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持续发展。这一危机最明显的症状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资不抵债，欠债近2.5万亿元人民币。许多论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说了这种巨额债务给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带来威胁。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五年一度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推迟一年多之后在10月底召开，部分原因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产业界危机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的威胁令中共当局难以应对甚至难以言说。学者程晓农博士则从利益链及其运作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债可敌国的大形势的由来。 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大图景 在过去的20年里，超常发展的房地产业一度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世界奇景。这种通过高度杠杆化即通过大举举债堆积的超常发展所形成的泡沫如今正在泄气。泡沫的破碎不但给千百万中国民众带来终生积蓄化为泡影的威胁，而且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以预测和应对的社会动荡的前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房地产业界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整体经济危机的前景也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注。与此同时，学者和分析家们在研究和分析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2.5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巨额债务。 学者胡平说：（恒大老总）许家印的经营模式就是，向银行贷款，向政府买地；银行凭什么肯给他贷款？政府凭什么愿意把地卖给他？就因为他们能取回扣。所以，除了银行的头头，还有政府的官员，都是许家印的同伙。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说：恒大出事是必然的，如果没有权贵保驾护航，恒大早就化为乌有；实际上，早在11年前，美国著名的空头机构香橼（Citron Research）就发出一份做空恒大的报告，非常详细地指出恒大存在的问题，并且明确预言了恒大的最终结局。 中国的房地产业界的问题眼下还在继续发展。星期一（10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全球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总裁称，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过去，中国政府扶持该产业的措施正在奏效。但眼下人们还不清楚危机是否真地已经过去。 恒大（以及中国其他一度风光一时、现在陷入困境的大中小房地产公司）举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中国的房地产业界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民众、外国投资者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是否有意愿、有能力解决房地产业的危机？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能避免再度出现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商给中国经济制造定时大炸弹的局面？ 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程晓农博士提供了他的答案。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之前，程晓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对中国政府体制及其官僚机构的运作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看来，造成眼下中国房地产业界的危机的既有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制度性腐败，也有中国的大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基础知识欠缺，由此而来的危机前所未有，解决之道目前也难以看出。 以下是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内容摘要。 房地产业大膨胀导致大灾难，新时代大跃进产物 记者：恒大一度很大。恒大老总许家印一度更是全国的首富，身价2900亿元人民币。现在恒大资不抵债，负债2.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以前有人说某人很富，是富可敌国，现在许家印或恒大则可谓债可敌国。2.5万亿这种天文数字的债务是怎么来的呢？ 程晓农：这种债务我想把它说成是一种新型大跃进的结果。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多少都知道，大跃进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发动的一个要钢铁产量突破多少万吨，粮产量突破多少万吨的运动；发动这么一个荒唐的大跃进，然后不计工本大量造假，然后堆出来一个表面上好像是达到目标的这么一个任务，结果呢？带来了无穷的灾害，包括饿死3000万人。 为什么现在我把房地产这个大泡沫说成大跃进呢？就是它和您问的这问题有关系。实际上，房地产泡沫是中国的金融制度给催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有同谋的，那同谋就是银行。 当然也不能说银行就是为了造泡沫才这么干的，而是说银行的贪婪和头脑简单，风险意识严重不足造成了这种结果。实际上，所谓的债可敌国就是说，房地产公司把巨大的债务赖给了银行。 那么，银行怎么会种瓜得豆呢？你想，银行是想通过房地产贷款来发财赚钱的，结果赚着赚着把银行自个儿套进去了。银行放松了贷款方面的严格审查和监管，就是银行想从中捞一票，赚一笔。那么其结果就是大跃进一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几乎所有省市，大概只有西藏除外，所有省市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恒大式的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业出了大问题，政府监管部门哪里去了 记者：恒大为什么能够做到债可敌国、成为中国经济的定时大炸弹？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那么多的监管部门，这些年来为什么能够给恒大这样的公司大开绿灯，终于酿成眼下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 程晓农：其实在房地产管控上，中央政府是最后一道不把关的。最先推动这个房地产泡沫扩张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当然，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学香港人，然后就开始发现，我们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政府想卖哪块就哪块，而且是可以强力征收。所以上个世纪最后几一段时间，中国的强制拆迁蔚然成风。为什么地方政府都想着把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最好的地先拿出来卖给房地产公司？因为政府卖地，把它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叫做表外收入，就是名义上不是财政的正常收入，而是卖地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政府的第二预算，但是第二预算有时候会庞大到比第一预算就是税收来的收入还要多。 政府为什么那么来劲呢？那是因为可以上下其手。谁沾着都能从中拿一块。拿钱的人，比方讲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在中国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一个地方融资平台，或者说地方这个城市投资公司，那其实就是政府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的白手套。这些白手套在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过程当中从银行拿好处，同时还要从房地产商那里拿贿赂。 这些人也不是个人白吞的。上边会有人来管他们。因为你有肉吃，不能一个人独吞。所以，这些城市房地产投资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它们也得往上孝敬，就这么一路往上走。你看到中国这些反腐片介绍的情况都是到一个城市，从市委书记到市长那儿，你至少得摆平一些主要的人。所谓摆平就是送钱。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们突然就发了。你看中国现在官员们的有钱的程度，绝对不是靠工资积蓄存起来的。鬼都不信。 在房地产业风光无限的好日子里谁最得益 记者：恒大以及中国大中小一系列不知多少千家房地产业，它们一度风光无限，在风光无限的日子里，中国究竟是哪些人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程晓农：我觉得准确讲要看你的地位。你是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当然你获利最多。许家印还有碧桂园和其他那些公司那些当老板的当然获利最多了。然后房地产公司的中层也一样。 然后呢？政府的官员是不是都得是权贵才能捞好处？那也不一定。因为权贵这个概念你得看是什么级别。当然，你说在北京，中央级的那是叫权贵。北京的人看着地方县里面的干部就不叫权贵了。他们算个什么呀？但一个县太爷在地方上牛得不行，跺一跺脚，整个县城都颤动。但到了北京，他们算什么呀。但在地方上一个县城里，它的权贵就是县太爷、县政府县委的那些干部。 中国有2000多个县，大部分县都会有房地产开发，因此当地的很多干部也在他们那个相应的级别上和相应的地方级的房地产公司勾结，从中拿钱。虽然县长不算权贵，但是实际上在地方上，他们就是地方的小小的豪强了。 房地产公司危机与中国整体经济危机 记者：像恒大、碧桂园这样的大型的房地产或其他大中小房地产的倒闭或形同倒闭，会给中国政府、中国国内外投资者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程晓农：那我先从损失大小来排队。最大的损失就是，房地产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开始发美元债券，通过香港向境外的投资者用美元发行债券。就是说，以它的公司的信誉担保，甚至拉一个中国的银行来做担保。说我这儿向你们借10年期、5年期的一笔钱用债券的形式。你们买我的债券，把钱借给我。 那么这是个什么数字呢？可能大概有个四、五千亿美元。现在以恒大为首，碧桂园、恒大后边一连串的房地产公司的借债基本上全都还不了，也就是四、五千亿美元打水漂了。华尔街为这个事儿非常地着急。 对中国政府来讲，可能会有眼光狭隘的官员说：没关系啊，那是美国人的钱，亏了就亏了，他能怎么着？没错，是可能华尔街吃了亏只能硬吞。但这真正给中国政府造成什么损失？造成的是国际信誉的巨大损失。 所以，这是对中国政府的国际金融信誉的最大损失。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的结果是，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国际金融信誉建起来，又砸了个稀烂。这是第一大损失， 第二大损失就那些中国政府所说的主力银行，就是主要的国家银行，就是刚才讲的四大行，工商行、农行、建行和中行，再加上交通等等若干家银行。这些主要的银行也都有大量的房地产公司的欠账，就是贷款。地产公司倒下来，这些贷款也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可能有几十万亿，这几十万亿还不上了。 银行这些钱可不是银行自己造出来的，是拿老百姓存款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是变成政府和中国的主要银行在欠老百姓的钱。 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信用。中国政府的信用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垮到说老百姓就不相信我存在中国最好的银行里的钱从此就没了。一旦形成那个局面，大家都去挤兑，那中国政府就玩不转了。 当然，我这不是说政府垮台了，而是说政府就得想出各种办法来，哄老百姓说：你们的钱没有丢，党和政府保证早晚一天要给你们的。至于早晚是哪一天，这它绝对不会说清楚。因为没有那一天。 就第三大损失而言，中国政府的损失是间接的。房地产公司还欠它的上游公司很多，像从房地产设计公司，施工公司装修公司等等，还有原材料公司，它们提供的是建筑材料、建筑用的金属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公司又是几万亿的债务，它们叫企业票据。所谓企业票据其实就是房地产公司欠它们的账单，欠账签条，白条子。本来这条子开出来是说我欠你多少亿多少万，原则上面是没有限定的日期说限几号还、不然就付要追加利息。为什么没有？它是基于一种企业之间相互信任。 但这种商业票据一旦因为房地产公司行将倒闭还不上了，那它的上游公司一大批就受大量的牵连。举一个例子，水泥行业现在正在大规模裁员，同时大规模减产。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倒下来，它欠的水泥账当然不还了，水泥公司那就完了。 同时房地产公司还欠很多的钱，是直接欠老百姓的。它们通过理财产品等等吸引了很多贪图理财产品高利息的老百姓，把他们的钱给敛来了。现在这些钱也没了，所以老百姓也会受到相当的损失。中国政府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摁着不许老百姓去追债，你们亏了就亏了，没了就没了。 房地产危机把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炸回原型 记者：以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将来能不能避免或杜绝像恒大或房地产业界这样的定时炸弹的形成？ 程晓农：我觉得不用考虑下一个定时炸弹的形成了，这个定时炸弹中国就受不了，这个定时弹可能就把中国炸得稀烂了。稀烂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形成第二个定时炸弹了，这一个就够受了。 现在我们在讲，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极低，大部分年轻人在城市里躺平了，对未来不抱希望了。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自己是没希望的，就希望他们也没希望。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他们是指上边。现在人都变成这种心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民生，中国老百姓的未来，其实已经赔在里头了。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现在等什么？等的是那个定时炸弹真炸开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我不说惨状，就说炸成什么样。我想其实你盯着银行看就知道了。所有的炸弹，其实它不是一枚，是无数枚在无数个银行里头，每个银行都有它的炸弹。唯一不知道就是，你那个定时器设定的引爆时间是多久？不知道。短的可能两年就炸了，长的可能3年、4年、5年。而且它是连锁的。这个炸了会引响另外一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用再考虑定时炸弹再形成一个新的，那就可太受不了了。就这个就已经够受的了。可以讲，它会把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炸回原型去。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这种一党独裁不单单针对民众，同样也针对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党代会的要义是要求全体参会代表“圆满开好这次大会”，而对整个会议过程以及参会代表的管控，则是保障会议完全按“剧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党代会代表挑选、参会代表团管控、会场管控、宾馆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几个方面，介绍中共党代会的特点。 一、党代会代表的挑选 中共20大如期召开。对中共官场来讲，5年一次的党代会就是一场“活报剧”，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剧本”早就写好了，虽然事先看过“剧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层的少数几个人，但官场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剧本”内容。 党代会召开前，照例会公布来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参会代表名单，20大的参会代表一共2,296人。这些人并非从基层中共党员中选举产生，各省市的基层党员都不知道，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挑出来的。 中共党代会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即“选举单位”。以20大为例，省市一级一共算成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省、区、市算一个“选举单位”；中共中央直属的各部门算一个“选举单位”，国务院系统各部门是单独的“选举单位”，中央直属企业算作又一个“选举单位”；香港、澳门各算一个“选举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是一个“选举单位”。总共有38个“选举单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参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举单位”，每个省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平均约60人上下。然后，党代会的代表就由各“选举单位”自己挑选。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的代表，其他参会代表则由省委组织部从下属各市县选一些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在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各行业选择一些基层干部；最后挑几个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作为点缀。 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构成为例，1,936个代表中，76%是各级党政军干部，19%是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部门的干部，剩下的5%是劳动模范和解放军战斗英雄。为了达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组织部会在给每个省的代表名额中“戴帽下达”，指定某类代表要包括几个女性、几个少数民族干部。所谓党代会参会者的“广泛代表性”，就是这样事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构成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二、参会代表团的分片管控 为什么中共党代会要设立“选举单位”？因为，对党代会的会议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这些“选举单位”分片包干，责任自负。每个省市的参会代表，会前临时组成一个参会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是本省的省委书记，而他在会议期间的责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团；如果会期之内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参会代表发表了“不当言论”，或者投票时不守“规矩”，团长要承担失职的连坐责任。 不过，各代表团团长并不十分担心本团代表会出“幺蛾子”，因为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来的“听话”之辈。而能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地方官员，自然都很开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赏识，仕途看好。所以，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人，会议期间都格外听话，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讲话行事总想讨好本省长官，不会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其实完全不代表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而是上级的传声筒；谁指定他作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的党代会，他就按谁的意图讲话行事。各省市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台联会”代表团。“台联会”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1981年中共开始允许台湾老兵赴中国探亲以后成立的。台联会平时联络有台湾籍贯背景的中国人，配合各地的“台办”，与去大陆的台湾人认乡亲、攀关系。这次20大开会，由全国台联会长挑选了9个各省市的台联会长，组成一个“台湾”代表团，冒充台湾的中共党员。 20大“台湾”代表团的10个人当中，除了团长是全国台联会长外，其余9人分别是京、沪、琼、闽、粤、豫、吉、桂以及苏州的台联会长。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来自台湾，她的名字是卢丽安，生在高雄，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然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现已被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注销国籍。“台湾”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湾的中国人。 三、党代会的会场管控 中共党代会的整个会期中，除了开场、听取大会报告、投票和闭幕这几次全体大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每个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宾馆闭门开小会。 对全体大会的会场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团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许代表们在会场上任意选择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于管控。每个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书记的前后左右，视线所及，一览无余。 其次，大会有严格的会场纪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场的全体大会，大家都必须乖乖地坐听高层做报告，不许起立挥手，不许插话表达个人意见，不许自行走到主席台前。这个纪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决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听训。 会场管控也包括一律采行集体行动，杜绝个人的行动自由。每个代表团奉命住在指定的宾馆，从宾馆到大会会场，必须集体乘坐专门安排的大巴，不许个人自行前往。大会开完之后，每个代表团仍旧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宾馆，开车前要清点人数，不得遗漏。进出会场也要按序行走，不许利用休息时间或进出场的时间乱窜。 每个省代表团的小会，分成全团集中开的大会，和分小组的小会。此类活动，虽然可以在会议室里随便就坐，但也有会场纪律。省团的会议，表面上是自由发言，但团长会指定几个人先重点发言，起到“带风向”的作用。然后，按照“规矩”，每个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发言表态，表明他如何正确理解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省团的小会绝对不允许议论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问题，这些代表们也不敢批评习近平的政策。所以，与会代表们是大会没声音，小会没胆讲。 为方便高层掌握各省团小会的会场动态，各省团每天要将当天讨论的内容整理成简报，报送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连夜摘要汇总，编辑成次日的大会简报，再印发到各代表团。次日各团团长最关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发言有没有被上面选中，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在团长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话刊登上了大会简报，就是对他领导有方的表扬。 四、党代会的宾馆管控 党代会各省代表团的住地宾馆同样有严格的管控。首先，开会期间，代表们不得擅自请假，必须到会，因此并没有行动自由。其次，所住宾馆早已清空旅客，门口戒备森严，禁止闲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记者采访。所以，外国记者不可能私下采访参会者；而中国的记者都知道，这种会议不许采访。会议期间，代表们不许到其他省的驻地互相拜访，私下沟通资讯，这是为了防范各地代表互相串联。 除了少数省团领导之外，参会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对党代会的代表还实施秘密监控，主要是针对与会代表在省团小会会场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人到每个省团驻团，与该省的代表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派去的人名义上是“大会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各省团与大会秘书处沟通。实际上，这些中办驻团人员的任务是，密报与会代表的会外言行，他们拥有出入宾馆内每个会场的特权，当地省团领导不得过问。 对省团领导而言，这些“大会工作人员”其实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可以自行报告本团成员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团领导在内。因此，各省领导对这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十分客气，内心却敬而远之。有时候，他们发现团里的某代表向这些“工作人员”反映本省存在的问题时，虽然这属于下级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团长们都会紧张起来，用眼色暗示报告者闭嘴，但又不敢做得过于露骨。 这些工作人员驻团之前，都会领到一份该团代表名册，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贯、年龄、来自何处，以及他的职务。大会秘书处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会期的头两天里，通过这些资料，暗中认出每个代表，记在心里。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员”听到某代表在饭桌上或洗手间里讲了一两句“出格”的话，这就是指定他们密报的内容；于是“工作人员”要马上识别出讲话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话记在心里。 每天夜间大会秘书处都会搜集派往各团“工作人员”的当日密报，这样的密报不得让省团团长知道，更不能让省领导过目。大会秘书处把各代表团的密报连夜整理编印后，作为大会简报的一种特殊类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方便高层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加强会场和宾馆管控。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就完成了党代会和人代会的会议管控制度化，这样的管控比苏联还严格。所以，指望与会代表在会场上各行其是，发动反习“政变”，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五、党代会的投票管控 中共党代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向实行等额选举，没有选举竞争。等额选举的实质是，当选名单印好后，投票人要么全部打勾，要么少勾一个，但少数人少打几个勾，完全不影响当选名单上的人全部通过。这种选举其实就是假选举。了解了中共党代会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永远笃定当选。 但是，从中共13大开始到现在，投票管控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此中共的媒体开始宣传党代会有差额选举了。这个变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个改革，即中央委员的选举采行两轮制，第一轮是预选，用差额选举，候选人比预定当选人数多一些；第二轮才是正式选举，仍然采用中共传统的等额选举。 由于这个改变写进了13大通过的党章，此后，虽然赵紫阳因“六四”被软禁，但中共高层不便再度修改党章、取消这一条，那就有碍国际观瞻了。结果，这个预选时的差额选举就保留下来了。16大中央委员预选时，候选人比当选人数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计20大可能是多10%。 这个预选中的差额选举有什么用？13大时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当时，胡耀邦已下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让意识形态党棍邓力群当总书记。由于邓力群为此私下串联，被举报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决定让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且马上宣布公开了这样决定。紧接着，13大预选中央委员时，邓力群遭到很多党代会代表的抵制，最后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数几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历史上，象邓力群这种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人，在中央委员预选中落马，也仅此一回；而邓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与参会代表风闻他当不上总书记有关。 此后，中共历届党代会虽然保留了差额预选，却再也未淘汰过地位比较高的候选人。 至于中央委员预选之后的第二轮正式投票，由于仍是等额选举，所以，凡是经高层确定列进中央委员正式候选名单的人，都能笃定当选。 从中央委员选举这个层级再往上，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选总书记，始终都是等额选举；名单上印谁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顺序，大家就知道，谁是事先确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即党代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选票由每个省市代表团分别收取。每个省团一共几十张选票，哪个代表没选高层预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来。 再往高层的选举，选票更少，就越发没人敢擅自乱填了。于是，中共高层人事的安排，永远是最高领导人怎样安排，投票结果绝对符合领导意图，保证不出错。 考察了中共党代会的各方面管控之后，确实可以说，这样的大会无非是一场高层严密操控的“活报剧”。这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党内民主”的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秋召开，中国人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把这个举动视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可能是过度解读。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个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没那个意思。” 李克强不敢破规矩 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 史宗瀚认为，“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当然也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规矩，不敢破坏。” “二号人物现象” 独裁专制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是多数情况。在独裁政权中，人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围绕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与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 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很高，因为他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和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被一些人称为“二号人物现象”。 在中国，当年被称为“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经历。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仅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与被称为“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和“江朱”体系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胡温”体系中的温家宝也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习李”体系。在权力结构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该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甚至李克强到各地视察的消息和发表的讲话也常常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掉。 “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中共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和管理的。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是，或者我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其成为不可能。他让人都成为个体孤立化了，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 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为例，说明今天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她说：“他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抓住他，首席审查员和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抓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他说：“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满他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能直接成型，那么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机会，有个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人走到一块来了，那他就麻烦了。” 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发布的一项指示的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们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现在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那显然就是已经“妄议”很多了。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说，十万人大会尽管并不表明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支持李克强。他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尽管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下台的。至于曾经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他们只能下台。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和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他说：“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的。那么这些警卫听命于谁？并不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那么机要通讯局呢，实际上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那么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那药是让你好还是坏，这事不是你本人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保健局说了算。保健局听谁的？也是听那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了吃药的，管了这个警卫，再管着通讯，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程晓农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他说：“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早上怎么把习近平干掉。这东西这个怎么说啊？有点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活动不起来。”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 他说：“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它缺的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他们能够集结成型，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的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一个集结点。……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势力要集结成型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实行个人专权，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会反复发生。中共和苏共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其关键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经济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发生变化。中国再也不具备回到集体领导模式的政治经济环境，而集体领导与个人专权一样，其实都是对国人和党内的专制统治。 一、外媒议论习近平连任问题 过去这一年来，习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连任，是一个各国媒体经常讨论的话题。6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习近平禁止在共产党内部发牢骚（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这个话题，还被不少英文媒体提及。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对党内批评他的人加强管控，这不代表习近平将面临反习派的反击与政变，但反习派的阻挠可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反习派在中共的体制内是否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其关键在于，反习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内部讨厌习近平的人确实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党内会议上把习近平推下台呢？这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内部监管制度。共产党的统治之所以被称为专制制度，它不仅对民众是专制的，它对党内也是专制的。 专制制度下，中共什么时候是数着投票票数来确定重大人事的呢？从来没有过。中共只允许有监控的投票，中共的党代会、人代会都是如此；同时，中共根本不容许公开、透明的党职或公职竞选。在候选人由高层指定，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与会代表言行又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某高层成员在会议上站出来举手一呼，一帮人跟着喊，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就会被夺走吗？那是在编故事。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国，这从来就不是史实，也不是现实。 《经济学人》的上述文章还认为，习近平对抗党内的反对声音，等同于拔掉党内抒发异议的安全阀，这些没有管道倾泻的异议压力不会消失，将威胁着习近平的下一任期。这种看法似乎觉得，中共内部不同立场的派系可以让不同观点得到表达，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这种看法是错误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产党制度上去了，共产党的党内监控一向是它的传统，而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从最高领导，更是中共一贯的党纪。 二、谁是习近平的党内对立面？ 究竟中共内部的反习派是些什么人，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争斗到底为了什么？ 当下，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而单纯出于理念上反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人数并不多，这是习近平上任后打击腐败造成的。涉及腐败、喜欢腐败的干部，占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各级干部的大多数，这些人都讨厌习近平。他们很难串联横向地搞地下组织活动，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里发牢骚而已。他们不敢公开活动，是因为各人都有腐败案底，私下发牢骚是担心遭到整肃；而不敢公开活动去反对习近平，还是因为害怕整肃。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厉。他不但在管控现职干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干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这个文件显然是在约束中共离退休干部的言行。 实际上，绝大多数反对习近平的中共干部都敌视民主制度，他们只是在利益问题上和习近平对立而已。喜欢腐败的干部虽然讨厌习近平，但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统治才是他们发财的制度保障。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一直如此，他们讨厌习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捞到的利益，不是讨厌共产党制度。 三、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时代和集体领导时代之异同 针对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一种怀念集体领导时代的说法。是不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就比个人专权好一些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比一下。 首先，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模式并不是没有最高领导人，集体领导当中的最高领导人仍然拥有对其他高层人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是在集体领导时代，最高领导人使用这种权力比较少一点而已。江泽民打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胡锦涛打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陈良宇，就是最高领导人处罚不顺从的高层人员的典型案例。而从社会镇压的角度来看，集体领导之下，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同样会发生，“六四”屠杀便是中共元老们“集体领导”的结果。 其次，集体领导模式和个人专权模式与民主都毫无关系。集体领导模式是中共高层集体对全社会和党内的各层级实行专制；其领袖的个人专权则是他一个人对全党和全社会专制。这两种模式都是专制，并没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对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的差别，感受最深的是官场中人。在集体领导下，官员们可以各自跟随不同的上级，而这些上级最后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里去，一旦下级需要保护时，可以求助于自己一直以来巴结逢迎的“靠山”；但在个人专权状态下，官员们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直接和最高领导人建立关系，只能听命于高层，个人的回旋余地很小，犯错倒霉时就没有保护伞了。 最后，个人专权模式和集体领导模式各自服务于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时期的掌权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去体会，大体上可以说，在集体领导的时代，共产党的政策会让民众感觉生活上舒适一些，比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中国的胡赵时代、江胡时代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在集体领导模式之下，90年代后期朱镕基曾迫使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逼他们艰难度日，但这段岁月已经被年轻一代忘却了。而在个人专权时代，比如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民众的生活往往会比较艰困。 那么，是不是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模式可以随时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理解这两种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习近平的个人专权是偶然现象吗？ 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会反复发生？我分析中共和苏共的历史之后发现，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只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我给这种规律起了个名称，即“钟摆现象”。意思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 这个“钟摆现象”证明，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在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之间摆动，从一端摆向另一端。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既然是有规律的政治现象，它就不是反常现象，是可以预判的。这种规律的重点不是习近平的个人专权如何不好；重点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改变，这个“钟摆”为什么会在某个时候“摆动”。 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朝鲜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这是高层权力格局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便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由于集体领导阶段造成的政治经济困境，最高领导人再度重新建立个人专权。 “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五、共产党统治需要的阶段性变化 苏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现同样的“钟摆”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政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相似的政治经济需要。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而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挠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受阻，就改变了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急于改变苏共的政治经济现状，是因为苏联过去几十年盘剥民众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被勃列日涅夫时代“花钱买稳定”用光了，处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状态下的戈尔巴乔夫没办法再继续“花钱买稳定”。 习近平上任前，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爆发，上台后他为了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这是当时的情势，但习近平后来的作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江胡时代对贪官的“放贪买平安”方针，掏空了中国经济。因此，习近平对官场的管控便越收越紧，在这点上，贪官们和习近平永远是对立的。 六、中国可能重回江胡时代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断流动、更新，如同万物流变、无物常驻一般。事实上，希望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重新回到江胡时代或胡赵时代，仿如刻舟求剑。 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胡锦涛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赵紫阳时代中共的腐败才初步出现一些苗头，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胡锦涛时代则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差不多用尽了，同时，中共的全面腐败让各级官员积累了巨额财产；这些数以万亿计的贪官资产开始向国外转移，以求安全。 而习近平上任后，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打击腐败，范围越来越大，各级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对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办理家族成员的国外身份，以便必要时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贪官们向国外转移资产已累积上万亿美金，动摇了中共的外汇储备，也让习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统治的内在危险性，于是他又进一步堵死官员们出逃之门。这个过程和他的个人专权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去成功地发动政变。虽然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有大量政敌，但这种局面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高压，就是试图消灭潜在政敌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分析。 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中国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盘。共产党政权的个人专权领导人一旦撒手，通常会发生接班人危机，那个时刻将是权力斗争交火的触发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党国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目前人们最大的预想重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四十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大概率几乎是确定的。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 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胡平说：“这就是说，这个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二十大还用开吗？这总书记还用选吗？那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了。那么从这四年以来呢，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毕竟是假设。” 从上到下的造神运动 人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说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则越来越多。 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准备以同对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为交换，成为“终身领袖”》Xi Jinping is Poised to Become “Leader for Life” in Exchange for Sharing Politburo Seats with Rivals），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4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 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4月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大约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和“党的核心”。 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 中国的宣传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这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没有首肯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可能的是，习近平不仅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 习近平独裁：个人喜好，还是制度使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 胡平说：“可是我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做看的。只是现行体制使他们无从表达，因为中国这个体质就是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不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不能自动起作用，它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运用权术，另外也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来。 胡平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但是程晓农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 程晓农说：“我是在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历史规律，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我发现它有一个钟摆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时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强人死了以后又必然的会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早晚一天会把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它又会再转向这个个人集权。” 程晓农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总统，把大权集中，他也不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什么责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上任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逐步地集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集权、独裁是单纯他们个人的，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的个人的爱好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维持统治，他的一些内在的需要？ 程晓农说：“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利的推动。” 程晓农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 程晓农说：“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中共拉进深渊了。很多人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没有比较客观地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那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在高层的各种关联，然后肆无忌惮的捞钱，然后捞完钱以后，以中国的例子，是捞完了就往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他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的人，他面临的局势就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过个三五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差不多没了，都被贪官们给转移到境外去了。” 程晓农指出，原来的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 程晓农说：“比方讲温家宝那位90多岁的老母亲，她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当然不是工资积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没有对此做过回答。那么像这是算少的。其他的像曾庆红，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把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资产被捞空了以后，中国经济就会垮掉。这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持外汇储备，阻挠贪官们往外转钱，这是同一件事。” 程晓农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意愿上，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危机状况。 程晓农说：“我把它比作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大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边有大量的蛀虫蛀的窟窿，酒哗哗的往外淌。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漏，只要他不去堵这些窟窿，那么这些酒很快就会漏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那么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以后，就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他就会走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再实行集体领导了呢？ 程晓农说：“我觉得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也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维护。”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业、服务业、消费都明显下降。各级官员十万人奉命参加中央的稳经济大会，表明中南海挽救经济之心何其迫切。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正向20%挺进，而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始终在掩盖真相。大规模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90后的几代人会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一、中国经济大滑坡，北京开十万干部视频大会稳经济 5月25日下午3点，中国召开了一次“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会议算得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会议，《经济观察报》报道，参加人数高达十万人，包括地级市、区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地级市为例，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与经济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市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台中央新的稳经济政策，而是为了敦促各地落实本地的稳经济政策。一句话，要全国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经济。 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峰、总理李克强先后讲话，披露了一系列经济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滑坡的现况确实十分严重。仅举几例：今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2.9%，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跌落11.1%，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这样的经济形势，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严重萎缩。经济萎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清零”政策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强还提到了两个事关经济未来走势的资讯。其一，由于4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扣除退税后减少5.9%，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紧，有几个省已经向国务院打报告，想从中央财政借钱度日。但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的钱要负担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只剩下一笔用于应对特大灾害的总理预备费算是机动资金。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政府没钱，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不许加税；至于向中央财政借钱，各地就死了这条心吧。地方政府没钱了，要落实稳住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其二，中国70%的制造业要靠进口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而4月的进出口是零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没打算为今后扩大生产而增加零部件进口，这样，疫情之后制造业企业不会很快复苏。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国的企业是1.5亿家，但今年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减少了近13%，因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注销了在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企业减少将近一成半，就会有相当于两成的在岗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二、现在中国多少人失业？ 为什么一成半的企业关闭，会有约两成就业员工失业？因为，关闭的企业会全数裁员，但尚未关闭的企业也会裁员自救，因此，失业员工占原来的就业员工的比例，会多于关闭企业的比例。 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大约是4.4亿，如果今年被裁员的员工占两成，相当于被裁员工达到8千8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增失业人口。如果加上城镇人口中原来已经失业的，以及今年新毕业的1千万难以就业的大学生，总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亿。 如何据此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呢？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因为老人和小孩不属于可就业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而全国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9亿城镇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5.7亿，其中1亿人失业，则城镇失业率大约是17.5%。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这次会议上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全国平均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在31个大城市为6.7%，而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待业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笔者估计的17.5%的城镇失业率。官方的调查失业率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似乎偏低？这就涉及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背后的隐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盖失业真相？ 中国政府会夸大经济成长方面的数据，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压低负面经济数据，失业率就是一个它一直在掩盖真相的统计指标。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认可的失业数据，而那是个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连续几年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 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这样，官方的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曾经变成一个常数，恒久不变，总是3%上下，经济好或者不好，都是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多年来都故意不公布真实失业率，只公布就业人数。 随着5年前中国失业现象日益恶化，为了掩人耳目，从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这个统计概念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不算失业，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 其次，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失业率，其调查范围很小，尽量少覆盖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在城市失业人口调查时，又用“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把许多事实上失业、但在网上卖一点东西的人口从失业范围中排除掉。 再次，中国地方大，按道理，调查城镇失业率应该尽量扩大样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国家统计局只抽样8.5万城镇住户，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万分之三，抽样率不到美国失业调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对样本覆盖地区保密，不让研究者了解，究竟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这些手法以后，中国从2018年以来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后经济恶化，这个失业率也只不过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已。与其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为了公布失业状况，不如说，它是为了掩盖真实失业状况。 四、毕业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门 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结果。2021年全国有1,02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生、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也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为了提升就业资历，那剩下的人为什么都挤到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里面去，为什么没多少人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而聘用新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毕业大学生能在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校里找到工作吗？看一下中国现有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就知道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白领职位一直是5千多万个，其中公务员占三分之一，教师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业、金融业等等企业。毕业大学生想挤到政府部门或学校去教书，可能找到工作机会吗？这5千多万白领职位，平均每年只有150万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钱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领职位，剩下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蓝领，就会失业。 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年内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变成长期失业，因为下一年又有1千万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求职，会把前两年毕业的人挤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真实失业率仅仅因为失业大学生，会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90后、00后青年人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人生前途会如此暗淡。中国的文革时期，因为经济停滞，政府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就实行了中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的政策，把他们统统强制赶到乡村去当农民。前两年，中国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学生“上山下乡”这个口号，虽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当局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无奈。 五、大规模失业的潜在威胁 分析中国经济的表现或中国的失业规模，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欲振乏力、失业长期化的趋势；其二是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影响。显然，失业问题既有趋势性恶化这一面，也有经济短期停摆造成突发性失业潮这个近期因素。疫情以来，大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商业服务业小企业破产，虽然是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的，但这些新失业的几千万员工可能会转变成长期失业。 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仅代表着经济恶化，也意味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产党，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召唤反叛青年之外，当时的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也是一个原因。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在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这会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开始。中共用强化社会监控来防范社会不满，但监控只能暂时压住表面上的社会不满，却无法改变青年人的绝望。那是一个“高压锅”，大规模失业就是锅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满则是锅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两枚导弹轻易击沉，标志着21世纪的海战模式与上个世纪的旧海战模式完全不同了。这种新模式对中国试图攻击台湾的军事企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专门做一番分析。 一、“莫斯科号”巡洋舰为何被击沉？ 4月14日夜间，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之一的黑海舰队在海上活动时，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突遭两枚导弹袭击，战损严重，不久便在拖拽回港途中沉没。俄罗斯官方忙于遮掩真相，各国媒体则试图分析该舰被袭击沉没的真正原因。一艘万吨级导弹巡洋舰在战斗巡航中被导弹轻易地击沉，堪称世界海军作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海军舰队参与海上战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关于海军舰队对抗的认知要重新改写了。 《日经亚洲》4月20日的一篇报道，《莫斯科旗舰沉没暴露俄海军弱点，专家称，未能保护和应对导弹攻击显示出重大操作缺陷（Moskva Flagship Sinking Exposes Russian Navy Frailty, Experts say, Failure to Protect and Respond to Missile Attack Shows Major Operational Flaws）》，分析了该舰被击沉的原因。该报道引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开大学全球研究系主任小谷哲夫的话说，“旗舰是指挥和控制的神经中枢。它配备了通讯工具，控制着整个舰队。”报道指出，美国驻日本横须贺的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航空母舰24小时都保持与白宫的直接联络，拥有“最先进的网络、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能力，能在最高级别（包括白宫）进行充分知情的实时决策”。 同样是舰队的旗舰，为什么俄国舰队的旗舰如此不堪一击？一位美国海军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号”沉没表明，俄国海军以为远离乌克兰岸基火炮的威胁就能安全，事实证明，中程导弹同样可以致其死命；此外，这艘导弹巡洋舰虽然具备导弹攻击能力，但反导弹的自卫系统不灵；还有，导弹击中该舰后，舰上常备的止损分队的战损管控不力，导致军舰迅速沉没。 日本自卫队前中将矶部浩一在《日本军事评论》中写道：“对普京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他向世界各地的军事专业人士展示了俄罗斯军队的脆弱性。”其实，“莫斯科号”的惨痛教训还向全世界表明，海军舰队在海上作战时，防止敌方导弹袭击是自身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恰恰是这一点，揭示了现代海军作战史上一次新的重大转折。 二、现代海军海战作战方式的历史演变 自从各国发展出机械动力的现代海军以来，海军的海上作战方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大舰巨炮取胜，第二阶段是靠舰载航空兵取胜。 直到二战爆发，各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大型舰船用舰炮互相攻击。其经典战例是，一战前，大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日本海用舰船炮战，歼灭了俄国远道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此后，联合舰队为了保证炮战取胜，把大舰巨炮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建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级战列舰，吨位达7万吨，比航母还大。因为只有大舰才能安装巨炮，而舰炮的口径大、炮管长，才可能射程远，大和级战列舰有三组三联装主炮，每门炮管的口径有46厘米，中等身材的人可以爬进爬出，射程达几十公里。这样大口径的巨炮才能在对方舰炮的射程外，击沉对方军舰。 建造大舰还有一个原因，即需要在大型军舰上建造高高的舰桥，以便看得见远在海平面之下的对方军舰是否中弹。舰炮射击是打移动目标，要靠弹着点观测，才能在双方军舰不断运动的情况下尽快校正射击参数，提高命中率。然而，大日本帝国耗尽国力造成了巨型战列舰，这种海上作战方式却已过时。联合舰队的两艘巨型战列舰都没真正在海战中发挥作用，相反却被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围起来打，最终被舰载机投放的鱼雷和炸弹击沉。大舰巨炮主义就这样终结了。 开创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二阶段的是英国。1940年，英国首次用舰载机发射鱼雷，重创意大利海军停在塔兰托港的战列舰。受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影响，日本联合舰队也研究训练了舰载机轰炸战列舰的方法，在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反复交战，双方都在远距离外派出舰载机去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各有胜负；直到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海军才扭转了双方的态势，取得了战场主动权。 中国热衷于组建航母舰队，仍然看重舰载航空兵的海战作用。殊不知，以“莫斯科号”被击沉为标志，现代海上作战方式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靠导弹取胜。 三、海上作战不同历史阶段的攻击手段：中国掌握多少？ 在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一阶段，战列舰是巨炮的平台，舰炮炮火是攻击手段，作战半径是舰炮的射击距离。后来这种攻击手段就不灵了。到了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二阶段，航空母舰是舰载机的海上流动平台，舰载机使用鱼雷和炸弹攻击对方军舰。所以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改变成舰载机携带的鱼雷和炸弹，而攻击范围由舰载机的往返航程决定。舰载机的主要功能是充当鱼雷和炸弹的空中投放平台，以及保卫己方母舰。 进入现代海上作战的最新阶段之后，对敌方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变成了导弹，而不再是鱼雷和炸弹，更不是大口径舰炮。随着导弹的射程延长，导弹的被动导航和自主导航能力不断增强，导弹的发射平台也多样化了，海军的舰载机和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可以从空中发射导弹，潜艇可以从水下发射导弹，海军舰船可以从水面上发射导弹，陆军也可以从地面基地发射对舰导弹。 每次海军作战方式的转折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新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但旧的作战方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对美国、英国、日本这几个经历过大型舰队海上作战方式第一、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们懂得如何把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作战功能结合运用，形成最佳组合。 中国现在建造了航母、大型驱逐舰、大型护卫舰，看起来舰队规模很大，但中国海军的作战经验只有鱼雷艇、小炮艇的近战夜战；其战术是“打了就跑”，它连如何使用大舰重炮和舰载航空兵作战这些旧的作战手段都没试过。中国的这些军舰装上了各种导弹，海军却没有如何合成运用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任何经验，一切都只能自以为是地想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海军对大规模海战其实是心虚的。 四、导弹制胜时代海上作战的六大转变 在以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三阶段里，出现了六大根本性转变。 其一，防守方比进攻方具有相对优势。因为防守方可有各种导弹发射方式，而敌方舰队面临的是三维空间威胁，从高空、水下、水面随时都可能有导弹来袭。 其二，海战中的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模糊。在大舰巨炮和舰载飞机时代，海战中敌方位置很清晰，对敌方攻击的防御方向也是确定的；但导弹发射平台的多样化，使敌方舰队可能遭到360度所有方向的导弹来袭，舰队安全的难度比炮战和舰载机时代大得多。 其三，面对导弹攻击，大型军舰的脆弱性增大了。现在的军舰不管吨位多大，水下装甲和甲板装甲的厚度并不比当年巨型战列舰的装甲厚度大；否则，军舰航速和机动灵活性都会下降。而导弹的攻击力比鱼雷、空投炸弹和巨炮炮弹大许多倍，造成军舰的战损程度也大很多。一方面，这造成舰上战损抢修难度大大增加，战伤军舰容易快速进水而沉没；另一方面，在军舰运作高度电子化的情况下，舰上发生的战损可能导致舰内信号线路被切断，使军舰失去动力、操控力或作战指挥能力等，结果军舰变成浮在水上的“死鱼”。 其四，导弹发射方成本低，其主要成本是电子导航系统；而军舰的成本比1枚导弹高上千倍，这是进攻方水面舰船指挥官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浩浩荡荡的舰队演习时壮观威武，前提是不会发生战斗，一切可按演习教程操作，演习中所谓的抢险也是假戏真做。到了战时，一艘几万吨级的两栖登陆舰载着数千陆军，几枚导弹一打，就成了燃烧的地狱，全体舰员和舰上陆军只有跳水求生这唯一选择，不然就只能与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其五，在海战的导弹时代，导弹的导航系统成为作战的关键，具有太空战、电子战优势的一方将很大程度上获得战斗的主导权。防守方导弹的导航能力可借助友军导航系统，进攻方就没有这种优势了。中国的舰队在海上一面要防范来自高空、水面、水下的攻击，一面要完成运输陆军的任务，还要同时指挥太空战、卫星攻防战和电子讯号保卫战，绝非易事；只要一个环节没做好，战场态势马上就会倾覆。中国海军没有实战经验，无法知道哪些事需要怎样做。 其六，防守方如果发生失误，比如导弹发射后没击中目标，或某些导弹发射阵地遭到破坏，是可以弥补的，只要调整参数再次发射导弹，或启动备用的导弹发射阵地作战。但进攻方的军舰被击沉，那就没有补救机会了；战损军舰若被迫退出战斗，还会影响到整个舰队的功能组合和攻防协作。 综合这六大转变，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现代军事技术的演变有利于防守方，不利于进攻方。如果这进攻方还是个运行大型舰队的菜鸟，又只有沿海小炮艇偷袭经验的低级海军能力，那进攻者确实面临很大的难度。这种困难随着防守方导弹系统的不断升级，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五、海战最难在运兵 空军和火箭军可以摧毁对方地面上的军事及民用设施，但要占领地面战场，不能靠飞机和导弹，必须使用陆军；而陆军能否远距离跨海输送到登陆地区，全靠海军。在这方面，导弹制胜时代的海军舰队所面临的仍然是二战时代的难题。 要占领大型岛屿，需要由熟悉海边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攻占滩头阵地，然后陆军大规模登陆上岛，把火炮、坦克等重装备运上陆地，再展开地面战线的争夺战。而陆军出海，必须搭乘海军的运输船舰，才能到达登陆海域；到达登陆海域后，由于大型运输船舰吃水深，不能靠近岸边，大型船舰还怕岸炮攻击，所以陆军必须在海上换乘小型登陆艇，分批登陆，这时只能携带轻武器，如此则登陆的陆军火力就很弱。1949年10月解放军登陆金门，在古宁头战败，这是原因之一。 陆军遇到船沉就只能跳水逃生，但陆军官兵通常没有长途泅泳的能力；一旦投水，淹不死的最多占船载兵力的几分之一，这是太平洋战争的战亡统计显示出来的规律。在海里，即使会游泳的人也游不远，因为海水温度底，人体热量消耗大；而且海上没有方向指引，还受到洋流冲击，会白白浪费最后的体力。何况，陆军一旦落水，为了海上求生，不得不把武器弹药全部扔掉，于是徒手游水的陆军就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了，极少数好不容易游到岸边的陆军官兵也会完全累垮。 陆军虽然在陆上作战时胆子很大，但到了海上就变乖了，只能把生命全都交给海军，听任海军摆布。太平洋战争时，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很骄狂，一向看不起海军，但遇到远途跨海作战，陆军高级将领们都会客客气气地拜托日本联合舰队的指挥官，请他们保证陆军部队的安全，不要发生意外。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战例是1943年3月2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面的俾斯麦海上，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在海上运输过程中被歼灭，美国的战史称之为“俾斯麦海海战”，而日本的战史研究基本上不提这事。当时，美军陆基航空兵对日军的8艘运输船和8艘掩护运输船队的驱逐舰实行低空轰炸，结果运输船全被炸沉，驱逐舰队大部分也被击沉，3,600陆军官兵都淹死，2千多吨装备物资全部沉海。 陆军经由海上运输时还有一个与防守方无关的潜在敌人，即鲨鱼。台湾海峡和许多其他海域一样，有各种鲨鱼。只要落水的解放军官兵有人受伤，流出的血化在海里，鲨鱼可在10公里外的水下闻出来，然后赶来猎食。海军官兵都知道，军舰沉了以后，就算在海里能泅水不死，也可能葬身鲨鱼口中；如果陆军清楚这种结局，他们会更加胆战心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乌克兰战争让欧盟的领导国德国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原形毕露，而近年来一直被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们蔑视的波兰却展现出了它的高瞻远瞩。欧盟的“丑小鸭”波兰如今正获得赞誉，而“欧盟之星”德国却在自寻坠落。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德国的富裕和繁荣因为实行“政治正确”方针的后果而日益消失；同时，由于德国的主要政党拒绝承认“政治正确”方针的荒谬，它们正拖着自己的国家和西欧小兄弟们滑向经济没落。 一、波兰因何一度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 英国的一家杂志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发现了它的目标》）”。文章说，“上个月人们还在思考，‘北约去哪儿？’这已有30年历史的问题，而如今北约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波兰已从欧洲贱民转变为人道主义超级大国。最令人震惊的是，几十年来白白浪费美国国防预算的北约国家突然加紧行动，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国防预算翻了一番”。这段话里点出了一个欧盟内部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波兰被欧盟在政治上打压已久，但乌克兰战争中德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沦落，而波兰的国际地位却突然明显提高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先前德国要刻意打压波兰？我在上个月给《大纪元》写的一组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德国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欧左派政府试图推行大一统欧洲的战略。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是以大一统欧洲为旗帜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这面旗帜视为“政治正确”的重要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个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确”、“不服从者必打压”。 德国政府在2015年欧洲的外来非法移民危机面前，对内对外都展示出强硬的打压异己、“唯我正确”的姿态，波兰因此得罪了德国和欧盟。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长期以来实行欧洲各国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这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闯关进入富裕欧洲、享受欧洲社会福利的动力，当时爆发了数百万非法移民从海上和陆地闯入欧盟南部和东部成员国的浪潮。为了显示这种大一统欧洲制度的优越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行要求德国国内和欧盟成员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 在欧盟的大一统方针之下，作为领导国的德国要求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方针，而这类的方针由德国说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显红色色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开放德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并由各欧盟成员国分摊非法移民的负担。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国科隆市火车站广场上发生了650名德国女性被来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默克尔的态度才略有收敛，但她始终拒绝认错。 当时德国政府对国内舆论和公职人员实行了严厉管控，不许批评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则公职人员可能被解职；甚至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奉命把手伸到国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亮出该机构的名号，有针对性地威胁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的外国人。这种专制做法发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国也如此，就显现出“政治正确”派执政的专制危险性了。默克尔在东德红色政权下生活多年，从政后只赞扬年青时代东德的“美好生活”，却从不清洗她心中的“红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国面临自己制造的非法移民危机时，实际上展示了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倒退的第一个先例，此后我们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兰当时抵制默克尔的上述政策，于是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本节开头引用的文章提到，波兰因此被欧盟视为所谓的“欧洲贱民”。 二、波兰不迷恋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和苏联先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差别会这么大？其中的关键是，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因为缺少全社会红色价值观的转型而彻底失败，现在昔日的“苏联”又活回来了；而波兰却推动了荡涤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因此与俄罗斯完全分道扬镳了。 波兰能与俄罗斯继承的苏联时代红色价值观划清界限，与波兰的现代历史有直接关系。二战前期苏联与纳粹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1939年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西部，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和军队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却被苏联占领军关押。苏联为了将来统治波兰时不会遇到波兰精英的抵抗和反对，屠杀了原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军队和知识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间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22,000人被苏联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特维尔）、哈尔科夫等地杀害。1941年德国侵入苏联后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次大屠杀留下的“万人坑”，苏联当局拒绝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反而诬指德国制造了这次屠杀。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代表俄国政府就此正式向波兰人民道歉。 二战后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苏联在二战期间便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干部，制定了夺取政权的方案。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遂利用占领军的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打击并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东欧各国战前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民众的，在当地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东欧各国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都在苏联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了。这些反抗为后来波兰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苏联的红色价值观开辟了道路，也排除了后来社会转型的障碍。 正因为波兰不像俄国那样拒绝清理苏联时代的红色价值观，也不像德国那样迷恋马克思主义，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得以通过成功的社会转型，保障了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成功。波兰开始制度转型时，人均GDP和俄罗斯差不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波兰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国只有11,654美元，仅及波兰的三分之二。俄国出现的苏联时代旧价值观左右民主化的现象，导致俄国的制度转型基本失败，不但经济落后，依赖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国精英中产生了从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导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对外霸权、对内镇压的旧道上。 三、波兰在欧盟的国际地位大翻转 过去七八年当中波兰一直被西欧的左派政党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典型，因为波兰不认同那些西方左派奉为神圣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主张，诸如世界大同、开放国界、鼓励变性、放纵吸毒、同性恋至上等等。波兰的这种立场触犯了西欧和美国左派的大忌，认为波兰简直是在藐视欧美左派的价值观以及奠基在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所谓“制度自信”。 同时，波兰还一直警告说，普京正在积蓄俄罗斯帝国的野心，将威胁欧洲的安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波兰总统与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一起前往该国首都，在那里波兰总统警告西方国家注意俄罗斯的侵略。他说，“今天的格鲁吉亚，明天的乌克兰，后天——波罗的海国家，也许以后，我的国家波兰的时候到了”。乌克兰战争开始后，波兰总理又赶到柏林去告诫德国领导人，“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 当2015年欧盟国家响应默克尔的要求，接受中东的大量非法移民时，波兰曾拒绝接收；波兰的最高法院还裁定，某些欧盟法律不适用于波兰。但这次乌克兰战争中波兰却对乌克兰难民敞开双臂，接收他们，比西欧其他国家主动得多。华沙大学的心理学家比莱维茨（Michal Bilewicz）认为，波兰对乌克兰难民的态度说明，“在俄罗斯的攻击面前，历史记忆被唤醒了”，让波兰人民产生了对乌克兰难民的共情。 一直以来，欧盟的多数西欧成员国把波兰对普京的担忧视为过时的冷战思维，不屑于理睬，甚至因为波兰抵制欧洲左派价值观的做法，对波兰极为不满。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把波兰称为“世界上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乌克兰战争爆发了，拜登的说法被证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 乌克兰战争证明，波兰才是欧盟成员国里正确把握了国际关系方向的国家；而德国等“政治正确”的欧州左派政府则属于一再犯错误的“小学生”，它们犯了重大战略错误，错看了俄罗斯。最近德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位研究员Adam Traczykn承认，波兰领导人现在相信，他们在与西欧的关系中占据了制高点，“波兰是对的，德国是错的”。 其实，不只是波兰政府知道自己对俄罗斯的判断一直是正确的，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也认同这一点了。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过去几周让西欧人感到羞愧，他们被迫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看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德国奉行“通过贸易改变”的政策，希望与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于向俄罗斯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而消除波兰关于欧洲变得过于依赖敌对政府的天然气的抱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起的人实际上知道一两件事”。 《华尔街日报》3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来波兰一直警告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整个西方都在聆听》）。很显然，普京的行动证明，欧盟各国当中波兰不但是对的，而且敢于站出来警告欧盟的领导国德国；现在欧盟正不得不改用波兰持之以恒的立场，来重新修正北约的防务政策。 四、德国会知错悔改吗？ 波兰和德国在欧盟内部国际地位的大翻转代表着当下欧洲面临的困境，被德国为首的西欧诸国长期蔑视的波兰现在被证明是真正有远见的，而德国却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陷欧盟于两难之中，它已经不配再领导欧盟了。 但德国会知错悔改吗？这要看德国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来看，德国各政党的做法并不及格。德国的主要政党中，现在执政的是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默克尔时代是基民盟（CDU），对德国目前的绿能政策、对俄政策和统一欧洲政策，这三个党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其中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罗德非常亲俄，默克尔则因其强势推行上述政策而责任难逃，目前德国舆论对这两个人的批评非常多。 但这两个前总理都受到其政党的保护。德国舆论认为，默克尔对乌克兰战争负有潜在的连带责任，而默克尔拒绝认错，基民盟的高层则明确支持默克尔路线，掩护默克尔和该党过关。社会民主党也在掩护其前党魁施罗德，虽然制裁施罗德的呼声在德国越来越高，他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对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现任总理朔尔茨却拒绝谴责他的前辈，当然也不肯否定该党长期以来亲俄的所谓“东方政策”。 德国现政府用来应付舆论的办法是，让虚位总统出来检讨一番，搪塞而已。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曾任默克尔的外交部长，最近他出面表示，当年德国政府及他本人都对俄罗斯的政局发展误判，德国对俄政策错了，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北溪2号输气工程的显然也错了；这些对俄政策是“令人苦涩的”，“我们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努力失败了”，“当时的判断是，普京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帝国狂热而葬送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误判了局势”。但施泰因迈尔现在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的检讨会改变当局政策吗？显然不会。 德国现在已明确表示，只能象征性地停止从俄国进口煤炭，但不能停止进口俄国的天然气。俄国煤炭对德国的能源构成占比极少，停不停止无关紧要。只要德国坚持依赖俄国的天然气来避免工业停摆，就只能继续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开支，所谓欧盟对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绿党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推出的德国新能源计划是，坚持绿色能源，继续谋求风能、太阳能的完全转型。如果绿色能源方针真能生效，德国就无需俄国天然气了；德国之所以现在高度依赖俄国天然气，就是因为风能、太阳能之类既不稳定，又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价格高昂得难以承受。 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德国政府又转回了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对俄立场，所有的舆论批评都改变不了这些政党死守“政治正确”的顽固信念；同时，德国政界的各种反省被证明不过是假话和空话。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从现在开始，德国政府将成为挨批的靶子，因为它显然是个没有勇气抛弃错误、知错不改的恶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恋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政治正确”这条荒谬自害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德国正在摧毁它的富裕和繁荣。 （原文链接）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是新的西柏林”，这是最近一位德国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苏冷战时期在冷战前线西柏林生活过的人，很难对他这句话的题中深意有比较准确的理解。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目睹东西柏林合二为一、美苏冷战走向终结。现在我把当年在西柏林的观感与台海危局作一对比，为读者们理解中美冷战提供一个历史视角。 一、“台湾是新的西柏林”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21日报道，德国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领袖韦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报）》的采访。《商报》1月20日发表的采访中韦伯表示，“在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台湾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样：我们的民主社会模式在一个制度性对手直接邻近的地区挣扎着求生存。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战在政治对抗层面，与美苏冷战开始时的局面十分相似，而这一点与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件事密切相关，一件是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另一件是西柏林空运。讲清了这两件事，我们就能对韦伯上面所说的产生共鸣。韦伯虽然是个70后，毕业于慕尼黑高等技术学院，但他对德国现代史和美苏冷战史的理解相当精准。 如果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开端，有一个1948年的事件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这个事件却是美苏冷战政治对抗的重要开启点之一。1948年初，二战后在苏联驻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民主体制，而民选的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愿意屈从苏联的操控和指挥。于是这年2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换上了亲苏的傀儡政府。 这个事件充分展示了苏联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和与以美国为后盾的欧洲民主国家对抗的实质，即专制的红色大国试图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用红色傀儡政权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权。这次事件把美国国内亲苏的声音和二战后对苏联的绥靖主义主张压了下去。从此，美苏冷战的政治对抗就全面展开了，其核心是，要守护民主国家，还是放任红色专制威胁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湾所谋求的，与苏联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实行的，没什么不同。两者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替代不听命于红色大国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胁迫下实现“红色政变”；然后在红色大国驻军的威慑下，让傀儡政府为红色大国充当炮灰。中共讲的“爱共者治台”，就是用红色傀儡势力，在台湾实行中共的专制统治，它绝不允许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台湾存在。所以，中美冷战的实质与美苏冷战一模一样。 二、苏联对西柏林实施经济封锁 两场冷战都显示双方围绕着剥夺还是保护冷战阵营交界的边缘地区居民的民主要求这个政治层面的对抗。苏联围困西柏林，是美苏冷战正式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二战后处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占领；德国首都柏林也分别被这四国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柏林市整体上被苏占区包围，四面八方都是苏军控制的地区，只能通过北、西、南三条公路和三条铁路进入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各州。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占领区合并，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国代表的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莱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纳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由他担任总理。而柏林市内的这三国占领地区也合并成西柏林市。 当时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带是比较好的住宅区，二战时遭到的轰炸也比较少，许多信任美国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里也建有美军军营；而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许多住宅在东柏林地区的德国人仍然留在那里。东西柏林之间虽然有关卡，但居民可以来回走动，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分别在东西柏林，每天要穿过关卡来回通勤。 但是，由于西柏林的自由社会深深吸引着东柏林乃至东德其他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让东德当局产生了危机感，担心东德会逐渐失去技术专家，因此请求苏联支援。这种情况下，苏联突然发起了对西柏林的经济封锁，想制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接受苏联式专制制度。 柏林封锁（德语是Berlin-Blockade）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苏联为了给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国人施加经济压力，从6月24日起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东柏林以及东德其他州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剩下从西德飞往西柏林市内Tempelhof机场的3条空中走廊通道还能飞行。历史上称柏林封锁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来修建柏林墙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这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了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苏联以为，西柏林被经济上封锁之后，西柏林人为了活下去，就会反对西方盟军，从而达到把西方盟军驱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尽管当时西柏林的粮食供应中断，燃料煤也库存用尽，当地市民生活艰难，但西柏林居民坚决不向苏联屈服，宁肯忍受处于孤岛状态下的忍冻挨饿日子。 三、美军的“运粮行动”，实行紧急经济救援 面对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绝红色统治的普遍立场，美国决定给西柏林居民实行高成本的物资空运计划，于是美军通过实施柏林空运，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线。 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那时二战才过去3年，德国经济尚未复苏，孩子们的生活尤其艰苦。我在哥廷根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家里听他讲过当时的苦日子，他过5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片黑面包上撒上几粒砂糖。西柏林的情况比乡下更糟，因为战时柏林是美军战略轰炸的重点地区，苏军攻克柏林时又发动大规模炮击，整个城市满目疮痍，有人形容它像“一只盛满瓦砾的大碗”。那时的西柏林仍然带着战争的创伤，疲惫、衰弱、生产力低下。 西柏林市区有230万居民，加上西方三国占领军，共有250万人，若没有粮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维持；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除了饮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靠美军空运。从6月29日起，美军派出大批飞机，为西柏林的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将近一年内飞行次数达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这些货物既包括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车用汽油。 从西德飞过苏联占领的东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条，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条空中走廊宽32公里，高度必须在3千米以下。由于空域和机场都很窄，飞机数量又多，空中走廊内的飞机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当时的安排是：美军运输机从柏林南部的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飞，经南部空中走廊进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机场，卸货后飞机再起飞进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飞越汉诺威，再绕道向南飞回装货机场。 我到那个现在已废弃、位于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机场看过，那里仍然保留着当时在机场地区拍摄的照片。当时的空运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平均每3分钟起飞1架；空运密度最高的时候，机场上平均每1分钟就有1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当时的飞机和机场都很原始简陋，飞机上没有仪表着陆系统，所有飞机必须人工操纵，严格按规定时间飞抵降落机场，时间必须控制在正负30秒之内。柏林空运历时11个月，美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319架，总飞行时间60万小时，英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140架，总飞行时间12万小时。 四、“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 柏林空运期间发生了让西柏林孩子们难忘的“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美军飞行员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机场的跑道终点，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德国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话让美军中尉十分惊讶，她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美军飞行员被这个女孩深深感动，给了几个孩子每人两片口香糖。他决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就对这些小孩说，我下次回来时会摇摆机翼，然后把糖果包在小降落伞投下来给你们。虽然这样做违反军纪，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每周定额配发的糖果空投给德国孩子们了。 很快哈沃森的话就传遍了机场附件的居民区，于是每天有几千个孩子在机场附近等待着。而这位飞行员也收到了许多寄给“摇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轰炸机”的孩子来信。西柏林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故事。随后孩子们经常写信给美国空军，要求空投糖果的地点离他们的家近一点。 “巧克力轰炸机”的故事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糖果公司、民众和学校学生纷纷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飞行员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队伍。第一位“摇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爱心像甜蜜的纽带，把美军飞行员和德国的年轻一代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为了让西柏林儿童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盟军制定了一个特别空运任务，代号为“圣诞老人”，当天所有的运输机都装满了募集自美国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飞临西柏林机场上空时，所有运输机全都摇晃飞机翅膀，那次特别空运任务一共给西柏林的孩子们送去了20多吨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这11个月的空运和情谊，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间“二战”中血的仇恨，还建立了美德两国民众之间深厚的友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机器设备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一位叫做黑尔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说：“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人，他们帮助了我们。你必须记住，我们曾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战争刚刚结束3年，美国人就来帮助我们活下去。” 柏林空运60周年时，已经87岁的那位“摇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忆道：“当时无论是西柏林人或德国人，早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新的敌人是斯大林。他企图封锁西柏林，将整个城市的人民活活饿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我第一次运载一批面粉飞抵西柏林时，看到那里的人民如此地高兴，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从那时起我们和德国人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成了朋友。”柏林空运使世界舆论转而反对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进的步伐。哈沃森说：“我们驾驶着‘自由精神号’C-54型飞机，就是要提醒年长的人们不要忘记当年行动的意义，要教育美国的年轻人，自由对柏林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五、台湾为什么象当年的西柏林？ 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不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这个东西方对抗的桥头堡，并且震慑了苏联人。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不会再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柏林空运给后来的冷战划定了路线，苏联自那以后，再也没得到一寸西欧的领土，也再没试图那样做。 当时空运必须经过东德的领空，可能遭到苏联空军的攻击，美国实际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西方各国也做了战争准备。但当时苏联只是空中骚扰，始终没敢动手。因为斯大林看到，杜鲁门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顶住苏联的挑战，决不放弃西柏林。当时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有40个师，而西方盟军只有8个师，兵力对比悬殊；但那时苏联没有原子弹，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苏联不敢攻击美国。最后苏联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锁。 另外，柏林封锁与中国也有关系，这一点以前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据苏联情报机构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苏联在1948年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想以此转移美国对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把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从而减少美国对国军的援助，间接地帮助共军取得军事胜利。 英国的约翰·梅森在他的《冷战 1945-1991》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 在中美冷战当中，军事上台湾是中共军队突破第一岛链，控制西太平洋地区的跳板；一旦中共占领台湾，它将把台湾作为进一步对外扩展，北威胁日本、南威胁澳大利亚的前进阵地，同时会试图迫使美军撤离冲绳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湾很象当年那个西柏林的德国女孩说得那样，“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 当年苏联和东德的红色政权想通过经济封锁，饿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时红色政权讲过“血浓于水”吗？面对那些有亲友在西柏林挨冻受饿的东德人，红色政权“面有愧色”吗？红色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从来是冷血的；过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问题上依然如此。当中共想动手威胁台湾时，除了军事恐吓以外，经济封锁肯定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它早已在台湾以往的选举时期试过禁止进口台湾农产品这样的招数。台湾问题如今不再是所谓的“统一”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决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