出與中共當局所主導的主旋律不符的聲音。 在人代會開幕之際和在此之前，國際媒體普遍報道或展望今年的人代會一如既往，是中共當局以及習近平的權力操作。 日本廣播協會NHK的報道標題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主要人事安排已內定，政府要職是接近習近平的人」。 法國《西法蘭西報》3月5日的報道標題是：《中國：習近平準備開啟他的第三個（國家主席的）任期》。該報道的導語是：「在連任中共領袖六個月之後，習近平準備在星期天開幕的全國人大年會上正式第三次被封為中國國家主席。此次全國人大會議也是他的一個機會，可以讓他任命他的人馬佔據政府所有的最高職位，其中包括李強成為總理。」 英國《衛報》的標題是：「習近平通過關鍵性的（人大）會議對政府全面改組以強化中共對權力的把持。」 美國《華盛頓郵報》展望今年中國人代會的報道標題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鞏固其權力之際開始『大力』全面改組（政府）」。 政府如何改組依然是謎 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所說的習近平即將開始的對政府的全面改組（overhaul）顯然是指中共中央在這次全國人大開會之前舉行的中共中央二中全會2月28日發表的公報以含糊的措辭提及的內容： 全會「審議通過了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提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習近平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草案）》向全會作了說明。全會同意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部分內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中共當局所說的「廣泛徵求意見」是什麼時候向什麼人以什麼方式徵求的，意見是如何匯總取捨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要改的是什麼。 在當今中國，中共通常對這些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的大事在提出和公布之前對民眾、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保密，甚至對中共中央委員會保密。研究中共權力運作的專家指出，中共在向全國人大『提議』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從而為習近平無限期連任鋪平道路之前，就對中國民眾、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委員會保密到最後一刻，然後突然提出，迅速通過。
香港立法會全體「愛國者」議員周一宣誓。自北京強加「愛國者治港」，民主派領袖多被治罪或被迫流亡外，民主人士在本屆議會已不見蹤影。網上有人擔心，香港立法會會不會變成如同中國全國人大一樣的「舉手機器」，而法新社的評論也很簡潔，指本屆香港立法會「專屬愛國者」。 香港民眾幾年的鬥爭，無非就是按照基本法框定的一國兩制的法則，最終實現一人一票，直選特首和議員，鬥爭的結果是遭到「反攻倒算」。在北京當局強行干預下，中國人大取代香港立法會制定港版國安法，民主派人士或被被定罪，或被迫逃亡國外，或拒絕參加這種假面舞會式的選舉，北京實現了「愛國者治港」的初心，在極其嚴苛的審查條件下，所有有過「民主污點」的人士都被排斥在外，本來縮限到極少的直選名額，都是篩選過的愛國候選人。分析指出，投票率空前之低就說明了問題：與其說直選，不如說更像是「馬戲」。 星期一，議員們宣誓就職，規則完全發生了變化，「阻止任何泛民人士存在」。90名議員在反映北京意志的象徵性標誌下宣誓，議會半圓形會場，中國國旗取代了香港特區標識，象徵著「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淪為廢紙，民意低落的香港特首林正月娥監誓。 香港特區政府從今以後，再也不用像過去，須在議會回答反對派議員尖銳的質詢，在未來四年，很難想像議會會出現一如過往那樣激烈爭辯的場面，民主人士不再，全場只剩下「擁王派」。 在 2019 年爆發大規模、持續半年之久的民主抗議活動之後，中共以自己的威權形象重塑香港。自 2020 年7月實施的國家安全法，已將任何被視為異議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並通過了新的法律清除被視為「非愛國者」的行政部門和機構。 12月份舉行的新一屆議會選舉，90個議席中，70席由一個親北京的特別委員會直接任命，只有20席通過直選產生，但是嚴苛的「愛國者」條件限制了一切民主派人士稱為候選人的可能。投票率低得超出了想像，為了掩飾窘相，當局對選舉結果高調祝賀。 法新社分析指出，如此以來，香港立法會全由愛國者組成，排除了所謂的「反中國」元素。在90名議席中，唯有一席身份不明，被視為非建制派人士，逃過否決權，成功當選，此人名叫狄志遠，被媒體稱之為「非建制派獨苗」。不過，狄志遠不屬於傳統的泛民陣營。 狄志遠以往的政治取向被認為與主流民主派背道而馳。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原學者黃偉國在選舉結束後曾對美國之音分析說：本屆立法會的特徵是「三低」：「低代表性、低能、低認受性。立法會議員為了要表示對北京效忠，會比政府走得更前，走得更盡，走得更過分。預料會出現『政府左、立法會更左』的情景。」 法新社指出：在北京發動對香港的全面鎮壓後，香港大部分民主派領袖或已入獄，或在流亡，或者告別政治。立法會沒有反對派，周一的儀式在平靜中進行，沒有任何議員亮出橫幅，或喊著口號抗議，那些都是北京最不願看到的場面，北京需要一個服從的香港，北京要把香港變成一個中國的省區，要讓港人如同大陸人一樣變成臣民。 專制政權自有專制政權的興奮點，中國再次吹噓香港目前的政治體制有利於穩定，並且能保證可允許的「多元化」，熟悉中國政治的人知道，北京政權所說的多元化，就是北京對外宣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的特點是：黨國是實，民主黨派只是招牌，或者是「橡皮圖章」，香港目前唯一區別的是，還沒有公開宣布由中共直接領導。 西方國家指責中國背棄香港回歸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的承諾，不過，香港特首林正月娥衷心感謝中國把香港引領到正確的路上，給立法會帶來了穩定。林正月娥在監誓完畢後對記者說，我很興奮，因為香港進入一個擯棄政治爭吵的新紀元。 上周，90位議員中的89位發表聯合聲明，支持負責國安的警方搜捕獨立媒體『立場新聞』及逮捕立場新聞七名高層的行動。新一屆議員「一元化」到何種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