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現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房地產業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在持續發展。這一危機最明顯的癥狀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之一恆大資不抵債，欠債近2.5萬億元人民幣。許多論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說了這種巨額債務給中國的金融體系和整個經濟帶來威脅。在許多觀察家看來，中國五年一度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推遲一年多之後在10月底召開，部分原因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產業界危機給中國經濟整體帶來的威脅令中共當局難以應對甚至難以言說。學者程曉農博士則從利益鏈及其運作的角度解釋了這種債可敵國的大形勢的由來。 中國房地產業危機的大圖景 在過去的20年里，超常發展的房地產業一度佔據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成為世界奇景。這種通過高度槓桿化即通過大舉舉債堆積的超常發展所形成的泡沫如今正在泄氣。泡沫的破碎不但給千百萬中國民眾帶來終生積蓄化為泡影的威脅，而且也給中國政府帶來難以預測和應對的社會動蕩的前景。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房地產業界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和整體經濟危機的前景也引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者和分析家們在研究和分析恆大這樣的房地產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2.5萬億元人民幣這樣的巨額債務。 學者胡平說：（恆大老總）許家印的經營模式就是，向銀行貸款，向政府買地；銀行憑什麼肯給他貸款？政府憑什麼願意把地賣給他？就因為他們能取回扣。所以，除了銀行的頭頭，還有政府的官員，都是許家印的同夥。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說：恆大出事是必然的，如果沒有權貴保駕護航，恆大早就化為烏有；實際上，早在11年前，美國著名的空頭機構香櫞（Citron Research）就發出一份做空恆大的報告，非常詳細地指出恆大存在的問題，並且明確預言了恆大的最終結局。 中國的房地產業界的問題眼下還在繼續發展。星期一（10月30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全球銀行業巨頭滙豐銀行總裁稱，中國房地產危機已經過去，中國政府扶持該產業的措施正在奏效。但眼下人們還不清楚危機是否真地已經過去。 恆大（以及中國其他一度風光一時、現在陷入困境的大中小房地產公司）舉債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中國的房地產業界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中國政府、中國經濟、中國民眾、外國投資者意味著什麼？中國政府是否有意願、有能力解決房地產業的危機？中國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是否能避免再度出現恆大這樣的房地產商給中國經濟製造定時大炸彈的局面？ 長期觀察和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程曉農博士提供了他的答案。在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前，程曉農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對中國政府體制及其官僚機構的運作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看來，造成眼下中國房地產業界的危機的既有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制度性腐敗，也有中國的大銀行對房地產業的基礎知識欠缺，由此而來的危機前所未有，解決之道目前也難以看出。 以下是程曉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部分內容摘要。 房地產業大膨脹導致大災難，新時代大躍進產物 記者：恆大一度很大。恆大老總許家印一度更是全國的首富，身價2900億元人民幣。現在恆大資不抵債，負債2.5萬億元人民幣。中國以前有人說某人很富，是富可敵國，現在許家印或恆大則可謂債可敵國。2.5萬億這種天文數字的債務是怎麼來的呢？ 程曉農：這種債務我想把它說成是一種新型大躍進的結果。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可能多少都知道，大躍進是毛澤東時代曾經發動的一個要鋼鐵產量突破多少萬噸，糧產量突破多少萬噸的運動；發動這麼一個荒唐的大躍進，然後不計工本大量造假，然後堆出來一個表面上好像是達到目標的這麼一個任務，結果呢？帶來了無窮的災害，包括餓死3000萬人。 為什麼現在我把房地產這個大泡沫說成大躍進呢？就是它和您問的這問題有關係。實際上，房地產泡沫是中國的金融制度給催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它是有同謀的，那同謀就是銀行。 當然也不能說銀行就是為了造泡沫才這麼乾的，而是說銀行的貪婪和頭腦簡單，風險意識嚴重不足造成了這種結果。實際上，所謂的債可敵國就是說，房地產公司把巨大的債務賴給了銀行。 那麼，銀行怎麼會種瓜得豆呢？你想，銀行是想通過房地產貸款來發財賺錢的，結果賺著賺著把銀行自個兒套進去了。銀行放鬆了貸款方面的嚴格審查和監管，就是銀行想從中撈一票，賺一筆。那麼其結果就是大躍進一樣就形成了全國性的、幾乎所有省市，大概只有西藏除外，所有省市基本上都會出現這種恆大式的房地產公司。 房地產業出了大問題，政府監管部門哪裡去了 記者：恆大為什麼能夠做到債可敵國、成為中國經濟的定時大炸彈？換句話說，中國政府那麼多的監管部門，這些年來為什麼能夠給恆大這樣的公司大開綠燈，終於釀成眼下這種難以收拾的局面？ 程曉農：其實在房地產管控上，中央政府是最後一道不把關的。最先推動這個房地產泡沫擴張的其實是地方政府。當然，是從廣東開始的。廣東地方政府首先學香港人，然後就開始發現，我們中國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政府想賣哪塊就哪塊，而且是可以強力徵收。所以上個世紀最後幾一段時間，中國的強制拆遷蔚然成風。為什麼地方政府都想著把每個地方、每個城市最好的地先拿出來賣給房地產公司？因為政府賣地，把它作為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這叫做表外收入，就是名義上不是財政的正常收入，而是賣地的收入。這就是所謂的政府的第二預算，但是第二預算有時候會龐大到比第一預算就是稅收來的收入還要多。 政府為什麼那麼來勁呢？那是因為可以上下其手。誰沾著都能從中拿一塊。拿錢的人，比方講是搞房地產開發的，在中國每個城市差不多都有一個地方融資平台，或者說地方這個城市投資公司，那其實就是政府把土地賣給房地產公司的白手套。這些白手套在推動房地產泡沫的過程當中從銀行拿好處，同時還要從房地產商那裡拿賄賂。 這些人也不是個人白吞的。上邊會有人來管他們。因為你有肉吃，不能一個人獨吞。所以，這些城市房地產投資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它們也得往上孝敬，就這麼一路往上走。你看到中國這些反腐片介紹的情況都是到一個城市，從市委書記到市長那兒，你至少得擺平一些主要的人。所謂擺平就是送錢。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官員們突然就發了。你看中國現在官員們的有錢的程度，絕對不是靠工資積蓄存起來的。鬼都不信。 在房地產業風光無限的好日子裡誰最得益 記者：恆大以及中國大中小一系列不知多少千家房地產業，它們一度風光無限，在風光無限的日子裡，中國究竟是哪些人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程曉農：我覺得準確講要看你的地位。你是房地產公司的大老闆，當然你獲利最多。許家印還有碧桂園和其他那些公司那些當老闆的當然獲利最多了。然後房地產公司的中層也一樣。 然後呢？政府的官員是不是都得是權貴才能撈好處？那也不一定。因為權貴這個概念你得看是什麼級別。當然，你說在北京，中央級的那是叫權貴。北京的人看著地方縣裡面的幹部就不叫權貴了。他們算個什麼呀？但一個縣太爺在地方上牛得不行，跺一跺腳，整個縣城都顫動。但到了北京，他們算什麼呀。但在地方上一個縣城裡，它的權貴就是縣太爺、縣政府縣委的那些幹部。 中國有2000多個縣，大部分縣都會有房地產開發，因此當地的很多幹部也在他們那個相應的級別上和相應的地方級的房地產公司勾結，從中拿錢。雖然縣長不算權貴，但是實際上在地方上，他們就是地方的小小的豪強了。 房地產公司危機與中國整體經濟危機 記者：像恆大、碧桂園這樣的大型的房地產或其他大中小房地產的倒閉或形同倒閉，會給中國政府、中國國內外投資者造成什麼樣的損失？ 程曉農：那我先從損失大小來排隊。最大的損失就是，房地產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以後，它就開始發美元債券，通過香港向境外的投資者用美元發行債券。就是說，以它的公司的信譽擔保，甚至拉一個中國的銀行來做擔保。說我這兒向你們借10年期、5年期的一筆錢用債券的形式。你們買我的債券，把錢借給我。 那麼這是個什麼數字呢？可能大概有個四、五千億美元。現在以恆大為首，碧桂園、恆大後邊一連串的房地產公司的借債基本上全都還不了，也就是四、五千億美元打水漂了。華爾街為這個事兒非常地著急。 對中國政府來講，可能會有眼光狹隘的官員說：沒關係啊，那是美國人的錢，虧了就虧了，他能怎麼著？沒錯，是可能華爾街吃了虧只能硬吞。但這真正給中國政府造成什麼損失？造成的是國際信譽的巨大損失。 所以，這是對中國政府的國際金融信譽的最大損失。改革開放到現在40多年的結果是，中國政府把自己的國際金融信譽建起來，又砸了個稀爛。這是第一大損失， 第二大損失就那些中國政府所說的主力銀行，就是主要的國家銀行，就是剛才講的四大行，工商行、農行、建行和中行，再加上交通等等若干家銀行。這些主要的銀行也都有大量的房地產公司的欠賬，就是貸款。地產公司倒下來，這些貸款也是一個巨大的數額，可能有幾十萬億，這幾十萬億還不上了。 銀行這些錢可不是銀行自己造出來的，是拿老百姓存款堆出來的。所以實際上是變成政府和中國的主要銀行在欠老百姓的錢。 現在的問題關鍵是什麼呢？就是政府信用。中國政府的信用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垮到說老百姓就不相信我存在中國最好的銀行里的錢從此就沒了。一旦形成那個局面，大家都去擠兌，那中國政府就玩不轉了。 當然，我這不是說政府垮台了，而是說政府就得想出各種辦法來，哄老百姓說：你們的錢沒有丟，黨和政府保證早晚一天要給你們的。至於早晚是哪一天，這它絕對不會說清楚。因為沒有那一天。 就第三大損失而言，中國政府的損失是間接的。房地產公司還欠它的上游公司很多，像從房地產設計公司，施工公司裝修公司等等，還有原材料公司，它們提供的是建築材料、建築用的金屬等等等等。 這一系列公司又是幾萬億的債務，它們叫企業票據。所謂企業票據其實就是房地產公司欠它們的賬單，欠賬籤條，白條子。本來這條子開出來是說我欠你多少億多少萬，原則上面是沒有限定的日期說限幾號還、不然就付要追加利息。為什麼沒有？它是基於一種企業之間相互信任。 但這種商業票據一旦因為房地產公司行將倒閉還不上了，那它的上游公司一大批就受大量的牽連。舉一個例子，水泥行業現在正在大規模裁員，同時大規模減產。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倒下來，它欠的水泥賬當然不還了，水泥公司那就完了。 同時房地產公司還欠很多的錢，是直接欠老百姓的。它們通過理財產品等等吸引了很多貪圖理財產品高利息的老百姓，把他們的錢給斂來了。現在這些錢也沒了，所以老百姓也會受到相當的損失。中國政府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摁著不許老百姓去追債，你們虧了就虧了，沒了就沒了。 房地產危機把中國過去30年的繁榮炸回原型 記者：以中國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將來能不能避免或杜絕像恆大或房地產業界這樣的定時炸彈的形成？ 程曉農：我覺得不用考慮下一個定時炸彈的形成了，這個定時炸彈中國就受不了，這個定時彈可能就把中國炸得稀爛了。稀爛了以後就不需要再形成第二個定時炸彈了，這一個就夠受了。 現在我們在講，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極低，大部分年輕人在城市裡躺平了，對未來不抱希望了。甚至有人開玩笑說：我自己是沒希望的，就希望他們也沒希望。中國人一聽就明白，他們是指上邊。現在人都變成這種心態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民生，中國老百姓的未來，其實已經賠在裡頭了。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現在等什麼？等的是那個定時炸彈真炸開的時候會是什麼狀態。我不說慘狀，就說炸成什麼樣。我想其實你盯著銀行看就知道了。所有的炸彈，其實它不是一枚，是無數枚在無數個銀行裡頭，每個銀行都有它的炸彈。唯一不知道就是，你那個定時器設定的引爆時間是多久？不知道。短的可能兩年就炸了，長的可能3年、4年、5年。而且它是連鎖的。這個炸了會引響另外一個。所以，從這種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不用再考慮定時炸彈再形成一個新的，那就可太受不了了。就這個就已經夠受的了。可以講，它會把中國過去30年的繁榮炸回原型去。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這種一黨獨裁不單單針對民眾，同樣也針對黨代會的全體代表。黨代會的要義是要求全體參會代表「圓滿開好這次大會」，而對整個會議過程以及參會代表的管控，則是保障會議完全按「劇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從黨代會代表挑選、參會代表團管控、會場管控、賓館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幾個方面，介紹中共黨代會的特點。 一、黨代會代表的挑選 中共20大如期召開。對中共官場來講，5年一次的黨代會就是一場「活報劇」，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劇本」早就寫好了，雖然事先看過「劇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層的少數幾個人，但官場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劇本」內容。 黨代會召開前，照例會公布來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門的參會代表名單，20大的參會代表一共2,296人。這些人並非從基層中共黨員中選舉產生，各省市的基層黨員都不知道，參加黨代會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麼程序挑出來的。 中共黨代會有一個特別的概念，即「選舉單位」。以20大為例，省市一級一共算成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每個省、區、市算一個「選舉單位」；中共中央直屬的各部門算一個「選舉單位」，國務院系統各部門是單獨的「選舉單位」，中央直屬企業算作又一個「選舉單位」；香港、澳門各算一個「選舉單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也是一個「選舉單位」。總共有38個「選舉單位」。 中共中央組織部把參會代表的名額分配到各「選舉單位」，每個省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代表名額平均約60人上下。然後，黨代會的代表就由各「選舉單位」自己挑選。每個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是當然的代表，其他參會代表則由省委組織部從下屬各市縣選一些市委書記和市長；隨後在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各行業選擇一些基層幹部；最後挑幾個勞動模範或戰鬥英雄作為點綴。 這些不同類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構成為例，1,936個代表中，76%是各級黨政軍幹部，19%是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部門的幹部，剩下的5%是勞動模範和解放軍戰鬥英雄。為了達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組織部會在給每個省的代表名額中「戴帽下達」，指定某類代表要包括幾個女性、幾個少數民族幹部。所謂黨代會參會者的「廣泛代表性」，就是這樣事先由中央組織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構成應該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參會代表團的分片管控 為什麼中共黨代會要設立「選舉單位」？因為，對黨代會的會議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這些「選舉單位」分片包干，責任自負。每個省市的參會代表，會前臨時組成一個參會代表團，團長理所當然地是本省的省委書記，而他在會議期間的責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團；如果會期之內發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參會代表發表了「不當言論」，或者投票時不守「規矩」，團長要承擔失職的連坐責任。 不過，各代表團團長並不十分擔心本團代表會出「幺蛾子」，因為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來的「聽話」之輩。而能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地方官員，自然都很開心，那意味著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賞識，仕途看好。所以，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人，會議期間都格外聽話，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講話行事總想討好本省長官，不會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黨代會的代表，其實完全不代表共產黨的基層黨員，而是上級的傳聲筒；誰指定他作為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央的黨代會，他就按誰的意圖講話行事。各省市代表團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那就是「台聯會」代表團。「台聯會」的全稱是「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是1981年中共開始允許台灣老兵赴中國探親以後成立的。台聯會平時聯絡有台灣籍貫背景的中國人，配合各地的「台辦」，與去大陸的台灣人認鄉親、攀關係。這次20大開會，由全國台聯會長挑選了9個各省市的台聯會長，組成一個「台灣」代表團，冒充台灣的中共黨員。 20大「台灣」代表團的10個人當中，除了團長是全國台聯會長外，其餘9人分別是京、滬、瓊、閩、粵、豫、吉、桂以及蘇州的台聯會長。這些人里，只有一個來自台灣，她的名字是盧麗安，生在高雄，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然後去復旦大學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現已被中華民國政府依法註銷國籍。「台灣」代表團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灣的中國人。 三、黨代會的會場管控 中共黨代會的整個會期中，除了開場、聽取大會報告、投票和閉幕這幾次全體大會之外，其餘時間都是每個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賓館閉門開小會。 對全體大會的會場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團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許代表們在會場上任意選擇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於管控。每個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書記的前後左右，視線所及，一覽無餘。 其次，大會有嚴格的會場紀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場的全體大會，大家都必須乖乖地坐聽高層做報告，不許起立揮手，不許插話表達個人意見，不許自行走到主席台前。這個紀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須認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決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聽訓。 會場管控也包括一律採行集體行動，杜絕個人的行動自由。每個代表團奉命住在指定的賓館，從賓館到大會會場，必須集體乘坐專門安排的大巴，不許個人自行前往。大會開完之後，每個代表團仍舊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賓館，開車前要清點人數，不得遺漏。進出會場也要按序行走，不許利用休息時間或進出場的時間亂竄。 每個省代表團的小會，分成全團集中開的大會，和分小組的小會。此類活動，雖然可以在會議室里隨便就坐，但也有會場紀律。省團的會議，表面上是自由發言，但團長會指定幾個人先重點發言，起到「帶風向」的作用。然後，按照「規矩」，每個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發言表態，表明他如何正確理解了中央領導的講話。省團的小會絕對不允許議論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問題，這些代表們也不敢批評習近平的政策。所以，與會代表們是大會沒聲音，小會沒膽講。 為方便高層掌握各省團小會的會場動態，各省團每天要將當天討論的內容整理成簡報，報送大會秘書處。大會秘書處連夜摘要匯總，編輯成次日的大會簡報，再印發到各代表團。次日各團團長最關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發言有沒有被上面選中，刊登在大會簡報上。在團長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話刊登上了大會簡報，就是對他領導有方的表揚。 四、黨代會的賓館管控 黨代會各省代表團的住地賓館同樣有嚴格的管控。首先，開會期間，代表們不得擅自請假，必須到會，因此並沒有行動自由。其次，所住賓館早已清空旅客，門口戒備森嚴，禁止閑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記者採訪。所以，外國記者不可能私下採訪參會者；而中國的記者都知道，這種會議不許採訪。會議期間，代表們不許到其他省的駐地互相拜訪，私下溝通資訊，這是為了防範各地代表互相串聯。 除了少數省團領導之外，參會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對黨代會的代表還實施秘密監控，主要是針對與會代表在省團小會會場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辦公廳會派人到每個省團駐團，與該省的代表們同吃同住同活動。派去的人名義上是「大會工作人員」，為了方便各省團與大會秘書處溝通。實際上，這些中辦駐團人員的任務是，密報與會代表的會外言行，他們擁有出入賓館內每個會場的特權，當地省團領導不得過問。 對省團領導而言，這些「大會工作人員」其實是上面派來的密探，可以自行報告本團成員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團領導在內。因此，各省領導對這些「工作人員」表面上十分客氣，內心卻敬而遠之。有時候，他們發現團里的某代表向這些「工作人員」反映本省存在的問題時，雖然這屬於下級向上級報告情況，但團長們都會緊張起來，用眼色暗示報告者閉嘴，但又不敢做得過於露骨。 這些工作人員駐團之前，都會領到一份該團代表名冊，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貫、年齡、來自何處，以及他的職務。大會秘書處要求這些「工作人員」在會期的頭兩天里，通過這些資料，暗中認出每個代表，記在心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員」聽到某代表在飯桌上或洗手間里講了一兩句「出格」的話，這就是指定他們密報的內容；於是「工作人員」要馬上識別出講話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話記在心裡。 每天夜間大會秘書處都會搜集派往各團「工作人員」的當日密報，這樣的密報不得讓省團團長知道，更不能讓省領導過目。大會秘書處把各代表團的密報連夜整理編印後，作為大會簡報的一種特殊類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辦公桌上，方便高層能有針對性地及時加強會場和賓館管控。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就完成了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會議管控制度化，這樣的管控比蘇聯還嚴格。所以，指望與會代表在會場上各行其是，發動反習「政變」，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五、黨代會的投票管控 中共黨代會正式選舉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一向實行等額選舉，沒有選舉競爭。等額選舉的實質是，當選名單印好後，投票人要麼全部打勾，要麼少勾一個，但少數人少打幾個勾，完全不影響當選名單上的人全部通過。這種選舉其實就是假選舉。了解了中共黨代會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永遠篤定當選。 但是，從中共13大開始到現在，投票管控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此中共的媒體開始宣傳黨代會有差額選舉了。這個變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後，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期間，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個改革，即中央委員的選舉採行兩輪制，第一輪是預選，用差額選舉，候選人比預定當選人數多一些；第二輪才是正式選舉，仍然採用中共傳統的等額選舉。 由於這個改變寫進了13大通過的黨章，此後，雖然趙紫陽因「六四」被軟禁，但中共高層不便再度修改黨章、取消這一條，那就有礙國際觀瞻了。結果，這個預選時的差額選舉就保留下來了。16大中央委員預選時，候選人比當選人數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計20大可能是多10%。 這個預選中的差額選舉有什麼用？13大時還真發揮了一點作用。當時，胡耀邦已下台，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讓意識形態黨棍鄧力群當總書記。由於鄧力群為此私下串聯，被舉報給鄧小平，結果鄧小平決定讓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並且馬上宣布公開了這樣決定。緊接著，13大預選中央委員時，鄧力群遭到很多黨代會代表的抵制，最後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數幾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歷史上，象鄧力群這種當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人，在中央委員預選中落馬，也僅此一回；而鄧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與參會代表風聞他當不上總書記有關。 此後，中共歷屆黨代會雖然保留了差額預選，卻再也未淘汰過地位比較高的候選人。 至於中央委員預選之後的第二輪正式投票，由於仍是等額選舉，所以，凡是經高層確定列進中央委員正式候選名單的人，都能篤定當選。 從中央委員選舉這個層級再往上，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選總書記，始終都是等額選舉；名單上印誰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順序，大家就知道，誰是事先確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還有一個不起眼的環節，即黨代會代表選中央委員時，選票由每個省市代表團分別收取。每個省團一共幾十張選票，哪個代表沒選高層預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來。 再往高層的選舉，選票更少，就越發沒人敢擅自亂填了。於是，中共高層人事的安排，永遠是最高領導人怎樣安排，投票結果絕對符合領導意圖，保證不出錯。 考察了中共黨代會的各方面管控之後，確實可以說，這樣的大會無非是一場高層嚴密操控的「活報劇」。這就是中共標榜的所謂「黨內民主」的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預定今秋召開，中國人們普遍猜測習近平會爭取繼續保持最高權力。但是會不會出現反對的聲音呢？反習勢力出現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月25日，中國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了有10萬政府官員參加的會議，討論經濟問題。針對有些人把這個舉動視為李克強對習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嚴重影響經濟表示不滿，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這可能是過度解讀。 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上個月李克強組織的國務院的那個十萬人大會，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那當然不意味著國務院在和黨中央分庭抗禮了，沒那個意思。」 李克強不敢破規矩 有人把李克強去外地視察時不戴口罩也解讀為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戰。但是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經濟雜誌《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發表文章《黨內是否對習近平的經濟政策有反彈？》（Is there an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 ）。他在文章中說：「鑒於習近平近年來進行的高度權力整合，完全反對他繼續統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級領導人，特別是李克強總理，表現出另類的領導風格，其野心不那麼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尋求在中國創造更好的商業環境。如果以歷史為鑒，習近平可能會將這種另類風格視為對其權力的威脅並且爭取消除它……。」 史宗瀚認為，「中國沒有任何領導人，當然也包括李克強，敢在今年秋天至關重要的黨的二十大前夕組織反對習近平……。除了習近平控制著安全部門及其龐大的監控權這一事實之外，組織這樣的陰謀與長期以來反對「宗派主義」的中共規矩背道而馳。李克強這樣的高層人物很清楚這些規矩，不敢破壞。」 「二號人物現象」 獨裁專制下，獨裁者倒下，獨裁政權就瓦解，這是多數情況。在獨裁政權中，人們很難看到有一個權力、地位、影響剛好居於獨裁者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即所謂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光環永遠圍繞在獨裁者一個人身上。與他相比，第二號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點點」。獨裁者的生死關係到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的命運，而二號人物的生死，最多是為其他人提供了一個進階的機會。 與此同時，二號人物的風險往往很高，因為他處於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號人物認為他影響過大，權力過大，急於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脅，就會引起獨裁者的疑心和壓制，甚至受到獨裁者的整肅。這被一些人稱為「二號人物現象」。 在中國，當年被稱為「劉主席」的前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稱為「副統帥」和「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後被稱為「人民好總理」的周恩來都有過這種經歷。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當今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理李克強被視為第二號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權力不僅和早年的劉少奇、林彪和周恩來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甚至與被稱為「胡趙」體系的趙紫陽、「江李」和「江朱」體系中的李鵬和朱鎔基、以及「胡溫」體系中的溫家寶也都無法相比，因為習近平上台以後從來就沒有形成過「習李」體系。在權力結構中，習近平利用十幾個「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控制了本該由總理李克強負責的主要事務，包括財經事務，李克強被邊緣化的情況十分明顯。甚至李克強到各地視察的消息和發表的講話也常常被官方宣傳機構「和諧」掉。 「老大哥」在看著你 在中共的體制中，各級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都是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篩選和管理的。而高級官員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直接監視之下。 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2022年1月25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發表文章《隨著敵對派系獲得動力，習近平尋求獲得軍方的支持》（As Rival Factions Gain Traction, Xi Seeks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他在文章中說，「習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負責為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和黨的老幹部分配司機、秘書和警衛人員。丁薛祥還對文職和軍方領導人保持著監視系統，包括竊聽電話和密切監視他們不在辦公室時的活動。」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認為，的確有一些人不滿意習近平終止了集體領導，自己成為最高領袖和邪教的偶像。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但是他們無法組織起來，他們不能組織起來的原因是，或者我覺得很難組織起來的原因是隨著先進技術的出現，幾乎不可能聯合起來，換句話說，組織任何形式的反對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習近平藉助人工智慧、網路等手段使其成為不可能。他讓人都成為個體孤立化了，這是極權社會的特徵之一。」 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國中央網信辦主任魯煒為例，說明今天在中國，對官員的監控無所不在。 她說：「他是中國互聯網的負責人、中國最高的審查人員、前網信辦主任，……被定罪判處14年徒刑。……如果他們抓住他，首席審查員和互聯網負責人，他們肯定能夠抓住其他可能反對（習近平）第三任期的人。」 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習近平不僅控制著軍隊，而且還想方設法防止不滿的聲音發出來。 他說：「精心策劃怎麼樣控制著，讓各種反對聲音發不出來，讓他們沒法集結成型。他知道，不滿他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你們不能直接成型，那麼你們永遠處於潛伏的狀態，那你們就等於零。反過來如果有個什麼機會，有個什麼事情，讓他們這些人走到一塊來了，那他就麻煩了。」 胡平的這種觀點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5月發布的一項指示的印證。這個指示就是《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警告「離退休幹部黨員特別是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幹部黨員要嚴守有關紀律規矩，不得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不得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 近來由於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清零」政策導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傳聞說，習近平在中共黨內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包括來自離退休元老們的挑戰，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理朱鎔基的批評。觀察人士說，依照中共的慣例，「缺什麼就吆喝什麼」，現在要求離退休領導不要對黨中央領導「妄議」，那顯然就是已經「妄議」很多了。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說：「你看現在，居然要發文件，對那些退休老幹部都不準「妄議」，那就說明退休老幹部就是有在「妄議」的。……這就說明在黨內上層不滿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認為，問題在於，中國的現行體制給獨裁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習勢力缺少政治勇氣，缺少政治智慧，還是不會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反習勢力有沒有這種政治勇氣、政治擔當和政治智慧採取有效的行動。胡平說，十萬人大會儘管並不表明李克強和習近平分庭抗禮，但是卻通過這種方式在高層集結了相當一批人支持李克強。他說：「隱隱約約可以看出來他是一種力量，造成了一個我們外界所能看得到的一個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最高領導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軍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澤東去世以後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儘管黨內高層對他的不滿頗多，但是實際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沒有軍方支持的情況下下台的。至於曾經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儘管名義上都是「最高領導人」，但是在掌控軍權的鄧小平對他們失去信任以後，他們只能下台。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表示，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最高領導人就通過三個關鍵部門——警衛局、保健局和機要通訊局，直接控制最高領導層。 他說：「警衛局管的是中共所謂「國字級」的領導人，就是副國級以上的這些最高領導人的直接警衛，也就說他們的警衛秘書是由這個警衛局派出去的；警衛班子就是那個武裝警衛也是由警衛局派的。那麼這些警衛聽命於誰？並不聽命於他們保護的對象，而是聽命於警衛局，也就是說，這些警衛既是保護這些最高領導人的，就是高層領導人的人身安全，同時也是負責監控他們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監控。那麼機要通訊局呢，實際上是監控高層的電話系統。…..那麼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藥的，管醫生的。要讓你吃什麼你就得吃什麼。那葯是讓你好還是壞，這事不是你本人說了算，也不是醫生說了算，而是保健局說了算。保健局聽誰的？也是聽那個最高領導人的。……所以管了吃藥的，管了這個警衛，再管著通訊，這些最高領導人之間其實沒有任何隱私，也沒有任何私下活動的可能性。」 程曉農博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具有實際意義的反習勢力幾乎不可能。 他說：「我覺得沒有。……會議上不敢說，飯局上不敢說，私下不能見面，你讓他們怎麼串聯？所以很多人想像的是這個民主制度下的反對派開會，反對人士坐在一塊，咱們商量商量今天、明早上怎麼把習近平幹掉。這東西這個怎麼說啊？有點像小孩過家家。實際上任何反對勢力都是處在被監控當中的。那麼這種情況下，反對勢力活動不起來。」 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儘管很困難，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 他說：「現在問題呢，並不是缺少把習近平拉下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裡頭反對習近平的人，那種人肯定很多啊。它缺的是這些反對習近平的，他們是分散的，是潛在的。他們需要有一種機會，有一種形式，有一個方式使他們能夠集結成型，變成一種現實的力量，採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如果他運作的得當，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問題，形成這麼一個集結點。……但總的來說反對的勢力要集結成型是很困難的，但並不是不可能的。」
習近平實行個人專權，而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會反覆發生。中共和蘇共的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其關鍵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需要在不同歷史階段會發生變化。中國再也不具備回到集體領導模式的政治經濟環境，而集體領導與個人專權一樣，其實都是對國人和黨內的專制統治。 一、外媒議論習近平連任問題 過去這一年來，習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連任，是一個各國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6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禁止在共產黨內部發牢騷（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這個話題，還被不少英文媒體提及。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對黨內批評他的人加強管控，這不代表習近平將面臨反習派的反擊與政變，但反習派的阻撓可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反習派在中共的體制內是否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其關鍵在於，反習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現在中共內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內部討厭習近平的人確實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黨內會議上把習近平推下台呢？這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內部監管制度。共產黨的統治之所以被稱為專制制度，它不僅對民眾是專制的，它對黨內也是專制的。 專制制度下，中共什麼時候是數著投票票數來確定重大人事的呢？從來沒有過。中共只允許有監控的投票，中共的黨代會、人代會都是如此；同時，中共根本不容許公開、透明的黨職或公職競選。在候選人由高層指定，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與會代表言行又受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如果某高層成員在會議上站出來舉手一呼，一幫人跟著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就會被奪走嗎？那是在編故事。在共產黨掌權的中國，這從來就不是史實，也不是現實。 《經濟學人》的上述文章還認為，習近平對抗黨內的反對聲音，等同於拔掉黨內抒發異議的安全閥，這些沒有管道傾瀉的異議壓力不會消失，將威脅著習近平的下一任期。這種看法似乎覺得，中共內部不同立場的派系可以讓不同觀點得到表達，有利於中共的統治。這種看法是錯誤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產黨制度上去了，共產黨的黨內監控一向是它的傳統，而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從最高領導，更是中共一貫的黨紀。 二、誰是習近平的黨內對立面？ 究竟中共內部的反習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爭鬥到底為了什麼？ 當下，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而單純出於理念上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的人數並不多，這是習近平上任後打擊腐敗造成的。涉及腐敗、喜歡腐敗的幹部，占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各級幹部的大多數，這些人都討厭習近平。他們很難串聯橫向地搞地下組織活動，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裡發牢騷而已。他們不敢公開活動，是因為各人都有腐敗案底，私下發牢騷是擔心遭到整肅；而不敢公開活動去反對習近平，還是因為害怕整肅。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厲。他不但在管控現職幹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幹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文件，即《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對黨忠誠、聽黨指揮。這個文件顯然是在約束中共離退休幹部的言行。 實際上，絕大多數反對習近平的中共幹部都敵視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利益問題上和習近平對立而已。喜歡腐敗的幹部雖然討厭習近平，但心裡很明白，共產黨的統治才是他們發財的制度保障。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就一直如此，他們討厭習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撈到的利益，不是討厭共產黨制度。 三、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時代和集體領導時代之異同 針對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有一種懷念集體領導時代的說法。是不是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就比個人專權好一些呢？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對比一下。 首先，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模式並不是沒有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當中的最高領導人仍然擁有對其他高層人員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是在集體領導時代，最高領導人使用這種權力比較少一點而已。江澤民打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胡錦濤打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長陳良宇，就是最高領導人處罰不順從的高層人員的典型案例。而從社會鎮壓的角度來看，集體領導之下，對民眾的大規模鎮壓同樣會發生，「六四」屠殺便是中共元老們「集體領導」的結果。 其次，集體領導模式和個人專權模式與民主都毫無關係。集體領導模式是中共高層集體對全社會和黨內的各層級實行專制；其領袖的個人專權則是他一個人對全黨和全社會專制。這兩種模式都是專制，並沒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對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感受最深的是官場中人。在集體領導下，官員們可以各自跟隨不同的上級，而這些上級最後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裡去，一旦下級需要保護時，可以求助於自己一直以來巴結逢迎的「靠山」；但在個人專權狀態下，官員們的絕大多數都無法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關係，只能聽命於高層，個人的迴旋餘地很小，犯錯倒霉時就沒有保護傘了。 最後，個人專權模式和集體領導模式各自服務於共產黨領導人不同時期的掌權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最終會體現在經濟方面。從民眾的角度去體會，大體上可以說，在集體領導的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會讓民眾感覺生活上舒適一些，比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和中國的胡趙時代、江胡時代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90年代後期朱鎔基曾迫使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逼他們艱難度日，但這段歲月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了。而在個人專權時代，比如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民眾的生活往往會比較艱困。 那麼，是不是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呢？要回答這個疑問，就必須理解這兩種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習近平的個人專權是偶然現象嗎？ 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會反覆發生？我分析中共和蘇共的歷史之後發現，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只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我給這種規律起了個名稱，即「鐘擺現象」。意思是，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 這個「鐘擺現象」證明，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在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之間擺動，從一端擺向另一端。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既然是有規律的政治現象，它就不是反常現象，是可以預判的。這種規律的重點不是習近平的個人專權如何不好；重點在於，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發生改變，這個「鐘擺」為什麼會在某個時候「擺動」。 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朝鮮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這是高層權力格局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便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由於集體領導階段造成的政治經濟困境，最高領導人再度重新建立個人專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五、共產黨統治需要的階段性變化 蘇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現同樣的「鐘擺」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個政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了相似的政治經濟需要。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而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撓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經濟改革受阻，就改變了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急於改變蘇共的政治經濟現狀，是因為蘇聯過去幾十年盤剝民眾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被勃列日涅夫時代「花錢買穩定」用光了，處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狀態下的戈爾巴喬夫沒辦法再繼續「花錢買穩定」。 習近平上任前，高層權力鬥爭已經爆發，上台後他為了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這是當時的情勢，但習近平後來的作為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江胡時代對貪官的「放貪買平安」方針，掏空了中國經濟。因此，習近平對官場的管控便越收越緊，在這點上，貪官們和習近平永遠是對立的。 六、中國可能重回江胡時代嗎？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斷流動、更新，如同萬物流變、無物常駐一般。事實上，希望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重新回到江胡時代或胡趙時代，仿如刻舟求劍。 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胡錦濤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趙紫陽時代中共的腐敗才初步出現一些苗頭，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胡錦濤時代則經濟發展的空間被差不多用盡了，同時，中共的全面腐敗讓各級官員積累了巨額財產；這些數以萬億計的貪官資產開始向國外轉移，以求安全。 而習近平上任後，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打擊腐敗，範圍越來越大，各級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對國外轉移資產，並且辦理家族成員的國外身份，以便必要時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貪官們向國外轉移資產已累積上萬億美金，動搖了中共的外匯儲備，也讓習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統治的內在危險性，於是他又進一步堵死官員們出逃之門。這個過程和他的個人專權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夠真的去成功地發動政變。雖然習近平在黨內、黨外都有大量政敵，但這種局面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高壓，就是試圖消滅潛在政敵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當然，習近平如果身體不行了，中國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盤。共產黨政權的個人專權領導人一旦撒手，通常會發生接班人危機，那個時刻將是權力鬥爭交火的觸發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黨國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預定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目前人們最大的預想重點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是否會打破過去四十年的常規，繼續擔任中共總書記或者某種形式的最高領導人。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不出意外，這種情況發生的大概率幾乎是確定的。 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如果按照中共當局既定的安排，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是毫無懸念。 今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專門談到二十大代表選舉的問題。文章指出，對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動上、政治上始終必須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胡平說：「這就是說，這個中央明文規定，只有擁護習近平的人才有資格當二十大代表。你按照這個規定辦下來，那你二十大還用開嗎？這總書記還用選嗎？那當然就是毫無懸念了。」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說：「這是一個討論了四年的老話題了。那麼從這四年以來呢，我的感覺是，習近平連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體當中，還有自媒體當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習近平不要連任。那麼這樣的話，他們就會討論很多習近平可能不連任的各種假設的情況。但這畢竟是假設。」 從上到下的造神運動 人們注意到，在習近平獲得「核心」的稱號之後，稱習近平為「領袖」、「統帥」的說法幾年前已經開始，在過去一年裡則越來越多。 著名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2022年5月27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中（《習近平準備以同對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為交換，成為「終身領袖」》Xi Jinping is Poised to Become 「Leader for Life」 in Exchange for Sharing Politburo Seats with Rivals），專門提到習近平今年4月在廣西視察期間，廣西宣傳機構對習近平的讚頌，說「廣西的省級媒體稱頌習近平是『全黨的核心、人民的領袖』」。 實際上，對習近平的讚頌已經遠遠超過宣傳機構的範圍。例如，中國共產黨最高喉舌機構新華社主辦的新華網轉載了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機關報《廣西日報》刊登的中共廣西黨委書記和廣西人大主任劉寧4月22日在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代表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在大約三十分鐘的講話中，劉寧先後將近80次提到「習近平」、「領袖」、「軍隊統帥」、「領航人」和「黨的核心」。 從5月23日開始，新華社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足跡」網路短片，介紹40年來「一路走來的習近平」，推崇習近平的豐功偉業。 中國的宣傳機構，也就是所謂的媒體，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屬機構控制的，所宣傳的內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話題的內容，如果沒有宣傳部門的首肯是不可能見光的。對於習近平的所有這一切吹捧幾乎不可能是在習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沒有首肯的情況下進行的。更可能的是，習近平不僅樂見其成，甚至發揮了某種主導作用，也就是說，習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夠繼續坐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 習近平獨裁：個人喜好，還是制度使然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可能沒有反對習近平的人。胡平認為，習近平還是面對一種潛在的挑戰。 胡平說：「可是我們又有理由推斷，今天在中共內部，在黨內的高層有不少人是反對習近平的，是不願意，是願意想換人做做看的。只是現行體制使他們無從表達，因為中國這個體質就是個專制的體制，就是個獨裁的體制。所以這個獨裁者他可以不論他是不是得到黨內多數的擁護，都可以維持一個被大多數擁護這種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這個機制，不能自動起作用，它有賴於獨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運用權術，另外也要看民間，看體制內，看中共黨內高層這些人有沒有人有這種政治智慧或者勇氣做出這種突破這種體制約束的事情來。 胡平認為，在今天的中國，確實反習的聲音潛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麼他們能不能把這個轉化成一種現實力量，這才是關鍵所在。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這次二十大確實還是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 但是程曉農博士認為，習近平連任，加強個人獨裁，這不僅是他個人的願望，也是共產黨體制形成的必然。 程曉農說：「我是在分析了共產黨，這個中國共產黨它的這個歷史規律，也包括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規律，我發現它有一個鐘擺現象。就是說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包括中國和蘇聯，建立政權時都是集體領導，然後很快就會過渡到個人獨裁。從斯大林和這個毛澤東都是這樣做的。然後強人死了以後又必然的會回到集體領導。但是集體領導早晚一天會把這個國家送到這個非常危險的路上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最後它又會再轉向這個個人集權。」 程曉農以戈爾巴喬夫為例指出，戈爾巴喬夫到最後的時候，他就把自己變成了總統，把大權集中，他也不再對蘇共政治局負什麼責任了。習近平也是這樣。他上任以後沒有多久，他就開始逐步地集權。所以問題的關鍵是，集權、獨裁是單純他們個人的，也就是戈爾巴喬夫和習近平的個人的愛好呢？還是說這是一種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維持統治，他的一些內在的需要？ 程曉農說：「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內在需要。就是說戈爾巴喬夫時代，他當時是推動各種經濟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動。那麼這種情況下，他想加強個人權利的推動。」 程曉農認為，在共產黨體制下，無論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獨裁，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集體領導並不比個人獨裁要好。 程曉農說：「那麼習近平呢，實際上面臨的是中共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這二十多年的集體領導，已經把中共拉進深淵了。很多人在討論集體領導的時候沒有比較客觀地分析，集體領導同樣是有害的。那就是說，集體領導之下腐敗盛行，權力分散，各種勢力會利用他們在高層的各種關聯，然後肆無忌憚的撈錢，然後撈完錢以後，以中國的例子，是撈完了就往海外轉移。那麼這樣的話，對習近平來講，他作為一個接任胡錦濤的人，他面臨的局勢就是在2014年2015年的時候，中國外匯大出逃，最多的時候一個月達到1000億美元。按照這個速度，如果習近平繼續實行所謂的集體領導，那麼過個三五年以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差不多沒了，都被貪官們給轉移到境外去了。」 程曉農指出，原來的集體領導，包括江澤民那一屆的大部分人，還有胡錦濤時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歡的溫家寶，這都是在中國撈足了錢的。 程曉農說：「比方講溫家寶那位90多歲的老母親，她名下就有12億美元的資產。這當然不是工資積累起來的。溫家寶從來沒有對此做過回答。那麼像這是算少的。其他的像曾慶紅，那就更多了。所以這些人把資產往外轉移，原因就是他們擔心這些資產隨時會被清算。那麼對習近平來講的話，這些資產被撈空了以後，中國經濟就會垮掉。這對他來講，維持統治和維持外匯儲備，阻撓貪官們往外轉錢，這是同一件事。」 程曉農認為，現在很多人分析習近平連任不連任，視角只是集中在他個人意願上，好像習近平不應該連任或者怎麼樣，這都是從一種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沒有看到的是習近平當年遇到的局面，其實已經是集體領導造成的一種嚴重的危機狀況。 程曉農說：「我把它比作一個形容就是一個大酒桶，一個木質的酒桶裡面裝滿了酒，然后里邊有大量的蛀蟲蛀的窟窿，酒嘩嘩的往外淌。你看到那個桶四面八方都在漏，只要他不去堵這些窟窿，那麼這些酒很快就會漏完的。所以習近平當時他的集權是從這樣開始的。那麼集權的路一旦走起來以後，就像毛澤東一樣，最後他就會走到底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說習近平連任的可能性比較高。」 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還有沒有可能再實行集體領導了呢？ 程曉農說：「我覺得現在並不存在這樣的機制。共產黨的統治也並不需要集體領導來維護。」
中國經濟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業、服務業、消費都明顯下降。各級官員十萬人奉命參加中央的穩經濟大會，表明中南海挽救經濟之心何其迫切。與此同時，中國城鎮的真實失業率正向20%挺進，而官方的失業率數據始終在掩蓋真相。大規模失業將成為中國未來的長期經濟和社會問題，90後的幾代人會面臨越來越艱難的生存環境。 一、中國經濟大滑坡，北京開十萬幹部視頻大會穩經濟 5月25日下午3點，中國召開了一次「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這個會議算得上是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會議，《經濟觀察報》報道，參加人數高達十萬人，包括地級市、區一級以及鄉鎮一級的主要官員。以地級市為例，市長、副市長，市政府秘書長、副秘書長，市政府黨組成員，市政府與經濟有關各部門負責人，市裡金融機構負責人等。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為了出台中央新的穩經濟政策，而是為了敦促各地落實本地的穩經濟政策。一句話，要全國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經濟。 這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財政部長劉峰、總理李克強先後講話，披露了一系列經濟數據。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滑坡的現況確實十分嚴重。僅舉幾例：今年4月工業生產下降2.9%，全社會用電量減少1.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跌落11.1%，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這樣的經濟形勢，當然談不上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嚴重萎縮。經濟萎縮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清零」政策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強還提到了兩個事關經濟未來走勢的資訊。其一，由於4月全國的財政收入扣除退稅後減少5.9%，地方財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緊，有幾個省已經向國務院打報告，想從中央財政借錢度日。但李克強表示，中央財政的錢要負擔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只剩下一筆用於應對特大災害的總理預備費算是機動資金。他的意思很明確，地方政府沒錢，只能自己想辦法，而且不許加稅；至於向中央財政借錢，各地就死了這條心吧。地方政府沒錢了，要落實穩住經濟的政策也就成了「無米之炊」。 其二，中國70%的製造業要靠進口零部件來維持生產，而4月的進出口是零增長。這意味著，企業沒打算為今後擴大生產而增加零部件進口，這樣，疫情之後製造業企業不會很快復甦。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國的企業是1.5億家，但今年4月底與去年同期相比，企業減少了近13%，因為大批企業破產倒閉，註銷了在工商局的企業登記。企業減少將近一成半，就會有相當於兩成的在崗員工加入失業大軍。 二、現在中國多少人失業？ 為什麼一成半的企業關閉，會有約兩成就業員工失業？因為，關閉的企業會全數裁員，但尚未關閉的企業也會裁員自救，因此，失業員工占原來的就業員工的比例，會多於關閉企業的比例。 按照官方統計，中國的城鎮就業人數大約是4.4億，如果今年被裁員的員工佔兩成，相當於被裁員工達到8千8百萬，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新增失業人口。如果加上城鎮人口中原來已經失業的，以及今年新畢業的1千萬難以就業的大學生，總的城鎮失業人口可能超過1億。 如何據此來估計城鎮失業率呢？失業率是失業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因為老人和小孩不屬於可就業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的常住人口是9億，而全國16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63%。也就是說，9億城鎮人口當中，勞動年齡人口約為5.7億，其中1億人失業，則城鎮失業率大約是17.5%。這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真實的失業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這次會議上披露的相關數據是，全國平均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6.1%，在31個大城市為6.7%，而16到24歲的青年人的待業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業率接近筆者估計的17.5%的城鎮失業率。官方的調查失業率是什麼含義，為什麼似乎偏低？這就涉及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背後的隱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蓋失業真相？ 中國政府會誇大經濟成長方面的數據，但同時也想盡辦法壓低負面經濟數據，失業率就是一個它一直在掩蓋真相的統計指標。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長期以來使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官方認可的失業數據，而那是個完全不可靠的統計。所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者的原僱主必須連續幾年為其購買過政府的失業保險，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他們不會去登記失業。 失業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門登記，政府便視若無睹。這樣，官方的這個城鎮登記失業率曾經變成一個常數，恆久不變，總是3%上下，經濟好或者不好，都是這個數據。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多年來都故意不公布真實失業率，只公布就業人數。 隨著5年前中國失業現象日益惡化，為了掩人耳目，從2018年開始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首先，這個統計概念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不算失業，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儘管很多農村戶口的年青一代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事實上，相當大數量的農村出身的青年既無務農技能，亦無務農意願，在農村家中無所事事混日子，卻從未被計入失業人口。 其次，這個城鎮調查失業率不能反映真實失業率，因為國家統計局用抽樣調查方法獲得的失業率，其調查範圍很小，盡量少覆蓋從農村流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在城市失業人口調查時，又用「自由職業者」這個概念，把許多事實上失業、但在網上賣一點東西的人口從失業範圍中排除掉。 再次，中國地方大，按道理，調查城鎮失業率應該盡量擴大樣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國家統計局只抽樣8.5萬城鎮住戶，僅占城鎮就業人數的萬分之三，抽樣率不到美國失業調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對樣本覆蓋地區保密，不讓研究者了解，究竟這個樣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這些手法以後，中國從2018年以來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後經濟惡化，這個失業率也只不過上升半個百分點而已。與其說官方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為了公布失業狀況，不如說，它是為了掩蓋真實失業狀況。 四、畢業大學生千軍萬馬擠「公」門 畢業大學生就業難，就是中國城鎮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結果。2021年全國有1,020萬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生、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也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為了提升就業資歷，那剩下的人為什麼都擠到公務員考試和教師資格考試裡面去，為什麼沒多少人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而聘用新人的機會少之又少。 那畢業大學生能在政府部門或各種學校里找到工作嗎？看一下中國現有的白領工作崗位數量就知道了。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白領職位一直是5千多萬個，其中公務員佔三分之一，教師佔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業、金融業等等企業。畢業大學生想擠到政府部門或學校去教書，可能找到工作機會嗎？這5千多萬白領職位，平均每年只有150萬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錢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領職位，剩下的如果不願意去做藍領，就會失業。 應屆大學畢業生一年內找不到工作，就可能變成長期失業，因為下一年又有1千萬新出爐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求職，會把前兩年畢業的人擠下去。也就是說，中國城市的真實失業率僅僅因為失業大學生，會每年增加1.5個百分點。 現在中國出生於經濟繁榮年代的90後、00後青年人從未想像過，他們的人生前途會如此暗淡。中國的文革時期，因為經濟停滯，政府無法安排中學畢業生在城市就業，就實行了中學生大部分「上山下鄉」的政策，把他們統統強制趕到鄉村去當農民。前兩年，中國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學生「上山下鄉」這個口號，雖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當局對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無奈。 五、大規模失業的潛在威脅 分析中國經濟的表現或中國的失業規模，都需要區分兩個方面：其一是經濟欲振乏力、失業長期化的趨勢；其二是疫情導致部分城市經濟停擺的短期影響。顯然，失業問題既有趨勢性惡化這一面，也有經濟短期停擺造成突發性失業潮這個近期因素。疫情以來，大批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倒閉，大量商業服務業小企業破產，雖然是疫情的短期衝擊造成的，但這些新失業的幾千萬員工可能會轉變成長期失業。 城市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不僅代表著經濟惡化，也意味著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對社會和當局的不滿上升。民國時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產黨，除了馬克思主義在召喚反叛青年之外，當時的中學生缺乏就業機會也是一個原因。如今，中國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正在從嚮往美好變成恐慌，從恐慌再走向絕望，這會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正在開始。中共用強化社會監控來防範社會不滿，但監控只能暫時壓住表面上的社會不滿，卻無法改變青年人的絕望。那是一個「高壓鍋」，大規模失業就是鍋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滿則是鍋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烏克蘭戰爭中，俄羅斯海軍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巡洋艦被兩枚導彈輕易擊沉，標誌著21世紀的海戰模式與上個世紀的舊海戰模式完全不同了。這種新模式對中國試圖攻擊台灣的軍事企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值得專門做一番分析。 一、「莫斯科號」巡洋艦為何被擊沉？ 4月14日夜間，俄羅斯海軍四大艦隊之一的黑海艦隊在海上活動時，旗艦「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突遭兩枚導彈襲擊，戰損嚴重，不久便在拖拽回港途中沉沒。俄羅斯官方忙於遮掩真相，各國媒體則試圖分析該艦被襲擊沉沒的真正原因。一艘萬噸級導彈巡洋艦在戰鬥巡航中被導彈輕易地擊沉，堪稱世界海軍作戰史上的重大事件。海軍艦隊參與海上戰鬥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過去關於海軍艦隊對抗的認知要重新改寫了。 《日經亞洲》4月20日的一篇報道，《莫斯科旗艦沉沒暴露俄海軍弱點，專家稱，未能保護和應對導彈攻擊顯示出重大操作缺陷（Moskva Flagship Sinking Exposes Russian Navy Frailty, Experts say, Failure to Protect and Respond to Missile Attack Shows Major Operational Flaws）》，分析了該艦被擊沉的原因。該報道引用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開大學全球研究系主任小谷哲夫的話說，「旗艦是指揮和控制的神經中樞。它配備了通訊工具，控制著整個艦隊。」報道指出，美國駐日本橫須賀的第7艦隊旗艦「藍嶺」號航空母艦24小時都保持與白宮的直接聯絡，擁有「最先進的網路、指揮、控制、通信和計算機能力，能在最高級別（包括白宮）進行充分知情的實時決策」。 同樣是艦隊的旗艦，為什麼俄國艦隊的旗艦如此不堪一擊？一位美國海軍分析家認為，「莫斯科號」沉沒表明，俄國海軍以為遠離烏克蘭岸基火炮的威脅就能安全，事實證明，中程導彈同樣可以致其死命；此外，這艘導彈巡洋艦雖然具備導彈攻擊能力，但反導彈的自衛系統不靈；還有，導彈擊中該艦後，艦上常備的止損分隊的戰損管控不力，導致軍艦迅速沉沒。 日本自衛隊前中將磯部浩一在《日本軍事評論》中寫道：「對普京來說，最大的打擊是他向世界各地的軍事專業人士展示了俄羅斯軍隊的脆弱性。」其實，「莫斯科號」的慘痛教訓還向全世界表明，海軍艦隊在海上作戰時，防止敵方導彈襲擊是自身安全的首要任務。而恰恰是這一點，揭示了現代海軍作戰史上一次新的重大轉折。 二、現代海軍海戰作戰方式的歷史演變 自從各國發展出機械動力的現代海軍以來，海軍的海上作戰方式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靠大艦巨炮取勝，第二階段是靠艦載航空兵取勝。 直到二戰爆發，各國海軍的主要作戰思想一直是傳統的大型艦船用艦炮互相攻擊。其經典戰例是，一戰前，大日本帝國的聯合艦隊在日本海用艦船炮戰，殲滅了俄國遠道而來的波羅的海艦隊。此後，聯合艦隊為了保證炮戰取勝，把大艦巨炮主義發展到了頂點，建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級戰列艦，噸位達7萬噸，比航母還大。因為只有大艦才能安裝巨炮，而艦炮的口徑大、炮管長，才可能射程遠，大和級戰列艦有三組三聯裝主炮，每門炮管的口徑有46厘米，中等身材的人可以爬進爬出，射程達幾十公里。這樣大口徑的巨炮才能在對方艦炮的射程外，擊沉對方軍艦。 建造大艦還有一個原因，即需要在大型軍艦上建造高高的艦橋，以便看得見遠在海平面之下的對方軍艦是否中彈。艦炮射擊是打移動目標，要靠彈著點觀測，才能在雙方軍艦不斷運動的情況下儘快校正射擊參數，提高命中率。然而，大日本帝國耗盡國力造成了巨型戰列艦，這種海上作戰方式卻已過時。聯合艦隊的兩艘巨型戰列艦都沒真正在海戰中發揮作用，相反卻被美國海軍的艦載機圍起來打，最終被艦載機投放的魚雷和炸彈擊沉。大艦巨炮主義就這樣終結了。 開創現代海上作戰方式第二階段的是英國。1940年，英國首次用艦載機發射魚雷，重創義大利海軍停在塔蘭托港的戰列艦。受英國海軍航空兵的影響，日本聯合艦隊也研究訓練了艦載機轟炸戰列艦的方法，在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隨後美國海軍和日本海軍的航空母艦編隊反覆交戰，雙方都在遠距離外派出艦載機去攻擊對方的航空母艦，各有勝負；直到中途島戰役之後，美國海軍才扭轉了雙方的態勢，取得了戰場主動權。 中國熱衷於組建航母艦隊，仍然看重艦載航空兵的海戰作用。殊不知，以「莫斯科號」被擊沉為標誌，現代海上作戰方式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靠導彈取勝。 三、海上作戰不同歷史階段的攻擊手段：中國掌握多少？ 在現代海上作戰方式的第一階段，戰列艦是巨炮的平台，艦炮炮火是攻擊手段，作戰半徑是艦炮的射擊距離。後來這種攻擊手段就不靈了。到了現代海上作戰方式的第二階段，航空母艦是艦載機的海上流動平台，艦載機使用魚雷和炸彈攻擊對方軍艦。所以海軍的主要攻擊手段改變成艦載機攜帶的魚雷和炸彈，而攻擊範圍由艦載機的往返航程決定。艦載機的主要功能是充當魚雷和炸彈的空中投放平台，以及保衛己方母艦。 進入現代海上作戰的最新階段之後，對敵方海軍的主要攻擊手段變成了導彈，而不再是魚雷和炸彈，更不是大口徑艦炮。隨著導彈的射程延長，導彈的被動導航和自主導航能力不斷增強，導彈的發射平台也多樣化了，海軍的艦載機和空軍的遠程轟炸機可以從空中發射導彈，潛艇可以從水下發射導彈，海軍艦船可以從水面上發射導彈，陸軍也可以從地面基地發射對艦導彈。 每次海軍作戰方式的轉折都是一個漸進過程，新的作戰方式已經形成，但舊的作戰方式依然存在並發揮著作用。對美國、英國、日本這幾個經歷過大型艦隊海上作戰方式第一、第二階段的國家來說，它們懂得如何把艦炮、艦載航空兵和導彈的作戰功能結合運用，形成最佳組合。 中國現在建造了航母、大型驅逐艦、大型護衛艦，看起來艦隊規模很大，但中國海軍的作戰經驗只有魚雷艇、小炮艇的近戰夜戰；其戰術是「打了就跑」，它連如何使用大艦重炮和艦載航空兵作戰這些舊的作戰手段都沒試過。中國的這些軍艦裝上了各種導彈，海軍卻沒有如何合成運用艦炮、艦載航空兵和導彈的任何經驗，一切都只能自以為是地想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海軍對大規模海戰其實是心虛的。 四、導彈制勝時代海上作戰的六大轉變 在以導彈為主要攻擊手段的現代海上作戰方式第三階段里，出現了六大根本性轉變。 其一，防守方比進攻方具有相對優勢。因為防守方可有各種導彈發射方式，而敵方艦隊面臨的是三維空間威脅，從高空、水下、水面隨時都可能有導彈來襲。 其二，海戰中的前方和後方越來越模糊。在大艦巨炮和艦載飛機時代，海戰中敵方位置很清晰，對敵方攻擊的防禦方向也是確定的；但導彈發射平台的多樣化，使敵方艦隊可能遭到360度所有方向的導彈來襲，艦隊安全的難度比炮戰和艦載機時代大得多。 其三，面對導彈攻擊，大型軍艦的脆弱性增大了。現在的軍艦不管噸位多大，水下裝甲和甲板裝甲的厚度並不比當年巨型戰列艦的裝甲厚度大；否則，軍艦航速和機動靈活性都會下降。而導彈的攻擊力比魚雷、空投炸彈和巨炮炮彈大許多倍，造成軍艦的戰損程度也大很多。一方面，這造成艦上戰損搶修難度大大增加，戰傷軍艦容易快速進水而沉沒；另一方面，在軍艦運作高度電子化的情況下，艦上發生的戰損可能導致艦內信號線路被切斷，使軍艦失去動力、操控力或作戰指揮能力等，結果軍艦變成浮在水上的「死魚」。 其四，導彈發射方成本低，其主要成本是電子導航系統；而軍艦的成本比1枚導彈高上千倍，這是進攻方水面艦船指揮官不得不面對的冷酷現實。浩浩蕩蕩的艦隊演習時壯觀威武，前提是不會發生戰鬥，一切可按演習教程操作，演習中所謂的搶險也是假戲真做。到了戰時，一艘幾萬噸級的兩棲登陸艦載著數千陸軍，幾枚導彈一打，就成了燃燒的地獄，全體艦員和艦上陸軍只有跳水求生這唯一選擇，不然就只能與軍艦一同沉入海底。 其五，在海戰的導彈時代，導彈的導航系統成為作戰的關鍵，具有太空戰、電子戰優勢的一方將很大程度上獲得戰鬥的主導權。防守方導彈的導航能力可藉助友軍導航系統，進攻方就沒有這種優勢了。中國的艦隊在海上一面要防範來自高空、水面、水下的攻擊，一面要完成運輸陸軍的任務，還要同時指揮太空戰、衛星攻防戰和電子訊號保衛戰，絕非易事；只要一個環節沒做好，戰場態勢馬上就會傾覆。中國海軍沒有實戰經驗，無法知道哪些事需要怎樣做。 其六，防守方如果發生失誤，比如導彈發射後沒擊中目標，或某些導彈發射陣地遭到破壞，是可以彌補的，只要調整參數再次發射導彈，或啟動備用的導彈發射陣地作戰。但進攻方的軍艦被擊沉，那就沒有補救機會了；戰損軍艦若被迫退出戰鬥，還會影響到整個艦隊的功能組合和攻防協作。 綜合這六大轉變，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現代軍事技術的演變有利於防守方，不利於進攻方。如果這進攻方還是個運行大型艦隊的菜鳥，又只有沿海小炮艇偷襲經驗的低級海軍能力，那進攻者確實面臨很大的難度。這種困難隨著防守方導彈系統的不斷升級，只會變得越來越大。 五、海戰最難在運兵 空軍和火箭軍可以摧毀對方地面上的軍事及民用設施，但要佔領地面戰場，不能靠飛機和導彈，必須使用陸軍；而陸軍能否遠距離跨海輸送到登陸地區，全靠海軍。在這方面，導彈制勝時代的海軍艦隊所面臨的仍然是二戰時代的難題。 要佔領大型島嶼，需要由熟悉海邊作戰的海軍陸戰隊攻佔灘頭陣地，然後陸軍大規模登陸上島，把火炮、坦克等重裝備運上陸地，再展開地面戰線的爭奪戰。而陸軍出海，必須搭乘海軍的運輸船艦，才能到達登陸海域；到達登陸海域後，由於大型運輸船艦吃水深，不能靠近岸邊，大型船艦還怕岸炮攻擊，所以陸軍必須在海上換乘小型登陸艇，分批登陸，這時只能攜帶輕武器，如此則登陸的陸軍火力就很弱。1949年10月解放軍登陸金門，在古寧頭戰敗，這是原因之一。 陸軍遇到船沉就只能跳水逃生，但陸軍官兵通常沒有長途泅泳的能力；一旦投水，淹不死的最多占船載兵力的幾分之一，這是太平洋戰爭的戰亡統計顯示出來的規律。在海里，即使會游泳的人也游不遠，因為海水溫度底，人體熱量消耗大；而且海上沒有方向指引，還受到洋流衝擊，會白白浪費最後的體力。何況，陸軍一旦落水，為了海上求生，不得不把武器彈藥全部扔掉，於是徒手游水的陸軍就完全失去作戰能力了，極少數好不容易游到岸邊的陸軍官兵也會完全累垮。 陸軍雖然在陸上作戰時膽子很大，但到了海上就變乖了，只能把生命全都交給海軍，聽任海軍擺布。太平洋戰爭時，大日本帝國的陸軍很驕狂，一向看不起海軍，但遇到遠途跨海作戰，陸軍高級將領們都會客客氣氣地拜託日本聯合艦隊的指揮官，請他們保證陸軍部隊的安全，不要發生意外。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一個戰例是1943年3月2日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北面的俾斯麥海上，日軍一個陸軍師團的大部分兵力在海上運輸過程中被殲滅，美國的戰史稱之為「俾斯麥海海戰」，而日本的戰史研究基本上不提這事。當時，美軍陸基航空兵對日軍的8艘運輸船和8艘掩護運輸船隊的驅逐艦實行低空轟炸，結果運輸船全被炸沉，驅逐艦隊大部分也被擊沉，3,600陸軍官兵都淹死，2千多噸裝備物資全部沉海。 陸軍經由海上運輸時還有一個與防守方無關的潛在敵人，即鯊魚。台灣海峽和許多其他海域一樣，有各種鯊魚。只要落水的解放軍官兵有人受傷，流出的血化在海里，鯊魚可在10公里外的水下聞出來，然後趕來獵食。海軍官兵都知道，軍艦沉了以後，就算在海里能泅水不死，也可能葬身鯊魚口中；如果陸軍清楚這種結局，他們會更加膽戰心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場烏克蘭戰爭讓歐盟的領導國德國錯誤的國際國內政策原形畢露，而近年來一直被歐盟的西歐成員國們蔑視的波蘭卻展現出了它的高瞻遠矚。歐盟的「醜小鴨」波蘭如今正獲得讚譽，而「歐盟之星」德國卻在自尋墜落。烏克蘭戰爭開始後，德國的富裕和繁榮因為實行「政治正確」方針的後果而日益消失；同時，由於德國的主要政黨拒絕承認「政治正確」方針的荒謬，它們正拖著自己的國家和西歐小兄弟們滑向經濟沒落。 一、波蘭因何一度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 英國的一家雜誌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發現了它的目標》）」。文章說，「上個月人們還在思考，『北約去哪兒？』這已有30年歷史的問題，而如今北約的目的再明顯不過了……波蘭已從歐洲賤民轉變為人道主義超級大國。最令人震驚的是，幾十年來白白浪費美國國防預算的北約國家突然加緊行動，德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將國防預算翻了一番」。這段話里點出了一個歐盟內部公開的秘密，那就是，波蘭被歐盟在政治上打壓已久，但烏克蘭戰爭中德國的政治地位明顯淪落，而波蘭的國際地位卻突然明顯提高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為什麼先前德國要刻意打壓波蘭？我在上個月給《大紀元》寫的一組關於烏克蘭戰爭的德國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歐左派政府試圖推行大一統歐洲的戰略。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歐盟是以大一統歐洲為旗幟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這面旗幟視為「政治正確」的重要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確」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個繼承自馬克思主義的遺傳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確」、「不服從者必打壓」。 德國政府在2015年歐洲的外來非法移民危機面前，對內對外都展示出強硬的打壓異己、「唯我正確」的姿態，波蘭因此得罪了德國和歐盟。德國主導下的歐盟長期以來實行歐洲各國之間的人口自由流動和邊界開放，這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闖關進入富裕歐洲、享受歐洲社會福利的動力，當時爆發了數百萬非法移民從海上和陸地闖入歐盟南部和東部成員國的浪潮。為了顯示這種大一統歐洲制度的優越性，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行要求德國國內和歐盟成員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 在歐盟的大一統方針之下，作為領導國的德國要求各成員國執行統一的方針，而這類的方針由德國說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顯紅色色彩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決定開放德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並由各歐盟成員國分攤非法移民的負擔。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國科隆市火車站廣場上發生了650名德國女性被來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後，默克爾的態度才略有收斂，但她始終拒絕認錯。 當時德國政府對國內輿論和公職人員實行了嚴厲管控，不許批評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則公職人員可能被解職；甚至德國的反間諜機構憲法保衛局奉命把手伸到國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亮出該機構的名號，有針對性地威脅批評默克爾移民政策的外國人。這種專製做法發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國也如此，就顯現出「政治正確」派執政的專制危險性了。默克爾在東德紅色政權下生活多年，從政後只讚揚年青時代東德的「美好生活」，卻從不清洗她心中的「紅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國面臨自己製造的非法移民危機時，實際上展示了民主國家發生民主倒退的第一個先例，此後我們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蘭當時抵制默克爾的上述政策，於是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本節開頭引用的文章提到，波蘭因此被歐盟視為所謂的「歐洲賤民」。 二、波蘭不迷戀馬克思主義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蘭和蘇聯先後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現在的差別會這麼大？其中的關鍵是，俄羅斯的制度轉型因為缺少全社會紅色價值觀的轉型而徹底失敗，現在昔日的「蘇聯」又活回來了；而波蘭卻推動了蕩滌紅色價值觀的社會轉型，因此與俄羅斯完全分道揚鑣了。 波蘭能與俄羅斯繼承的蘇聯時代紅色價值觀劃清界限，與波蘭的現代歷史有直接關係。二戰前期蘇聯與納粹德國合謀瓜分了波蘭，1939年法西斯德國侵入波蘭西部，波蘭共和國的政治和軍隊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蘇聯佔領的波蘭東部，卻被蘇聯佔領軍關押。蘇聯為了將來統治波蘭時不會遇到波蘭精英的抵抗和反對，屠殺了原波蘭共和國的政治、軍隊和知識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間被蘇聯俘虜的波蘭軍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22,000人被蘇聯在卡廷森林、加里寧（特維爾）、哈爾科夫等地殺害。1941年德國侵入蘇聯後在卡廷森林裡發現了這次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蘇聯當局拒絕承認這一嚴重罪行，反而誣指德國製造了這次屠殺。直到蘇聯解體，葉利欽才代表俄國政府就此正式向波蘭人民道歉。 二戰後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蘇聯在二戰期間便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幹部，制定了奪取政權的方案。二戰後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佔領，蘇聯遂利用佔領軍的權勢，把培養好的東歐共產黨人送回本國，打擊並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後在東歐各國建立了共產黨政權。東歐各國戰前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老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支持，二戰結束時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民眾的，在當地沒有社會基礎。因此東歐各國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大規模反抗：1953年在東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黨政權都在蘇聯干預和援助下把這些反抗殘酷鎮壓下去了。這些反抗為後來波蘭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蘇聯的紅色價值觀開闢了道路，也排除了後來社會轉型的障礙。 正因為波蘭不像俄國那樣拒絕清理蘇聯時代的紅色價值觀，也不像德國那樣迷戀馬克思主義，波蘭結束共產黨統治之後在制度轉型過程中，得以通過成功的社會轉型，保障了經濟和政治轉型的成功。波蘭開始制度轉型時，人均GDP和俄羅斯差不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最新數據，2021年波蘭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國只有11,654美元，僅及波蘭的三分之二。俄國出現的蘇聯時代舊價值觀左右民主化的現象，導致俄國的制度轉型基本失敗，不但經濟落後，依賴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國精英中產生了從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導這個國家重新回到了對外霸權、對內鎮壓的舊道上。 三、波蘭在歐盟的國際地位大翻轉 過去七八年當中波蘭一直被西歐的左派政黨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典型，因為波蘭不認同那些西方左派奉為神聖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主張，諸如世界大同、開放國界、鼓勵變性、放縱吸毒、同性戀至上等等。波蘭的這種立場觸犯了西歐和美國左派的大忌，認為波蘭簡直是在藐視歐美左派的價值觀以及奠基在這些價值觀之上的所謂「制度自信」。 同時，波蘭還一直警告說，普京正在積蓄俄羅斯帝國的野心，將威脅歐洲的安全。2008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時，波蘭總統與烏克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領導人一起前往該國首都，在那裡波蘭總統警告西方國家注意俄羅斯的侵略。他說，「今天的喬治亞，明天的烏克蘭，後天——波羅的海國家，也許以後，我的國家波蘭的時候到了」。烏克蘭戰爭開始後，波蘭總理又趕到柏林去告誡德國領導人，「我們在德國這裡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現象，現在我們沒有自私的時間了，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朔爾茨（德國總理），來晃動德國的良知」。 當2015年歐盟國家響應默克爾的要求，接受中東的大量非法移民時，波蘭曾拒絕接收；波蘭的最高法院還裁定，某些歐盟法律不適用于波蘭。但這次烏克蘭戰爭中波蘭卻對烏克蘭難民敞開雙臂，接收他們，比西歐其他國家主動得多。華沙大學的心理學家比萊維茨（Michal Bilewicz）認為，波蘭對烏克蘭難民的態度說明，「在俄羅斯的攻擊面前，歷史記憶被喚醒了」，讓波蘭人民產生了對烏克蘭難民的共情。 一直以來，歐盟的多數西歐成員國把波蘭對普京的擔憂視為過時的冷戰思維，不屑於理睬，甚至因為波蘭抵制歐洲左派價值觀的做法，對波蘭極為不滿。拜登在競選過程中居然把波蘭稱為「世界上極權主義政權的崛起」。烏克蘭戰爭爆發了，拜登的說法被證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說八道。 烏克蘭戰爭證明，波蘭才是歐盟成員國里正確把握了國際關係方向的國家；而德國等「政治正確」的歐州左派政府則屬於一再犯錯誤的「小學生」，它們犯了重大戰略錯誤，錯看了俄羅斯。最近德國對外關係協會的一位研究員Adam Traczykn承認，波蘭領導人現在相信，他們在與西歐的關係中佔據了制高點，「波蘭是對的，德國是錯的」。 其實，不只是波蘭政府知道自己對俄羅斯的判斷一直是正確的，現在其他國家的人也認同這一點了。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表示，過去幾周讓西歐人感到羞愧，他們被迫承認，他們對俄羅斯的看法是錯誤的……特別是，德國奉行「通過貿易改變」的政策，希望與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於向俄羅斯輸出自由主義價值觀，從而消除波蘭關於歐洲變得過於依賴敵對政府的天然氣的抱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看不起的人實際上知道一兩件事」。 《華爾街日報》3月2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來波蘭一直警告俄羅斯的威脅，現在整個西方都在聆聽》）。很顯然，普京的行動證明，歐盟各國當中波蘭不但是對的，而且敢於站出來警告歐盟的領導國德國；現在歐盟正不得不改用波蘭持之以恆的立場，來重新修正北約的防務政策。 四、德國會知錯悔改嗎？ 波蘭和德國在歐盟內部國際地位的大翻轉代表著當下歐洲面臨的困境，被德國為首的西歐諸國長期蔑視的波蘭現在被證明是真正有遠見的，而德國卻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為烏克蘭戰爭鋪平了道路，陷歐盟於兩難之中，它已經不配再領導歐盟了。 但德國會知錯悔改嗎？這要看德國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來看，德國各政黨的做法並不及格。德國的主要政黨中，現在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SPD）和綠黨，默克爾時代是基民盟（CDU），對德國目前的綠能政策、對俄政策和統一歐洲政策，這三個黨都各有自己的責任。其中社會民主黨的前總理施羅德非常親俄，默克爾則因其強勢推行上述政策而責任難逃，目前德國輿論對這兩個人的批評非常多。 但這兩個前總理都受到其政黨的保護。德國輿論認為，默克爾對烏克蘭戰爭負有潛在的連帶責任，而默克爾拒絕認錯，基民盟的高層則明確支持默克爾路線，掩護默克爾和該黨過關。社會民主黨也在掩護其前黨魁施羅德，雖然制裁施羅德的呼聲在德國越來越高，他甚至被稱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對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現任總理朔爾茨卻拒絕譴責他的前輩，當然也不肯否定該黨長期以來親俄的所謂「東方政策」。 德國現政府用來應付輿論的辦法是，讓虛位總統出來檢討一番，搪塞而已。德國的現任總統施泰因邁爾曾任默克爾的外交部長，最近他出面表示，當年德國政府及他本人都對俄羅斯的政局發展誤判，德國對俄政策錯了，從俄國進口天然氣的北溪2號輸氣工程的顯然也錯了；這些對俄政策是「令人苦澀的」，「我們將俄羅斯融入歐洲大家庭的努力失敗了」，「當時的判斷是，普京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帝國狂熱而葬送俄羅斯的經濟、政治和道德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樣誤判了局勢」。但施泰因邁爾現在不掌握任何決策權，他的檢討會改變當局政策嗎？顯然不會。 德國現在已明確表示，只能象徵性地停止從俄國進口煤炭，但不能停止進口俄國的天然氣。俄國煤炭對德國的能源構成佔比極少，停不停止無關緊要。只要德國堅持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來避免工業停擺，就只能繼續向俄羅斯支付天然氣開支，所謂歐盟對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綠黨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近日推出的德國新能源計劃是，堅持綠色能源，繼續謀求風能、太陽能的完全轉型。如果綠色能源方針真能生效，德國就無需俄國天然氣了；德國之所以現在高度依賴俄國天然氣，就是因為風能、太陽能之類既不穩定，又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且價格高昂得難以承受。 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德國政府又轉回了烏克蘭戰爭之前的對俄立場，所有的輿論批評都改變不了這些政黨死守「政治正確」的頑固信念；同時，德國政界的各種反省被證明不過是假話和空話。唯一發生改變的是，從現在開始，德國政府將成為挨批的靶子，因為它顯然是個沒有勇氣拋棄錯誤、知錯不改的惡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德國社會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戀新馬克思主義、推動「政治正確」這條荒謬自害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德國正在摧毀它的富裕和繁榮。 （原文鏈接）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民主國家齊聲譴責普京的侵略行動。這場戰爭不僅分裂了烏克蘭的國土，打破了歐洲大陸70多年來的和平局面，而且嚴重衝擊了經濟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蘇聯解體後俄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為什麼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進反退，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順從獨裁者的社會？譴責、憎惡普京這個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容易的，但對中國人來說，俄國民主化倒退的教訓更值得警醒。 一、俄國民主化的終點：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後，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沒料到，有朝一日，蘇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鼻祖、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催生婆居然會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更沒人料到，俄國的民主化居然最後通向了沙皇式統治，俄羅斯重新走上了窮兵黷武、稱霸東歐的傳統霸權主義道路。 1991年8月，蘇共高層的一批官員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把蘇聯引向危險的道路，因此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結果絕大部分蘇共黨員和各級幹部卻站出來反對政變。事後，由蘇共黨員組成的蘇聯國會（蘇聯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投票決定，禁止蘇共在蘇聯的一切活動。一夜之間，統治蘇聯74年的唯一執政黨蘇共被蘇共的國會取締了，以蘇共總書記身份擔任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礎。 隨即蘇聯的3個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共和國的總統們一致同意，依據蘇聯憲法從蘇聯獨立。於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蘇聯就這樣解體了，烏克蘭因此也獨立建國。俄國進入葉利欽時代後，因為蘇共已被取締，唯一能取代蘇共專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國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時，葉利欽當局也選擇了市場化方向的經濟制度轉型。 俄國轉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與民主國家相近，政治開放，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活躍。我1995年去俄國考察制度轉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到一位到訪的俄國科學院學者，當時他頗為自得地坐在會議室里自言自語，「（現在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羅斯的好日子並沒延續多久。 1999年底，葉利欽請辭，普京受命接任總統。在普京的統治下，俄國又朝著專制的原點回歸。他通過修改憲法以及連任、替任等種種花樣，事實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終身總統。蘇聯解體後俄國確實踏上過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國離個人獨裁卻只隔著一層「帝位」的窗戶紙。當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同時在國內打壓反戰的聲音時，俄國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經回歸到沙皇時代了，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國會這個軀殼，俄國實際上再也不是民主國家了。 然而，現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度轉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以為，只要俄羅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歐盟不東擴，俄國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他們當中似乎很少有人考慮過，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其實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這種轉型失敗對周邊國家乃至國際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脅。烏克蘭戰爭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張「和平主義」的西歐國家，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懂，俄國民主化的終點居然是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二、蘇聯解體：假「男兒」敗給了真男兒 俄國退回專制和霸權，是回歸其歷史傳統嗎？蘇聯也有70多年的歷史傳統，為什麼卻被蘇聯人拋棄了？習近平以為，蘇聯解體，就是其共產黨統治的傳統無人捍衛，即所謂「竟無一人是男兒」。其實，用傳統這個詞來解釋俄羅斯失敗的轉型道路，實在太蒼白無力。 習近平以為，蘇共領導層里，但凡有幾個「男子漢」，血氣方剛，絕不退縮，蘇聯就不至於垮下來。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識形態專家誤導了。事實上，當時蘇共的政變委員會就算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兒」，他們確實站出來了，但卻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的「男兒」站出來反對這幾個不識時務的政變委員會成員。客觀地講，「扼殺」蘇聯的其實就是蘇共的大部分精英。他們對蘇聯和蘇共前途的判斷與習近平的判斷相反：守住蘇聯和蘇共才是「窩囊廢」，識時務的「好漢」就應該埋葬蘇聯和蘇共。 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有從經濟凋敝到國力漸衰、從民智開啟到反對派萌芽等諸多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號（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開性」，指政治上的有限開放；其經改口號（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些改革並非制度轉型。老戈之所以要實行這樣的改良，實在是因為蘇聯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是因為這架制度機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藥。 按照鄧小平的認知，蘇聯人求變，是沒能「富起來」。其實，1990年蘇聯解體前的一次全國民意調查揭示，90%的蘇聯老百姓認為，物質生活過得去。蘇聯老百姓求變，並非中國官媒宣傳的那樣，是因為物質生活不好；他們實際上是對蘇共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越來越不滿。隨著蘇聯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蘇聯民眾的價值觀比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有了很大進步。比如，誠實、有尊嚴地生活、排斥暴力之類的價值觀念，不僅深入知識分子的心，深入蘇聯軍人的心，也深入蘇聯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心。 戈爾巴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如此評價蘇聯政府的狀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當時蘇聯人普遍認為，他們不想再忍受這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0年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的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70%多黨員準備退黨。這個黨其實已經被老百姓和它的黨員拋棄了。 當不識時務的那幾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發動政變時，蘇聯70%的地方政府首腦宣布，不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軍隊的大多數也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同時，人民自發地上街抗議政變，阻撓政變的實施；最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蘇共代表投票送終了蘇共。 三、俄國制度重建：用「舊」零件裝出「新」機器？ 既然蘇聯解體時，其多數國人嚮往民主化，那為什麼俄羅斯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俄羅斯民主化失敗的關鍵在於，俄國的制度轉型是用「舊」零件組裝「新」機器，這就必然導致「新」機器充滿了「舊」功能。所謂的「舊」零件，是指俄羅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蘇共舊人；而國人的價值觀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蘇聯時代的舊觀念。這樣，民主化開始後，官場、商場上舊人云集，投票時選民的舊觀念作祟，民主化失敗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1995年，我曾經在聖彼得堡市採訪了一個該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被採訪時擔任一家私人銀行的董事長，為我解釋了蘇共被取締時黨內掌實權的各級幹部的共同心態。據她說，當時蘇共各級幹部關心的是怎樣擺脫舊的蘇聯桎梏，開通自己發財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脅，這就是他們拋棄蘇聯的主要原因。這種想法雖然未必與中共充分溝通，卻天然地符合鄧小平思想和江澤民路線。由此可見，共產黨國家的官員心向貪污，又怕整肅，在俄國和中國都一模一樣。採訪時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位前蘇共區委書記如何赤手空拳開了銀行，當上了「金融家」？同樣的問題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而她卻怡然自得地准許我把錄音機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隱諱地給我這個外國人講了其中的奧秘。 蘇共被取締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因為她和廠長們的合法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她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此銀行；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通過一番這樣的「神操作」，這家私營銀行就憑空有了雄厚的「資本」，而各位廠長也從此成為掌握自己企業金融命脈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由此得以穩固。 當時我追問：「這樣做合法嗎？」但卻沒料到，自己問了一個道地的傻問題。這位前區委書記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在這樣做，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這就是「舊」零件組裝出來的「新」機器在如何運作的典型案例。 蘇共幹部們並非真不懂經濟，只是他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之下的束手束腳而已，也不喜歡被黨紀部門或克格勃勒索威脅；一旦讓他們用權力自由自在地發財，就無師自通地各顯神通，呼風喚雨。他們就是普京們的權力基礎，彷彿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然而，用這些「舊」零件組裝出來的俄國「新」政治制度，只是個民主制度的冒牌貨。當中國民間呼喚民主化時，很少有人想過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卻「換湯不換藥」，這樣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轍。 四、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轉型？ 共產黨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完成轉型呢？實際上，答案是否定的。成敗之別在於，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缺一不可。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私有化和市場化，而社會轉型是民眾價值觀、道德觀的滌盪和清洗。在民主選舉的狀況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選民支持哪種政策主張。因此，社會轉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歸於失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因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展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以波蘭、捷克為代表的中歐模式；第二種，實行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這便是俄羅斯模式；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不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此乃中國模式。 俄羅斯民眾在蘇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就可以輕鬆地推動象中歐國家那樣的社會轉型。俄國民眾和大多數前蘇共黨員，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把共產黨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實行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凈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紅色歷史、紅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國民經濟戰略館（北京展覽館採用了它的圖紙）曾偶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兩人談了五個小時，中心話題是：為什麼民主化的俄羅斯不能深入批判共產黨文化？他的回答是，這是情感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他的爺爺是赤衛隊隊員，見過列寧，父親是高幹，他自己也算高幹，一家三代全都和共產黨血肉相聯。他說，我們知道民主化比共產黨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於是讓我否定我爺爺和我爸爸的人生價值，這我做不到。 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葉利欽時代的中學教科書，也檢視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品。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展覽館裡徹底消失了。結果，民主化過程中，俄國為了避免還原真實的歷史，把蘇聯歷史切碎了再稀里糊塗地拼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為逃避社會轉型創造條件。 五、民主化失敗的俄國重新成為戰爭溫床 在俄國考察後我意識到，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轉型和道德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意識和凈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亂七八糟的混亂的歷史教育，又在頭腦里裝進了蘇聯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甚至比父輩還混亂。 被舊價值觀深深影響的數代俄羅斯人會喜歡一個強大的政府、強漢般的領導人和強硬、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裡，民主化必然走上失敗的軌道，而普京當道卻成為必然趨勢。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對外霸權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年輕人為中國進攻台灣的軍事計劃叫好。 從更深層次去看，失敗的民主化又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這種制度劣勢會進一步深化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讓他對那些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成功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所以，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俄國背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台灣是新的西柏林」，這是最近一位德國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蘇冷戰時期在冷戰前線西柏林生活過的人，很難對他這句話的題中深意有比較準確的理解。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任訪問學者，目睹東西柏林合二為一、美蘇冷戰走向終結。現在我把當年在西柏林的觀感與台海危局作一對比，為讀者們理解中美冷戰提供一個歷史視角。 一、「台灣是新的西柏林」 德國之聲中文網1月21日報道，德國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領袖韋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報）》的採訪。《商報》1月20日發表的採訪中韋伯表示，「在制度之間的競爭中，台灣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樣：我們的民主社會模式在一個制度性對手直接鄰近的地區掙扎著求生存。我們必須支持那些堅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戰在政治對抗層面，與美蘇冷戰開始時的局面十分相似，而這一點與美蘇冷戰時期的兩件事密切相關，一件是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的政變，另一件是西柏林空運。講清了這兩件事，我們就能對韋伯上面所說的產生共鳴。韋伯雖然是個70後，畢業於慕尼黑高等技術學院，但他對德國現代史和美蘇冷戰史的理解相當精準。 如果回顧一下美蘇冷戰的開端，有一個1948年的事件現在很少有人提了，但這個事件卻是美蘇冷戰政治對抗的重要開啟點之一。1948年初，二戰後在蘇聯駐軍範圍內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著戰前的民主體制，而民選的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願意屈從蘇聯的操控和指揮。於是這年2月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了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換上了親蘇的傀儡政府。 這個事件充分展示了蘇聯擴大它的勢力範圍和與以美國為後盾的歐洲民主國家對抗的實質，即專制的紅色大國試圖不斷擴展其勢力範圍，用紅色傀儡政權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權。這次事件把美國國內親蘇的聲音和二戰後對蘇聯的綏靖主義主張壓了下去。從此，美蘇冷戰的政治對抗就全面展開了，其核心是，要守護民主國家，還是放任紅色專制威脅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灣所謀求的，與蘇聯當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實行的，沒什麼不同。兩者都是要用紅色傀儡政府替代不聽命於紅色大國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脅迫下實現「紅色政變」；然後在紅色大國駐軍的威懾下，讓傀儡政府為紅色大國充當炮灰。中共講的「愛共者治台」，就是用紅色傀儡勢力，在台灣實行中共的專制統治，它絕不允許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選政府在台灣存在。所以，中美冷戰的實質與美蘇冷戰一模一樣。 二、蘇聯對西柏林實施經濟封鎖 兩場冷戰都顯示雙方圍繞著剝奪還是保護冷戰陣營交界的邊緣地區居民的民主要求這個政治層面的對抗。蘇聯圍困西柏林，是美蘇冷戰正式爆發的標誌性事件。 二戰後處於盟軍佔領下的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別佔領；德國首都柏林也分別被這四國分成四個佔領區，但柏林市整體上被蘇占區包圍，四面八方都是蘇軍控制的地區，只能通過北、西、南三條公路和三條鐵路進入美、英、法佔領的西德各州。 二戰後，隨著美蘇冷戰的開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佔領區合併，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國代表的參加下，西德通過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萊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納組成了第一屆聯邦政府，由他擔任總理。而柏林市內的這三國佔領地區也合併成西柏林市。 當時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帶是比較好的住宅區，二戰時遭到的轟炸也比較少，許多信任美國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裡也建有美軍軍營；而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許多住宅在東柏林地區的德國人仍然留在那裡。東西柏林之間雖然有關卡，但居民可以來回走動，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點分別在東西柏林，每天要穿過關卡來回通勤。 但是，由於西柏林的自由社會深深吸引著東柏林乃至東德其他地區的人，越來越多的東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家，讓東德當局產生了危機感，擔心東德會逐漸失去技術專家，因此請求蘇聯支援。這種情況下，蘇聯突然發起了對西柏林的經濟封鎖，想製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機，迫使他們接受蘇聯式專制制度。 柏林封鎖（德語是Berlin-Blockade）發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這是美蘇冷戰時期的第一次重大國際危機。蘇聯為了給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國人施加經濟壓力，從6月24日起全面切斷了西柏林與東柏林以及東德其他州的水陸交通及貨運，只剩下從西德飛往西柏林市內Tempelhof機場的3條空中走廊通道還能飛行。歷史上稱柏林封鎖為第一次柏林危機（後來修建柏林牆是第二次柏林危機），這第一次柏林危機形成了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 蘇聯以為，西柏林被經濟上封鎖之後，西柏林人為了活下去，就會反對西方盟軍，從而達到把西方盟軍驅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儘管當時西柏林的糧食供應中斷，燃料煤也庫存用盡，當地市民生活艱難，但西柏林居民堅決不向蘇聯屈服，寧肯忍受處於孤島狀態下的忍凍挨餓日子。 三、美軍的「運糧行動」，實行緊急經濟救援 面對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絕紅色統治的普遍立場，美國決定給西柏林居民實行高成本的物資空運計劃，於是美軍通過實施柏林空運，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線。 當時駐西德的美軍空軍司令李梅是二戰中曾指揮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官，他調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飛機，開始向柏林空運生活物資；同時還發急電，請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地調更多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有能用的飛機都投入柏林空運，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規模的空中運輸──柏林空運拉開了帷幕。 那時二戰才過去3年，德國經濟尚未復甦，孩子們的生活尤其艱苦。我在哥廷根大學經濟系一位教授的家裡聽他講過當時的苦日子，他過5歲生日的禮物就是一片黑麵包上撒上幾粒砂糖。西柏林的情況比鄉下更糟，因為戰時柏林是美軍戰略轟炸的重點地區，蘇軍攻克柏林時又發動大規模炮擊，整個城市滿目瘡痍，有人形容它像「一隻盛滿瓦礫的大碗」。那時的西柏林仍然帶著戰爭的創傷，疲憊、衰弱、生產力低下。 西柏林市區有230萬居民，加上西方三國佔領軍，共有250萬人，若沒有糧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維持；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噸物資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除了飲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資只能靠美軍空運。從6月29日起，美軍派出大批飛機，為西柏林的250萬居民大規模空運糧食及各種日用品，將近一年內飛行次數達277,728次，空運貨物211萬噸。這些貨物既包括各種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車用汽油。 從西德飛過蘇聯佔領的東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條，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條空中走廊寬32公里，高度必須在3千米以下。由於空域和機場都很窄，飛機數量又多，空中走廊內的飛機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當時的安排是：美軍運輸機從柏林南部的法蘭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飛，經南部空中走廊進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機場，卸貨後飛機再起飛進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飛越漢諾威，再繞道向南飛回裝貨機場。 我到那個現在已廢棄、位於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機場看過，那裡仍然保留著當時在機場地區拍攝的照片。當時的空運基本上是24小時不停，平均每3分鐘起飛1架；空運密度最高的時候，機場上平均每1分鐘就有1架美軍運輸機降落。當時的飛機和機場都很原始簡陋，飛機上沒有儀錶著陸系統，所有飛機必須人工操縱，嚴格按規定時間飛抵降落機場，時間必須控制在正負30秒之內。柏林空運歷時11個月，美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319架，總飛行時間60萬小時，英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140架，總飛行時間12萬小時。 四、「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 柏林空運期間發生了讓西柏林孩子們難忘的「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的故事。 當時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機場的跑道終點，隔著鐵絲網看到一群德國小孩，其中一個十幾歲女孩的話讓美軍中尉十分驚訝，她說，「如果我們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美軍飛行員被這個女孩深深感動，給了幾個孩子每人兩片口香糖。他決定要為這些孩子們做點什麼，就對這些小孩說，我下次回來時會搖擺機翼，然後把糖果包在小降落傘投下來給你們。雖然這樣做違反軍紀，但是他還是把自己每周定額配發的糖果空投給德國孩子們了。 很快哈沃森的話就傳遍了機場附件的居民區，於是每天有幾千個孩子在機場附近等待著。而這位飛行員也收到了許多寄給「搖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轟炸機」的孩子來信。西柏林的報紙也報道了這個故事。隨後孩子們經常寫信給美國空軍，要求空投糖果的地點離他們的家近一點。 「巧克力轟炸機」的故事傳回美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糖果公司、民眾和學校學生紛紛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飛行員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隊伍。第一位「搖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愛心像甜蜜的紐帶，把美軍飛行員和德國的年輕一代緊密地聯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為了讓西柏林兒童過上一個快樂的聖誕節，盟軍制定了一個特別空運任務，代號為「聖誕老人」，當天所有的運輸機都裝滿了募集自美國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飛臨西柏林機場上空時，所有運輸機全都搖晃飛機翅膀，那次特別空運任務一共給西柏林的孩子們送去了20多噸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這11個月的空運和情誼，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間「二戰」中血的仇恨，還建立了美德兩國民眾之間深厚的友誼。在那些日子裡，柏林人看到的是對比鮮明的圖景：蘇聯人從地面上把德國的機器設備一列車一列車地拉走，而英美則從空中用飛機把來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斷送進德國。一位叫做黑爾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說：「我們非常感激美國人，他們幫助了我們。你必須記住，我們曾是美國的敵人，而且戰爭剛剛結束3年，美國人就來幫助我們活下去。」 柏林空運60周年時，已經87歲的那位「搖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憶道：「當時無論是西柏林人或德國人，早已不再是美國的敵人，新的敵人是斯大林。他企圖封鎖西柏林，將整個城市的人民活活餓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婦女和兒童。我第一次運載一批麵粉飛抵西柏林時，看到那裡的人民如此地高興，他們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從那時起我們和德國人屬於一個團隊，我們成了朋友。」柏林空運使世界輿論轉而反對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進的步伐。哈沃森說：「我們駕駛著『自由精神號』C-54型飛機，就是要提醒年長的人們不要忘記當年行動的意義，要教育美國的年輕人，自由對柏林的孩子們意味著什麼？」 五、台灣為什麼象當年的西柏林？ 美國強大的空中力量不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這個東西方對抗的橋頭堡，並且震懾了蘇聯人。斯大林意識到，美國人不會再輕易放棄任何一塊陣地。柏林空運給後來的冷戰劃定了路線，蘇聯自那以後，再也沒得到一寸西歐的領土，也再沒試圖那樣做。 當時空運必須經過東德的領空，可能遭到蘇聯空軍的攻擊，美國實際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戰的危險，西方各國也做了戰爭準備。但當時蘇聯只是空中騷擾，始終沒敢動手。因為斯大林看到，杜魯門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頂住蘇聯的挑戰，決不放棄西柏林。當時蘇聯在東德的駐軍有40個師，而西方盟軍只有8個師，兵力對比懸殊；但那時蘇聯沒有原子彈，而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彈的國家，所以蘇聯不敢攻擊美國。最後蘇聯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鎖。 另外，柏林封鎖與中國也有關係，這一點以前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據蘇聯情報機構的將軍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一書，蘇聯在1948年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想以此轉移美國對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把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從而減少美國對國軍的援助，間接地幫助共軍取得軍事勝利。 英國的約翰·梅森在他的《冷戰 1945-1991》一書中曾經這樣分析：柏林衝突遠不是一場外交磨擦，它具有戰爭的一切特徵；然而，美國擁有原子彈，使這場衝突變得與眾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經典的軍事戰略首次產生了革命性改變，它縮小了雙方的選擇餘地，任何一方都無法利用各自軍事力量的特長。柏林是核時代的第一次衝突，雙方都顯示出凍結地理現狀的明顯傾向。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生在歐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後以柏林封鎖而告終。 在中美冷戰當中，軍事上台灣是中共軍隊突破第一島鏈，控制西太平洋地區的跳板；一旦中共佔領台灣，它將把台灣作為進一步對外擴展，北威脅日本、南威脅澳大利亞的前進陣地，同時會試圖迫使美軍撤離沖繩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灣很象當年那個西柏林的德國女孩說得那樣，「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 當年蘇聯和東德的紅色政權想通過經濟封鎖，餓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時紅色政權講過「血濃於水」嗎？面對那些有親友在西柏林挨凍受餓的東德人，紅色政權「面有愧色」嗎？紅色政權為了自己的目標，從來是冷血的；過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問題上依然如此。當中共想動手威脅台灣時，除了軍事恐嚇以外，經濟封鎖肯定是必然要採取的行動，它早已在台灣以往的選舉時期試過禁止進口台灣農產品這樣的招數。台灣問題如今不再是所謂的「統一」問題，而是專制與民主兩種制度的決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