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童年到赴美留學 19歲網紅靠自媒體賺足300萬學費
2026 年 6 月 24 日
杨海鹏生得膀大腰圆，人高马大，方脸大口，声若洪钟，笑如鸣雷。活脱脱是一副我们想象中东北人的形象。但是他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每每听见他讲吴侬软语，有丈八大汉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滑稽感。 杨海鹏（摄影：雍和） 认识海鹏，自然是在他进入南方周末的欢迎宴上。哪一年我不记得，但正是周末的黄金期。是时老左如同太上皇一般虎踞周末，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常常恐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成为老左暴政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迷信地开了一个风俗，凡是进入周末的人，都要喝九江双蒸三瓶，每瓶二两。喝一瓶，只能待一年，喝两瓶，可待两年，喝得三瓶，方能保得长长久久。 那夜在哪里喝的，我也忘了，只记得在一个室外，一条长桌，咋咋乎乎十多个人。海鹏人来疯的形态，自然特别容易融入周末的氛围。你可想象，他当然大言不惭，自称酒量惊人，这三瓶小小九江双蒸，如同开胃小菜，算得什么东西！ 海鹏彪悍的外相很是能够吓住不明就里的人，那天我们的重点攻击对象，自然不在他的身上。他于是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个完成者，我们根本不期待能够看见他的笑话。饭局开席他就风卷残云，三杯九江双蒸次第打开，一饮而尽。 等到我们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他。原来他已经远赴沙发，酣然大睡，人事不省。 我们哈哈大笑，各自尽兴。那个时候南方周末全是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上面有鹰隼一般的老左，与沉稳慈和的江老师，中间有才气横溢的沈颢，和少年老成的徐列。我们只管拼命工作，拼命喝酒。 所以那晚喝挂掉的当然不止海鹏一个。我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把周浩堵在了厕所里，逼问他对我究竟是什么印象，像一个急切的情郎。 海鹏后来果然熬过了不止三年，一直到一次南周记者的集体暴动，方才拂袖而去。 海鹏性好戏谑，声音又大，别人都抢不过他的话头。他特别喜欢编派故事，张冠李戴，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说的活色生香。宝胜、朱强和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周末又透亮，所有人的事情都一览无余，于是成为海鹏最喜爱编派的对象，每回都有新段子。屡有几次，我都被他捉弄不过，开始勃然作色。但是他不管这些，依然在那里大呼小叫，桌上的人哄堂大笑，哪管故事主角是否脸色难看。 不过，如果你能够抓住他的痛脚，也可以尽管编派。我后来学乖，遇见海鹏编故事，就反治其身。这招果然管用，他就会在那里嘿嘿讪笑，任由大家嘲弄，但是扭捏作态，完全没了东北人般的豪爽。 他原本就是一个思无邪的人，见不得寂寞。如果一张桌上有杨海鹏在，不但不会寂寞，而且喧嚣到你觉得厌倦。 我在做环球的时候，他也正在和陈涛、长平和余刘文他们一起在做《外滩画报》，想要在上海创立一份沪版《南方周末》，我心里就觉得大约这是痴心妄想，土壤完全不合。但他们却不以为然，一心想要制造奇迹。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铩羽而归，并且许多兄弟之间闹得十分不愉快。这就是后来海鹏在江湖中颇为左支右绌的原因。 我以为海鹏是一位极优秀的记者，却做不了什么管理的事情。他的心思太直，定见很深，一旦认定事情，便一意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很少再能听得见别人的话。他自己的见识广博，又酷好读书，经典文句，往往信手掂来，不假思索。他曾在沪上当过法官，和当过狱警的金仲伟相映成趣。但是老金沉稳，不像海鹏那样憨直。 海鹏离开周末之后，在新闻界中动荡漂流，除了《外滩画报》，还有《新周报》，也曾在《东方早报》任职，先后顺序，我已经连接不上。 但是有一年碰见，他说自己去跟随了胡舒立老师，在《财经》杂志。他的眼光中重新有了光芒，说话间条理清晰，激情四射，讲起调查与案情，头头是道。我就知道，他又找回了自己的正确的轨道。他在胡老师的手下，果然又是精彩迭出，佳作不断。 杨海鹏（摄影：雍和） 我与海鹏之间，算是君子之交，从来也不曾刻意去寻找过对方，但是似乎隔一两年，总有一个契机见面。因为比我大几岁，所以他总叫我小连，后来哪怕岁数大了，也还是如此习惯。 他的嘴巴大，又爱说笑，又爱热闹，又爱洗脚，江湖人都叫他海公公。至于这个外号是如何出来的，如今也完全不可考证了。只是我们每次见面，习惯性地互相伤害，互相编派，大笑一场，各自归去。 南方周末鼎盛时期，光芒灿烂。但确实也如同流星，昙花一现。后来大家星流云散，创业的创业，当高管的当高管，出国的出国，仍然停留在一线并且发光发热的，也惟有海鹏等寥寥几个。 海鹏想来那时还是幸福的，先是有了蟹妈，后来又有了蟹妹。他且酷好向我们炫耀蟹妈，我有段时间觉得，蟹妈大约是他编出来的人物，如此有才有钱有地位的女士，如何能看得上海鹏这种无德无行的江湖浪子？我和朱强说起，他颇有同感。 但蟹妈的事情，总归改变了海鹏的一生。 微博救妻的事，是新闻界中的传奇，但同样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海鹏这个人，过刚易折。在我所了解他的经历中，无一次不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以至于毫无回旋余地，江湖聚讼。 我以为他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审判不久前的一次饭局中，他告诉我们，一切尽在掌握，他断定此事板上钉钉，证据确然，毫无其它可能性。即便颠倒黑白，也绝无第二种可能性。 以朋友的身份，我向来不怕生气。诤友无价，即便当时他怪我，时间一长，也会知道我的真心。因此我毫不留情劝告他，还是应当妥协，可免牢狱之灾。但是海鹏依旧坚持己见，抗争到底。 我心里十分难过，其后稀稀拉拉，又与海鹏争执多次。直到有一次朱强跟我说，你还是要尊重他们夫妻的意见。这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他们夫妻之间形成共识，你就应当尊重。我才当时心中一凛，或许其实不过我心中也有定见罢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有谁肯一辈子背负恶名生存下去？社会如此险恶，妥协真的能够给你想要的结局？ 海鹏这一生嫉恶如仇，向来不平则鸣，不假辞色。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多次挑战，在事实之中似乎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但海鹏从来不肯妥协。他每次下的功夫极大，又有着当过法官的经验，常常一个案子，他手上拿到的材料，数以十万百万计，都是生涩的法律文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的判断，几乎从未失手。 而现在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与大是大非的时刻，你反而要他虚与委蛇，违心交易吗？ 我第一次见到海鹏的时候，心里不自觉就冒出了东海虬髯客的形象，总觉得此人内心坚定，是非分明，恩怨清晰。后来的确也是如此。他一生之中，向来是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自诩，只要符合他内心中的追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是不肯让步的。 我们那样的苦口婆心，甚或委曲求全，无非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深埋着世故与怯懦，总归觉得只要肯低头，一切便有转圜的余地，尽管这转圜与妥协，是多么地屈辱与卑污。 但是海鹏显然低估了邪恶的力量，他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震铄整个社会与网络的发言与抗争，终究也没有换来什幺正义的回报。这个世界毕竟不是按照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预期去发生的，因为它就是那么屈辱和卑污。 海鹏还是太天真了，竟然相信正义会在此地存在。吉迪恩的号角从来只会在美利坚吹响，而沙利文局长的溃败，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绝无可能重演。 杨海鹏与妻子梅晓阳从监狱回家的路上自拍（摄影：雍和） 在那之后我也见过海鹏几次，总觉得他不再有当年的那种豪气与痞气，固然他生命中许多的习惯依旧保留，但已经没有了少年时代那种睥睨与杀气。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彻底摧毁了他内心中的信念。即便没有，那也足够使一个人对于身边的世界，产生出犹疑与绝望。 之后的海鹏，就没有在新闻界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我猜想他把所有的力量和热爱，都奉献给了蟹妈和蟹妹。当一个纯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收获到的只有恶意与伤害的时候，把生命的余晖全部送给挚爱的人，或许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讲一位美国的新闻人，叫做Seymour Hersh，西摩·赫什。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曾经因为报道肯尼迪刺杀案，拿到过普利策新闻奖，那个时候他效力于《纽约时报》。2016年，他又因为报道虐囚丑闻，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这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还在新闻的第一线，服务于《纽约客》。 我没有和海鹏讨论过这个人，但是我猜他会想成为西摩·赫什那样的记者。一生只奔波在新闻的第一线，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哪怕到了80岁。 但是海鹏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南方周末》是愤而出走的，因为自己对于新闻和理想的执著，已经被那个地方接踵而来的官僚主义与卑躬屈膝，打破得粉身碎骨。他其后在整个新闻圈中狼奔豕突，几次努力，都不过想重新寻找，甚至自己创造一个能够纯粹地去追求新闻的地方。 但他真的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和富有魅力的朋友，他的性格缺陷和个体性情，并不支持他这样的痴心妄想。 他的个体悲剧，使他所有的梦想都成为泡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在江湖中呼风唤雨的新闻人。当我们重新相聚的时候，他的段子依旧，他的愤怒依旧，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依旧，只是他身上多了几分颓唐的颜色。 他犹如失去了战场的巴顿，或者已经远遁海外的虬髯客。江湖风云际会，只是他成了一个过时人物。 但谁不是过时人物呢？这个时代中我们曾经见证过许多叱咤风云的新闻人物，他们以一己之力，锻造了流水宴席一般风光的新闻产业，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两三年。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纷纷陨落，并且不乏其人身陷囹圄。而更加令人长歌当哭的事情是，他们连英雄的虚名都不曾得到，最后赋予他们的，是污浊的贪污犯，或者经济犯罪。只有身在圈中之人，才会惺惺相惜，知道那背后的阴谋与污名。 海鹏的个人悲剧，其实无非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集体悲剧而已。我们或许所遭逢的际遇不同，但终究我们都成为了丧家之犬，在世界中狼奔豕突，少年时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泡影，而在日常生活的庸常和污秽之中，日日颓唐下去。 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脱逃这个世界卑鄙的刺杀，悲剧总会以某种形式找到你：你个人的，你家庭的，你身边的，你热爱的。我们被迫在这一切中挣扎沉浮，于是人们最终记住的，是与你的生命光芒无关的故事与段子。 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大体如此罢了。一大群人怀揣着伟大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想要以真相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但是悲剧与失望一直追逐我们，让我们成为时代的沙尘，光荣的灰烬，和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 因为这样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与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格格不入。 海鹏终究还是保存了他铮铮汉子的名声。他孤注一掷的决战一败涂地，他所有关于英雄和理想的梦想化为乌有。他成了蟹妹最好的爸爸，成了蟹妈听话的上海男人，成了一个撸猫的汉子，成了一个种花的居家男子。 这一切没什么不好，一个顾家的男人，身上也是熠熠闪光的。只是在遥望当年那个浪荡恶人，流窜江湖的海公公的时候，他会不会内心中偶有波澜？ 当年蟹妈还是一位伪造故事的时候，我猜想他内心中实在满足。家中一切美好，江湖上大杀四方，酒桌上唾沫横飞，而在新闻界中，他已然是一个传奇。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 2022年6月30日，杨海鹏的灵堂（摄影：雍和） 海鹏是爱热闹的。听说他离去的时候，是独自一人。那一瞬间他会不会有些寂寞？但是我想不要紧，他知道他这一生曾经十分闹腾，有一大群人爱他，喜欢听他讲笑话，纵然他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整个桌子的喧闹。 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如此相聚。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轮布碎碎报）
六月不是一个适合忘却的时间 凌晨一点钟，我们扫了场所码，走出小区。 或许因为是郊区，并没有一派欢腾的样子，行人稀落，却已经有人坐在饭店的门口吃饭了。 一家河南烩面店孤独地开着，在四周的暗夜之中，对面的隔离带，依旧十分碍眼。 一对情侣在黑暗中激烈地拥吻，大约他们在这两个月时间里，被分别隔离了。 没有欢乐，没有激动，甚至心中毫无波澜。 平静得就像解到的通知，没有居委会激情洋溢的告知，没有新闻煤体大张旗鼓的庆贺，也没有宣布胜利的号角。 我们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出了囚笼，就如同我们当时莫名其妙地走进去。 我们到底战胜了什么？我们到底斗争了什么？我们到底抗击了什么？ 没有人even bother给我们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2500万人，上海，在这60天里，70天里，80天里，那么多的牺牲、血泪和悲伤，到底是什么？ 是谁那么大的权力，是谁可以那么任性，是谁在21世纪的现代世界中，竟然可以如此对于这么庞大的人口与城市，予取予夺，生杀无忌？ 就如同在朋友圈里流传的那样，没有“解封”的字样出现，自然也就没有“封城”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上海就如同草芥一般，随意遗弃；而如今，就如同草芥一般，随意捡起。 有什么理由欢乐，有什么理由庆祝。难道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应该泪流满面吗？ 延安高架上已经堵车了，外滩上的人们开始跳起舞来，人们在北蔡的街边摊上开始纵情饮酒。我当然并不是责备他们如此冷漠，谁人心责备那些被无辜套上枷锁的人，享受此刻久违了的“生活”？ 对，这原本只是我们的生活而已，而6月1日，这个原本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我们却燃放烟花，纵情歌舞，纵车狂奔，去庆祝一个原本就不应该庆祝的日子。 我担心的不是纵情，而是忘却，一切回归如常，什么都抵不过生活，什么都抵不过时间，什么都抵不过遗忘。 我们可能会以为一场灾难就此过去，当我们重新收拾心情蹒跚迈进明天的时候，我们的忘却，会让另外一场灾难随时在等待我们。 难道不是吗？难道我们见过的灾难还不够多吗？ 伍迪·艾伦在1989年的电影《罪与错》中，曾经说起，遗忘是人类共所建立的一种疗愈机制。因为当一种痛苦过于强大的时候，人们为了能够让目己生存下去，就故意遗忘了伤痛，以便让生活继续。 只是我很怀疑，遗忘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幸福吗？ 六月，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来追问吗？如果不曾封城，那么这两个月到底是什么？谁来为这两个月丢矢的时光负责？是谁关闭了医院，让那些无辜的人死在门口？是谁把人们封在小区里，任由他们挨饿？是谁丢掉了各地支援来的物资，任由他们腐烂在垃级桶里？是谁把变质的食物，卖给了官方，变成了政府物资？是谁封闭了道路，让亲人们永隔阴阳？是谁让那些逃离困居的人，长途跋涉，露宿在火车站？ 那么的违法、颟顸、贪腐，难道就此忘却吗？ 六月，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来弥合吗？那么多人在封闭中丢掉了工作，那么多人衣食无着，那么多的企业陷人了困境，那么多的努力付诸流水，那么多原本正在向上的、生长的事物，都在这一切不可名状的封锁中零落成泥。 难道就此忘却了吗？ 原谅我此刻无法建立欢乐的表情，或许我的沉重，来得那么不合时宜。在苦难过后，讨论欢乐是一件有罪的事情。而如果这个苦难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话，那么忘却就是一种耻辱。 拥有追问的勇气，拥有记忆的能力，拥有质题的坚韧，也许才是这个六月，我们应该坚守的一点念想。尽管我知遣，这个念想多么地微弱，而它被4/0/4的概率，又是何等地高昂。 这个四月，这个五月，将永恒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既是对我个人悲剧的纪念，又是对于这片土地上难以消解的过往的一中追寻。 我们的民族似乎特别善于遗忘和忘却。在每一场灾难之后，我们总是能够找回生存，找回生活，甚至，找回欢乐。 因此我们总在轮回之中，如同曾经的长安、洛阳、汴州、杭州、金陵。他们在一场场废墟中崛起，又在一场场兵燹与戾气中沦为废墟，宛如天命。 天命从来沉默不语，世人从来自作自受。 如果我们依旧那么轻易地谈论生活，如果我们能够那么轻率地选择遗忘，我们就会发现，在不远处，有另一外场无妄之灾，正在等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伦布碎碎念，原文已被删除）
我和许多人都讲过这个故事。 在纽约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在《纽约明报》当总编的朋友到他远在宾夕法尼亚的家里。我和他无话不说的，所以我们躲进他的地下室。 他跟我讲他父亲的故事。墙上贴着父亲的小楷，他曾经是民国时国立武汉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然后他突然痛哭失声。他自己是学历史的，匹兹堡大学许倬云的高足，他父亲的家学渊源。可是在美国几十年之后，他的儿子，已经连中文都不会说了。 我沉默良久，无以宽慰。 没有人能够责怪他，或者他的孩子。我们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你只能被生活推着走，连一点父亲的遗脉都留存不得。 大约我们都可以被称之为数典忘祖的人。我们这些号称以文字为生的人，写不出一首工整的七言诗，填不了一阙有意义的词，连陆机的骈体文，我读了好多遍都没读懂。 我们有什么资格谈中文呢？ 许多年前我曾经主理过一份杂志，名字叫做《书城》，职位是编辑总监。想想那个时候沈颢真是小气，连个主编的位置都不肯给我。 但那大约真是黄金一般的岁月。我去约稿的人，有李欧梵，孙康宜，哈金，陈宁，王德威，还有刘小枫，那个时候他还能写出非常优美的中文。 我忘了是谁，沈颢还是我，给了这个杂志一个 slogan，叫做 ” 再现文字之美 “。 但是沈颢写的那篇发刊词真好啊，《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好还有好文章可读》。 你当然可以想见那是多美优美的往事。在中文世界里最会写字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用最美的语言，讲述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事情。 那时我没有别的心思。文字之美就是我内心中的向往。所以我拿文字的尺度，去衡量所有给杂志写稿的人，无论他有多么宏伟的思想，或者显赫的声名。 最起码我没有辜负沈颢，也没有辜负那个美好的愿望，虽然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后来在《万象》邂逅冯象，在书店邂逅史景迁，在美国邂逅萨尔曼 · 拉什迪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狂喜的心情。 但是我们大约后来就失落了这所有的一切。不喜不悲，不嗔不怒。在一个末法的时代里，连人类最根本的尊严都可以抛弃的时候，讨论文字的尊严，未免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 我第一次看见田晓菲的《秋水堂说金瓶梅》的时候，震慑之心无以言表，那是我第一次脱离开情色而看见金瓶梅的慈悲。但是之后我非常坚定的一个认知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金瓶梅的时代。 所谓的末法，未必是毁丛林，灭僧尼，烧经书。这些肉体上的消灭，在历史上从来不过昙花一现，最终史家都把三武一宗写死了。在过去数十年里，是对欲望的全面放纵，把人性中最基底的丑陋宣扬出来，并且把它正义化。 我们无休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生活的享用。对于思维的匮乏，文字的糜烂，文人的困顿，毫不在意，纵声讥笑。 你不能做别的事情，一切的目的，都是肉身的满足。当欲望侵袭内心最底层的细胞的时候，索多玛就成为世间普遍的形态。 你以为交易可以永恒地进行下去，可是时间行进到今天的时候，浮士德已经开始来收取它所需要的所有利息。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一切，都不过是在偿还交易的利息而已。西门庆的清河县一定会一片狼藉的。欲望的翕张从来不会有别的结果。 文字的毁坏，其实不过是文化毁坏的一个外相而已。社交媒体、粉圈、小粉红、超话、自媒体、战狼，次第而来，把中国的文字一次次地践踏下去，变成了低幼化、敏感化、废话化、失去创造力，只是这场中国人以灵换肉，以灵魂交换繁荣的一个结果。 因为当你以文字和语言作为交换金钱的时候，只有越无耻，才能越富有。微博、抖音、快手、自媒体，哪一个不是在比赛无耻和恶俗？ 中国人精神追求失去了底线而已。 王左中右是我的朋友，我当然赞成他所有的判断。中文不是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它死了很长时间了，尸体都已经腐烂了。 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敢说，还是不愿说。死因就是这场长达 40 年的交易。 我最近在听山东大学的左传课。晁岳佩老师非常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讲解《春秋左传》。真美啊。 不仅仅是文字啊。周公所设立的礼仪制度，圣人在字里行间的幽微之处，那些乡野鄙俗的自我约束，婚丧嫁娶的情感婉转。这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理路。 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无法伟大，而是因为这个民族束缚重重。 你看看，哪怕只是松了一点点绑，我们就可以看见 20 岁的年轻人写出美好的柳公权，30 岁的学者谈论魏晋清流，40 岁的专家重拾左传，50 岁的作家进入世界，60 岁的科学家响彻世界。 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没有希望的了。我们在小的时候没有上过私塾，所以长大了读不懂尚书和文心雕龙；我们也不敢去深入探究圣人的微言大义，更不敢去触碰润之伍豪的奇闻轶事。 下一代人有没有希望我也不知道。但是看着 90 后 00 后一幅颓唐无知的样子，我对他们基本上鄙夷多过于期待。我很能看见一些有着冀望与迷惘的眼神，但是非常不幸，你们所生长的土壤都带有强大的毒性，你们大约连超越我们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如果连下一代都不能期待，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每个人都喜欢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句，但是我其实更喜欢它的前面两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3000 年了，春秋还在，左传是从墙壁里挖出来的，苏东坡是抹也抹不掉的，纳兰词也会永恒地在那里。 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哭的。从历史的角度上说，我们这一代废了，我们的下一代也废了，再废一代好了，总归有一天中国人的孩子会重新捡起左传、苏学士和纳兰容若。小楷会有人写的，圣人会有人传继的。 借用沈颢的话说，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好还有中文可以读。 我们捐此残躯有什么好可惜的，我们原本不过是摆渡的人。我们曾经僭妄地以为我们可以成为渡到彼岸的人，现在想想，成为一个摆渡人也没有什么不好。 王兄，耐心点。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告诉孩子们，中国很美，中国文字很美。你们要记住。 其它的，还有一句话。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等着便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清川书房，原文已被删除）
5月8日，母亲节，下午两点十七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无法准确地掌握这个概念。没有妈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将会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我依然关在上海的房子里，每天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去接受核酸，回来做饭，晚上睡觉。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关于母亲的讨论，而每一句都在提醒我：我没有妈妈了。 1， 5月6日下午，我哥哥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回家。我还嬉皮笑脸说，回不了啊，还关着呢。 哥哥犹豫了半天，还是说了：妈妈摔倒了。 妈妈80多岁了。我吓了一跳，但是老人家摔倒，也正常啊。 他说，120来了，正在送医院，要有心理准备。 我哭了起来。他骂我，哭个屁。我先送她去医院了。 我想回家。我开始打电话。找同学，找朋友，找12345。 网上找到莆田市的政策，和上海有关的，凡是上海回家的，方舱隔离14天。 我打了莆田市12345，对面的一个女性接的电话，我说了情况，她说，我连线仙游县防疫指挥部。我们进行了三方谈话。 仙游县的政策很明确，上海回到仙游，方舱隔离14天。 我知道，正规途径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我想通过私下渠道。 于是我找到了两个同学，都是本县村镇的基层干部，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其中有一个跟我说，不可能，别想了，肯定方舱，没有人敢批。 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以前发生的案例。有人冒险回去了，结果是阳性，所以仙游县现在加强了，所有上海的，必须方舱。 我又找了市里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等消息，他想办法去协调。 我等不了。我又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分别在县里的防疫部门有熟人。我跟一位防疫部门的领导打了电话，我想问他，有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申请，有没有特殊人群可以例外？ 领导说，没有，连援沪的医务人员，都要隔离14天。 晚上，莆田的朋友回电话：不行，没有任何人敢批。 2， 5月7日，妈妈已经回到家里，出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颅内出血。 我想通过非法途径回去。 和小区的居委会联系，居委会很通达，很同情，说，你得让老家的村里打一个情况说明，我们开通行证。但是你同时要写保证书，保证不再回来。 她好心地警示我：之前有一位想回重庆，但是在高速路口被劝返，现在只能在路上流浪，既没法回去，也回不来。 我想的方法是，借一辆外牌的车，开到离仙游境内不远的地方，让家里人想办法，拿一个仙游的手机，这样我就不会有行程码的问题了。但是还必须和身份证配套。 老婆提醒我，万一发现，你要连累家里人。破坏抗疫，要坐牢的。我不怕，可是我不能连累家里人。 我打了福州的12122，莆田的12122，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有问题。福州的回答说，只要你不下高速，我们不管。 莆田说，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管。但是要下高速，都有路卡。上海回来的，都要方舱14天。 我给村里的干部打了电话。他说，现在村里接镇里的通知，凡是上海的，都不给开情况说明了。 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和姐姐视频连线。妈妈插着呼吸机，脸上都是浮肿。姐姐哭得不成人形，说妈妈身体机能退化了，打了点滴，都排不出去。姐姐很自责，说如果到家就马上把红包给妈妈，可能就压住了。 我只能和姐姐一起哭。我说姐姐你别这样，这都是命。 我一晚上都在研究仙游和莆田的政策，还有国务院的政策。最后在国务院的小程序上看见，莆田的政策是：凡是从中高风险所在的地区回去的，居家隔离7天，医学观察7天。 如果是居家隔离的话，我可以接受，我能看见妈妈就好了。 3， 5月8日，母亲节。中午的时候，我又给莆田市12345打电话。换了一个小伙子，他的记录上有我的情况。我说，按照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 他还是连线仙游县的防疫指挥部。一位女士接了电话。我要她的工号，她说没有工号。我问她的姓名，她不肯透露。 我说，按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她说，我们仙游的政策，就是方舱隔离。我说，我查了国务院客户端，莆田市的政策就是居家隔离，你们的政策是地方政策，我要求按照国务院的方法执行。 她说，你让乡镇申请。 我问，乡镇往哪里申请。她说，往我们这里申请啊。 我只能继续打电话给村里。村里的干部说，我查一查。 我只能继续问我同学。同学说：咱们两个，我跟你说实在的话。居家隔离就是一人一房一厕，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你回来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个隔离条件，全家都要隔离。如果万一出了情况，要从村里的干部开始处理。你这么做，要连累很多人。 我在像一个僵尸一样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来了，说，如果你实在要回来的话，我帮你打报告。 我犹豫了。我给镇里打过电话，镇里说得很清楚，上海回来必须方舱隔离14天。我还是坚持说，国务院说了，可以居家隔离。我们拉锯了很久，镇里最后说：那你让村里打报告吧。 所有的风险都在这里： 村里打报告，镇里会批准吗？镇里批准了，县里能批准吗？ 我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被劝返？虽然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些帖子，说只要能上高速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会不被劝返吗？从上海到仙游，中间有那么多的关卡，任何一个关卡，都有可能让我变成一个高速流浪者。 我更加恐惧的是，即便我真的能够一路畅通回到家里，居家隔离的方法到底会是怎样？我回到家里，在上海解封之前都不得回来。到底要多长时间？我还必须要照顾上海家里人。 我和英杰打了电话，他说，不管怎么说，搞清楚两件事情：第一，让村里把申请开出来；第二，打电话问清楚高速公路的政策。 我和姐姐又视频了。妈妈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我喊她，她也没有回应我。姐姐说，昨天下午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流了眼泪。姐姐问了她熟悉的一个医生，医生说，只是回光返照。 医生跟姐姐说，妈妈是有福相的人，不要打扰她了。现在勉强去做什么，都只会让妈妈更痛苦。 我心里非常撕扯，我没法下定决心。我既怕我付出努力，却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回家能不能看到妈妈；我又怕我回家，会不会像我同学说的那样，连累到家人。如果连累他们，连后事都没法办，那我回去，不是让妈妈更加不安宁？ 我还是先搞清楚英杰说的那两件事。 我和姐姐视频完，刚打了两个电话，姐姐的电话就来了，她哭着说，我们没有妈妈了。 我们没有妈妈了，我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4， 我在这个圈子里转了三天，没有一个能够回到家里看妈妈的方法。 我知道，是我不够坚决，我不能不管不顾地冲回去，也许我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我是一个懦夫，罪人，不孝之子。我都承认，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有什么比见妈妈最后一面更重要的事情呢？ 可是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我回不到家里，就被方舱隔离；我害怕我回到家里，赶不及见妈妈最后一面；我害怕回到家里，连累家里被隔离，连后事都无法办理。我害怕不但见不到妈妈，还变成高速流浪汉。我害怕回到家里，却必须和上海的家人相隔长久。 我就是这样一个懦夫，一个没用的人，一个抛弃了妈妈的不孝之子。 5， 今天，我在上海的家里，用视频和妈妈告别。 从上海封城以来，我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出于公愤。其中有许多不公正的死亡，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许多的人道灾难。 我很愤怒。但这些愤怒依然遥远。 我现在已经不再愤怒。因为愤怒不能改变任何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把你的愤怒当成一回事。 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我期望，所有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中，遭到伤害的人，都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当成一场私仇。 不要以为只有公愤才有用。私仇积累多了，就是公共仇恨。所有的公愤，都是由私仇所积累的。 我会用私仇的方法，去报复那些阻止我去见妈妈最后一面的人。也不要说，这个体制，都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我确切地知道，谁是我的仇人。 所有的体制，后面都是一些明明确确的人，不是模糊的。模糊的只有那些中下层的执行者，他们是可怜虫，是帮凶，是卑微的像蛆一样活着的人。如果你们的悲剧中能找到、能记住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你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管这个体制是怎样的，我将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和我后半生所有的力量，去报复你，这个具体的人。 在我的案例中，我很难找到具体的人。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谁是我的仇人。 6， 在中国，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做子女不孝，就不如禽兽。 我是一个不孝的人。我是家里的幺儿，我哥哥姐姐都说，妈妈最疼我。但是妈妈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 我这几天睡得都特别死。我以前经常梦见妈妈。可是我这几天都没有做梦。会不会是妈妈责怪我，不肯来看我？ 妈妈不要责怪我，求求你来看看我。 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 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 在这场滔天的灾难之中，我个体的悲剧，可能是很小的，相比起那些直接的受害者来说。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灾难，天大的仇恨。 妈妈养我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什么用？生不能在膝前尽孝，死不能在灵前痛哭。 妈妈，你能不能再打个电话来骂我？我保证不和你顶嘴，保证不吼你，保证很耐心听你说话。 妈妈。 （文章作者是媒体人连清川， 前《南方周末》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曾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大家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章现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