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跻-评中国“国内大循环”政策

自从习近平在7月提出“国内大循环”政策以来,吸引许多目光。所谓“国内大循环”者,即希望解决中国过去因采用“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而使当前经济成长受到箝制的问题。所谓“两头在外”是指“技术与资源在外”与“市场在外”(如图1(A)所示)。过去中国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人才、资源,将这些生产资源引进中国后,利用便宜的人力制造成商品后销往国外。整个商品制造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市场行销等附加价值较多的部分都在国外,而中国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A)两头在外模式(B)国内大循环模式
(A)两头在外模式(B)国内大循环模式(资料来源:汪哲仁整理绘制自公开资料)

受到美中贸易战COVID-19疫情的影响,中国不仅面临国外市场萎缩,更受到美国技术与专利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获得生产所需的零组件,甚至中国企业受美国施压,致使经济与国家安全受制于美国。在中国有14亿人口庞大市场与过去几年科技技术大幅进步的经验下,强调自力更生的国内大循环战略乃不得不的选择。在此政策下,强化国内市场规模,降低但不放弃国外市场比重,而关键性生产技术则透过其国内市场来扶持以自主研发,如图1(B)所示,重点市场与技术双双往中国国内移动,形成国内循环。 

消费刺激难有成效 

为了弥补国外市场需求的萎缩而希望以国内市场取代之,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经济向来并非以民间消费驱动为主,而是以投资驱动为主。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民间消费占比略少于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于两成,投资大约保持在42-45%,剩下的净出口仅占个位数。

但是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消费很难有所增长。若以李克强的“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之消费三段论来看,农村地区受限于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费”,都市城镇的中产阶级则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业增加导致对经济前景与未来收入悲观而不“愿消费”或不“敢消费”。因此,透过增加农村收入与强化都市居民消费信心有助于提振消费。 

虽然中国国发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个方面、十九条政策措施以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且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虽优于预期,但民间消费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销售连续7个月收缩,4-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连续下探。

由此可见,短期消费刺激政策难以立竿见影。在消费难以提振的情况下,预估中国还是会回到以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此,我们可以从“十四五(2021-2025年)规划”看到中国持续推动新基建与5G布建计画,以及将耗资10兆人民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计画。但是可能就如过去中国政府大力扶植的钢铁、风电、太阳能产业一样,这些新推出的计画可能也会发生产能过剩、烂尾楼的不利情况,例如近期成都格芯与武汉弘芯分别传出财务问题,让中国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前景蒙上阴影。 

制度性的改变缓不济急 

不论是要拉抬消费,或是技术生根,都会牵涉到体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农村经济,不能只靠类似家电下乡或是改善网路品质,最主要还是要能活络农村土地与人力的流动,让农村生产力能得到释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后,虽然放宽了农民集体所有之土地使用权,但是出让这些使用权的门槛还是相当高,需要“在符合规划、依法登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条件下”,方得出让。 

放宽人口流动则又冲击到当前的户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镇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养老、卫生等诸多方面的负担。若要发展半导体制造或是设计产业,除了要加大对于智慧财产权保护外,对于自由、开放创造与颠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与药品相关智财权因受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商影响而被列为最重要优先法案,却反而更进一步延宕了专利法、商标法等法案修订。虽然当前中国推动这些制度性改革难度甚高,但是打造一个具开放、创造、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以提升经济,可能才是中国政权本质上难以接受的改变。 

(※作者为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决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授权由上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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