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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看到朋友圈在转发一张售书截图,内容如下:现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函28册宣纸线装) 收藏版,外文出版社线装书局 售价9990元。有网友@David Wu发帖说:这是公开索贿!此乃史上最大的腐败!国有出版社公款出版私人出版物还要求公家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图书馆拿公款购买收藏。其任内出版的个人出版物版税数亿元,书记处有没有给他汇报过?他是否有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个近万元一套的宣纸线装《习选》售书截图在朋友圈引发关注,正值中办主任蔡奇操盘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选”运动,早前人们已经看到中共宣传部门组织文化届名流手捧“习选”摆拍的图片在网上传播,而参与摆拍的人也都算是文革劫后余生又再度披挂上阵的老将,不能不令人悲叹!有点历史感的人自然会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学毛选”运动,也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5月22日,以在北京残暴驱赶低端人口上位的现中办主任蔡奇在北京召开《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出版座谈会,蔡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可谓颂圣登峰造极,金句不断,一时间,蔡奇颂圣语录全网疯转,蔡奇说: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精神,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 他还说:不少同志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主题教育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开讲“第一课”,聆听之后都是醒酸灌顶的洗礼、触及灵魂的叩问、不忘初心的感召;无论是讲意义的振聋发联、讲目标的拨云见日,还是讲问题的语重心长、讲对策的鞭辟入里,都让人深受教育,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领袖的魅力深深触动人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学下去、悟进去,就一定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蔡奇的讲话如果说说者无意那么听者有心,网友@嫩刘五方发帖说:明捧暗讽,反正一尊那智商也看不懂。网友@中文熟推机器人发帖说:蔡奇,刘少奇,二奇斗艳。网友@yuese发帖说: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吹毛的圣颂,后来的下场呢? 的确,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刘少奇是怎样被毛泽东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弃之如敝履的。 网友@量子跃迁发帖说:蔡奇的这段舔文,是歌颂习近平的登峰造极之作,其他五花八门的歌颂奇文都相形见绌了!蔡奇如此起劲的吹捧,其用心和意图,路人皆知。网友@Samuel651118发帖说:习思想?还是学蔡思想?网友@捉妖师发帖说:当初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称呼他亲爸爸,斯大林一死,第一个挑出来批判的就是赫鲁晓夫。网友@春如狗发帖说:蔡奇老贼,胆大包天高级黑。什么东西能入脑入心入魂?是血吸虫。钻入人体,潜伏于血管,拼命吸收营养成分。1958年中国消灭血吸虫病后,毛主席曾作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让习主席思想入脑入心入魂,就是把习主席比做血吸虫,就是暗指习主席是吸附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应该要像毛主席诗里那样,烧掉。其心何其歹毒也!网友@正清乐安发帖说:因为贪婪,在它一次赞美后有了利益,就会一直歌颂下去,根本停不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无耻,只是不愿意放弃赞美得到的巨大利益,不愿意面对不歌颂的后果,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也是专制下的必然,更是独裁者的助推剂,绝对权力是死循环,是一条不归路,是人类文明史的万恶之源。 网友@Glory Belongs to Ukraine发帖说:金庸早就知道,预言了 “三尸体脑神丹”的妙用。入脑入心入魄入魂。但也没有预料有人主动要吃。蔡奇想必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吃“三尸体脑神丹”的高手。 网友@ALOG209发帖说: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发展,稳定,强大的力量源泉是“解放思想”,而不是什么“统一思想”,后者只能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灭亡,这是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证明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网友@张杰发帖说:蔡奇要求中国人学习习近平著作要入脑、入心和入魂。这个要求如何做到呢?我想只有给大脑安上学习芯片。但中国芯质量不过关,一旦黑客侵入将笑果的段子植入,蔡奇只有跳河的命了。可悲! 网友@中华民国光复者发帖说:习近平不断学毛泽东,搞“造神运动”! 中国民间信仰是历史人物去世之后才神化供人祭拜(如岳飞庙、关帝庙等)而习近平还没有死就想把自己塑造成神确实搞笑。连习近平端过茶杯也能成为“文物”,可见中共内部吹捧习近平的“高级黑、低级红”真不少! 网友@XQ67590681发帖说:凡是吹牛拍马的颂圣者,他 吹捧领袖的热情,与他对人民群众的蔑视都是成正比的。北京市的人民都看到,蔡奇吹捧习近平如何不竭余力,他对北京市低端人口的凶狠就无人能及。这个酷吏终有一天将会受到人民的严厉审判。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圣颂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中国政治特有的技巧,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官僚在圣颂方面远远不如新崛起的一批拍马高手。很多人还记得十多年前蔡奇开过微博,且以敢言开明形象赢得不少网民的喝彩,在向权力中枢靠近时,超众的语言表达能力显然为他加分不少。比如上个月,蔡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就妙语连珠,为党国高官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圣颂标杆。 比如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引,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是又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实际上,早在六年前的十九大北京团的发言中,蔡奇就率先发出了圣颂的声音,是他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流行度最高的赞美毛泽东的一句话,称习“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 去年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蔡奇更是公开喊出了更多精彩的金句,把其他省市领导都远远抛在后面,比如“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召。总书记日夜思念关注着人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为我们掌舵领航的,就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一句句嘱托言犹在耳。”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蔡奇,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党内仅次于习,如此高超的圣颂技巧,党内从上到下好像还没人超越他,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快就会有更厉害的圣颂高手脱颖而出,这是中国政治的必然规律。 网友@疯狂宇宙发帖说:以前,我对中国古代的昏君和奸臣没有概念。现在,看看习和蔡,终于明白了。 网友@寂寞如灯发帖说:这一出出摆明了是奔千秋万载去的,用人民的鲜血浇灌出的果实,果然是最毒的! (全文转自法广)
中共发动的学习‘习选’和习近平思想的运动在后邓时期是罕见而且奇特的。奇特在于习近平亲自要求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他的亲信、中共常委蔡奇周一称,学习习思想是“重大政治任务”,专家则怀疑如此大规模地“学习”,有掩盖习近平一连串失误的目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习如此仿效毛泽东大搞学习运动,是为了挽救动态清零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习近平著作选读’(简称‘习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5月22日在北京举行,蔡奇称出版‘习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要把学习习思想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并指‘习选’是学习习思想的“权威教材”。 蔡奇讲话,开宗明义,一下就归结到对习近平是否效忠的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学习习思想,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熟悉中共政治的人知道,这三个数月来频繁出现的词语都是为效忠习近平量身订做的。 但是过犹不及,在习近平第三次担任总书记半年多以后,每一位习的亲信,在每一次党的大会上,都要讲“确立”习近平的地位,“维护”习近平全党的核心地位,不断地强调“四个自信”,后来又从“两个维护”延伸出“两个确立”,其要旨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难免引起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到底确立了没有,到什么程度才算确立? 中共自三月以来,在习近平主持下发起的学习习近平思想运动,已持续数月。周一,官媒专门刊出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七位副书记如何学习习思想的报道,报道说李希主持了三次集中自学和三次集中研讨,学有所得,在第四次中纪委常委会集体学习时强调,“确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平稳有序推进”。李希对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有很深的理解,“确保”,“确立”都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不光中常委学‘习选’,国家机关要带头学,根据网络传出的一些照片,一些名人也要带头学,网上就流传着老作家王蒙手捧‘习选’认真学习的标准照。 这一学‘习选’的运动,有点当年学‘毛选’的遗风,但在个人崇拜和造神方面,毛习尚不在一个层次。毛有所谓“打江山”的背景,膜拜者众多,造神或搞个人崇拜,无需自己出马。毛不需要自己带头学“毛泽东思想”,而习近平需要亲自上阵,宣传习思想。 虽然‘习选’成了全中国印刷最多的书,而且到处都有像王蒙一样的人民捧着‘习选’学习的照片,但是真学假学,还有待鉴别,所以蔡奇强调,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学好‘习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但如此鼓吹学习,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用心何在呢? 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借鉴毛泽东的危机因应策略,以发起一场“精神洗礼”学习运动的方式,遏制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该报援引多位人士分析了这一狂热的学习现象。中国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认为,习近平这场学习运动的热度,反映了近来连串事件对自己形象的打击有多严重。其目的是重新控制公众舆论,掩盖自己的失误。 11月爆发的抗议活动,显示对习的信任度在下降,而突然放弃清零的做法引发了人数不详的死亡。中国经济一直难以摆脱清零后遗症的影响,更因中美对峙,经济恢复困难,导致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反映了对习近平治下政商环境变化的不安。 3月底习近平下令开展“调查研究”,这与毛泽东在1961年全中国大饥荒期间发起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运动很相似,毛那样做是为推卸“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责任,并暗示其实是下级官员不调查研究不掌握实际情况。 中国问题专家邓聿文分析,学习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如果你紧跟习近平,紧跟他的思想和政策,你就会通过考核。
中共中央3月10日发出学习“习选”一、二卷的通知,这在中共党魁出版“选读”(文选)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也是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入驻”中共党章但只有空洞的行动指南概念之后,中共中央给出了具体的共产党宣言的高级摹本——可说是中共操作手册。习近平出版必读著述,显示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要刷新中共的理论,欲超越毛泽东,然而,中共在习近平时代号角吹得越响,穷途末路来得越近,现在到了在棺材中敲打盖子了。 其实,中共党魁在任期间言论集结出书早已成为惯例,但都是党魁卸任之后。毛泽东当年为搞个人崇拜,也只是以“选集”的方式定名,此后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均是以“文选”而名之,唯有习近平被冠以“习近平著作选读”,著作一词在毛泽东头上都不曾应用,而习近平著作,毫不避讳的是个人崇拜的“载体”。难怪有人说这或是第二次文革将来临——从统一思想开始,然后是大清洗,党内整风等一系列动作,都将会以“习选”为钢鞭、为指导、为标准。 中共意识形态新架构? 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中共意识形态被刨根问底,九大邪恶基因昭然若揭。中共在历经从乌云之巅荡落在泥淖的过程中,经营更加惨淡,随后九评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鸿篇巨著,沥青了中共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或学说,揭示了其本质来源及反人类、反宇宙的本相,于是中共内部的官员发出了质疑、动摇、否定之声从此不绝于缕。 唯物主义、进化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其哲学基础还是空泛的共产主义概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习近平在不能够完全碾压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又不能摆脱共产主义窠臼而打造全新理论的前提下,非常想要营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论,用于切实指导中共,这才有了习近平在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间,推出的以旧翻新的种种说法,外媒也总是对这些“重要讲话”而讲话,一言以蔽之:没有新内容。但总体上讲,在一个违反宇宙定律的框架内,不遵循人类普世价值,要缔造“全息”动态范本,还真是痴人之梦。 从党魁“文选”看习近平得了什么前车之鉴? 对习近平而言,“毛选”已经过了“保质期”,从1951年10月12日“毛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到华国锋打算出版毛选第六卷,继续推崇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时,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流产”了,表面看是中央决定不再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实际上,三度被打倒的邓小平为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提升威权力而大费周章。 为了复出,邓小平不惜“卧薪尝胆”,两次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在肉麻的吹捧以及承诺中,让不谙中共政治的华国锋信以为真,邓小平却在背后“诋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拉帮结伙,最终让其两封信被中共中央当年十五号档转发,邓小平狡黠的两面“斡旋”运作后,一大筐职务得以恢复,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党政军职务,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乃至共军总参谋长职务。 邓小平也率先从军队入手,借“平反冤、假、错案”,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其手中,随后也才能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式,完全架空华国锋,并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华国锋发难,最终将华国锋送入坟场,成为一个过渡,否定了其当真担任过“英明领袖”的历史,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华国锋被删除了,自然也不会有文选。 说白了。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成就了一个最出格的时代,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挠头的中共独裁政体的特殊案例——操控中央的“中顾委”,前无古人,在帮规中找不到出处。 邓小平时期,也可说是一个“军管”时期,1982年到1987年,邓小平在军委主席位置上,发号司令,当然,邓小平的另一个并不关键的职务是全国政协主席,他反而在这个位置上“大有作为”。在国务院,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坐正,因此,邓小平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直到过世,中共都并未给予邓小平谥号,也没有对其加冕,而冠以“同志”称呼。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以及被定位,是建立在“邓小平文选”基础上的,“邓选”1989年8月20日在全国公开发行,1993年邓选第三卷出笼。 江泽民效仿邓小平,也出版了三卷“江选”,而胡锦涛则被修辞避讳,虽然其出版了《胡锦涛文选》三卷,但没人说这是“胡选”,汉语真是精深,偶然就是必然,说胡选就没错。 如果说邓选是毛选的升级版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并迅速具有中共黑帮帮规党章的“行动指南”效力,那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共走向彻底败落的污秽产物,好在这一产物昭告了中共的邪教本质。胡锦涛在毫无建树的前提下,只好更加抽象的用科学强化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更加空洞无物。 有意思的是,2013年习近平在出版胡锦涛的“胡选”时,也是相当隆重,不但称这是重大决定,还说成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且具有重大现实、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还了个胡锦涛裸退的天大人情,目前胡锦涛早就下架了——开个会还差点被架出去。 区别在于,邓选、江选、胡选都是在新华社以报导形式通告出来的,也都是他们本人不在位不谋其政后,中共“加封”谥号的方式出版其言论的。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随着《习近平著作选读》被强行指定为全党及全国大学师生的思想教材,“习作”的总发行量直线上升。虽然还与“文革”中各类“毛书”的18亿7千多万的总印量有距离,但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取的稿费和版税数字肯定早已经是毛泽东那区区1个多亿的N 倍。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陆续出版的各类“著作”的总印量的最保守统计,早已经把邓小平甩出了好几条街。据统计,1980至1989年十年时间内出版邓小平著作26 种,其中邓小平非文选部分著作为5600万册左右,邓小平文选为4408万册。另据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网报道,邓小平文选发行数为6000万册。邓小平文选减去重复计算部分,这期间出版邓小平著作总数当在1亿2000万册左右。 1990年后至2006年七年时间,若按邓小平著作平均出版发行数计算,邓小平新版文选与其他著作总出版数不低于8000万册。合计邓小平出版图书总量超过2亿册。 那么,随着习近平在位时间的长长久久,《习近平著作选读》在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之后,还会再有第三、第四直至第N卷。其日后的发行量将会达到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呢? 本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通知中说: 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现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著作选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这些重要著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 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位置……,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推动学习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开展。各高等学校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请注意这份中共中央通知中所使用的“进头脑”三个字,赤裸裸地昭告天下,不但是要用这两本《习近平著作选读》教化全党,更要把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必读教材,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政治洗脑。 那么既然是“教材”,当然是要保证人手一套两本。据新华社去年6月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共党员数字已经高达9671.2万名 其基层党组织则达到493.6万个。 至于大学生数字,目前在校大学生已达4千万之多,去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已经突破1千万。那么考虑到在校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党员,所以我们不妨只把9千6百的党员数字只加上3千4百万的非党员大学生数字,这两本“习著”就已经是1亿3千多万人头的“思想教材”了。 另外,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所有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士”,也必须在各级、各类“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组织安排下,将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教材。再加上全部高校的教职员工中的非党员,这两部分人的总数也应该在数千万之多。 同过去十年间已经陆续出版过的习近平各类书籍一样,这次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的中文版也还有详细分类,诸如普通版、大字版、精装版、繁体版等,售价不等。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三卷面世之前,也就是说在近期内,前两卷的汉语版的总印量会直逼两亿套,也就是4亿册。而且按照大学每年招生过千万的数字计算,这两本“习作”的印量即使是在满足了如上所有的人人手一套两本之后,每年也至少还要加印一千万套,即两千万册。 这个数字再加上笔者前面两篇文章中大致统计出的习近平近十年内陆续出版的各类“习作”的总印量,什么时候能够要赶上《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的总印量呢? 毛泽东文革期间,共出版著作18亿7244万册,具体数据如下:毛主席语录,军队印制4500 万册,地方印制9亿6560万册。毛泽东文选,2亿5250万册,毛泽东选集,地方出版平装本3亿2500万本,精装2550万套合1亿200万册,军队出版2110万套平装本,合8440万册,精装本1224万册。毛泽东诗词8570万册。 可见,如今的“习作”虽然有的是一套四册,一套两册,但各类各种“习作”的总印量按册计算,要追上18亿7千多万数字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把习近平各类“重要讲话”的单行本的总印量也加进去的话,那就指日可待了。更需要关注的是,将来的不算,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得的版税和稿费收入早已经是毛泽东的N多倍是毫无疑问的。 2004年,中共党刊《党史文苑》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文中披露,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认为是个谜。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究竟有多少?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该文回顾说: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泽东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7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他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争议的。据汪东兴说,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交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对毛泽东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2018年5月,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曾不准江青的女儿李讷用毛泽东稿费付医疗费》一文,文中讲述的内容是当年在杨尚昆身边工作的人士亲口讲述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杀前,李讷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到单位报销时,单位会计向她出示有关财务规定,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讷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尤其是稿费,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她即感恩不尽,相信她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她恩重如山了。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毛泽东过去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李讷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积蓄一事被邓小平拒绝后,通过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邓小平一句话即断绝了李讷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因看病欠钱无力偿还的李讷为此仰天长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世态炎凉。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关部门通知李讷,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上当年曾刊登一篇歌颂毛泽东后代“平民生活”的文章。文中说: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刻。那些年由于母亲江青在北京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 2003年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前后,一篇题目为《李敏李讷现身 生活现状曝光全国人民都哭了》的报道文章说: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按照目前的医疗制度,诸如透析等项目都是需要自费的,而一般的公费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李讷的病况已经十分严重,双肾严重萎缩,据专家 诊断,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肾,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李讷因为退休很早,工资标准很低,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做透析治疗,更不可能做手术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 这篇文章说的虽然是事实,但到2003年时即已经是旧闻了。事实上,邓小平担任中共政权实际上的一把手期间,被他刁难的毛泽东后代主要是李讷一家,当然是因为李讷的生母是江青的原因。而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终于决定还是要在十四大上维持江李体制后,再遇到与毛泽东后代及家人相关联的问题需要中央决定时,江泽民李鹏已经不再需要看邓小平的脸色行事了,李讷按局级待遇退休,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由中办老干部局负责就是江泽民批示的。 2016年6月,毛左领军人物张宏良发表《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说:昨天下午与毛家一位后人聊天,得知了一些习总对李讷关怀照顾的感人事例,从中才知道习总所做的,比我们传说中的更多。作为毛派人士,作为怀念毛主席的人民大众,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应该为此感谢习总,感谢党中央。 张宏良说:此前我们只是知道,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纳,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亲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李讷夫妇由于身体不好,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专门为李讷服务。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春节时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请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习总做得我们传说中的更多。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以及两名保卫,一位负责外出保卫,一位负责家庭保卫。如此一来,李讷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笔者要在这里注释一句,公派厨师、内卫和外勤双警卫,再加司机和秘书,这是中共政权副国级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规格地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时候,他习近平很可能是在设想着自己的身后事,届时的中共领导人(如果届时还有中共的话)是否会比照这个待遇优待他习近平的家人及后代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量已达天文数字,版税所得自然是高得吓人。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的收入即已经数以亿计。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在全国发行。 报道说,这两卷文集分别选编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十九届中央总书记任内的各类文稿,由习近平逐篇审定成书。这两卷书的出版,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对此,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 稿费知多少?》一文中引述六四学运领袖李恒青在推特上的评论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的,文革是高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充斥民众的生活。这一天大概不远了……”有网友说,他更关心的是稿费知多少? 要估算习近平的稿费知多少,中共大外宣《中华网》2015年11月刊登的《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阅文章。该文中说: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国家级正职撰稿人的身份,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 像《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报刊杂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首先是稿费标准问题。其实,政治局常委们的稿费标准与普通作者一样,既不会多,也不会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报道称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求是杂志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也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都是按照普通标准执行,一般在7%-10%之间。 通过上面的标准,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级的领导人仅仅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计算,所获得的稿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数字。然而,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文稿结集成书,虽然也按照普通标准执行版税,但是因为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巨大,算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该文章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透露朱镕基的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目前销量也已达到数百万册。这里不妨做一道计算题,就拿《朱镕基讲话实录》有130万册的销量算,目前该书定价为196元,按照7%的版税标准保守估计,那么税前收入就高达1783.6万元。当然,这笔稿费还得交11.2%的税,所以估计朱镕基的实际(版税)收入保守估计在1500万以上。 2014年10月,朱镕基登上“2014胡润慈善榜”。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想必这份报告还没有算全朱镕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版税。 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关于朱镕基稿费和版税数字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内容。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曾对采访相关问题的官媒记者介绍: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2019年1月8日澎湃新闻社刊登报道说:2009年至2013年,一位卸任数年的国家领导人所出版的实录系列图书陆续问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十年,历任副总理、总理的朱镕基,通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讲话三部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三步曲惊人的市场表现,也使其成为中国党政图书市场中的“超级畅销书”。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从上述系列图书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方面获悉,《朱镕基答记者问》销售至今达150万册,《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伊始短短数月就破百万套。随着2016年声像立体呈现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再版上市,至今以上4种图书的销量总计就已超过800万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5年2月公布了“中国捐赠百杰榜”,上榜的绝大部分人为富商,而现年86岁的朱镕基连续第二年跻身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里,他总计捐赠4000万元左右,成为中国退休政界领导人中最乐善好施的人物。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唯一一个在位期间即大肆出版自己各类“著作”同时也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中共领导人。而在他之前,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朱镕基是版税收入最高的一个。而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的各自“著作”的总印量计算后对比,他朱镕基的这点版税,应该说算不上习近平版税的零头。 去年十月署名“中日政治评论“者在推特上发文说:习有多少资产?除了公告的两套房产外,稿费应该是其主要收入。根据公开信息,《治国理政》2018年就发行了1300万册,《用典》年发行110万册,《重要讲话》两个月发行1000万。其他出版物有60多本。以7000万册保守计算,价格以35元保守计算,稿费按3%计算,已经超过7000万,加上两套房子,总资产也过亿了。按照朱镕基稿费的标准—码洋的10%计算,习的收入应该超过了2亿元。 毫无疑问,这位“推友“的估算实际在太过于保守。首先此文中的习近平各类“著作”的印数都已经是过期的数字,几乎每本书都还不断再版或者加印。 其次,习近平的“著作”平均每本的定价,即使是中文的普通版,估算应该是45元人民左右。 其三,习近平陆续出版过的各类“著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的印量当然远不如中文普通版,但外文版因为售价高,所以版税也高。这一部分如上推文内容中根本没有计算进去。 2014年1月,人民网曾刊登《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一文,文中说: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该人民网文章引述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的话说: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请注意,出版退位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对出版社来说有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出版习近平的著作的经济效益就肯定是天文数字了。 据这位张振明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习近平本人根本不会如同一个普通作者一样计较稿费和版税的比例,但出版社也好,报刊杂志也好,谁都会把习近平的稿费及版税付到规定额的最高档。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版税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十。那么如果发行量大版税就会上调百分比的规矩具体到习近平身上,此作者被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印量动辙就是上千万,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多少呢?只要他习近平敢接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即使把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出版方仍然还会有高额利润。 2017年4月,海外的万维读者网曾刊登一篇署名公孙平的文章《从习近平的巨额稿费看腐败之源》。文章中说:习近平上台才两年,但他的著作发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揽权一样,稿费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邓之势。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截至2015年5月底止,仅八个月时间,多语种发行量累计已近5百万册,(中文版每册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发行40多万册(外文版每册120元),不考虑对领导人的优惠,仅按百分之十五计算,印数稿费总计至少6200多万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后出外文版。习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时出版发行,人民币和外汇同时进账。、 请注意,如上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数量,只是这本书的第一卷截止2015年年中的不完全统计。而这本书日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卷,每一卷的出版数量不会低于中文版500万,外文版40万是肯定的。 有一个2021年的数字说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的第一卷总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也就是500万的6倍。那么这就要把前面说的6200万元乘以6,这就等于3亿7千2百万了。 那么,陆续出版的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后三卷,我们假设刚刚到每卷500万本,那就是总共1500万本。按照前面的计算公式,这部分的版税应该是1亿8千6百万。也就是说,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保守的估计也已经给习近平带来了共计5亿5千8百万的中文版版税收入。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把该套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忽略不计,但十几种文字的外文版版税肯定也是为数可观。 至于习近平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们的出版发行数量及相应版税的数额估算,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