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之子胡海峰露面 滿頭白髮引關注
2026 年 9 月 24 日
美國人辦事雷厲風行，大政方針定下來，就馬不停蹄朝大方向直去，不管有什麼干擾，也不管幹下去有什麼後果，總之說做就做，迅雷不及掩耳。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正在台灣訪問，表面上理由是去參加李登輝的追思會。早前美國衛生部長剛剛去參加過李登輝的追悼會，李登輝有那麼重要嗎？要出動美國兩個部長級高官去捧場？當然不是，國務次卿去台灣，總得有一個理由，美台沒有正式關係，美國官員訪台容易挑動中共的神經，為掩人耳目，就以參加李登輝追思會為理由，如此而已。 李登輝地下有知，大概也會感慨，沒想到他生前被人罵得狗血淋頭，島內島外沒幾句好話，等他死後卻突然身價百倍起來，時也命也，不由人不信。 克拉奇到台灣，據台媒推測，主要是去拉攏台商，準備以台積電為中心，把半導體產業鏈在美國組建起來。台積電扼住全世界半導體晶片生產的咽喉，目前雖設廠在美國，但上下游供應鏈仍未齊備，目前只佔台積鏈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尚有百分之八十短缺。克拉奇此來，就要將台灣的廠商再拉攏到美國設廠，這樣不但對美國的就業有幫補，而且半導體生產鏈全部控制在美國境內，外面天翻地覆，都不損及美國本身的需求。 美國有那麼擔心台積電的供應鏈嗎？正常情況下，全世界到處都可以設廠供應台積電上下游所需，但萬一中美真的打起來，東南亞如越南印度等都會被戰火波及，與其放在外面有風險，不如都放在美國境內，天皇老子都不怕。 從這一點來看，美國是作了最壞的打算、最長遠的打算、最保險的打算。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與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在紐約一個餐廳的露天餐座見面，美方還特地通知美聯社作報導。克拉夫特稱此次餐敘是「歷史性」會面，並表達對台灣重返聯合國的支持。 早前筆者談及美台關係，就預測美國最終很可能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現在這件事已經寫在美國外交官臉上了。 當然，真正做到這一步還有不短的路程，以中共的聯合國理事國否決權，以中共在聯合國握有的中小國家票源來看，美國要做到這件事還不那麼容易，但美國有此態度，比起真正讓台灣加入聯合國，其意義更加重大。因為只要美國承認台灣，眾多美國盟友也會跟隨，台灣只要和世界上最重要的那幾十個國家有正常關係，加不加入聯合國，都不是很要緊了。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又準備再賣七宗先進武器給台灣，增加台灣的防禦能力，美國國防部正式將這一連串的售武動作，命名為「堡壘台灣」、「刺蝟台灣」。何為堡壘，堡壘即是防禦性工事，一挺機槍置於堡壘內，可以封鎖一條大路的通行。何謂刺蝟，刺蝟是你不攻擊它，它身上的刺都收起，你一攻擊，它的刺都直起來，你想傷它，會先傷了自己。 看看美國人這一連串的動作，從外交到軍事、科技，招招都打擊要害，招招都棘手，我們便可明白，今日美台關係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了。早前馬英九還說，始戰就是終戰，信誓旦旦美國不會插手台灣防禦，現在美國不但擺出誓為台灣後盾的姿態，甚至磨拳擦掌，大有不惜一切護衛台灣的決心。馬英九不只是蠢，而且賣台之心不稍掩飾，難怪國民黨不但被台灣人唾棄，也被中共視如弊屐了。 港台互為犄角之勢，台灣安全對香港有利。台海風高浪急，短期內還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世事如棋，一步一驚心，一步一瞭然。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選勝出代表張昆陽近日透過臉書貼文，說明「我現時不在香港，但由於種種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現在身處的位置，還望大家見諒。」張昆陽出走香港，遠避他鄉，當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積極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也因同樣理由轉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則稱其是「畏罪潛逃」。羅冠聰和張昆陽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沒有人會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圖博（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曾在自傳中記述，說「在那些（原本）喜悅的日子裡，我做夢也無法想像日後的大難。1950年…我們被迫簽署了《十七條協定》。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進入了拉薩。他們宣稱圖博現在成為「祖國」的一部份。」這是他那一代圖博人夢靨，當年嘉樂頓珠逃出中共統御下的圖博時，年紀和羅冠聰、張昆揚差不多，現在則是住在印度喜馬拉雅山上小鎮，一個「坐在黎明前的寂靜中，等候太陽升起，等候山巒從黑暗中浮現，也等候烏鴉的嗚叫」，同時回憶過去人物、地點、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義下的國族觀，留地確實更勝於留人，至今已迫使無數人有家歸不得。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這個世界似乎已很習慣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對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讓維吾爾人在1997年群起抗爭，而有伊寧事件，直到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前後後又有多少維吾爾人不得已大舉逃離。 現時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就是歷來逃離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說道：「當時有個維吾爾族警察告訴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單，我在石河子被列為疆獨頭號處理人物。我不以為意，因為我不過一個小人物，只是嘴巴上罵罵共產黨，並沒有參與組織…一個朋友在國保大隊(國家政治保衛大隊)，專門抓意圖顛覆政府的人，有一天來找我說:『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國外跑就往國外跑，他們早晚要處理你，已經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說：『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烏魯木齊，上級本來想搞個車禍把你弄掉，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處理，所以你最好趕快走。』我一聽就信了，於是開始辦護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看著港人起而反彈，便格外心有戚戚。當年5月他受邀來台灣演講，才談及維吾爾人就是中共「一國兩制」統治的範例，警告下一個可能面臨類似情況的地方將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灣，結果他的話像書本翻頁一樣快，立刻在香港的命運得到印證。 流亡印度的嘉樂頓珠曾說：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張經武將軍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圖博兩位總理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威脅要殺死他們。1952年…我騎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試圖讓國際了解我的國家所遭遇的苦難。我向聯合國請願。我寫信給美國總統，希望喚醒他的重視與支持。 入籍美國的伊利夏提曾說：從那以後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營，就很自責，非常難受，無法去想她們在監獄裡遭受到怎樣的折磨，很多維族家庭都有相同的處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個集中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兒院。很多人問我逃到海外有什麼感覺，我只能說，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營裡頭。每一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都一樣。 今天，則輪到羅冠聰在臉書上說：整個世界都知道，是惡名昭著的國安法令很多過去參與國際線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險。我的行動就是要證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與共產黨周旋，讓世界看見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籲律政司不要再白費力氣，企圖滋擾我的親友。我已沒有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你們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給歷史，成為港府作惡的見證。 還有張昆陽也說：國安法來臨之先，也在考慮應否及時離開的問題，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堅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雖人微言輕，但在徬徨無助的開首，是希望用行動告訴大家這城市還有人。 包括中國異議人士等過去以來持續不斷的海外發聲，身在台灣已耳聞不計其數，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壓統治剷除異己，真的是由西向東，自南到北，從過去到現在皆不曾放軟停歇，更別提今天突然在內蒙古強制執行幾至滅絕民族文化的蒙語教學限制。 從半世紀前的圖博，而後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個分散的當事者現身說法，都能記述出一冊又一冊和中共糾纏交戰的血淚故事，一旦把每個人歷經的遭遇串聯成線，繼之譜出一幅環環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則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生長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歐美多有親中論者誇誇其言，以為中國崛起必然替自己賺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們清楚擺明沒有人需要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飛去做生意，再盆滿缽滿回到自己家繼續享受無比愜意的自由，因為他們從來不必擔心自己會像圖博人、香港人、維吾爾人或中國海外異議份子一樣。台灣今天對中共的抵禦心理，無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單的苦澀滋味。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9月15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三名貿易專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指出，美國2018年對價值2000億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並沒有充分說明為何這些措施是暫時合理的，因此已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政府對此裁定結果表達強烈不滿，批評世貿沒有能力阻止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並強調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是為了反制中國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強迫美國公司透過技術轉移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不排除對WTO採取行動。 且不論美國以後對WTO何時採取何種行動，回顧一下中國在美國柯林頓政府強烈支持下加入WTO以來，美國在這個由自己主導創立並在初期掌握話語權的國際組織，如何逐漸被邊緣化這一過程，確實很有意義。 柯林頓促成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轉化為WTO 談到WTO，就不能繞開美國總統柯林頓。這位總統在三件大事上與WTO密切相關。 第一件事是推動WTO的成立。WTO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總部，1948年由美、英、澳、法等23個國家共同創立，中華民國也是其中成員。 GATT的原則是自由（第11條規定：將貿易限制措施轉為關稅，以及降低關稅稅率）、非歧視（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及多元化，必須在這三項原則下進行自由貿易往來。GATT因本身並非一個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稱為「締約成員」（Contracting Parties），約束力弱。 比爾·柯林頓在1993年成為美國總統，積極推動GATT向WTO（世界貿易組織）轉型，通過1994年烏拉圭回合這一談判，1995年1月1日，75個GATT的簽約國和歐洲共同體成為WTO的創始成員，其他52個GATT成員國在隨後兩年內陸續重新加入WTO（最後一個是剛果，在1997年加入）。與GATT相比，WTO是一個正式國際組織，其組成成員則稱為「會員」（Members） ——也就是說，WTO成為一個正式國際組織，與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努力推動直接相關。 西雅圖之戰：美國左派從反WTO到支持全球化 第二件事是不經意間，讓美國左派對WTO、全球化從反對轉化成認可。這事情到今天還能讓人們有鮮活印象，得感謝美國導演斯圖爾特·湯森德（Stuart Peter Townsend）。他拍的那部《西雅圖之戰》（Battle in Seattle），記錄了199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WTO部長級會議的場外抗議。電影里多次使用了當時的紀錄片段，盡量再現了當時的抗議場景。 這部影片最有意思的是，它展現了集會抗議參與者的抗議目標十分模糊，很多人並非是真正有政治訴求，很多人可能連WTO具體怎麼回事都沒弄清楚，更不知道全球化與民主是啥關係。參加抗議的迪亞戈、桑、盧、傑伊這四個青年在1999年11月的同一天走上西雅圖街頭，時勢造英雄，成為反對WTO隊伍的臨時領導者。他們來自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出發點。然而在這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呼籲WTO關心貿易環境和勞工福利政策，並表達他們反對全球化的立場。抗議人群高舉著「全球化破壞公平競爭」、「WTO反民主」的標牌，喊著「平等、反剝削」的口號，群情激昂，但卻幾乎沒有人懂得為什麼要反對WTO，更沒有多少人懂得反對WTO將讓世界如何更加平等。參加遊行的人當中，絕大多數人對所謂全球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WTO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但他們從自己呼喊的口號中產生了情緒滿滿的集體感和力量感，於是把與自身毫不相干的慾望、熱情和憤怒揉進口號，衝上街頭，砸商店，與警察對抗。 影片中有一段描寫迪亞戈與黑人青年桑在臨時關押他們的地點相聚，討論起這場抗爭。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參加WTO的非洲代表來到會議廳，發現會議廳空蕩蕩的，這位非洲代表覺得自己不被尊重，義憤填膺地慷慨陳詞，痛斥全球化是種不公正、不公平的變態侵略，非洲國家的話語權並不被尊重！他還表示支持美國左派青年的抗議，並要求西雅圖警方釋放被關押反抗人士。 這番發言影響了WTO的代表們，紛紛發表各自的見解，共同點是支持抗議。迪亞戈與桑坐在那裡百無聊賴，看了這段新聞覺得挺新鮮，我們為反對WTO而來，但WTO卻支持我們，於是開始互相探問WTO究竟是什麼。迪亞戈說，「我們來時不知WTO是什麼，現在抗議結束我們就要回家了，但還是不知道WTO是什麼」。想起他們在街頭憤怒高喊WTO反民主、全球化反公平競爭等口號時的情景，兩人情不自禁爆笑。桑最後說了一句：「在這之前，有誰知道WTO？——雖然他們現在還是不知道。」 這場兩人討論擊中了街頭民主隱蔽而又致命的軟肋——不論暴力抑或是非暴力，無論被官方肯定抑或是鎮壓，街頭遊行者的大多數其實處於盲目狀態。我說這些，當然也是為了提醒今天的觀察者，不要象電影中那位年青女記者輕易地抹除自身作為旁觀者的理性，成為抗議隊伍的一員。 結果對前總統柯林頓來說，算是以喜劇收場。通過這次西雅圖之戰，美國民主黨政府了解到必須為全球化加上普世價值，以區別於被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所反對的前殖民時代。有了這套附加的價值觀包裝之後，美國本土的左派從此認可全球化，並加入各種NGO遍布世界，成為全球化的有力捍衛者。最終導致華爾街、跨國資本與左派在全球化問題上的一致，因而成為政治同盟——這裡面的因素值得多方探討，但毫無疑問，西雅圖之戰是個轉折點。 柯林頓為中國加入WTO的理論貢獻 外界都知道，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對中國的研究基本有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 本人原來不清楚為什麼一定要咬死這兩個前提，也寫文章反駁過：加入WTO的有不少專制國家，比如古巴，為什麼WTO只對中國民主化有促進作用，對古巴卻沒有？但我發現，無論怎樣的事實都無法改變這些說法。直到我偶然讀到前總統柯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方知這兩個說法的始倡者是前總統柯林頓。 為了支持中國加入WTO，前總統柯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柯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柯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中國後來的政治變化說明，這兩個預想並不成立。這不能說是柯林頓總統的錯，因為他說得很明白：「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直到2017年川普在當選後公布的一個「百日計劃」中明確提出，要「抽干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與中國在美滲透活動相關的各種報告陸續公布，在這種氛圍中，美國中國研究圈被迫對長達幾十年的中國研究做一檢討。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 而正是在這十六年中，中國已經成功地將WTO、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成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大選淪為泡沫口水戰。拜登聲稱：一旦當選，即會見達賴喇嘛。 要當選才能見達賴？為何不現在先見？民主黨金主是華爾街銀行和矽谷的IT界，億萬金元，只要這些人出一筆經費，租一架私人飛機，由北印度即刻請達賴喇嘛飛過來，在民主黨競選集氣大會，拜登發表講話，說到一半，神秘嘉賓出場。 這就有做電視大騷的氣場，而且若達賴喇嘛這位明星有足夠的市場，即刻可以收割選票。 但是拜登只是說，上台之後才請達賴來，在生意的層面，拜登像一個地產商，他說擁有一塊地，即將三年後落成，此一樓盤叫做「西藏花園」，他叫你現在就捧場付訂金，你相信嗎？拜登他在賣樓花。 然而不見動作。在政治的世界，這就令人相信，拜登的幕後金主，都與中國市場有多年交易，這種人怎敢將達賴喇嘛像請菩薩一樣捧出來？但拜登卻這樣講。他只是講而已，他不敢現在就硬碰，因為幕後金主的幕後十四億人口市場的超級大老闆會很憤怒。 所謂上台後見達賴喇嘛，只是一項公關活動，不是一項政策。見了之後又如何？拜登和他的團隊沒有講。這裡面就聞到一層跑江湖的貓膩。這種台詞，是說給只有金魚記憶的網路世代聽的，讓大家聽了即刻產生某種小腦條件反應，票投給了拜登老伯伯。他上台後，拜登老人痴呆，不記得他講過，你也不會記得，總統見達賴喇嘛？有如荒謬劇「等待果陀」，等到落幕散場，果陀還沒有來。 那邊廂的川普，則被一本很有權威的大西洋雜誌指控，稱可靠消息引述，川普曾經不肯去參拜美軍公墓，說陣亡的美軍是失敗者。 真的這樣說過？有沒有錄音帶？若有錄音，即刻在網路和電視台放出來。若沒有錄音帶，你可以說：某年某月有幾個人聽過川普說，不肯去教堂，還破口大罵「耶穌我X他媽。」 這樣就可以摧毀川普的基督教選民基本盤。 創作的規律，就是除非不創作，要創作不妨誇張一點。倪匡說過：衛斯理的科幻小說，主角是衛斯理，有一天一名阿拉伯酋長上門，找他查一宗奇案。倪匡說：酋長帶著一皮箱美鈔，應該多少錢？二千萬？不，又不是真的，反正是空中樓閣，給錢的不是你，為何不說個兩億？
黑豹病逝，緋紅女巫沒有更新動態，就被安上漠不關心和歧視的罪名，被BLM信眾吵到要關IG——我們有表達的權利，但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於是表態的目的有時被扭曲了，不是期望透過表態對事情產生幫助，而是單純為了讓追隨者確認他們押在你身上的認同感沒有押錯注。因此，你不能靜靜關心，靜靜在背後做事，你必須張揚自己「做咗啲嘢」，甚至用直播把感動的第一滴淚拍下來。 然而，會有另一班人罵你抽水刷存在感，覺得你用同情來博取同情，覺得你所表達的真我很假很造作，動輒得咎。如何得救？擅長討好大眾的人會成為天子驕子，因為他每次都會連忙表態，每次表態都確保沒有人會被得罪，所有人都得滿足——表態就是媚眾。如果你沒法媚得住所有人，那麼媚得到兩個對立陣營的其中一幫也算是成功。 但要求所有人都要喜歡你，這不是一種譫妄嗎？（另一種扭曲：擁有很多Haters也可令你很受歡迎，因為你會凝聚到那些Haters的Haters。） 偏偏，跟中共談判，你就要懂得不表態。 默克爾不對新疆的人權問題表態，於是接到了很多訂單。 特魯多想救回兩個加拿大人，就不能表態自己支持美國決定，只能說自己不干預司法。相反，如果他愈加猛烈地批評中共的做法，中共就更加不會放那兩個人出來，所以在案發之初，他都極力避免表態，並悄悄派遣使團到北京尋求放人。 一個大陸人權律師被中共捉了，那時未被報導出來，於是有記者朋友就建議他的妻子：「不如我把事情報導出來，讓國際社會關注事件好不好？」哪知妻子斷然拒絕說：「事情未鬧大，他還有一線生機，如果鬧上國際，他便更加不可能放出來了。」 這就是人質外交。那位記者很深刻體會，這就是中國。 黨官正是刻意經營這種格局，迫使所有人都不能循正常途徑解決問題，必須攀關係、台底交易、不表態、不報導、不求外援，只能低聲下氣地認錯，同意所有黨開出的條件，方有一絲機會博到黨的「格外開恩」，把無辜無罪的人從他們手上救出來。最終，中共獲得了「不可被施壓」的優勢，成功強迫所有人都要跟他妥協。 這種想法絕對病態，但這也是政治現實。如果你真心希望救他們，你就不能表態；找議員協助救人，找民建聯是生路，找民主黨是死路；如果連美國國務卿都表態了，那麼中共更加鐵定不會放他們出來。選擇施壓，是否明白這種後果？既然我的表態對事情沒有幫助，反而害了他們，我們應否保持沉默呢？ 在反恐策略上，各國一致採取不妥協原則，皆因需要沒有人會妥協，才可讓恐怖分子不能得逞。要堅守這個原則，意味著眼白白見著自己的國民被直播斬首，也不能應承他們的條件。 只是我們面對的不是一般的恐怖分子，而是中國共產黨。要達致不妥協原則，系需要多方一致拒絕妥協方能成事，意味著要把這12個香港人的命運跟康明凱和斯派佛捆綁，跟新疆在囚維人捆綁，跟系獄的人權律師捆綁，跟所有受到中共政治打壓的人一併捆綁。最終，令到大家只能有一個方法可以一次過令所有人都一併釋放。 如果放棄這個方法，那麼再多的求饒，也不會換來鬆綁。表態系可以致命的，在乎致誰的命。 （※「作者」為香港作家，全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關於9月4日的航天發射，中國發布的信息少得可怕。對外界來說，「可重複使用實驗性航天器」既顯得「高端大氣上檔次」，又不知所云，盡顯神秘。又因為極端的保密，外界立刻有人聯想起美國空軍的X-37B太空梭項目，因為近些年只有後者同樣地嚴格保密，神秘莫測。於是，猜測的結論就是中國即將擁有軍用太空梭？ 我們無法知道，引發這種胡亂猜測是不是中國有關部門在發布信息時惜字如金的「初心」，但至少從客觀上產生了這樣的效果，而且對中國非常有利，可以說中國長期以來非常享受這種效果。不管自己是否真的很強，但通過故作神秘，有意無意地使外界，也使主要對手以為中國真的很強，起碼不敢掉以輕心，只能「寧可信其有」地加以應對，這是中國自古以來頗為崇尚的核心謀略之一。 連本國航天設計局都不知道本國搞了航天器 不過，這個謀略的最大弱點在於，中國如何敢肯定美國對中國實力一無所知，只能瞎猜呢？要達到這個效果，前提是蘇聯式的變態保密，保密到連本國某些航天設計局都不知道本國已經搞了甚麼航天器，以致會向中央提交重複的項目申請。中國顯然做不到，因為公眾已無法像蘇聯或中國前三十年那樣，一聽到喉舌發布的國家重大成就「號外」和「喜報」，就只知道像猴子一樣上街歡呼，他們需要更完整的信息才能達到宣傳效果。 這次，中國是發射了軍用太空梭嗎？不可能。 中國並非不羨慕太空梭，還較早試探過它的初步論證，但結論是成本和難度很大，風險太高。這跟軍用還是民用關係不大，純軍用還只會更貴。這也為美國後來的發展歷程所證明。 即使是1992年從載人飛船起步，中國也大量「借鑒」了俄羅斯「聯盟」號為主的他國設計，航天服等系統甚至是直接引進。最終的「神舟」號飛船說是「聯盟」號的改進型也不為過，而且最幸運的還是它問世的時機。先是美國因放棄太空梭而開始載人航天大轉向，一時青黃不接，隨後俄羅斯航天囊中羞澀，飛船後繼乏人。歐洲、日本、印度都開始涉足的只是貨運飛船。在載人航天領域，中國一時風頭正勁。再加上獨立發展了貨運飛船、小型空間試驗室、小型空間站，中國成了世界唯一一個獨自包辦了近地軌道長期駐留和天地往返能力的大國。 中國在航天科技領域毫無創新可言 然而，中國面臨的局面有些尷尬。儘管多國合作的國際空間站步履蹣跚，幾成雞肋，完成調整的美國仍迅速引領人類航天的重點從近地軌道轉向地月空間和更遠的火星。在探月、探火以及行星探測和太空望遠鏡等幾乎所有領域，中國都有所染指，但由於戰線太長，效率太低，又難以效仿到商業航天帶來的經濟回報，中國在各航天領域都只能在較為有限的規模上重點解決「跑馬圈地」的問題，以免陷入蘇聯那種不計代價的航天競賽的陷阱，也因此完全談不上創新。而在航天領域，沒有創新，也就難有太大貢獻和太高地位。只是因為這一領域還沒有完全軍事性對抗化，中國才得以享受大量「你有我也有」的滿足感。 現在，美國在所有這些領域的重新發力，不光得益於國內商業航天蓬勃發展帶來的巨大活力和效率，也能與多個第二梯隊國家合作。唯有中國，被迫孤零零地憑藉落伍的蘇聯式舉國體制，在幾乎所有領域，與幾乎所有國家展開追趕和競賽。加上虛榮心作祟，已越來越難以貫徹所有追趕者務必注意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吃力的趨勢也就必然會逐漸顯現。 當前，美國已經完成的「獵戶座」和「龍」兩種可重複使用載人飛船均比「神舟」先進得多，中國能迅速推進比「神舟」更先進的新一代飛船，彌補新差距，既是當務之急，也是量力而行，至少還能繼續領先於俄羅斯、歐洲、日本和印度等對手。如果此時又傾心於太空梭，恐怕難免有好高騖遠，邯鄲學步之虞。 中俄在航天科技聯手談何容易 有趣的是，為中國提供了「神舟」之助的俄羅斯，其新型飛船主要由於經費困難而長期難產，中俄兩個恨不得同床共枕的戰略夥伴卻在這方面一直沒有聯手。中國幾年前的火星探測器被俄羅斯火箭炸掉後，又有了自己的火箭發射成功。這些，都令中國既暗自得意，又不得不顧及普京的面子，不便宣揚。 由於中國故作神秘的虛張聲勢效應，外界也一直對中國「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太空梭不敢小視。但是，即使中國這次真的試驗的是「神龍」一類的項目，也仍然更可能是初步探索，而不大可能是集中精力全面突破。實際上，只要是自己從無經驗，也缺少現成「借鑒」，而從美國經驗看也有難度的領域，中國的習慣基本上從來是小步尾隨，而絕不肯承擔在未知領域率先試錯的巨大成本和風險。 即使中國敢於嘗試太空梭，離性能和成本均說得過去的軍用價值也差得太遠。其實，X-37B的本質也只是美國藉助太空梭技術固有的軍民兩用性，以小規模投資保持對相關技術軍用潛力的持續探索，遠非重點，也並不求短期見效，更沒有軍用型號背景。之所以也故做神秘，也不排除分散追趕者注意力的意圖。而且，X-37B的保密仍然只針對具體技術細節和任務，在中國任何軍用航天項目的保密面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即使在可重複使用技術本身，中國雖然立即對可重複使用的一級火箭和飛船都有追隨，也立刻會面臨挑戰。長期以來，中國之所以能在航天技術而非航空技術上有成就得多，就與前者以一次性使用為基本特徵，而後者必須多次低成本可靠使用大有關係。在可重複使用技術上一枝獨秀，另闢蹊徑的SpaceX公司的活力和體制，中國更是根本缺乏土壤。 中國財政拮据難跟美國進行航天競賽 這次的神秘也不會太持久，這個航天器必然要返回，屆時它到底是飛船還是太空梭，從返回方式就一目了然，這是不易隱瞞的。不管是哪一種，中國在多個方向拚命追趕的壓力還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當前中國政府財力吃緊的局面下，與世界最強國及其廣泛盟友展開耗資巨大的航天競賽，不管它在彰顯制度優勢和提供民族虛榮心的價值之外，還能有多少經濟和軍事收益，蘇聯教訓的陰影都將如影隨形。 當然，在中美對抗急劇升溫的背景下，作為中國長期悄然苦心經營，差距相對不算太大的極少數領域，太空戰很可能對中國高層別有魅力。哪怕美國已遠赴月球和火星，中國在近地軌道從飛船到空間站的布局，如果繼續強化軍事潛力，重點針對打擊美國應用衛星，也還真是一個對抗美國的可乘之機。如同不惜耗費巨額民脂民膏，以天文數字的援助和減免債務討好第三世界，維繫表面大國地位一樣，任何蘇聯式的強國和抗美路徑，可能對中共都會有毒品一樣的吸引力。
近期，香港政府高層多次公開否定「三權分立」，甚至透過教育局，由高中通識教育科開始否定「三權分立」，這些都是除去香港「三權分立」的前奏，終曲必定是香港改變制度，真的再沒有權力分立與制衡！如果你認為不是，就未免太天真了！ 記得當年中英談判，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認為可以讓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維持已有的制度五十年不變，包括：資本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公務員制度等，但是，鄧小平表明不贊成「三權分立」，因為「三權分立」會削弱中共的管治權。結果，在英方代表的大力遊說，痛陳利害之後，鄧小平明白「三權分立」在當時西方的意識形態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三權分立」，恐怕香港未必能夠繼續成功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即是「一國兩制」不會成功，只會失敗，後患無窮。但是，如果讓香港有「三權分立」，中共恐怕也會是後患無窮，兩害取其輕，始終在當時來說，「一國兩制」成功才是最重要，所以鄧小平當年被逼首肯香港有「三權分立」，但條件是，不能白紙黑字寫明！所以，《基本法》沒有寫明「三權分立」，《中英聯合聲明》也沒有寫明「三權分立」。 因此，香港回歸至今超過廿三年，不但司法機構肯定香港有「三權分立」，立法會和行政會議也普遍認同，香港特區政府也沒有否定過一次，中國政府也沒有否定過一次，不特止，政府們還多次標榜「三權分立」是香港的優勢；直至2019年2月，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指出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決不能走「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道路。指令非常清晰，大家便開始做「野」！香港也開始做「野」！ 今時不同往日，現在中共大國崛起，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沒有國家膽敢跟中國交惡，今日的習近平已經不再是昔日的鄧小平，較鄧小平，更有大大過之而無不及之優勢，更加有信心跟列強對抗，討價還價，現在不除去香港的「三權分立」，還待何時？ 今時不同往日，現在開始除去香港的「三權分立」，習近平非常自信，非常有信心，不會影響列強對香港的投資，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就算沒有「三權分立」，香港依然是香港，香港仍然可以繁榮穩定，香港仍然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香港）之一，地位將會不變，鄧小平的擔心現在已經過時，已經不存在，已經不適用。真的嗎？ 中共認為，真的今時不同往日，以前「三權分立」對「一國兩制」利多於弊，現在「三權分立」對「一國兩制」弊多於利；雖然「三權分立」曾經為「一國兩制」成功推行至今，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現在卻危害特區政府的管治，危害中央政府的管治，必須停止，必須除之而後快。中共這樣做，不是「忘恩負義」是什麼？不是「打完齋唔要和尚」（比喻利用某個人達到目的後就一腳踢開）是什麼？不是「過橋抽板」是什麼？ 中共和特區政府現在應該十分慶幸鄧小平當年英明，堅持不把「三權分立」寫入《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否則，現在就不能輕易推翻「香港有三權分立」這個論述。 但是，又如何？既是「和尚」也是「板」的「三權分立」，仍然是一個很好和尚，仍然是一塊很好的橋板，「三權分立」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東西，真是值得逼香港放棄嗎？鄧小平，習近平！ 因此，筆者認為，這個慶幸，只是一個災難的開始。試想想，即使你成功推翻了整個論述，你能夠推翻「三權分立」是個好東西這個事實嗎？你能夠推翻「香港過去的成功，過去一國兩制的成功，有賴三權分立」這個事實嗎？更何況論述都尚未推翻成功。怎麼辦？還要繼續嗎？筆者由衷奉勸當局，臨崖勒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況且「過橋抽板」和「打完齋唔要和尚」，始終都不是光彩的事情，實際上是忘恩負義，背信棄義，絕對有失大國風範，絕非中國人所為！習近平，李克強，懇請你們三思！謝謝！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的國際新聞太多，人們忽略了對咱們中國人很重要的一件大事，這就是習近平下決心對任志強先生審判。這個審判將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標誌性的大事，是對黨內反對派的強力鎮壓；或者說，習近平是否能夠維持他的獨裁統治的分水嶺。 說起中共內部的反對派，歷史確實非常悠久。從劉少奇、彭德懷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開始，可以說與共產黨掌權同時開始。這個反對派走向民主派，是從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毛澤東運動開始。當時的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拒絕民主這個名詞，因為近百年來民主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從政治正確的角度毛澤東也不敢冒犯眾怒，他需要忽悠人民支持他反對走資派。 在黨內走資派被打倒之後，從保皇派轉化為反毛派的一批年輕人，逐漸走向了粗淺的民主派。雖然當時的民主意識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窠臼，但反對列寧主義的專制獨裁色彩相當濃厚。所以，他們被當局列為現行反革命組織加以鎮壓。 有趣的是，當時的造反派多數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而明刀明槍反對獨裁者的紅衛兵組織，被認為是打著白旗反紅旗的組織。毛澤東和江青集團成功地挑撥他們的對立，並逐個加以消滅。這是毛澤東集團能夠始終控制局面的主要條件之一。 文革結束後，造反派遭到了徹底的清除，但是反獨裁、反毛澤東的紅衛兵也沒什麼好下場，因為反毛的紅衛兵以幹部子弟居多，而造反派頭頭裡邊也有很多敢言的幹部子弟。雖然一部分人成為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成員，但大部分人仍然持有強烈的民主思想，而且比一般知識分子更大膽。鄧小平對這些人保持了高度警惕性，著名的「一家只能出一個人當官」的規矩，就是鄧小平、陳雲提出來的。 這些紅衛兵和造反派是那一代人里的精英，八九十年代逐漸走向領導崗位。這就引起了共產黨的高度警惕，於是利用他們控制的港台媒體，大肆宣揚血統論，什麼紅二代、太子黨之類的煽動甚囂塵上。這不就是毛澤東分裂反對派的故伎重演嗎？！試問既得利益集團都是紅二代嗎？反對派里都是地富反壞子女嗎？不是按政治立場而是按血統分派，至少也是腐朽的古代思維吧。 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是幹部子弟嗎？他們和習近平在維護專制政治上，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任志強、蔡霞等人反對專制獨裁，反而被高級網上特務說成不是真反共，這就是最新的網路輿論技術，叫做帶風向。它要把很多不善思考的反共同人們帶到坑裡去，並繼續挑撥反共同志的集結，維護一黨專制的政權。 我在四十年前就說過，要把痛苦造成的怒火集中到反動的專制體制上。但過去和現在的共產黨專職領袖們，則把希望寄托在挑撥反對派矛盾上。而現代化的特務五毛們很懂得先化裝成反共人士，再利用這個假身份帶風向，完成控制輿論的任務。看看網上就知道，浪費經費只會罵人的五毛大大減少了，扮演成反共人士大罵民運的五毛大大增加了，這說明共產黨的宣傳手法也與時俱進了。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們應該擦亮眼睛仔細辨別，不要中了共產黨挑撥離間的詭計。 頭腦清醒的朋友們應該能夠看到：習近平嚴厲打擊體制內的反對派，正是他面臨黨內和平演變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而民間反對派和體制內反對派合流，正是中國和平演變走向民主的機會。不要再跟著現代派五毛的風向走，破壞民主派的聯合，否則咱們中國人又要錯過一次民主自由的好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