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深圳一位37岁女性申请个人破产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这名女子的财务状况太过诡异。该女子月薪仅有4,784元（人民币，下同），但她的负债却高达2,544万元。这一情况被曝光后，引发全网关注。 据深圳市中级法院发布的公告，申请人周某，女性，37岁，每月工资收入为4784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1,592.27元，但其申报的债务总额高达2,544万余元。 法院目前已进入个人破产清算申请审查阶段，并在公告中明确表示，欢迎知情者提供相关财产、债务信息，协助审查其申请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消息披露后，引发轩然大波，大量网友直呼不可思议： ———4700元月薪怎么能欠两千多万？这不是普通人能干出来的事！ ———这种情况会有人借她二千多万？ ———借给她钱的人就没有想想，欠这么多钱怎么还？难道要不吃不喝还400多年？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借吧！ ———没有抵押物，普通人连50万都借不到，这么多钱能从银行借到？ ———是职业“背债人”吧？或者说替人顶债？ ———是蓄意逃债吧！ ———看到这样的数字对比，真是细思极恐，4700元的月薪怎么能背负起2544万的债务呢？能负债两千多万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这是要老百姓帮着填坑吗？ 深圳是大陆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城市 深圳是全国首个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城市，自2021年施行《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来，已处理多起个人破产申请案件。 根据条例规定，个人破产程序分为三种：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申请人需满足“诚实而不幸”的条件，即在非恶意、不违法的前提下因经营失败、收入骤减等情况导致无力偿还债务。 法院受理申请后，将对债务人的资产、收入、财产转移情况等进行全面调查，并设立为期三年的考察期。若债务人在此期间遵守法律、积极配合还债，其未清偿的部分债务有可能依法被免除。 但如果发现其存在隐瞒财产、虚假陈述、恶意负债等行为，不仅申请会被驳回，严重者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该案仍处于“申请审查”阶段，而非“正式受理”阶段，其目的正是为了“广泛征集知情人反馈，并审查申请人信息真实性”。 实际上，这并非是深圳首次出现“月入微薄、负债千万”的个人破产案例。2024年9月，深圳市中级法院裁定批准一对郭姓夫妻破产。据悉，两人曾在罗湖经营门店多年，因火灾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超过928万元，最终在法院审查确认其无隐匿财产后，依法宣告其破产。 法院最终拍卖郭姓夫妻的唯一房产，用于偿还部分债务，并设定三年观察期。若期满未发现违法失信行为，剩余未还清债务有可能依法予以免除。
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援引中国法院资料报道，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借款人违约率已飙升至历史新高，凸显中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报道根据中国法院资料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因无法偿还欠款而被当局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只有570万人，目前已突增至854万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占中国劳动人口1%，欠款包括房贷、商业贷款等各种贷款。 报道指出，违约者人数激增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危机加深，也成为经济复苏的绊脚石。 根据中国法律，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将被禁止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购买机票，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应用程序进行支付，这进一步拖累了受房市放缓和消费者信心低迷而陷入困境的经济。 报道引述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违约者急剧增加不仅是周期性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 据指出，中国的个人债务危机源于过去十年的借款热潮，北京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月份的64%。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低迷工资不再增长甚至减少，许多人终于无力偿还债务而违约。 一些人被解雇，更多的人为找到工作而挣扎，6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当局从此停止对外公布这一数据。 一位5月份被解雇的上海工作的王姓居民说，他只有找到工作，才能偿还28000元的信用卡债务。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找到工作。 列入黑名单的人生活可能会很困难，他们要应对数十项国家强加的限制。违约者及家人还被禁止担任政府工作，甚至可能被禁止使用收费公路。 报道引述一名在江西广告公司的张姓老板也因为拖欠银行债务而上了黑名单，她说，因为地方政府部门被禁止与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合作，她在失去客源的情况下，只好关闭公司。 今年5月她被当地法院禁止使用微信支付帐号，连为年幼的儿子购买食物都成问题。“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现金，所有日常开支都透过微信账户来支付”。 法院告诉她，如果她还清债务，她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她说，“我面临这么多限制，我怎样才可以赚钱还债呢？”
新州财长Daniel Mookhey近日表示，昆州政府拖欠新州 1.05 亿澳元款项，这笔款项来自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隔离的昆州返乡人员。他对收回这笔钱并无信心，但也称正在直面挑战。 据澳新社报导，欠额之前估计为 4,000 万澳元，但Mookhey称，该数字已激增至 1.05 亿澳元。 Mookhey说，他正在与昆州财长Cameron Dick进行对话。 他8月3日告诉 2GB电台：“我不想与昆士兰政府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但我希望他们还钱。”“债现在还没还。” 这笔债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新州接待了许多旅客，在他们返回各自的州或领地之前在酒店隔离了两周。 虽然从 2020 年 7 月起旅客须自己承担隔离费用，但在此之前隔离费由各州承担。 Mookhey表示，他将研究通过消费税分割的方式解决差额，或从其他各州欠昆州政府的账单中扣除。 他说：“我不保证成功，但我保证努力收回这笔债。” “依据我从昆州政府得到的信息，并不乐观，但很明显，我们现在必须对新州的财政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对此，Cameron Dick的发言人表示，新州可以通过州际消费税安排寻求额外资金。
当中国倾全力促销冬奥盛宴之际，位于冬奥滑雪场地的张家口崇礼县正在承受财务崩盘之苦。英媒指出，崇礼县为冬奥场馆增加2倍的财政支出，达到36亿人民币新高，却逢三条红线房地产限令，当地房产崩跌逾3成，重创土地销售收入，崇礼县财政官员吐实，现在正面临“钜额资金短缺”。 《金融时报》报导，张家口崇礼县是北京冬奥赛事3大场地之一，现在正为筹备冬奥举债而陷入财务困境，而其推动的投资热潮也逐渐消退。更令崇礼县苦恼的是，北京对房地产行业贷款限令以及清零防疫措施，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报导指出，2013 年北京与张家口崇礼县发起申办冬奥后，在体育相关设施投资带动下，该县的年度财政支出增长2倍多，达到 36 亿人民币的峰值。相比之下，同期财政收入增长不到3分之2，收入只有5.72 亿人民币。 而且，北京申奥后，崇礼房价飙升，随后却面临政府一系列政策打压，首先是限制外地人在该县购房，市场迅速降温，接著北京加强对房地产借贷限制，在过去4年中，崇礼成屋均价跌了3分之1以上。这直接影响崇礼县土地销售收入，2020 年未达到政府目标的 22%。 崇礼市财政局长李江去年11月曾吐实，该县正面临冬奥建设的巨大资金短缺，上级政府尚未退还崇礼为这些活动支付的预付款，问题需要立即解决。 除了政府蒙受财务压力外，当地业者也苦不堪言。在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经营滑雪装备店李老板说，奥运会深深打击营运，滑雪场必须从 1 月到 3 月关闭，难以支付每年20 万人民币（约台币87万）店租，他无奈的说，“我们赖以维生的滑雪季节提前结束了，我们的牺牲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经济衰退和疫情限制对崇礼地区的就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多位滑雪胜地高管表示，2020 年收入少了一半以上，去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今年又再次受创，目前“看不到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