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恐面临大麻烦 悉尼机场将遭遇两场罢工
2026 年 9 月 23 日
美国人办事雷厉风行，大政方针定下来，就马不停蹄朝大方向直去，不管有什么干扰，也不管干下去有什么后果，总之说做就做，迅雷不及掩耳。 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正在台湾访问，表面上理由是去参加李登辉的追思会。早前美国卫生部长刚刚去参加过李登辉的追悼会，李登辉有那么重要吗？要出动美国两个部长级高官去捧场？当然不是，国务次卿去台湾，总得有一个理由，美台没有正式关系，美国官员访台容易挑动中共的神经，为掩人耳目，就以参加李登辉追思会为理由，如此而已。 李登辉地下有知，大概也会感慨，没想到他生前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岛内岛外没几句好话，等他死后却突然身价百倍起来，时也命也，不由人不信。 克拉奇到台湾，据台媒推测，主要是去拉拢台商，准备以台积电为中心，把半导体产业链在美国组建起来。台积电扼住全世界半导体晶片生产的咽喉，目前虽设厂在美国，但上下游供应链仍未齐备，目前只占台积链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尚有百分之八十短缺。克拉奇此来，就要将台湾的厂商再拉拢到美国设厂，这样不但对美国的就业有帮补，而且半导体生产链全部控制在美国境内，外面天翻地覆，都不损及美国本身的需求。 美国有那么担心台积电的供应链吗？正常情况下，全世界到处都可以设厂供应台积电上下游所需，但万一中美真的打起来，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等都会被战火波及，与其放在外面有风险，不如都放在美国境内，天皇老子都不怕。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是作了最坏的打算、最长远的打算、最保险的打算。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与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在纽约一个餐厅的露天餐座见面，美方还特地通知美联社作报导。克拉夫特称此次餐叙是“历史性”会面，并表达对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支持。 早前笔者谈及美台关系，就预测美国最终很可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现在这件事已经写在美国外交官脸上了。 当然，真正做到这一步还有不短的路程，以中共的联合国理事国否决权，以中共在联合国握有的中小国家票源来看，美国要做到这件事还不那么容易，但美国有此态度，比起真正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其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只要美国承认台湾，众多美国盟友也会跟随，台湾只要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那几十个国家有正常关系，加不加入联合国，都不是很要紧了。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又准备再卖七宗先进武器给台湾，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美国国防部正式将这一连串的售武动作，命名为“堡垒台湾”、“刺猬台湾”。何为堡垒，堡垒即是防御性工事，一挺机枪置于堡垒内，可以封锁一条大路的通行。何谓刺猬，刺猬是你不攻击它，它身上的刺都收起，你一攻击，它的刺都直起来，你想伤它，会先伤了自己。 看看美国人这一连串的动作，从外交到军事、科技，招招都打击要害，招招都棘手，我们便可明白，今日美台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早前马英九还说，始战就是终战，信誓旦旦美国不会插手台湾防御，现在美国不但摆出誓为台湾后盾的姿态，甚至磨拳擦掌，大有不惜一切护卫台湾的决心。马英九不只是蠢，而且卖台之心不稍掩饰，难怪国民党不但被台湾人唾弃，也被中共视如弊屐了。 港台互为犄角之势，台湾安全对香港有利。台海风高浪急，短期内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世事如棋，一步一惊心，一步一了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选胜出代表张昆阳近日透过脸书贴文，说明“我现时不在香港，但由于种种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现在身处的位置，还望大家见谅。”张昆阳出走香港，远避他乡，当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积极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也因同样理由转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则称其是“畏罪潜逃”。罗冠聪和张昆阳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没有人会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曾在自传中记述，说“在那些（原本）喜悦的日子里，我做梦也无法想像日后的大难。1950年…我们被迫签署了《十七条协定》。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入了拉萨。他们宣称图博现在成为“祖国”的一部份。”这是他那一代图博人梦靥，当年嘉乐顿珠逃出中共统御下的图博时，年纪和罗冠聪、张昆扬差不多，现在则是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上小镇，一个“坐在黎明前的寂静中，等候太阳升起，等候山峦从黑暗中浮现，也等候乌鸦的呜叫”，同时回忆过去人物、地点、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义下的国族观，留地确实更胜于留人，至今已迫使无数人有家归不得。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这个世界似乎已很习惯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对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让维吾尔人在1997年群起抗争，而有伊宁事件，直到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前前后后又有多少维吾尔人不得已大举逃离。 现时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就是历来逃离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说道：“当时有个维吾尔族警察告诉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单，我在石河子被列为疆独头号处理人物。我不以为意，因为我不过一个小人物，只是嘴巴上骂骂共产党，并没有参与组织…一个朋友在国保大队(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专门抓意图颠覆政府的人，有一天来找我说:‘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国外跑就往国外跑，他们早晚要处理你，已经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说：‘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乌鲁木齐，上级本来想搞个车祸把你弄掉，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你最好赶快走。’我一听就信了，于是开始办护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看著港人起而反弹，便格外心有戚戚。当年5月他受邀来台湾演讲，才谈及维吾尔人就是中共“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警告下一个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地方将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湾，结果他的话像书本翻页一样快，立刻在香港的命运得到印证。 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曾说：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张经武将军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图博两位总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威胁要杀死他们。1952年…我骑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试图让国际了解我的国家所遭遇的苦难。我向联合国请愿。我写信给美国总统，希望唤醒他的重视与支持。 入籍美国的伊利夏提曾说：从那以后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营，就很自责，非常难受，无法去想她们在监狱里遭受到怎样的折磨，很多维族家庭都有相同的处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个集中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儿院。很多人问我逃到海外有什么感觉，我只能说，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营里头。每一个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一样。 今天，则轮到罗冠聪在脸书上说：整个世界都知道，是恶名昭著的国安法令很多过去参与国际线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险。我的行动就是要证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与共产党周旋，让世界看见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吁律政司不要再白费力气，企图滋扰我的亲友。我已没有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你们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给历史，成为港府作恶的见证。 还有张昆阳也说：国安法来临之先，也在考虑应否及时离开的问题，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坚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虽人微言轻，但在徬徨无助的开首，是希望用行动告诉大家这城市还有人。 包括中国异议人士等过去以来持续不断的海外发声，身在台湾已耳闻不计其数，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压统治铲除异己，真的是由西向东，自南到北，从过去到现在皆不曾放软停歇，更别提今天突然在内蒙古强制执行几至灭绝民族文化的蒙语教学限制。 从半世纪前的图博，而后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个分散的当事者现身说法，都能记述出一册又一册和中共纠缠交战的血泪故事，一旦把每个人历经的遭遇串联成线，继之谱出一幅环环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则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生长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欧美多有亲中论者夸夸其言，以为中国崛起必然替自己赚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们清楚摆明没有人需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飞去做生意，再盆满钵满回到自己家继续享受无比惬意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不必担心自己会像图博人、香港人、维吾尔人或中国海外异议份子一样。台湾今天对中共的抵御心理，无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单的苦涩滋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9月15日 ，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名贸易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指出，美国2018年对价值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何这些措施是暂时合理的，因此已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政府对此裁定结果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世贸没有能力阻止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反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美国公司透过技术转移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不排除对WTO采取行动。 且不论美国以后对WTO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回顾一下中国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强烈支持下加入WTO以来，美国在这个由自己主导创立并在初期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组织，如何逐渐被边缘化这一过程，确实很有意义。 克林顿促成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转化为WTO 谈到WTO，就不能绕开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位总统在三件大事上与WTO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是推动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总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个国家共同创立，中华民国也是其中成员。 GATT的原则是自由（第11条规定：将贸易限制措施转为关税，以及降低关税税率）、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GATT因本身并非一个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称为“缔约成员”（Contracting Parties），约束力弱。 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积极推动GATT向WTO（世界贸易组织）转型，通过1994年乌拉圭回合这一谈判，1995年1月1日，75个GATT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其他52个GATT成员国在随后两年内陆续重新加入WTO（最后一个是刚果，在1997年加入）。与GATT相比，WTO是一个正式国际组织，其组成成员则称为“会员”（Members） ——也就是说，WTO成为一个正式国际组织，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努力推动直接相关。 西雅图之战：美国左派从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经意间，让美国左派对WTO、全球化从反对转化成认可。这事情到今天还能让人们有鲜活印象，得感谢美国导演斯图尔特·汤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记录了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的场外抗议。电影里多次使用了当时的纪录片段，尽量再现了当时的抗议场景。 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现了集会抗议参与者的抗议目标十分模糊，很多人并非是真正有政治诉求，很多人可能连WTO具体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与民主是啥关系。参加抗议的迪亚戈、桑、卢、杰伊这四个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图街头，时势造英雄，成为反对WTO队伍的临时领导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然而在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呼吁WTO关心贸易环境和劳工福利政策，并表达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立场。抗议人群高举着“全球化破坏公平竞争”、“WTO反民主”的标牌，喊着“平等、反剥削”的口号，群情激昂，但却几乎没有人懂得为什么要反对WTO，更没有多少人懂得反对WTO将让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参加游行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所谓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但他们从自己呼喊的口号中产生了情绪满满的集体感和力量感，于是把与自身毫不相干的欲望、热情和愤怒揉进口号，冲上街头，砸商店，与警察对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写迪亚戈与黑人青年桑在临时关押他们的地点相聚，讨论起这场抗争。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参加WTO的非洲代表来到会议厅，发现会议厅空荡荡的，这位非洲代表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痛斥全球化是种不公正、不公平的变态侵略，非洲国家的话语权并不被尊重！他还表示支持美国左派青年的抗议，并要求西雅图警方释放被关押反抗人士。 这番发言影响了WTO的代表们，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共同点是支持抗议。迪亚戈与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看了这段新闻觉得挺新鲜，我们为反对WTO而来，但WTO却支持我们，于是开始互相探问WTO究竟是什么。迪亚戈说，“我们来时不知WTO是什么，现在抗议结束我们就要回家了，但还是不知道WTO是什么”。想起他们在街头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竞争等口号时的情景，两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后说了一句：“在这之前，有谁知道WTO？——虽然他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场两人讨论击中了街头民主隐蔽而又致命的软肋——不论暴力抑或是非暴力，无论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镇压，街头游行者的大多数其实处于盲目状态。我说这些，当然也是为了提醒今天的观察者，不要象电影中那位年青女记者轻易地抹除自身作为旁观者的理性，成为抗议队伍的一员。 结果对前总统克林顿来说，算是以喜剧收场。通过这次西雅图之战，美国民主党政府了解到必须为全球化加上普世价值，以区别于被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反对的前殖民时代。有了这套附加的价值观包装之后，美国本土的左派从此认可全球化，并加入各种NGO遍布世界，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捍卫者。最终导致华尔街、跨国资本与左派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致，因而成为政治同盟——这里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讨，但毫无疑问，西雅图之战是个转折点。 克林顿为中国加入WTO的理论贡献 外界都知道，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来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咬死这两个前提，也写文章反驳过：加入WTO的有不少专制国家，比如古巴，为什么WTO只对中国民主化有促进作用，对古巴却没有？但我发现，无论怎样的事实都无法改变这些说法。直到我偶然读到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方知这两个说法的始倡者是前总统克林顿。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前总统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这不能说是克林顿总统的错，因为他说得很明白：“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直到2017年川普在当选后公布的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而正是在这十六年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大选沦为泡沫口水战。拜登声称：一旦当选，即会见达赖喇嘛。 要当选才能见达赖？为何不现在先见？民主党金主是华尔街银行和矽谷的IT界，亿万金元，只要这些人出一笔经费，租一架私人飞机，由北印度即刻请达赖喇嘛飞过来，在民主党竞选集气大会，拜登发表讲话，说到一半，神秘嘉宾出场。 这就有做电视大骚的气场，而且若达赖喇嘛这位明星有足够的市场，即刻可以收割选票。 但是拜登只是说，上台之后才请达赖来，在生意的层面，拜登像一个地产商，他说拥有一块地，即将三年后落成，此一楼盘叫做“西藏花园”，他叫你现在就捧场付订金，你相信吗？拜登他在卖楼花。 然而不见动作。在政治的世界，这就令人相信，拜登的幕后金主，都与中国市场有多年交易，这种人怎敢将达赖喇嘛像请菩萨一样捧出来？但拜登却这样讲。他只是讲而已，他不敢现在就硬碰，因为幕后金主的幕后十四亿人口市场的超级大老板会很愤怒。 所谓上台后见达赖喇嘛，只是一项公关活动，不是一项政策。见了之后又如何？拜登和他的团队没有讲。这里面就闻到一层跑江湖的猫腻。这种台词，是说给只有金鱼记忆的网路世代听的，让大家听了即刻产生某种小脑条件反应，票投给了拜登老伯伯。他上台后，拜登老人痴呆，不记得他讲过，你也不会记得，总统见达赖喇嘛？有如荒谬剧“等待果陀”，等到落幕散场，果陀还没有来。 那边厢的川普，则被一本很有权威的大西洋杂志指控，称可靠消息引述，川普曾经不肯去参拜美军公墓，说阵亡的美军是失败者。 真的这样说过？有没有录音带？若有录音，即刻在网路和电视台放出来。若没有录音带，你可以说：某年某月有几个人听过川普说，不肯去教堂，还破口大骂“耶稣我X他妈。” 这样就可以摧毁川普的基督教选民基本盘。 创作的规律，就是除非不创作，要创作不妨夸张一点。倪匡说过：卫斯理的科幻小说，主角是卫斯理，有一天一名阿拉伯酋长上门，找他查一宗奇案。倪匡说：酋长带著一皮箱美钞，应该多少钱？二千万？不，又不是真的，反正是空中楼阁，给钱的不是你，为何不说个两亿？
黑豹病逝，绯红女巫没有更新动态，就被安上漠不关心和歧视的罪名，被BLM信众吵到要关IG——我们有表达的权利，但没有不表态的自由。 于是表态的目的有时被扭曲了，不是期望透过表态对事情产生帮助，而是单纯为了让追随者确认他们押在你身上的认同感没有押错注。因此，你不能静静关心，静静在背后做事，你必须张扬自己“做咗啲嘢”，甚至用直播把感动的第一滴泪拍下来。 然而，会有另一班人骂你抽水刷存在感，觉得你用同情来博取同情，觉得你所表达的真我很假很造作，动辄得咎。如何得救？擅长讨好大众的人会成为天子骄子，因为他每次都会连忙表态，每次表态都确保没有人会被得罪，所有人都得满足——表态就是媚众。如果你没法媚得住所有人，那么媚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其中一帮也算是成功。 但要求所有人都要喜欢你，这不是一种谵妄吗？（另一种扭曲：拥有很多Haters也可令你很受欢迎，因为你会凝聚到那些Haters的Haters。） 偏偏，跟中共谈判，你就要懂得不表态。 默克尔不对新疆的人权问题表态，于是接到了很多订单。 特鲁多想救回两个加拿大人，就不能表态自己支持美国决定，只能说自己不干预司法。相反，如果他愈加猛烈地批评中共的做法，中共就更加不会放那两个人出来，所以在案发之初，他都极力避免表态，并悄悄派遣使团到北京寻求放人。 一个大陆人权律师被中共捉了，那时未被报导出来，于是有记者朋友就建议他的妻子：“不如我把事情报导出来，让国际社会关注事件好不好？”哪知妻子断然拒绝说：“事情未闹大，他还有一线生机，如果闹上国际，他便更加不可能放出来了。” 这就是人质外交。那位记者很深刻体会，这就是中国。 党官正是刻意经营这种格局，迫使所有人都不能循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必须攀关系、台底交易、不表态、不报导、不求外援，只能低声下气地认错，同意所有党开出的条件，方有一丝机会博到党的“格外开恩”，把无辜无罪的人从他们手上救出来。最终，中共获得了“不可被施压”的优势，成功强迫所有人都要跟他妥协。 这种想法绝对病态，但这也是政治现实。如果你真心希望救他们，你就不能表态；找议员协助救人，找民建联是生路，找民主党是死路；如果连美国国务卿都表态了，那么中共更加铁定不会放他们出来。选择施压，是否明白这种后果？既然我的表态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害了他们，我们应否保持沉默呢？ 在反恐策略上，各国一致采取不妥协原则，皆因需要没有人会妥协，才可让恐怖分子不能得逞。要坚守这个原则，意味着眼白白见着自己的国民被直播斩首，也不能应承他们的条件。 只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恐怖分子，而是中国共产党。要达致不妥协原则，系需要多方一致拒绝妥协方能成事，意味著要把这12个香港人的命运跟康明凯和斯派佛捆绑，跟新疆在囚维人捆绑，跟系狱的人权律师捆绑，跟所有受到中共政治打压的人一并捆绑。最终，令到大家只能有一个方法可以一次过令所有人都一并释放。 如果放弃这个方法，那么再多的求饶，也不会换来松绑。表态系可以致命的，在乎致谁的命。 （※“作者”为香港作家，全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关于9月4日的航天发射，中国发布的信息少得可怕。对外界来说，“可重复使用实验性航天器”既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又不知所云，尽显神秘。又因为极端的保密，外界立刻有人联想起美国空军的X-37B太空梭项目，因为近些年只有后者同样地严格保密，神秘莫测。于是，猜测的结论就是中国即将拥有军用太空梭？ 我们无法知道，引发这种胡乱猜测是不是中国有关部门在发布信息时惜字如金的“初心”，但至少从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而且对中国非常有利，可以说中国长期以来非常享受这种效果。不管自己是否真的很强，但通过故作神秘，有意无意地使外界，也使主要对手以为中国真的很强，起码不敢掉以轻心，只能“宁可信其有”地加以应对，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颇为崇尚的核心谋略之一。 连本国航天设计局都不知道本国搞了航天器 不过，这个谋略的最大弱点在于，中国如何敢肯定美国对中国实力一无所知，只能瞎猜呢？要达到这个效果，前提是苏联式的变态保密，保密到连本国某些航天设计局都不知道本国已经搞了甚么航天器，以致会向中央提交重复的项目申请。中国显然做不到，因为公众已无法像苏联或中国前三十年那样，一听到喉舌发布的国家重大成就“号外”和“喜报”，就只知道像猴子一样上街欢呼，他们需要更完整的信息才能达到宣传效果。 这次，中国是发射了军用太空梭吗？不可能。 中国并非不羡慕太空梭，还较早试探过它的初步论证，但结论是成本和难度很大，风险太高。这跟军用还是民用关系不大，纯军用还只会更贵。这也为美国后来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即使是1992年从载人飞船起步，中国也大量“借鉴”了俄罗斯“联盟”号为主的他国设计，航天服等系统甚至是直接引进。最终的“神舟”号飞船说是“联盟”号的改进型也不为过，而且最幸运的还是它问世的时机。先是美国因放弃太空梭而开始载人航天大转向，一时青黄不接，随后俄罗斯航天囊中羞涩，飞船后继乏人。欧洲、日本、印度都开始涉足的只是货运飞船。在载人航天领域，中国一时风头正劲。再加上独立发展了货运飞船、小型空间试验室、小型空间站，中国成了世界唯一一个独自包办了近地轨道长期驻留和天地往返能力的大国。 中国在航天科技领域毫无创新可言 然而，中国面临的局面有些尴尬。尽管多国合作的国际空间站步履蹒跚，几成鸡肋，完成调整的美国仍迅速引领人类航天的重点从近地轨道转向地月空间和更远的火星。在探月、探火以及行星探测和太空望远镜等几乎所有领域，中国都有所染指，但由于战线太长，效率太低，又难以效仿到商业航天带来的经济回报，中国在各航天领域都只能在较为有限的规模上重点解决“跑马圈地”的问题，以免陷入苏联那种不计代价的航天竞赛的陷阱，也因此完全谈不上创新。而在航天领域，没有创新，也就难有太大贡献和太高地位。只是因为这一领域还没有完全军事性对抗化，中国才得以享受大量“你有我也有”的满足感。 现在，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的重新发力，不光得益于国内商业航天蓬勃发展带来的巨大活力和效率，也能与多个第二梯队国家合作。唯有中国，被迫孤零零地凭借落伍的苏联式举国体制，在几乎所有领域，与几乎所有国家展开追赶和竞赛。加上虚荣心作祟，已越来越难以贯彻所有追赶者务必注意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吃力的趋势也就必然会逐渐显现。 当前，美国已经完成的“猎户座”和“龙”两种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均比“神舟”先进得多，中国能迅速推进比“神舟”更先进的新一代飞船，弥补新差距，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量力而行，至少还能继续领先于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对手。如果此时又倾心于太空梭，恐怕难免有好高骛远，邯郸学步之虞。 中俄在航天科技联手谈何容易 有趣的是，为中国提供了“神舟”之助的俄罗斯，其新型飞船主要由于经费困难而长期难产，中俄两个恨不得同床共枕的战略伙伴却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联手。中国几年前的火星探测器被俄罗斯火箭炸掉后，又有了自己的火箭发射成功。这些，都令中国既暗自得意，又不得不顾及普京的面子，不便宣扬。 由于中国故作神秘的虚张声势效应，外界也一直对中国“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太空梭不敢小视。但是，即使中国这次真的试验的是“神龙”一类的项目，也仍然更可能是初步探索，而不大可能是集中精力全面突破。实际上，只要是自己从无经验，也缺少现成“借鉴”，而从美国经验看也有难度的领域，中国的习惯基本上从来是小步尾随，而绝不肯承担在未知领域率先试错的巨大成本和风险。 即使中国敢于尝试太空梭，离性能和成本均说得过去的军用价值也差得太远。其实，X-37B的本质也只是美国借助太空梭技术固有的军民两用性，以小规模投资保持对相关技术军用潜力的持续探索，远非重点，也并不求短期见效，更没有军用型号背景。之所以也故做神秘，也不排除分散追赶者注意力的意图。而且，X-37B的保密仍然只针对具体技术细节和任务，在中国任何军用航天项目的保密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即使在可重复使用技术本身，中国虽然立即对可重复使用的一级火箭和飞船都有追随，也立刻会面临挑战。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在航天技术而非航空技术上有成就得多，就与前者以一次性使用为基本特征，而后者必须多次低成本可靠使用大有关系。在可重复使用技术上一枝独秀，另辟蹊径的SpaceX公司的活力和体制，中国更是根本缺乏土壤。 中国财政拮据难跟美国进行航天竞赛 这次的神秘也不会太持久，这个航天器必然要返回，届时它到底是飞船还是太空梭，从返回方式就一目了然，这是不易隐瞒的。不管是哪一种，中国在多个方向拼命追赶的压力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政府财力吃紧的局面下，与世界最强国及其广泛盟友展开耗资巨大的航天竞赛，不管它在彰显制度优势和提供民族虚荣心的价值之外，还能有多少经济和军事收益，苏联教训的阴影都将如影随形。 当然，在中美对抗急剧升温的背景下，作为中国长期悄然苦心经营，差距相对不算太大的极少数领域，太空战很可能对中国高层别有魅力。哪怕美国已远赴月球和火星，中国在近地轨道从飞船到空间站的布局，如果继续强化军事潜力，重点针对打击美国应用卫星，也还真是一个对抗美国的可乘之机。如同不惜耗费巨额民脂民膏，以天文数字的援助和减免债务讨好第三世界，维系表面大国地位一样，任何苏联式的强国和抗美路径，可能对中共都会有毒品一样的吸引力。
近期，香港政府高层多次公开否定“三权分立”，甚至透过教育局，由高中通识教育科开始否定“三权分立”，这些都是除去香港“三权分立”的前奏，终曲必定是香港改变制度，真的再没有权力分立与制衡！如果你认为不是，就未免太天真了！ 记得当年中英谈判，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认为可以让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维持已有的制度五十年不变，包括：资本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公务员制度等，但是，邓小平表明不赞成“三权分立”，因为“三权分立”会削弱中共的管治权。结果，在英方代表的大力游说，痛陈利害之后，邓小平明白“三权分立”在当时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三权分立”，恐怕香港未必能够继续成功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即是“一国两制”不会成功，只会失败，后患无穷。但是，如果让香港有“三权分立”，中共恐怕也会是后患无穷，两害取其轻，始终在当时来说，“一国两制”成功才是最重要，所以邓小平当年被逼首肯香港有“三权分立”，但条件是，不能白纸黑字写明！所以，《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中英联合声明》也没有写明“三权分立”。 因此，香港回归至今超过廿三年，不但司法机构肯定香港有“三权分立”，立法会和行政会议也普遍认同，香港特区政府也没有否定过一次，中国政府也没有否定过一次，不特止，政府们还多次标榜“三权分立”是香港的优势；直至2019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决不能走“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道路。指令非常清晰，大家便开始做“野”！香港也开始做“野”！ 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中共大国崛起，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国家胆敢跟中国交恶，今日的习近平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邓小平，较邓小平，更有大大过之而无不及之优势，更加有信心跟列强对抗，讨价还价，现在不除去香港的“三权分立”，还待何时？ 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开始除去香港的“三权分立”，习近平非常自信，非常有信心，不会影响列强对香港的投资，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就算没有“三权分立”，香港依然是香港，香港仍然可以繁荣稳定，香港仍然是国际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之一，地位将会不变，邓小平的担心现在已经过时，已经不存在，已经不适用。真的吗？ 中共认为，真的今时不同往日，以前“三权分立”对“一国两制”利多于弊，现在“三权分立”对“一国两制”弊多于利；虽然“三权分立”曾经为“一国两制”成功推行至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却危害特区政府的管治，危害中央政府的管治，必须停止，必须除之而后快。中共这样做，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不是“打完斋唔要和尚”（比喻利用某个人达到目的后就一脚踢开）是什么？不是“过桥抽板”是什么？ 中共和特区政府现在应该十分庆幸邓小平当年英明，坚持不把“三权分立”写入《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否则，现在就不能轻易推翻“香港有三权分立”这个论述。 但是，又如何？既是“和尚”也是“板”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一个很好和尚，仍然是一块很好的桥板，“三权分立”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真是值得逼香港放弃吗？邓小平，习近平！ 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庆幸，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试想想，即使你成功推翻了整个论述，你能够推翻“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这个事实吗？你能够推翻“香港过去的成功，过去一国两制的成功，有赖三权分立”这个事实吗？更何况论述都尚未推翻成功。怎么办？还要继续吗？笔者由衷奉劝当局，临崖勒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况且“过桥抽板”和“打完斋唔要和尚”，始终都不是光彩的事情，实际上是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绝对有失大国风范，绝非中国人所为！习近平，李克强，恳请你们三思！谢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的国际新闻太多，人们忽略了对咱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习近平下决心对任志强先生审判。这个审判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标志性的大事，是对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分水岭。 说起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历史确实非常悠久。从刘少奇、彭德怀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开始，可以说与共产党掌权同时开始。这个反对派走向民主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毛泽东运动开始。当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拒绝民主这个名词，因为近百年来民主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毛泽东也不敢冒犯众怒，他需要忽悠人民支持他反对走资派。 在党内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从保皇派转化为反毛派的一批年轻人，逐渐走向了粗浅的民主派。虽然当时的民主意识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但反对列宁主义的专制独裁色彩相当浓厚。所以，他们被当局列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 有趣的是，当时的造反派多数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明刀明枪反对独裁者的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打着白旗反红旗的组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成功地挑拨他们的对立，并逐个加以消灭。这是毛泽东集团能够始终控制局面的主要条件之一。 文革结束后，造反派遭到了彻底的清除，但是反独裁、反毛泽东的红卫兵也没什么好下场，因为反毛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居多，而造反派头头里边也有很多敢言的干部子弟。虽然一部分人成为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但大部分人仍然持有强烈的民主思想，而且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大胆。邓小平对这些人保持了高度警惕性，著名的“一家只能出一个人当官”的规矩，就是邓小平、陈云提出来的。 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是那一代人里的精英，八九十年代逐渐走向领导岗位。这就引起了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利用他们控制的港台媒体，大肆宣扬血统论，什么红二代、太子党之类的煽动甚嚣尘上。这不就是毛泽东分裂反对派的故伎重演吗？！试问既得利益集团都是红二代吗？反对派里都是地富反坏子女吗？不是按政治立场而是按血统分派，至少也是腐朽的古代思维吧。 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是干部子弟吗？他们和习近平在维护专制政治上，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任志强、蔡霞等人反对专制独裁，反而被高级网上特务说成不是真反共，这就是最新的网络舆论技术，叫做带风向。它要把很多不善思考的反共同人们带到坑里去，并继续挑拨反共同志的集结，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权。 我在四十年前就说过，要把痛苦造成的怒火集中到反动的专制体制上。但过去和现在的共产党专职领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挑拨反对派矛盾上。而现代化的特务五毛们很懂得先化装成反共人士，再利用这个假身份带风向，完成控制舆论的任务。看看网上就知道，浪费经费只会骂人的五毛大大减少了，扮演成反共人士大骂民运的五毛大大增加了，这说明共产党的宣传手法也与时俱进了。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们应该擦亮眼睛仔细辨别，不要中了共产党挑拨离间的诡计。 头脑清醒的朋友们应该能够看到：习近平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他面临党内和平演变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而民间反对派和体制内反对派合流，正是中国和平演变走向民主的机会。不要再跟着现代派五毛的风向走，破坏民主派的联合，否则咱们中国人又要错过一次民主自由的好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