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中引用了吴国光博士文章《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谓的“知青情节“。以“毕业于梁家河大学”为人生之辉煌的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过的，始终都还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了习近平为首的整代中共领导人》两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文中声称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这个王成信当时所说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知青”，具体指的是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产生出来的新一届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笔者也是2020年底发表过如上两篇文章之后，才有一个熟悉王沪宁过往的上海老人向笔者回忆说，当年王沪宁其实也是经历了“上山上乡”运动的“知青”，只是因为到了农村没有几天就得了一场重病，因而获准“病退”。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所以说王沪宁事实上也是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2020年底发表如上文章时的笔者曾经断言，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但笔者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去年十月产生出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比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知青”占比更高，7个人里居然有6个“知青”，他们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个50后，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个，即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和蔡奇都是工农兵学员。当然，严格一点说，王沪宁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别介绍的王沪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习近平的梁家河经历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不过，正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专家宋永毅先生所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原本是青海西宁的城市户口，17岁上被转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农村户口，但插队知青只当了一年，就被父亲“走后门”招工，恢复了西宁市的城市户口，成为青海省商业厅的在编通讯员。 1977年中，赵乐际作为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分子，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三年后拿到了一纸“大学普通班”结业证书。 自1951年出生的张又侠被习近平留任第二届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之后，外界对他们的父辈之间当年的“革命情谊”很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殊不知习近平对赵乐际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辈之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 当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标题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当时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就是赵乐际的父亲，因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调回陕西家乡。 相关回忆文章介绍说：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习仲勋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因为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打招呼，所以时任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为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饯行。赵喜民对几乎全都到场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宁市的党政要员们当场“拜托”照顾好自愿留在青海的长子赵乐际。从此赵乐际官运亨通，一度是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正省长。 二十大召开的两年前，笔就曾在本专栏先后发表过《习近平对赵乐际既有乡党情节，更有父辈情谊》和《赵乐际二十大陪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照一读。 说完了赵乐际再说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注销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户口，成为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年，与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的同时，蔡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大学政教系，三年后留校成为校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肃省两当县城关镇人，父亲是县委干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户口被注销，成为该县所属的云屏公社的下乡知青。不过，和前面介绍的赵乐际一样，当年的李希也是父亲凭关系安排“招干”，农村生活只过了不足一年即恢复城市户口，成为两当县文教局的干部。1978年参加高考被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至于李强，与前述五个曾经的“下乡知青”的区别在于他是“回乡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大陆人才都清楚，当年的所谓“知青”，也就是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有两大类。主要的一类就是习近平那样的被迫把城市户口迁往农村的“下乡（插队）知青”，次要的一类则是所谓“回乡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农村户口，在接受过中学教育之后返回家乡“务农”的一批。后者也被称之为“返乡知青”。 与李强的这段“返乡知青”出身一样，二十届中央领导层中还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的黄坤明，以及中央书记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刘金国。其中黄坤明是初中毕业后先返乡务农一年，随被招兵。退伍后回农村原籍继续务农，直至参加高考。刘金国则是在县城中学里初中毕业后返乡家务不到一年即被提拔为大队干部。而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拿工分”的，当然也仍然是农村户口。不过刘金国大队干部当了不长时间，就被家乡所在公社给了一个“招干”指标，从此改变了户籍，吃上了“供应粮”。 至于学历，这个刘金国连个工农兵学员都不是。其公开简历中只是说他当了基层干部之后在省党校“不脱产进修”。 也就是说，人家习近平虽然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习和参加政治运动，三分之一时间是劳动锻炼，三分之一时间是补习“文化课”，但毕竟也还是经历了一段大学，而且还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正经住过学生宿舍。而刘金国也好，上届政治局常委，本届国家副主席韩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学校园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韩正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都是通过所谓“在职攻读”取得的。和习近平在当福建省长期间通过听两盘“导师”寄给他的讲课录音带就被授予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样的途径。 除了如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个“知青”，还有已经顺便介绍了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里的两个“回乡知青”黄坤明和刘金国，不算两个中学未毕业就参军入伍的军界代表，其他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50后，也几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当年是家乡山西省榆社县的城镇户口，1974年在本县大寨公社下乡插队，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习近平一样是北京户口，比习近平晚一年下乡插队。而后被招工进入邮电部系统的工厂，等于是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恢复高考后，王毅进入了北京二外。 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鸿忠生于1956年，19岁时被取消城市户口，成为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插队知青。和李克强的经历一样，参加高考前已经入党并成为大队干部。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岁时被注销城市户口，到福建省永定县立新知青场插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厦门大学录取。 综上所述，去年十月产生的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政治局委员里的数位老“知青”，其大学学历都还是正经通过高考进入全日制大学之后凭成绩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个老“知青”中，工农兵学员占了4个。 4年多前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百度百科为习近平修改了“工农兵学员”词条》一文。不过，即使被修改过的词条中，也还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贬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还在心里留下阴影。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 四年多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当年习近平为代表的清华工农兵大学生被邓小平斥责为“清华小学“的产物》一文，其中讲了发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邓小平召见相关人员讨论恢复高考一事时，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这番话被传达后，可以想像有多少像习近平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会对邓小平怀恨在心。 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的内容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当年与习近平前后脚进入全国各高校的工农兵学员，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进校后都是以“补习文化课“为主要学习内容。这里所说的”文化课“，也就是指正常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语文和数理化知识。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清华大学里，当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给工农兵学员们上初中物理课的老教授因为脱口说出了”扫盲“二字，而被工农兵学员们持续痛批了一年多时间。 可见，严格地说，准确地说，当年的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就是邓小平口中的“清华小学”，充其量是“清华中学”毕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五四，中共订立的中国青年节，党媒发表习近平的两封回信，一封回给农业大学的下乡学生，鼓励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 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暗示，要把年轻一代打发到农村去。另一封是重刊2019年习近平给解放军“王杰班”战士的回信，强调：“贯彻强军思想，苦练本领，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暗示他们准备打仗、准备牺牲。 中国的年轻一代，或者说00后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习近平“大手一挥”地决定了，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奔赴战场。这一切，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不过就是毛泽东“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的翻版。国内外都说，习时代就是2.0版的文革、2.0版的毛时代。这回再次证明，这些说法并非虚言。 其实，除了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举凡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个人崇拜、学习某思想、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告密文化、反美反西方、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党管经济、国进民退、退林还耕、以粮为纲、一哄而上…… 哪一样不是文革遗风、毛时代产物？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往往呈现钟摆效应。在正常国家如民主国家，这一钟摆效应体现为政党轮替，如美国、韩国和台湾等国。在专制国家，这一钟摆效应则体现为开明专制和黑暗专制的循环，如历朝历代的明君和暴君。 共产中国，这一钟摆效应依然存在。1976年10月，怀仁堂政变，华国锋抓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奠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开明派战胜顽固派的重要回合。随后的邓时代就是对毛时代的颠覆。 四十六年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凭籍权力斗争获取超期连任，并把团派人物全数排挤出局。惊人的是，仍然是一场政变。只是这种政变相对无形，属柔性政变。团派始祖、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遭强行架离出场，就是政变的明证。这一回合，开明派失败而顽固派胜出。习王等人以这种粗暴方式回归文革和毛时代，是对改革开放的颠覆。其历史意义，则是为江青、“四人帮”、党内极左派报了一箭之仇。 近代和当代史上，在摆脱专制、建立民主之后，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在宪政的框架下稳定下来，但若干国家则呈现民主初生而专制复辟的悲剧，尤其在专制刚刚瓦解而民主建立之初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期。甚至呈现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几番轮回。最典型的是近代法国，在一百五十年间，先后建立五个共和国，至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终于尘埃落定，成为稳定的民主与宪政国家。 而在当代，缅甸和埃及曾先后实现民主化，稍后却遭军人政变推翻、复辟军事独裁。俄罗斯原本已经实现民主，但当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上台之后，因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和终生执政，又实质性地复辟了专制，让俄罗斯倒退，仅剩一件名不副实的民主外衣。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进行，于是，未待走向民主，就发生了另一种钟摆效应：由开明专制转向黑暗专制，从改革开放退回文革时代。明了历史的钟摆效应，对习王当道、大开历史倒车，就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这是一股逆流！历史见得多了。习王等人变着花样地回归文革、复辟毛时代，但万变不离其宗。逆时代潮流而动，谓之反动。既是逆流，就是暂时现象，不可能长久。数年也好、数十年也好，都是历史的暂时。 习派宣称：“两个确立”（确立习核心和习思想）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其实，只要稍具政治学和历史常识者都知道，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拒绝法治而迷信人治，一党专政叠加一人独裁，是远离必然性而浮于偶然性，就是失去确定性的依托而埋下不确定性的暗礁。历史反复证明，这是取败之道。习王若不改弦易辙，其祸不远。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失业潮、内卷和衰退，已经不是空穴来风，已经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实锤的证据。中国最大的地产中介贝壳披露，去年在地产领域，100万人丢了饭碗。而这仅仅是开始，今年3月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预计劳动力市场新增1662万人，如果按照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个数量还要多。各个行业反应出来的数据，也都是在关闭企业和裁员。 最糟糕的是，这么惨的劳动力市场却有外国学生来分一杯羹，大陆民众反应强烈，说政府今年让国内1000万大学生下乡到基层，党媒肯定不会呼吁外国留学生，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最近一位香港大学生发布了他和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的对话视频。 香港大学生问这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那你在西安交大学什么？”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回答说：“建筑系。” 香港大学生又问：“那你学完打算留在中国还是？”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确认说：“是，留在这边工作。毕业以后在这边。因为这边的建筑发展特别大，比我国家。所以打算在这边工作。” 香港大学生接着问道：“这里建筑系毕业能赚多少钱？”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告诉他：“工资吗？一般的话两万、三万最少的。” 这个是香港大学生和马来西亚留学生的对话 香港大学生问道：“你念什么科？” 马来西亚留学生告诉他：“机械工程。” 香港大学生说：“噢，就是刚才那个很有名的。那你读完要回马来西亚吗？” 马来西亚留学生回答说：“应该会在中国。” 外国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并不罕见。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C类判定第三条，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例如毕业于国外世界知名大学和近两年内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工作签证。而且聘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问题在于，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失业潮。党媒则不断炒作“211名校毕业女生收破烂月入过万”，“211毕业生从500强裸辞干保洁，收入增高”等新闻，要年轻人放下高学历，去从事底层工作。广东政府近期甚至发布解决失业问题的“三年行动方案”，要组织30万广东青年下乡发展，被称作“上山下乡2.0”。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些外国留学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生的就业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将不断增多，还享受中共当局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生活费，免费来中国留学。 3月13日，原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此生难忘是非洲》演讲中说到，中国将拨款600亿美金帮助非洲人才来华留学。包括5万个留学名额，5万个进修名额，1,000名非洲精英人才培养计划，还有2,000名来华交流的非洲学生，共计10.3万名非洲留学生。 这在中国民众中引发更大的争议。大陆媒体人表示，“某些人真是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疼呀，真把我们当成了韭菜随便割。600亿美金，10万非洲留学生，平均没人60万美元，就算分摊到4年，也是每人15万美元。”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实际上花的没有这么多，现在给非洲留学生定的奖学金标准，一个人一年也就1.5万美元左右。” 一位大陆直播主表示，“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学子，读不起书，考上大学也不能读，这1.5万美元，在他们眼里就是救命稻草，是天文数字。” 大陆民众汪先生认为，“如果大家平等，平等高考，平等付学费，也没问题。可是中国老百姓的孩子，支付的是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非洲人过来读书却不花钱，中国政府还倒贴，让这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作威作福，这就不对了。” 目前没有案例显示，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找工作是否也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不过网友调侃，党媒肯定不会呼吁这些外国留学生别介意学位，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中国的各行各业也是百业凋敝，各种连锁店都在大量关店。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中介贝壳公司， 亏14个亿，最新公布的2022年度报表中，去年的营业下降了1/4，相当于被抹去200个亿，新房成交下降38%，净利润亏损14亿。截至去年年底，贝壳的门店关闭了1万多家，只剩下40,516家。直接的失业人数6万多人。如果加上拉动的就业，清洁工，装修工，门窗制造，家具提供等等行业，1万多家贝壳门店关闭，不是个小事情。 中国的地产中介还有链家、中原地产、乐有家呀，我爱我家等等，他们都有类似于贝壳公司这样的下降，说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萧条，导致了10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不算过分。 网红零食品牌三只松鼠，2019年诞生于安徽，4月25日，三只松鼠发布了2022年度的业绩，实现收入是72.93亿元啊，同比下降25%，净利润同比下降68%。关掉549家门店，占去年所有门店51%，减员1880人，占员工总数40.75% 成立于2009年的海伦斯是中国第一酒吧品牌，2021年啊正式在港交所挂牌啊，，公布的2022年报表预期，2022年市值还有200个亿，同比减少⅓ ，净亏损15亿元同比增加300%。去年海伦斯两百余家酒馆调整关停，减少到821家。一个酒吧养活起码几十人，唱唱歌，喝喝酒，背后拉动的经济有多少，现在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中国二手车市场的崩溃，也会导致百万级别的人失去饭碗。3月份轰轰烈烈的这个车市价格战，新车的价格都对半，二手车没法卖了，今年的二季度，二手车公司会有一波的倒闭潮。 官方数据体显示，2022年全中国有70万家二手车公司，经营二手车，官方的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算上搞卫生的，做保安的，搞装修的，打广告的，汽车维修的，金融配套的， 这些间接拉动的产业上的就业人员，一个二手车公司怎么也得拉动50个就业岗位，说影响3500万人就业一点不过分。 苹果产业链正在外迁，富士康也要走了，3月份，网络大V声称，深圳富士康通知各种劳务中介，三月底之前，清理完临时工流水线的普工，同时鼓励正式工请假。其实就是要裁员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富士康搬走，因为这起码会影响几百万人就业，因为连带的立讯精密和歌尔声学这些给富士康代工的企业也会搬走。 但是富士康不走不行，中国的管理成本太高。这些年五险一金一直在上涨，从胡温时期的几百元，增加到现在的两千多块，因为扣除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都是老板在缴纳。 去年一千多万培训教师的工作，被打没了，汽车产业这次的倒闭潮，加上外贸代工，没有个5000千万失业，那都是开玩笑。这些人，总不能这么都去送外卖的，都去送快递。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在街上晃悠，社会出现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想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上去，让他们支援边远地区，支援老工业基地，延缓就业市场的危机。
因着出生地和工作上的缘故，我和上海，特别是旧上海有过很多年的“近距离”接触。许多外地人也许不知道，仅仅弹丸之地的小上海，近代以来言必称“大”：大世界、大舞台、大光明、大酒家、大旅社、大药房⋯⋯以至后来索性直呼“大上海”了。我对上海人较早接受西方文明领风气之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可以理解，但对由此产生看不起外地人的“大上海主义”一直持激烈的反感态度，由此也引起一些上海人的反感。 有一年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上海学”研讨会，我抛出了一个观点：我说上海更象一个由西方文明（父系） 和东方文明（母系） 苟合而生出的私生子。说苟合是想说明母系一方原本是不怎么情愿的，但说她完全拒绝也不符合事实。严格地说，是在一种受西方文明诱惑，晕晕乎乎懵懵懂懂，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状态中完成交媾而诞生出的上海。现在中国人喜欢说私生子尤其是混血儿比传统正常受孕的孩子更聪明漂亮，这方面我没有资料数据证明，但用来比喻形容近代上海的产生形成倒是无心插柳、恰到好处的。 会上我特别列举了让无数上海人乃至许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对外开放的形象和海纳百川的标志。这实在是一次误读，一次严重的误读。如果有兴趣追溯历史，会发现这是不值得上海人中国人自豪和夸耀的。这一建筑群的崛起一开始并且后来既没有和中国人商量沟通，也没有整体的规划与设计，完全是西方列强按照他们各自的军事经济实力，按照他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甚至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从所在国海运而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幢幢在当时的国人眼里的欧式摩天大楼在半月型的沿江烂泥滩上拔地而起，以至有西方媒体惊呼“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中国人，当然主要是中国的上海人或者说上海的中国人，只有在一边仰视的权利（ 有时连仰视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做小工卖苦力的份（ 这很有点象今天进城造大楼的农民工），因此完全是强迫和被动的。 我的观点遭到老先生们的几乎一致抨击，谓之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 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新式说法。但却受到少数几个（本来就没几个） 年轻学者的激赏。 二十世纪末，为撰写拍摄电视片《上海艺术史话》，我专门去看了当年的汇丰银行（ 今浦东发展银行）大楼穹顶上的精美壁画，题材分别为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香港、曼谷、加尔各答以及上海，那叫一个金碧辉煌，横跨整整一个世纪，材质色彩光鲜依旧如新；原本奏《教堂钟声》文革中改奏《东方红》报时的海关大楼巨钟，当我亲手摸到指针时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巨钟，而这巨钟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特别当我走进沙逊大厦（ 今和平饭店）CEO跷脚沙逊下榻的主卧室，浴室里豪华精致的设备，接待方特别提到笼头水管至今未生锈实为罕见，四九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上海时提出想住和平饭店的沙逊卧室，为的是上午起来撩开窗帘，俯视黄浦江和外滩风光，想象一下当年帝国主义冒险家沙逊富翁的临窗感受。据说那一晚斯诺只花了十六美元。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百万知识青年离开上海去上山下乡，百万男女老少离开上海去异国他乡，嘴里心里夜里梦里永远念叨的故乡—-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