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一托儿所被取消联邦补助资格 澳洲首例
2026 年 7 月 1 日
香港众志本是香港的一个民主派政党，成员赫赫有名，包括罗冠聪、黄之锋及周庭等等人，其宗旨原本为“推动香港民主自决”，尽管该组织再三否认“自决”有“港独”含意，但港府不接受，在2018年拒绝周庭参与立法会补选。嗣后，该组织将宗旨改为较务实的“推动香港民主与进步价值”。直到今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后，将“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状，几名主要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宣布解散。 其实，黄之锋、周庭等等人是不是“港独”？对中共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当它说你是的时候，主张香港自决与推动香港独立就是同一件事；如果需要的话，“推动香港民主与进步价值”也是“港独”；同理，“推动真普选”，甚至“没有赤忱拥戴基本法”，也都会是香港人主张“港独”的罪状。 中共认为黄之锋、周庭等等人是“港独”，是因为此时此刻的共产党有政治需要。君不见当黄之锋、周庭入狱，罗冠聪流亡之后，香港的街头抗争运动已经濒临瓦解；透过这样的杀鸡儆猴，也恫吓香港其他的少年英雄，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会高到让任何人都难以承受。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本月11日被依港版《国安法》“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名遭到起诉，甚而以铁链锁腰锁手这种押解重刑犯的方式公开示众。如果说，逮捕黄之锋、周庭等人是共产党为压制香港去年一整年的日益蓬勃街头抗争运动；那关押黎智英这位拥有目前香港最重要反对派媒体老板，正是为了要形塑香港的言论寒蝉，进一步切断香港民主运动的国际连结。 黎智英“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的罪状包括：支付民主派人士在日本《经济新闻》宣传“为了自由，与香港同在”的广告费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参议员鼓励制裁中国香港，甚至包括在推特关注蔡英文与黎智英等等人……台湾人听了觉得可笑，但对中共与港府而言，总不能用“追求香港民主运动”将他安上罪名；安个“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用“汉奸”起诉黎智英，还能鼓动境内的民族情绪。 黄之锋没有主张“港独”却“被港独”，黎智英不是“汉奸”却“被汉奸”，重点都不是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主张与共产党的统治结构相扞格，踩到了共产党的痛处。他们一定要被制裁，一定要被关押，也一定会被重判，唯有如此才能阻断其他人有样学样。许多人还期盼届时审判黎智英会成为港版的美丽岛大审，激励香港的民主化，这真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进化的独裁者了！既然这个政权都可以因为你关注蔡英文脸书而列为罪状，它怎么会为了自己的颜面而让黎智英等等人有公开公正的审判？ 这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除了让共产党千秋万载永续执政，也没有信仰的政权；数十年的演变下来，它唯一做的是透过不断地分化、渗透及颠覆，来达到自己的增生。比起香港，台湾该庆幸的是，我们从未落到它的手里，共产党从没统治过这个地方。保持戒慎恐惧，维系自己的独立自主与生活方式，这才是这一代台湾人该为子孙守住的承诺。 （全文转自上报）
每年的十二月十日是联合国提出的世界人权日。它的目的是提醒人们；人权是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基本需要，也是每一个政府的基本工作。不尊重人权的政府和它的政治，就是暴政。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暴政，人民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去推翻它。所以中共政权非常害怕人权这个说法，谁说人权它就镇压谁。 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机器每时每刻都在向外界撒谎，说他们自己是最尊重人权的，别人的人权状况如何如何糟糕。中共还散布各种谬论，比如说人权不能当饭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人权。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把吃饭和基本人权混为一谈。 这个说法现在不时髦了，因为它明显的把人类说得和猪狗一样了。猪狗还有个小脾气呢，这等于说人类连猪狗都不如，明显是在侮辱人类的智商。好像中国人都是猪狗不如，竟然可以相信这种自己侮辱自己的昏话。当然，中共也收买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学者来为他们背书，拿人钱财为人办事嘛。反正这些学者、政客自己在人权有保障的地方，中国人的人权，无所谓。 既然不时髦，已经臭了街了，当然也得与时俱进。于是中共就换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人权也是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个内政说被五毛们滥用，已经到了“什么都是内政”，以至于很多脑子不够用的人，真的搞不清什么是内政，什么是外交了。 最近我们海外民运明确自己几十年来的政策，就是作为外国人的政治团体，只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就有不少糊涂蛋跟着五毛叫嚣说：这不是和共产党的不干涉内政一样的论调吗？头脑简单不是错，用它来指责别人就是错了，而且是很丢人的错。 美国人选举，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外国或者外国组织支持任何一方，都是超越了自己的权利，干涉了它国的内部政治。大选期间美国不断怀疑它国干涉大选，被指责的对象则不断声明：我没干，我没干；不是我，不是我。这就说明了外国掺和人家的选举，确实可以认定为干涉内政。 人权是内政吗？是也不是。说它是，是因为保障人权是需要有国家和政府出面的工作。你的国家人权状况太差，自然是你的国家要负责，没别人什么事儿。说它不是，因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是每一个属于人类的人应该拥有的权利，任何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剥夺。 剥夺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暴行，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能力大范围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只有政府能做到，这就是暴政。应该受到其它国家的批评和惩罚。显而易见，这个事务不属于内部政治。就像你虐待了自己的父母儿女，也不属于家庭内部事务一样。 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划出人权的底线加以保护，惩罚那些侵犯了别人权利的罪犯。只有制止了犯罪，保障了人权，社会才能安全稳定地存在。老百姓所说的无法无天，就是说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匪徒横行人人自危，社会必然陷入混乱。连老天爷都没办法了。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状况。 中共不是也讲法治吗，怎么还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中共讲的是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用法律来治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秦朝的暴政被推翻，就是历史的前车之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大教授翟东升的演讲中，提到美国的中共代理人，除了拜登家族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华尔街的跨国资本集团。拜登家族始终是个别的，华尔街是整个资本海洋，华尔街对美国历届政府有强大影响力，因为美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传统上维护资本的利益。 华尔街与中共有不少“天性”上的契合。他们都是独裁的，华尔街的跨国集团都由公司最顶层把持，几个财经大亨掌握公司大权，中共的独裁统治也是习近平权倾天下，这种天性有利于他们的暗室勾兑，双方关起门来把交易倾掂，神不知鬼不觉，瞒天过海。 华尔街与中共又都是富于扩张性的，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操作都无边界，都有一种不可压抑的“领土”野心。只要客观条件许可，他们都想占领更大疆域，扩大势力范围，谋取最大利益。 华尔街与中共又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他们可以用最肮脏的不可告人的手法行事，使用金钱收买﹑政治打压，疏通管道，拉拢恐吓，合法与不合法双管齐下，在这一点上，二者可谓志同道合。 中国巨大的市场对华尔街是天大的诱惑，就像一个老色鬼对住一个风韵犹存的艳妇，压抑不住自己占有的欲望。华尔街看中中国的市场，中共看中华尔街的资本和影响力，各取所需，互相取悦，勾搭成奸。 中共鉴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安全，长期以来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占股比例，但在美中关系恶化之后，中共陷于内外困境，为解燃眉之急，在早前深圳开放四十年的纪念活动中，由习近平公开宣布，允许外资全资拥有在大陆的金融投资公司。此举固然是因为外商大量撤出，要挽狂澜于既倒，此外也是为吸引外资，以解自家“水紧”的窘境。 最近有传言，有华尔街金融投资公司正在申请将原本不超过百分五十的持股比重，改为全资拥有，据说很大可能会得到中共国政府的批准，这便是二者之间进一步深入勾兑的表现。 自翟东升的视频流出后，中共利用市场力量“诱奸”华尔街的普遍现象，已引起美国朝野的警惕。最近有民主党议员和拜登未来政府要员，先后对华尔街为中共作代理人的现象，表达严重关注。这件事最终将导致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商界的游说作出严格的规范，而华尔街为中共在美国朝野上下其手包揽游说的勾当，大概也难以为继了。 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渗透，一直采取放任政策，其根源未必是他们喜欢中共，而是他们对中共太大意。美国经济是庞然大物，中共本不成为威胁；美国是自由社会，众生平等，谁要在美国活动，只要不犯法都不会被禁止；美国又一直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不在意中共统战伎俩的腐蚀作用。事实证明，美国人太天真了，在政治操作上，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什么肮脏的手段都用过了，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以举国的人力物力，他们在政经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渗透，比起美国更神通广大。 这便是川普上台后，不惜与中共撕破脸皮，明知冒不少风险，承担不少损失，也要与中共决裂的理由，美国再不解决中共，美国就将被中共解决。 翟东升口花花，自以为得计，一个不小心把美国权贵家族和华尔街的卖国行径都暴露出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有高度自愈能力，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釜底抽薪，杜绝后患。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中共满肚密圈，手段下作，结果是自掘坟墓，自取其辱。此后，华尔街尽管去占中国市场的便宜，而他们作为中共代理人的作用，就一去不复返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文标题：中共与华尔街勾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随著爱国者的不停挖掘，华府泥沼区的川普敌人已经慢慢现出原形。 川普敌人现形 第一个敌人就是深层政府背后的“光明会”，或称“国际共济会”，这个会最早期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创立，也是实际掌握联邦储备局的大富豪，简单说，就是主宰美国的大金主，包括索罗斯，比尔盖兹，高科技新贵“脸书”，“推特”，以及华尔街的反川人马，这次大选中，拜登拿到华尔街金主给的不记名政治献金1.5亿，而川普的不记名政治献金只有2,200万。第二个敌人是共和党人，却被深层政府收买的人，或称共和党内建制派，例如乔治亚州州长坎普。第三个敌人是主流媒体，包含CNN、纽约时报、彭博，很巧的是作弊最凶的乔治亚，由共和党执政，CNN总部就在这里，但是，这一堆记者对州政府自己办选举，自己从中作弊，却沉默不语，美国主流媒体的腐败，还真是超乎想像，12月初，美国“真相工程”网站公布一段视频录音，内容是CNN老板杰夫扎克指导集团下的记者，如何利用报导丑化川普，甚至报导川普已经发疯，第四个敌人就是中共，第五个敌人才是安提法和黑命贵，他们拿中共金钱，充当暴动的先遣部队。 中共对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代号就是，“搞定美国”，拜登上台，就是搞定美国的开始，因为拜登只是木偶而已，政治形象已毁，生命走到黄昏，真正的美国华府主人是背后操控的集团。 不只是中共习近平想要搞定美国，川普四年下来，实施脱钩中国策略，因为全球化之后，和中共挂勾，拥有太多利益的集团被搞到亏本，川普挡人财路，这些人也想尽办法要让川普下台，所以，这几股暗黑势力一拍即合，终于搞出美国大选的惊天弊案，简单说，这是一场网络战争，选举是假象，从假票到投票机器，人工作弊，各种花样百出，可以说，一夕之间把民主制度中选举全面毁坏，这是一场没有烟硝的颠覆美国政府的叛国行动。 中共自己露出马脚 12月3日，一段内部高层秘密谈话的视频揭露，谈话人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翟东升教授，他说，中国搞不定川普，但是可以搞定拜登，现在，美国有了我们的人，视频说中共为了搞定川普，投资一家称为STAPLE street风险投资公司，砸下4亿美金控制了“多米尼”，这家投票公司就是大选中最大的弊案，可以从后门修改数字，从舞弊事件的千万手法，可以证明中共这一次真的花大钱，要拉下川普，搞定美国，说实在，川普四年真的让中共吃到苦头，说好的2025计划因此喊停，经济贸易也日渐衰落，外资跑路，失业上升，中国目前到处树敌，各种情况让习近平很不爽。 习近平是否已经搞定美国，看看前几天举行的“读懂中国”跨国会议，拜登的竞选顾问，奥巴马时代的财政部长桑默斯就参加了，这种会议就是典型的大外宣，中共向外国政要宣示影响力的大外宣。 会中很多外国政要，包含澳洲亲中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朗，比较特殊的是当中共驱逐美国驻北京媒体的时候，CNN却受邀请参加了，这种情况很不寻常，CNN在这次美国大选的角色也更令人怀疑了。 最近一位中共红三代伊启威在网络上公布一段偷录的视频录音，录音内容是广州一位印刷厂老板的跨海电话，对话的人要求印刷美国大选选票，这位曝料者说，“广州印制大量选票进入墨西哥之后，然后利用陆运进入美国，这些选票被用在北卡、内华达、加州”，不只是大选使用，也会在重新计票使用，鲍威尔律师正在查证这项曝料资讯，从这件曝料可以证明，中共这一次真的积极要把川普拉下台，连假票都印出来了，却也显示美国民主机制已经漏洞百出。 川普律师林伍德在乔治亚州的公听会对群众演说，“中共无法占领美国，也无法剥夺选举自由，美国人会积极为自由奋战，就像1776年的独立战争”。 这句话或许是真，但是，中共根本无须占领美国，他只要操纵一位美国总统，听号令做出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只要控制美国，中共就是老大了。不是吗？ （本文转载自《民报》）
今天是美国时间星期三，德州诉讼宾州等四个州违宪的案子距离被告方需要作出回应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天了（美国时间周四下午2点）。截止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个州跟进德州，加入了这起诉讼。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并且已经把相关的案子都已经做了合并处理，川普法律团队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州的周旋，直接都在最高法院做并案处理。最高法院的裁决即是终审判决。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可能的几种结局： 1、判决被告州超时选票和超时计票无效 以12月4日凌晨0点为时间点，该时间点之后到的选票和计票无效，这样到截止时间计算，川普胜。 2、判决4个州的选举因为违宪而无效作废。这样的话4个州的选举人票川普和拜登谁都拿不到，出现谁都拿不够270张票的局面。这样的话就需要引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一州一票选举总统。50个州里面至少有26个红州，川普胜。不用担心红州会反水，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代表该州投票的人，红州必须投共和党，蓝州必须投民主党。 3、判决四州因为选举违法无效或者存在舞弊情况由州议会决定选举人团这是最高法院在表面上最大限度两党都不得罪或者少得罪的方案，即把皮球踢回去州里面，让州里面按照相关法律，由州议会投票决定选举人团。因为虽然共和党在四个州都是议会多数党，但是毕竟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反川普的人也不少，民主党还有运作的机会。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州议会应该还是会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决定。 4、判决证据不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如果德州等州的诉讼被驳回或者判负，则川普通过最高法翻盘的希望基本上就破灭了。 以上四种结果，个人看法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从最高法的角度，谁拉的屎谁擦，四个州的州长和州政府没有经过立法机构（议会），擅自决定更改大选规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里有州立法机构的失职甚至是纵容，现在出了问题，最应该出来收拾残局和承担责任的就是州立法机构。所以，最高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回给各州立法机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然，相关的州长和州政府肯定会说，为什么事前不提出异议和制止，现在反而来搞事情？这是州内部的事情，就不关最高法的事情了，最高法只是厘清责任，指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至于怎么解决，解决的怎么样，就不关他们的事了。毕竟，法官虽然分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法官是代表国家的，不是代表党派利益的，和谁任命的无关。不管怎么看，这种判决结果对于联邦最高法院本身是最有利的。 接下来是第一和第二种，最后是第四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次大选已经让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并且大规模邮寄选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四场听证会上也有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据出现直指选举可能存在大规模舞弊，任何人，都无法不正视这一现实问题。川普支持者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多次大规模集会，本周六据说在华盛顿DC又要举行大规模的挺川大游行。最高院的法官们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意。而且，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多数。所以，前三种判决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万一呢？万一出现了第四种判决怎么办？如果真的出现了第四种判决，那么大选就可能会滑向最坏的结果，如果川普还不认输，就只能向林肯学习，采取雷霆手段了，那么，美国就危险了，世界，也危险了。 （全文转自夏小强的世界）
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早前在丹麦宣布流亡海外，因许涉及几宗案件，仍在保释期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则先不点名批判其弃保潜逃，先对其作出政治批判，如甚么“有理想但受其煽动犯法的年轻人”，再于12月6日星期日的同一日之内，先在说会“严肃跟进事件，调查是否有虚假声明”、“众筹有否违法”、“可能会被控以新罪行”。 然后同一晚警察又回应，指“正循涉嫌违反《国安法》及洗黑钱方向追查”，包括“通缉和冻结户口，目前冻结了85万港元”。而涉及的银行，先冻结了许智峰及其家人的户口，及后于星期日晚（6日）解封其家人，及其部份户口，然后又于7日再接到警察通知，再冻结其本人与家人的户口。从这次许智峰案的处理手法，即反映香港的银行户口，随时可以由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冻结，而且不但涉及本人，更是“诛三族”，说明存放在香港的财产，随时会受到政治罪名牵连，而一夜间化为乌有，令人担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甚么的可信性？ 连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也在星期日的访问之中，回应指“未有证据显示许智峰干犯《国安法》”；问题就来了，为何许智峰会突然犯了《国安法》呢？为何在许智峰外访之前，警方完全没有提及？如果有，为何早前不作拘捕，而要容许其外访上机？为何在许智峰离港，再宣布流亡，甚至要冻结其户口之后，才突然要宣布其犯了《国安法》？其理由是甚么？其表面证据是甚么？还是警方随口说一句怀疑，就可以随便冻结他人以至其家人的户口，去诛连三族？ 同样道理，许智峰早前透过众筹去打官司，根据其本人在海外的回应，指所有款项均交由其代表律师的户口去处理，而从未涉及其家人的户口，而警方亦未能提供任何回应与反驳，去指控许智峰说谎；问题来了，如果警方一早掌握了这些“证据”，为何竟然秘而不宣？对一位已有多条控罪在身的议员，竟不提出检控？为何要其宣布流亡之后，才突然宣布“调查”？是因为明知当事人不会再回港面对，因此只要拨污水，就永远都洗不清了吗？因此随便就可以冻结人全家的户口了吗？ 从邓炳强本人的访问，已可以清楚见到这些执法部门的思维方式，完全就是中共在大陆的作风，即先确立要定对方罪，然后就疯狂找理由──除了弃保潜逃以外，还有甚么呢？啊，许智峰之前有做过众筹，因此就可以诬告洗黑钱！至于钱在谁的户口？是在律师的户口？还是在私人户口？还是在家人的户口？不知道，总之先指控与“调查”了再算；因此“可能被控以新罪行”！ 有甚么罪行可以随便调查与诬告？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了，不但是许本人违反，连其家人都突然变成“违反”，至于如何违反？违反了甚么？即使前言不对后语，又如何？有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回应：“个别事件不作评论”。 然后到了7日下午，警方国安处又出来“澄清”，指冻结户口是“众筹案”而非《国安法》，而许智峰在“离港后”的言论，包括“扩展国际线”，指“相信是代表争取制裁”，而“有表面证据怀疑对方干犯《国安法》29条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免害国家安全罪”云云──原来说出“国际线”三字，就代表了“争取制裁”，然后就可以伸延至“违法”，这种逻辑跳跃的随便指控，还不是莫须有？更何况许智峰已选择移居海外，其言论更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所发表，再次说明特区政府侵犯他国主权，以及位于他国人士的言论自由，可谓笑话之极！ 陈同佳疑在台湾杀人，特区政府就说不能“侵犯”自己认为同属中国的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不能对陈同佳绳之于法；但反过来许智峰在他国的司法管辖权内，谈及“国际线”，就可以无限上纲，变成“相信代表争取制裁”，然后就已经犯了《国安法》！杀人就不理，口未讲却已经塞言论入他人把口，再“以思想入罪”，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法治”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全美国都在关心美国高法的动静，一些社会名流例如Fox的名主持人马克·列文（Mark Levin）于12月6日公开发言催促最高法院出来解决大选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此刻最受关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麦克·凯利（Mike Kelly）等二人诉该州77号法案（Act 77）违宪的一个案子，事关邮寄选票。由于2020大选已经成了守护美国价值还是毁灭美国价值、坚守美国还是去美国化的政治斗争，基层司法更是被严重扭曲，对于基层法官来说，司法公正让位于为党派政治利益服务，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人对高法公正判案抱有很高期待 宾州共和党议员麦克·凯利（Mike Kelly）、共和党议会候选人肖恩‧帕内尔（Sean Parnell）等曾就该州的竞选诚信问题对该州的77号法案（Act 77）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并诉讼至该州联邦法院，宾州联邦法院法官麦卡洛（Patricia McCullough）要求州政府停止该州选举认证结果，并要求在举行选举相关听证会前该州不得采取认证措施。宾州最高法院的命令推翻了麦卡洛的裁决，宾州最高法院的理由非常牵强，说原告提告的时间太晚了。凯利议员等将案子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高法下达紧急命令，撤销宾州的选举认证，并禁止州长把选举结果递交国会。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此前下达的要求，是让宾州政府12月9日上午提交材料，引发了不少担心，认为这个日子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时间安全港窗口。如今改为12月8日，舆论认为这是阿利托大法官的关键之举，因为原定的截止日期未能将此案纳入“安全港”窗口内进行干预。 此案涉及到2020大选舞弊案高发的邮寄选票。在大选之前的10月上旬，我就专门写过《美国选举怪象：邮寄选票定乾坤？》，谈过邮寄选票之弊，且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案例。有关大选舞弊，六个摇摆州当中除了威斯康辛还未开听证会之外，从11月28日开始，宾州、密西根、亚利桑那、乔治亚、内华达州连续召开了六场听证会（密西根12月2～3日共开两场），数百位宣誓证人、非常扎实可靠的证据，揭露的舞弊与选票欺诈现象，有如人类选举史上舞弊、欺诈展览大全，选举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操控、事后对证人的威胁黑恶堪比中国村委会选举，只要不带偏见地听完这几场听证会，任何尚存公义之心的人都会认为，美国司法系统应该阻止美国历史上这场最大的选举偷窃。但是，在地方司法系统已经严重党派化的美国，面对这些有不少证据支持的案子，都以各种技术理由否定，有的法官甚至不肯接收材料。https://hereistheevidence.com 目前已经收集到923个证人的证词，覆盖了1,218,281张选票，却遭到了31个以上法庭的拒绝，不让引入证据听证。根据美联社的统计，在川普竞选活动及其全国范围的盟友提起的大约50起案件中，有30多起遭到拒绝或撤销。 荒谬的判决不断出现在这轮有关大选舞弊的判词当中。加州州法院对州长纽森利用紧急状态法扩大邮寄选票的判例就是一例，该法官认为州长纽森滥用紧急状态法扩大邮寄选票范围确实违宪，判纽森今后永不得再使用此法做同样事情，但保留选举结果。类似的判决还出现在最近内华达州、密西根州的判决中，这些判决都未否认选举舞弊确实存在，但都以一些技术性的理由予以否决。美国地区法官蒂莫西·巴顿（Timothy C. Batten）在经过大约一小时的听证会后裁定，“原告寻求的救济措施，本法院不能给予。”原告要求不承认认证是选举官司寻求的“最不寻常的救济措施”，远超过他的权力，允许这个案子成立将等同于“司法积极主义”。 人们因此将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尤其是几位被视为保守派的大法官身上。 大法官制度设置的初心：最后一道护宪墙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为美国最高法院中除美国首席大法官以外的成员，目前的数量依据1869年司法法规定为8人。 大法官在美国的政治地位相当特殊，是唯一享有终身职位的高级公职。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之法官忠于职守者皆受保障，按期领受俸金，继续服务期中并不得减少之。这意谓着，大法官一旦经任命后，除非其去世、辞职、自愿退休或遭到众议院弹劾及参议院定罪才会被撤销职务，否则属于“终身职”。自1789年最高法院成立以来，共有103人担任过大法官。 高院大法官终身制度的设置，就是将守护宪法的重任交托给他们，希望他们成为守护宪政的最后一道结实的墙。我在美国居留二十多年中的前十余年，美国人对许多政治人物的批评都非常尖锐，但对高院的大法官崇敬有加，因为这是法律精英中的精英，无论是品望还是专业能力，以及历史纪录，都表明他们值得这份尊敬。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最高院法官的专业精神因政治立场受到影响之后，风评发生了变化。左派们对法官的热爱完全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而非法官的专业精神，金斯伯格法官2016年对总统候选人川普发表不适当的评论，后来自己也知道错了，道歉后收回，但左派们却为之欢呼，将这段话当作他们的圣谕到处传播；但保守派大法官们极少的公开讲话，都会被他们恶意揣度。 大法官有维护宪政的职责与能力 高院的大法官当中，除了金斯伯格是媒体明星，其余大都罕言寡语。今年美国大选，将高院几位保守派法官推向了万众瞩目的位置，其一言一行都被左派媒体过分解读，予以苛评，最先中招的是阿利托大法官。 今年11月13日晚——请注意这是在大选十天之后，各种选举舞弊的信息正在不断冒出来，阿利托大法官在联邦党人学会年度大会致辞，在讲话中数次提及freedom of religions和freedom of speech的重要性，严厉谴责了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干涉司法的举动，“让我们回到一些基本的东西上，最高法院是由宪法创建的，不是由国会创建的，在宪法下，最高法院履行合众国的司法权，国会无权干涉。”并强调高等法院的责任是要保证言论自由不会变成次等的自由，他还提到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并更举2020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结果裁决LGBTQ员工同样受到1964年《民权法案》（CivilRights Act，TITLE VII）第七章的保护，该条文禁止雇主因多种原因歧视员工。投反对票的三位大法官是保守派阿利托、托马斯和卡瓦诺，因此他们成了左派攻击的靶子。对此，他讲述了一个同行的亲述：一个军政权国家的高院法官曾因一项判决不合军政府的意，军政府将坦克开到法官的窗口进行恫吓，并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法官的职责就是不能就原则妥协，也不能为他们背离原则所做的事情找任何借口。我有信心，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在今后的数年里面不会这样做。”言下之意是表示：即使坦克的大炮口对着他的窗口，他也决不屈服。 这篇年度致辞发表之后，引发民主党极端不满，纷纷发表文章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民主党人士、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前首席监督律师Elliot Mincberg，他于11月20日以非常粗鲁的语言在《The Hill》上发表了一篇对阿利托大法官演说的评论，认为可以用诸如超党派、煽动性、异常政治性、倾向性和司法意义上的川普集会之类的短语来描绘这篇讲话。他还进一步指出：更为不祥的是，这是阿利托向极右翼诉讼人的邀请，表明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利用法院增强的右翼多数派的优势开展诸如推翻LGBTQ和生殖权利之类的项目——当然，也包括即将到来的大选舞弊诉讼。然后威胁说要立法为大法官们设定新的道德标准——在此前，联邦法院就成为左派的攻击目标，Pack The Court是他们持续发起的攻击之一。 目前，随着对舞弊现象越来越广泛的揭露，川普代表的大半个美国越来越来越愤怒。12月1日，美国茶党党魁扎维斯托夫斯基（Thomas R.Zawistowski）发表We the People Convention的讲话，要求川普总统颁布全国戒严令，在军队监督下一人一票干净安全地重选总统，这种呼声在中小媒体与网站上出现得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的选民，不少已经开始考虑行使第二修正案的权利，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面对美国这座分裂成两半、火苗正在蹿升的房子，联邦高法的大法官们确实应该履行自身肩负的护宪责任了。 （全文转自大纪元）
2013年4月初，我在凤凰网开选题会，那次会议请来了原《新京报》的调查记者袁凌。离开《新京报》后，他辗转来到一家名为《LENS》（原名《LENS.视觉》或《财经.视觉》）杂志社工作，这本杂志属于“财讯传媒集团”，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财新》杂志社。 领导告诉我们袁凌是记者圈内的凤雏先生，尤其擅长新闻调查工作，所以见面后我们对这位凤雏先生推崇备至。一方面是他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也想夹带点私货，从老司机的口中敲出点新闻源来。 说来也巧，当时他完成了一篇调查报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走出“马三家”》，谁想这一报导意外牵出了法轮功信奉者受迫害的线索，我自己总结就是捅了马蜂窝。 这篇报导写道，2013年2月初，一位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当时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劳教所大门的。 后来在我的采访中得知，所谓的“呼吁书”是将圆珠笔芯抽出，将书信置于其中，然后放进阴道中带出来的，能这么带出一个在现在看了没有甚么意义的“呼吁书”，令人有点匪夷所思；能花这么大心思带出来个小纸条，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关于情节，我当时觉得电影都没有这么拍的，真的太过夸张，然后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 4月中旬，这几位女访民来到北京，我们约好了采访，因为女访民害怕再次受到威胁，我们特地约在了凤凰会馆中进行采访，当时著名的《锵锵三人行》也在那里录制，而这次采访绝对令我终身难忘。 下午2点左右，我们见面了，她们每人都佩戴了一个徽章。他们告诉我徽章是从台湾带回来的，虽然我记不清是他人赠予还是其他，但是徽章上有“民权、民主、民生”以及“天下为公”的字样。当时她们已经将个人得失置之于脑后，就是要推倒可恶的劳教制度。我下面通称她们为受害者。 受害者超过10人，最终到达北京的人数不到一半。我所见到的这些受害者均来自东北，其中以吉林和辽宁为主，她们的岁数基本为40岁左右，跟我母亲是同辈人，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其中一位从法国回来处理自己的拆迁事宜，最后被关进马三家。 面对当时不利的处境，还能站出来，我认为她们的行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所尊敬，我们也应该记住她们，以下是她们的姓名：刘华、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刘玉玲。 费如此大周章带出的呼吁书，牵出了一个个奇怪的名词“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这些词生动地描绘出了每个酷刑。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只有国民党的渣滓洞才对中国人施以酷刑，没想到在2013年的中国，比之更甚的苦难依旧在我们的国土中上演。 那次采访让我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其中一名受害者哭著说，我也是一名母亲，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怎么就因为我正常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么对待我。说罢，房间内恸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一度无法进行。摄像师抹眼泪，我也止不住地泪流，搭档也在哭，我们三个可都是大老爷们儿，试问再刚强的汉子面对此情此景谁能不为之动容。 此后，受害者们又接受了卫视《社会能见度》的采访，现在采访可见于油管。我的采访标题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惊天内幕真相被藏于阴道带出”，当然采访随后被和谐。但是我从中得到了关于法轮功信徒的一些信息。 受害者告诉我们，与她们相比在马三家另一个区域中的“那些人”，也就是法轮功信徒，她们的遭遇要更甚于因为上访被劳教的我所采访的受害人。在马三家，一般上访人员与法轮功人员实行分开管理，即分监区，除了集体的活动或劳动之馀，二者互相有交集的机会不多。 但从施暴者的口中得知，原来“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等酷刑都是先对法轮功的学员实施，而后再经推广到我所采访的受害人中。其中，对待男性的酷刑要比女性更为恐怖。 曾有受害人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劳动场所被打到丧失意识。也经常有法轮功学员无故失踪，对于活摘器官的传闻，这些受害者们深信不疑。 这些酷刑为： 老虎凳，这个就不用解释，脑补一下。 小号，惩戒室的俗称。最窄的面积不到4平方米，没有光线，日夜靠电灯照明。受害人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空间中完成。 包夹，一种劳教所内特有的监护制度，不乏各种虐待。 大挂，使用手铐将人固定在床、墙壁、门等物体上，拉伸四肢，或者将身体悬挂起来，使当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极限的重力或者张力。 电棍，以通电的警棍电击面部、太阳穴、身体甚至舌头，其中受害人被电过私处。 卡齐，在小板凳上坐齐，背诵劳教人员行为准则，直到身体无法支持。 死人床，赤身或者单衣绑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如有绝食会进行强灌，有用注射器从鼻孔注食的行为。 正如国内各类大小事件，没多久舆论就归于平静，我不知道这些受害人最后处境如何，我不知道她们的冤屈是否得以平反。我没见到施加酷刑的执法者受到惩处，即使劳动教养制度最终被废止。我更不知里面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随著劳教制度的废止而被释放，还是又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关押继续受到迫害。 当然，我知道的是在同年5月，爆出马三家的《LENS》杂志被停刊，相关报导被清理一空，就连当时上映的一部名为《被解放的姜戈》，因为片中一些酷刑与马三家略同而紧急下映修改。 我还有三个问题想知道，是甚么让我们对自己人如此残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们会天天讲时时提，对自己人的暴行为何如此遮掩。法轮功的修炼人员多为年长者，一群半截身子已经埋入黄土的人，会对政权有多大危害，为甚么要杀之而后快。最后，可能也是最难回答的，为甚么让当权者承认错误说句对不起就这么难，我都没有奢望有谁对此事负责，仅仅道个歉也不行。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马三家的故事传到了海外，法轮功的信徒更加壮大，神韵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国内的这一歪打正著对整个事件有多大帮助，但是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记住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其远没有看到的美好，记得即便不能阻止恶的发生，也请把枪口抬高一些。 作者简介： 张真瑜曾就职于凤凰卫视，负责中文台《全媒体全时空》节目的文稿撰写和内容把控；后负责大事件策划报导。负责原创节目《罗昌平对话》。
11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一场经济形势视讯座谈会，开场就提出3个问题，要求与会的地方政府负责人畅所欲言。他特别强调说：“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这番话被认为是话中带话，实际上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因为新华社前一天刚刚报导说，贵州省政府表示，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的综合贫困发生率，还有错退率、漏评率等3项指标皆为0%，而民众的认可度则是99.12%，已经符合退出贫困县的标准。也就是说，832个俗称“国家级贫困县”的“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此全部脱贫。新华社的消息声称，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的目标正式达成，还说“贫困县”的说法已正式走入历史。 在经历了疫情的重大冲击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即使有所回升，也无可避免地受到重创；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更是短期冲击很多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全面脱贫”的任务居然能够正式达成，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前不久，中国科技网站《36氪》以《别被洗脑了，这才是99%中国人的工资真相》为题报导表示，中国2020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7.5%，也就是有大约9.45亿人投入工作，而这些人“月入不足5,000元人民币才是常态”，之所以经常会看到平均月薪报告远高于这个数字，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平均月薪甚至都超过万元人民币，那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如果说，连大城市的贫富不均的情况都如此严重，那么在相对更为贫穷的贵州山区，所有人都已经走出贫穷，就更难以让人相信。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才忍不住发出了“要讲实话”的暗讽。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过度解读，是夸大渲染中共内部的习李之争，那么另外一条消息或可作为旁证。就在贵州省宣布全部脱贫的两天之后，11月25日，中新社发了一条新闻，称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更生表示，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并不代表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夏更生表示，省级宣布脱贫摘帽后，还要接受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抽查、国家脱贫攻坚普查、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检验退出程序的规范性、标准的准确性和结果的真实性。夏更生说，各地要对抽查、普查和考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查缺补漏、动态清零。国务院扶贫办的这个声明，摆明了就是打贵州省政府和新华社的脸，声明是否达成全面脱贫，要由国务院审核之后才能算数。而进行审核，本身就是“讲实话”的落实手段。这样联系起来看围绕脱贫任务所进行的这一系列舆论上的不同声音，说李克强是曲折表达对于全面脱贫工作是否正式完成持怀疑态度，并不过分。 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要求地方政府提高资金效益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的那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做甚么事一定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更可以看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经济现实状况的描述上，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出现的分歧。我们知道，所谓的“脱贫攻坚”是习近平对全党定下的所谓“重大政治任务”，其实也是习近平自己争取第三任期的重要政绩。但显然，李克强并不想在这件事上搞“政治正确”，这是因为李克强已经快要退休而无所谓了，还是党内仍旧有对抗习近平的力量，还尚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