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万购公寓楼 以本·罗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截止本文发稿的当天，被中共当局陆续对外公开点名的“孙力军政治团伙”中，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在内的总共7名成员已经被宣判了6个。依宣判的时间顺利是：本月21日，中共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利用担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案件办理、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43万余元。 同日，中共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春节前至2020年1月，利用担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宜昌市政府副市长，宜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特殊号段车牌办理、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267万余元。 同日，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1998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子女入学、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33万余元。二，2018年3月至2021年4月，在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违背信息化技术发展和项目建设规律，在山西省公安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等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天后，即本月22日，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和徇私枉法罪判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2005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北中共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二，2014年至2015年，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傅政华徇私枉法，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尚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同日，即本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1993年至2020年，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伙同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余元。二，为谋求本人及他人职务晋升等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共计9731万余元。三，明知娄河涉黑犯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长期放任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帮助该组织逃避查禁与打击，并为该组织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四，利用职权为其本人及亲属、特定关系人等违法办理多份虚假身份证件。 又过了一天，即本月23日，中共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被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法院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2001年至2020年4月，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及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亿余元。二，2018年上半年，应他人请托，指使有关人员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帮助他人避免损失1.45亿余元。三，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 综合分析和比对习近平当局对如上6人的“司法处理”结果，不出笔者本人预料的，主要是对孙立军和王立科的“刀下留人”。 两个月前，笔者即已经为本专栏撰写《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一文，分析了孙力军被起诉的三大罪名中，只有受贿一项是有死刑的，只要是数额足够大。现如今公布的6.46亿人民币受贿金额，已经是判死罪的金额了。至于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就要看习近平留下这个活口是否还有必要了。 从杀猴儆猴和杀猴儆鸡的角度考虑，直接把孙力军剁了最能体现直接听命于习近平本人的中共公安部纪检组所谓“刀刃向内”的威慑力。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警匪、警渣们虽然不大可能会全都改邪改正 — 即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不敢腐”，但“团伙做势”的事情恐怕是要收敛了。 但是若从杀鸡儆猴的角度考虑，留下孙力军这个“活口”，对那些至今仍然留在台上，或者说已经“平安降落”的孙力军的前上级们来说，则随时都有阻吓作用。无论是孟建柱还是郭声琨，只要习近平下决心不再让他们安享晚年，就可以随时从秦城监狱里把被判死缓外加终身监禁的孙力军提出来，安排他再“交待”出点上级需要他“坦白”的内容。 另外，今年七月，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了《死缓加终身监禁可能是王立科和孙力军的最好下场》，以及《正在和孙力军一起期盼习领袖恩赐免死牌的王立科》两篇文章。文中预测，“到孙立军一审开庭，吉林长春同一个法庭里对王立科的庭审已经结束，不日内即可对外宣布的判处结果，最可能的是死缓”。 说起来，整个“孙力军政治团伙”，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共6名陆续被宣判的高阶警渣中， 王立科不但是罪名最多，主罪之外的其他几项罪行也是最为严重，其中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伪造身份证件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而如此罪行累累，可谓恶贯满盈的王立科最终也能被当今圣上免死，中共官方的宣传文章中已经点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主动到案”。称他为第一个主动投案的省级政法委书记，意思是具有模范意义，感召更多的省以及省以下的政法委书记们主动投案。 如果说，王立科的被判决结果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伙长”是同样待遇是笔者的预料之中的话，该团伙中的唯一一个正部长级的傅政华也判了死缓而且还附加终身监禁，实乃笔者意料之外。 今年7月底和8月初，笔者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相比孙力军，傅政华被轻判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最大》、《从周永康的下场看傅政华和孙立军的命运》两篇文章。文中认为，相比于孙力军的个人受贿6.46亿，傅政华被公开宣布的受贿金额，而且还是与他人共同的受贿金额则只有1.17亿，所以应该会领受比孙力军要轻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傅政华刚刚过亿的受贿金额，是中共截止目前对外公开的所有副省部级以上的亿元贪官中，受贿金额最少的一个。 以下列出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部分受贿额度比傅政华高，但获刑却比他轻的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于2018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受贿金额是1.569亿余元；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陈刚因受贿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受贿额1.29亿元；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无期，受贿额是1.29亿余元；中共河北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受贿额是1.46亿；中共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2378亿元；中共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金额是1.69亿；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数罪并罚，其中受贿罪判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46亿余元；曾经先后在海南、重庆和广东三地担任过省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中共前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因涉案金额2.32亿元(受贿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但未附加终身监禁。 总之，傅政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以来，从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陆续抓捕的亿元级贪官中犯罪金额最少，但却量刑最重的一个。6年多前，第一个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狱的高贪白恩培，受贿金额为2.46764511亿，是傅政华的两倍以上。而截止目前，被判处死缓还附加终身监禁的其他巨额贪官的犯罪金额，全部都在4亿多人民币以上。 从如上例证中不难看出，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一定会对傅政华的被从重量刑感到吃惊。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此前即已经分析说：从目前判处终身监禁的几个案例来看，落马官员会不会终身监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受贿金额，“受贿金额超过两个亿，一般就会终身监禁。朱明国因为受贿金额不够两个亿，所以并没有终身监禁。”但傅政华的受贿金额刚满一个亿，居然也和孙力军一同被终身监禁了，足见习近平对这个傅政华是有多恨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距离中共二十大仅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共当局却在此时抛出震撼弹，被认为是习近平向政治对手发出震慑警告。9月22日，中共司法部前部长、公安部前副部长傅政华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傅政华是中共官方通报中“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有分析指，傅政华是个投机分子，他实际投靠的应该是孙力军背后以江派为旗帜形成的反习联盟。 22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傅政华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傅政华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犯罪所得全部上缴。 傅政华被指控，于2005年至2021年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私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7亿余元。 傅政华2014年至2015年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傅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致傅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通报称，傅政华提供其它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傅政华于去年10月落马，今年3月被“双开”。当时官方通报，傅政华的罪名多达十项，包括“从未真正忠诚于中共”，“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等。 但今年7月受审时，傅政华的罪名变了，变成了受贿和徇私枉法。 时政评论员横河7月在他的《横河观点》节目中分析，官方此举是故意放出信号，傅政华双开时的政治罪名是为了震慑潜在的反习势力，但这些罪名大多数在法律上没有意义。如“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这些都属于中共党内政治效忠问题，和国家法律没有关系，只能用党内的家法处理。 目前习当局确认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共7人，包括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上海市前副市长、前上海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前副市长、前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江苏省委前常委、前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山西省前副省长、前公安厅长刘新云，公安部前副部长、国家安全部前纪委书记刘彦平。 这7人中，刘新云、龚道安、邓恢林在同一天，即傅政华被判刑的前一天（2022年9月21日）分别被判处14年徒刑、无期徒刑、15年徒刑。 王立科于2022年6月17日受审，孙力军于2022年7月受审，刘彦平于2022年9月9日被逮捕。 傅政华等人被宣判的时间接近中共二十大，有观点指，中共有在重大会议前清场的习俗，涉及中共高官各方的暗中角力，判决是宣告结束各方博弈，以便把注意力转到会议上的争夺。选在这个时间点就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观点称，几人接连被判刑，是中共当权派对政法系统、乃至于全党上下的震慑之举，程度上且是文革结束40馀年来所少见。目的既是警示全党反贪腐的决心，更是对存有二心者的示警。 有评论指出，主角孙力军的审判程序仍在持续，是否可能也会在中共20大前作出判决，量刑将有多重也引发关注。一般预料，孙立军遭检方起诉时被指控的罪行，用词十分严厉，预料未来所获刑度势必不轻，因为同样需要成为震慑全党的象征。
中纪委19届6次全会开幕前，北京宣布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治罪，中纪委会议期间，播出了中纪委反腐片‘零容忍’，第一集核心人物就是孙力军。中纪委全会20号闭幕了，公报说，“对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毫不手软”。孙力军案似乎是这次全会的前奏，又是这次全会的注脚。 孙力军一案被定性为“政治团伙案”，但如果去看新华社1月13日的报道，当局正式指控孙力军的罪名却是经济犯罪，比如贪污数额“特别巨大”，其中也有两个比较新鲜的罪名：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并没有提到去年九月指控他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控制要害部门，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香港时评人林和立认为，以经济控罪掩盖政治问题是中共常用手法，目前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可能不想把这件事与党内斗争扯上关系。 但问题是，“不入罪”的罪却在几乎同时间播放的中纪委“反腐片”‘零容忍’第一集里成为显耀的大罪，‘零容忍’抖出一个孙力军如何经营“小圈子”，为何铸造“政治团伙”的内情。政治评论员邓聿文分析，‘零容忍’呈现的场景显然才是孙案的要害所在，而孙被起诉的那些罪名，不过是从刑法上坐实他的犯罪而已。 孙力军被抓之前是公安部副部长，在2020年4月19日落马前的2月份亲自前往武汉“查勘”，为习近平3月10访问疫区部署。3月5日孙还在武汉介绍两名女警“火线入党”。四月份，他突然被拉下马了，当时据传说他有向海外传递疫情消息，因此有了后来的“私藏私放大量涉密资料”罪名。这次当局新定的罪名，令人吃惊的一条是操纵股票市场，另一条是非法持有枪支，令人感到同样的荒诞。 孙力军是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专门有人民警察携带枪支管理规定，作为警察头子之一，携带枪支，一般不应视为问题，更谈不上非法，为什么成了罪名呢，颇为蹊跷。孙当年为习近平访问武汉一路安排，保密兼保卫，只有最高层信任的人才会被允许这么做，担任保卫最高领袖的任务，持枪应该是正常的？否则如何保卫？由此成为一条罪名，显然孙已被视为对党的领袖构成危险的人物。 而真正让习近平忌讳的，从‘零容忍’披露的信息看，不是孙力军非法持有枪支，而是他拥有一个“政治团伙”。 这部片子依照习近平打击党内“团团伙伙”的逻辑，揭出了为什么孙力军最终让中共高层感到害怕的深层原因。‘零容忍’一开局就披露了孙力军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如何“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还指他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后有一个“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的“十五年规划”，按照这个升官图，十五年后，孙力军是否就可进入“常委圈”了？但是这真的是孙力军的升官图吗，如此一厢情愿？ “团团伙伙”是习近平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三令五申要严禁的，孙力军就被揭发有这样一个所谓“政治团伙”，而且盘踞“政法系统”，号称“政法五虎”，五虎者，孙力军，龚道安，邓恢林、王立科、刘新云。被指“在政法系统权高位重”：孙力军曾任公安部副部长；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四人的高升都与孙力军有密切的关系，四人最后都成了身居政法要位的人，自然被视为孙力军小圈子中的一员。有一个疑点，孙力军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帮助“团伙”晋升的时候自己才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他只是在2018年升至副部长，那时其他四人都已经晋升副省部级官员。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零容忍’揭露他身居关键位置，有的送钱拉拢他，得到他的帮助推荐，有的是他倒贴钱，比如龚道安，他觉得龚道安前程远大。但有人指出，孙力军他做过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孟建柱的秘书，孟2012年进入政治局，担任政法委书记。孙力军利用自己曾经担任他的秘书的有利位置及建立的人脉，广泛网络。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分析称，“政治团伙案对党造成的损害更大，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查处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消除了党内一大政治隐患。“从中共每次重要会议都要言必称“两个维护”看，消除了党内一大政治隐患，实际指的是消除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大政治隐患。 中纪委播放‘零容忍’有点把孙力军或者他的小集团当作一个放大的靶子，拿来教育中纪委全体委员，震慑全党，让那些私下互相有联络的官员，当心了，弄不好就是孙力军的下场。从孙力军一案也可看出，习近平对保卫党中央的“刀把子”仍然严重不放心。 ‘零容忍’透露，原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一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观察人士预计，习近平清理“政治团伙”不会放松。
在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孟宏伟因贪腐入狱两年后，法新社称，中共官媒于11月14日宣布孟宏伟妻子高歌面临司法起诉。不久前，高歌首度公开露面，向外媒披露中共是“吞食自己孩子的魔鬼”。 据法新社引述中共官媒12月14日的报道指，中共司法系统指控孟宏伟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职权”收受1446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贿赂，目前只追回170万元，司法部门打算追回剩余的钱。 中共官媒报道称：“证据显示，孟宏伟接受的大部分贿赂都在其妻手中，由她支配使用（…），据信他的妻子人在法国”。 根据同样的消息源，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表示愿意帮助有关当局从他的妻子那里追回剩余的非法资产”。高歌被控与其夫“合谋”，她的案件现在被“分开处理”。 不过相关报导在互联网无法查询，目前不知道是被删除还是其它原因。 在中共官媒发布该消息的近一个月前，即11月18日，居住在法国里昂的孟宏伟妻子高歌，首次以公开露面的方式接受美联社记者的采访。 相关文章：孟宏伟妻首公开露面 批中共是吞食孩子的“魔鬼” 高歌说，“我有责任露面，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过去3年我学会了如何与（北京）当局这个魔鬼共存，就如同我们知道如何与COVID-19病毒共存一样。”Grace在接受访问时用“魔鬼”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政府，并说，“因为他们吞食自己的孩子。” 同时，高歌还呼吁国际刑警组织“确保”其丈夫“仍然活着”。但国际刑警组织却以中立和独立为由，称其无法干涉各国的司法程序。 孟宏伟是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2016年11月被任命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原本是4年任期，但孟宏伟在担任该职务两年后的2018年9月返回中国后消失。2018年10月，孟宏伟的妻子高歌向法国里昂警方报案，并以不露面方式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控诉孟宏伟遭到中国当局政治迫害，引发国际关注。 孟宏伟妻子高歌早前以不公开露面的形式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JEFF PACHOUD/AFP via Getty Images） 记者会召开不久后，中国政府发布一份声明称，孟宏伟涉嫌贪腐遭拘押。美联社报道称，这说明孟宏伟成为因中共党内铲除异己而落马的一位高官。 2020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孟宏伟有期徒刑13年半。
11月18日，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召开前夕，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首度公开露面，她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形容中国政府是吞食自己孩子的“魔鬼”，并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告诉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据美联社11月18日报道，高歌这次以公开露面的方式，直面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冒着生命危险控诉中国政府的迫害与暴行。 目前居住在法国里昂的孟宏伟妻子告诉记者自己更加希望以Grace Meng的名字接受采访，而非她的本名高歌。Grace Meng说，“我已经死了，又重生了。” Grace Meng说，“我有责任露面，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过去3年我学会了如何与（北京）当局这个魔鬼共存，就如同我们知道如何与COVID-19病毒共存一样。”Grace在接受访问时用“魔鬼”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政府，并说，“因为他们吞食自己的孩子。” 孟宏伟即将满68岁，但Grace Meng没有任何有关丈夫的下落和健康状况的信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孟宏伟在2018年9月25日去北京工作的时候发的两条短信。第一条写着“等我电话”，四分钟后的第二条信息是一个厨房刀的表情符号，显然是在示意危险。Grace认为很可能是孟宏伟在公安部的办公室发出的。 自那时起，Grace与丈夫没有任何联络，她的律师向中国政府发出多封信，至今仍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甚至不知道丈夫究竟是死是活。 Grace Meng说：“这已经让我难过得不能再难过了，当然，这对我的孩子也同样残忍。”Grace Meng流着泪接着说：“我不希望孩子没有父亲。每次他们听到有人敲门，总是会盯着看。我知道他们希望进家门的人是他们的父亲，但每次他们意识到不是的时候，都会默默地低下头。他们是非常勇敢的。” 同样的，Grace Meng也没有任何有关她家人的消息。她的父亲在她离开之前罹患癌症，她想尽办法试图延长父亲的生命，但现在她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 Grace Meng强调，“当然，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大悲剧，是让人极其痛苦的。但是我知道，类似的悲剧在许多中国家庭中发生。” 2016年，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但他的任期只过了一半就突然结束，因为孟宏伟在2018年9月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2018年10月，孟宏伟的妻子高歌向法国里昂警方报案，并以不露面方式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控诉孟宏伟遭到中国当局政治迫害，引发国际关注。 孟宏伟妻子高歌早前以不公开露面的形式接受媒体采访。（图片来源：JEFF PACHOUD/AFP via Getty Images） 记者会召开不久后，中国政府发布一份声明称，孟宏伟因为并未细说的违法行为而被调查。美联社报道称，这说明孟宏伟成为因中共党内铲除异己而落马的一位高官。 随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孟宏伟的辞职信，但信中只有两行字，而且没有孟宏伟的亲笔签名。 对于国际刑警组织宣布孟宏伟已经辞去主席一职且立即生效一事，高歌予以谴责，并认为一个在全球执法上进行合作的组织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只会助长北京的威权行为。 2019年，中国政府宣布孟宏伟被开除共产党员资格，并指控孟滥用权力来满足其家庭的“奢侈生活”，并允许其妻子利用他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 2020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孟宏伟有期徒刑13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法院说孟认罪并表示后悔。 高歌多次接受外媒采访，公开指控中国官方拿不出孟宏伟涉罪的确切证据，并谴责中国当局指控、拘捕和处置孟宏伟是出于政治动机。 高歌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已经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他们目前受到法国警方24小时的保护。高歌此前曾怀疑有中国特工企图绑架她和孩子。
9月30日，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登通报宣布，决定给予孙力军开除党籍处分；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孙力军今年52岁，山东青岛人。1999年，孙力军获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项奖学金，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公共卫生管理。回国后，孙力军从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翻译升任至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随后他加入国家安全部门，2017年12月，他被任命为公安部下属的港澳台办公室主任。2018年3月28日，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 去年2月中国疫情爆发后，孙力军曾以中央指导组成员身分，前往武汉督导疫情防治工作。4月中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突然宣布，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如日中天的孙力军为何会突然落马？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孙力军的六宗罪 根据中纪委700字的通报，孙力军犯了以下六宗罪： 一、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二、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四、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 五、生活腐化堕落，长期收受大量贵重物品； 六、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我认为妄议中央的罪名可以安在任何一个官员身上，因为每个人都要讲话，很难不议论政治，不说宫廷笑话。至于生活腐化和经济贪腐是中共官员的标配。中共就是一个黑帮，不腐化和贪腐根本就混不下去。人家都穿黑衣服，你一人洁白如雪，你不是另类是什么？所以，这些根本就不是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孙力军落马呢？ 时政分析人士胡平先生认为，“他（孙力军）长期以来腐败，怎么这次才落马？那就证明说你习近平的反腐败是‘选择性反腐’，不管多腐败，收不收手，只要你在政治上对习近平来说是可靠的，你就能安然无恙。” 胡平指出，通报中有一段话，点名孙力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才是最关键的一条罪名。 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认为，孙力军有留学经历，学的又是公卫专业，这在中国政法体系中确实不多见，尽管外界不清楚他究竟掌握什么机密疫情资料，或是有没有泄露什么消息给外界，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至少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激烈化，中纪委在通报中已经毫不掩饰了。” 第二，孙力军落马的真相 我赞同胡平和滕彪的看法，习近平拿下孙力军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内部权斗，二是新冠疫情涉密材料。中共权斗从未间断，毛泽东就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私藏私放疫情材料如果没有泄密，也不至于让习如此痛下杀手啊？这两个原因为何导致孙力军滚鞍落马呢？ 首先，孙力军和公安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一直有矛盾。王小洪是习近平的亲信。孙力军留过洋，能说流利的英语，49岁就已经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所以，他对大老粗王小洪一直看不起。王小洪也将孙力军视为眼中钉。王小洪没少在习近平的面前告孙力军的状。 其次，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增加了习近平对孙力军的不满和猜忌。2019年6月香港爆发的反送中事件是习近平没有发现的黑天鹅，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政治挫败。它不仅使港人与中共分道扬镳，也使习的统一台湾成为中国统一之父的梦想破碎，更使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形象毁于一旦。中共在香港安插了众多情报人员，为什么对反送中事件竟然毫无觉察？习近平对反送中事件耿耿于怀，思前想后，习近平总觉得中共内部有鬼，也对负责港澳事务的孙力军越来越不满。 再次，孙立军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害了他。孙力军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公共卫生管理专业，所以，当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他以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他脱颖而出。他主动请战要深入武汉疫情第一线。到达武汉后，孙力军体现出对新冠疫情的极大兴趣，不仅深入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调研，并且要求武汉政府和病毒研究所提供了大量疫情数据。但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王小洪和习近平的猜忌，他们在想孙力军要干嘛？莫非要将疫情机密材料泄漏给美国和澳大利亚？于是暗中对孙力军进行调查。发现他曾向腾讯公司的前副总裁张峰索要微信数据，并且与澳大利亚籍央视主持人成蕾交往频繁。这些信息进一步证实了习近平的猜测，于是先拿下再说，避免延迟带来灾难，这样孙力军就落马了。 当然，这个说法是我的猜测，但是有依据的。一是，今年2月1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科技业巨头腾讯公司的的副总裁张峰涉嫌将微信收集的用户个人资料交给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知情人士还透露，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张峰与孙力军分享了哪些信息，以及孙力军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做什么。 二是，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今年2月8日证实，中国政府已正式逮捕了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工作的澳洲籍记者成蕾，她被指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成蕾是在2月5日被捕，去年8月遭到拘押。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分析指，成蕾一案很可能与澳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关，而是与中国国内政治问题有关。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毕尔·伯图斯说，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中国警察曾经上门，到他的住处询问成蕾的情况。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分析认为，成蕾被抓涉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应该与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有关。他有两个理由，首先，他所了解的所有类似的被临时拘押的案子，家属一般都收到来自国安的通知，而成蕾的家属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说明中国官方看来是有难言之隐。其次，孙力军在澳洲留学时，曾经与成蕾有过接触，北京或许是想通过她了解更多孙力军的信息。 综上所述，我认为是孙力军和王小洪的权斗引起了习对孙的戒备，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突然爆发加重了习对孙的不满，新冠疫情爆发后，孙立功心切，表现太积极导致习猜忌并认定孙要投敌跑路，于是先下手为强。至于孙被抓后，中纪委自然要立功将此案办成“铁案”。 我说孙力军冤是指被抓这件事，但他作为中国的打手还真没少做坏事。《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曾撰文指出，孙力军这几年充当习的打手无恶不作，迫害709律师群是他，抓捕香港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桂民海等是他，2019年派警到港镇压“反送中”是他。党内斗争抓肖建华是他，抓吴小晖也是他，再远一点儿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事件他都充当马前卒。香港的反送中全世界都看到了警察的暴力令人发指，而这些施暴的警察被港人发现有不少是说普通话的警察，有些则没有警号，这些警察正是孙力军派到香港镇压港人的中国公安。许多涉及港澳台的脏活，黑活都是他亲自出马所干。 孙力军干活太卖力气也不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独裁者对酷吏既爱又恨，爱其狠劲，下得了狠手，但又怕其不忠，对自己反目。王立军就像魔影一样在习近平眼前晃动，孙力军的命运在那一刻注定了。 孙力军的下场其实是中国精致利己主义者命运的缩影，他们聪明勤奋，有专业知识，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在官场上成功。他们没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甘心成为中共暴政的马前卒。他们不是平庸之恶，而是主动为恶。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孙力军本以为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到了，但他不知道习近平要的不是能臣，而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在习的眼里，中国是赵家人的江山，赵家人要世世代代坐江山、吃江山，决不允许有他人染指和有非分之想。 （全文转自议报）
中纪委宣布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被双开，官媒称“措辞极其严厉”。孙力军曾留学澳大利亚，是中共官场中罕见的具有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学位的高官。 这类案件，当局不会提供细节，字里行间推敲下来，似乎与中共明年召开的习近平第三次连任总书记的20大有关。 罪过首桩，背弃“两个维护”，意思是对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够忠诚，这一指控是很严重的，也是对对手最有震慑力的，忠诚度不够，下场就是双开，然后送去法办，忠诚度如何不够，没有任何细节。 但有一句话令人惊异，说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毛泽东时代给对手安上的最大罪名之一就是“野心家”，指责对手有取毛而代之阴谋篡权的意思，其实都是毛的猜忌心重所致。但孙力军级别只是副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觊觎大位？甚至欲取习而代之，或者是帝王般的习近平的幻觉？耐人寻味。 另外一个指控是孙力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孙力军是十九大代表，应是习近平横扫贪腐官员五年大清洗之后的新晋官员，竟然已“形成利益集团”，而且“控制要害部门”，这句话透出的要害是，孙力军位居公安要位让人忌惮，从习近平外调野战军军官负责中南海警卫，近年三番五次大肆整治公安和政法部门，习对自身的安全有明显的顾虑，对眼皮底下的人不放心，尤其忌讳他们“成伙作势”。 假如孙力军的野心和能力还不至于“犯龙威”，上述罪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杀鸡给猴子看，猴子是谁？不清楚，至少是习近平忌讳的一种势力，或者是虚拟的势力，在20大前夕，习的心态似乎很不平稳。但是比起上述这些罪名来，让许多观察人士惊异的是另外一条罪名：孙力军 “在抗击COVID-19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从指控的语句逻辑来看，孙力军的罪过是“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而这些涉密材料与COVID-19疫情密不可分。从中国媒体公开的报道看，武汉疫情爆发直至习近平视察武汉，那段时间孙力军的工作重点就在武汉，如果他拥有大量涉密材料，应该是指他在这一阶段获取的。 下面是根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梳理的孙力军武汉活动的简略时间表： 孙立军是武汉疫情期间中央赴鄂指导组成员之一。他在武汉的工作是在中央指导组的统一领导下，牵头负责运输和处理，落实“应收尽收”的要求，但因为他是公安部的，工作的重点应是安全。 2020年2月上旬武汉疫情最严重期间，孙力军被中共中央派赴武汉督导防疫工作。2月10日央视新闻联播，就有孙力军出现在湖北，一行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视讯连线的画面。 2020年2月19日，湖北原来的省委书记被免了，这位副部长还与习近平亲信、从上海调来的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前往武汉市公安局，督导当地公安部门 的防疫工作。 2020年2月23日，中央指导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会上的重要讲话。孙立军出现在画面中，这也是中央指导组在湖北的首次公开集体亮相。 3月5日，他为两位武汉公安突击队”95后“女民警“火线入党”担任入党介绍人。他教导新党员：“疫情防控斗争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冲锋的地方；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奔赴的地方。” 3月11日，习近平终于去了武汉视察，作为负责公安的孙力军，之前所作的一切应是为总书记视察武汉铺路的，习近平迟迟不去，据指是害怕又传染的危险，孙力军为给总书记铺路，去了“防控斗争中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是大量死人的医院？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得而知。 路透社提供的照片显示，4月7日，孙力军还在武汉出席了一次有关疫情的会议。 4月19日，孙力军被指“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立案调查。从落马到双开，持续了17个月，远远超出其他落马的政法和公安高官。 从常理讲，孙力军作为中央派往武汉督战的公安部负责人，调查疫情内情，死伤数据，其主要目的不是防疫而是封锁消息，尤其是当时武汉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公开的人数，国际舆论的压力又极其大。据指孙力军当时在武汉“一手遮天”，甚至控制了地方和中央的电话通话内容，他本人可自由出入最机密的P4实验室，收集了许多病毒证据，但这应视为是孙力军的份内工作，“合法合理”，不能说是私下收集疫情核心机密，“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这其实是后面被视为“犯事”后追加的罪名。 作为公安部副部长，掌握一些秘密材料，秘而不宣，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很难说存在“私藏私放”，除非他早有“留着一手”的想法。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他掌握的这些材料泄漏了信息，或者说这些材料泄漏到了境外，最后产生了对声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抗疫”的习近平很不利的情况。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对孙力军的所有指责中，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是最关键的一条罪名。他对自由亚洲分析，“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就听到有传言，说孙力军怎么样把有关新冠疫情的有关问题与机密，泄漏给澳大利亚了。所以，这才为什么有澳大利亚在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特别强硬，现在来看，原来的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可能才是导火索。” 在美的法律学者滕彪则表示，尽管外界不清楚孙力军究竟掌握什么机密疫情资料，或是有没有泄漏什么消息给外界，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至少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激烈化，中纪委在通报中已经毫不掩饰了。 孙力军到底私藏了什么样的机密疫情资料，恐怕在习近平治下是不会对外披露的。但从中纪委使用的严厉措辞看，尤其公安部部长赵克志10月1日向习近平表态式的发言来看，拖延17个月之久才定性的孙力军一案，应与党内斗争的激烈化有关系。公安部指孙力军违纪违法问题“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坏”，这意味着孙力军在习近平眼中已成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再回到前面中纪委使用的措辞，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不仅指孙力军的所作所为包括收集机密资料被视为是以某种形式参与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而且威慑到中央领导人的信誉或者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