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国豪

2019年8月13日，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黄色小报《环球时报》当编辑的付国豪，没有记者证，却身穿记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国际机场，近距离拍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这不是记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特务行径。他被示威者包围并抓获，人们发现他证件上的名字叫付国豪，信用卡却叫付豪，一人竟有两个名字，极似国安人员，马上令群情汹涌，将其捆绑起来示众。其间，付国豪展露出诡异的微笑，还用普通话高喊：“我支持香港员警，你们可以打我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当局拿来当做将香港抗争者妖魔化的证据，中国官媒立即加以铺天盖地的报道。付国豪回北京时，胡锡进等《环球时报》高层亲自接机和献花，《人民日报》亦发表名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付国豪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无数民间战狼给他写信、邮寄礼物，他俨然被视为“国家英雄”。《环球时报》给他十万元重奖，胡锡进鼓励他在北京买房娶妻，似乎要将其培养成“叼飞盘党”的第二代掌门人。 2021年1月初，付国豪机场遇袭事件中的3名施袭者，被裁定暴动、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非法禁锢罪罪成，分别被判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后，付国豪透露，他的经济收入偏低，无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与香港“结缘”，他产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愿，多次寄求职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职——香港已被中国再殖民，适合他的工作单位多如牛毛，如国安处、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无一不可让其大展拳脚。然而，天不遂人愿，据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2021年7月发布的“告儿书”中所说，付国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却因为“西方势力渗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国豪）虽多方向香港媒体单位寄简历求职，然，均未回复。这不是你的问题，西方势力渗透香港几十年，媒体毒渗尤甚，毒媒黄媒曾倡狂鼓燥，记协等港独组织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深恐之后他们将会孤注一掷，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义的声音，香港人民的声音！” 看来，付国豪这样的小粉红，就像卫生纸，或耗尽能量成为废物的电池，用过后就被主人扔掉，没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机会。于是，付国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学在今日头条平台发文说，儿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经死了，年仅30岁，儿子是因病去世，那个病是抑郁症。但以常理推测，抑郁症通常不会致命，因抑郁症而死，多半是想不开。 付成学特别解释了为何事隔一年多后才公布儿子的死讯，称其“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他说，在2021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疫情肆虐，各级政府疲惫之极，百姓心呈焦虑”。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图谋不轨，台独企图暴露无遗”，而且“《国家安全法》虽出台，但香港黑恶势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国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华势力，虎视眈眈，小动作不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学吃儿子的人血馒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学的这段解释，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儿子的最后一点同情都消耗殆尽。他将儿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将儿子塑造成当代屈原或陈天华，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为心忧国事的“第二种忠诚”，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台独、“香港黑恶势力”和“西方仇华势力”乃是害死他儿子的三大元凶，好像是这三大元凶害得他儿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妇，而他儿子本人全然无辜，党国更是对此一点责任都没有。 付成学的这种表述，显然是吃儿子的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馒头的，是旁观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连父亲也欣欣然地吃儿子的人血馒头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无几了。他无非是以此向官府讨要抚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响力和死亡的价值。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的儿子是一个如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更不会影响国际局势。但是，他将儿子的死亡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勾连起来，他的儿子顿时变得如同毛泽东为刘胡兰所写的题词那样“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可惜中国没有忠烈祠，否则记过这一番陈述，付国豪一定可以进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学这一番精彩的“过度阐释”，此事也不会引起我写一篇评论的兴趣。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其父的阐释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阐释”的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杰利·透纳假借古罗马奴隶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养一只奴隶》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奴隶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奴性特质，真正的奴隶是那些行为举止缺乏道德感的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一个人的道德地位，是灵魂素质的反射，社会地位无关这个问题——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隶具有高尚的气质。唯有那种自甘为奴的人，才无药可救。从付成学的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纳所说的“自甘为奴”的人之一。他不为儿子的死亡向薄情的当局讨说法（连敢于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讨公道，反倒担心儿子死亡的消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炮弹”，甚至会给习近平的加冕典礼抹黑，所以将儿子的死讯封锁整整一年，简直有“相忍为国”的古风。 透纳在回答“如何使奴隶鞠躬尽瘁”这个问题时，有一番独到建议：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给予奴隶足够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称赞奴隶，尤其是那些显然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得到更多赞赏而努力。若从该理论出发，付国豪患抑郁症和死亡的原因，是党国（奴隶主）没有给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车子和房子等物质奖励），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和称赞。在此意义上，党国有负于付国豪。不过，或许在党国眼中，付国豪父子只是肆意压榨和使用的奴隶，远未达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的悲剧在于，身为奴隶，命比纸薄，却心比天高，想成为奴才而不得，结果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 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无论是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高呼口号，还是付成学在党国和公众面前的苦情戏，都是精心算计的买卖。法国思想家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一书中写道：“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这对父子可以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今日亦如是：中国少有四通桥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这样自愿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著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下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是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接近暴君，必然远离自由。付国豪没有资格接近习近平这样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锡进这样的小衙门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无数小暴君完成其铁桶般的统治。付国豪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未能能成为胡锡进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读过《论自愿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这本书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一份心理分析报告：“他们不仅要完成暴君规定的任务，还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预见到他想要得到什么，并市场去满足他的种种欲望，绝不仅仅要对暴君唯命是从，还要设法讨好他，为此他们要放弃自我，劳心伤神，尽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们牺牲自己的爱好去迎合他的爱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离开了他们的天性。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的生活吗？但他们还是自甘为奴，以便积累财富：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获得，因为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属于自己。……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卑鄙手段赢得君主的信任，无非是赞美君主的邪恶爱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同样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他们，他也可以随时随地毁掉他们。”如果他读了这样的文字，就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国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会惊醒其他奴隶的黄粱美梦。他的后来者还会络绎不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