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刺刀峡谷”发生险情 9人探险 5人遇难
2026 年 6 月 30 日
7月23日是郑州水灾发生的第三天。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历次巨灾的观察，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是灾害资讯的成型期，有关灾害成因、死亡人数等相关资讯，只有在资讯成型期过后，才会颁布正式的官方说法。产生这一特殊现象，乃因中国是个信息管制的国度，资讯管制必然引起资讯饥渴，其后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广为传播（文革称之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资讯。互联网时代，资讯的成型较短暂，过了三天，官方会修正说法，民间一些真相披露会被“维稳”，官方民间的虚假资讯会被少数网友识别出来，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本文以郑州这三天内的政府应急、民众反应、传媒行动为样本，展现这一在过去存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存在的灾害应对模式。 郑州洪灾：哪些是人祸因素？ 天灾当然是指连日暴雨。中国凡遇天灾，必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预警机制是否启动；二是这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三是追责，其间伸缩馀地甚大，取决于前两个因素以及死亡人数。 灾害预警是否发布，不仅关系到社会避灾，也关系到官员仕途命运，其间利害，这次在郑州充分体现出来。当年汶川、玉树地震，问责的一大焦点就是事前为何无预警。这次民间最开始也将矛头指向气象局，认为郑州气象局失职，没提醒公众将有极端天气。但接下来，人们发现，郑州气象局发了预警，而且是持续三天。 据腾讯网报导，在特大暴雨到来河南省郑州前，河南省气象部门7月19日21时59分已发布第一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17日起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资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郑州也在19日夜间起向全市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了54万条预警，并通过手机简讯向1.2亿人次发送了暴雨预警。 网上流传一份由中共郑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州市气象局局长李柯星于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证明郑州市气象局确实发过预警，而且明确提出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建议。因此，责任不在预警这个环节，而在于郑州市政府忽视了这预警。 至于郑州城市容易出现水涝，这是所谓中国近20多年兴建的“海绵城市”的共有问题，人祸之由缘于此，但因这是历任政府积累而成，环节太多，恐怕只能追预警工作未做之责。 此次郑州洪灾当中，人祸的因素还有“溃坝”。关于这点，中国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开始传说是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家咀水库溃坝，新浪网转自介面新闻的消息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回应一夜连升三级》，但河南交通广播却说，截至7月21日凌晨6时，郑州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但现场发出地视频显示，郑州京广段隧道水淹，来势凶猛突然，亲历者说不到五分钟隧道就被洪水淹没。当时舆论就猜测有溃坝甚至决堤泄洪之事，这事现在已有官方定论。 新华社北京21日电引述习近平指示时，其中出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这条资讯非常重要：一，地方当局向上报告承认有水库“溃坝”发生；二、请注意民间传闻是“泄洪”。这与“溃坝”有很大区别，溃坝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说是品质不佳，难于追责；“泄洪”则是地方当局根据水势，淹没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个决策责任。根据推特上一些郑州网友介绍，溃坝发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库、郑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这一真相弄清并不难，估计几天后就会弄清楚究竟是哪个水库“溃坝”。 习近平指示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上报，这应该就是资讯成型的框架。 中国政府有关水灾的宣传套路 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关于第一点，官方宣传已无馀地再求“进步”。近年来，中国各地灾害频发，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将灾害归咎于天灾巨大。仅以水灾为例，从50年一遇，逐步升级为百年、500年、千年，郑州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上，还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不少专家还给出概率学的演算法，为这种说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否定了所谓“千年一遇”的说法，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无法下此定义。陈涛说得曲里拐弯，这句最为关键：“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这次还真有不少人在争辩从概率上说，是不是5000年一遇。陈涛此话一出，再争这些毫无意义。70年的纪录无法证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说法正确。 第二点现在照做如仪，只是上级与民间都不当回事了。因此，这次郑州洪灾之后有点创新，以表彰洪水中救人、受灾群众互济互助为主，这种软性文章的宣传效果比表彰体制内人好得多。 接下来谈官方必须坚持的底线：从数位上控制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估计这一资料还会不断更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大陆社交媒体上仍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周边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受灾的京广隧道现场，拥满了人群，许多家有失踪者的人正在辨认车辆，寻找亲人。只要郑州人不甘心亡者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就会出现相对接近真实的数字。 但根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资料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据我多年观察，在三天资讯成型期内，各种传言满天飞，当局自身也忙于处理灾难预后工作，无暇抓“谣言”，这时候也是各种资讯非常丰富的时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断，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难。但三天过后，当局为灾难定调之后，抓谣言就成了当局灾难预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中国官网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提醒市民关注官方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这算是先打个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也。 历次灾害还有一个戏码，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及政府部门侵吞捐款的丑闻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灾，政府劝捐，民间回骂以“捐你妹”，这个戏码的份量越来越轻。 结语 郑州洪灾当然不会是中国城市消灾终结篇。网上现在流传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现在：一个内行眼里的中原水灾》，作者自称是2015年国家资讯中心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评估专案的参与者，其中有段话，读者需要牢记：“浮土之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砖，这样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面子工程，别说百年难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说，只要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灾随时可能发生，人们必须做好应付水灾的应急准备，留心天气预报，小心出行，别指望中国政府灾害应急模式能够有效预防灾害。 写到最后，我很怀念中国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时，利在千秋。这样的人，已成中国绝响。（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加拿大籍华裔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公安刑拘了，并且据报料人称，关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瓜很大，比如权色交易、毒品、性侵未成年人，群体淫乱等等，观众们尽可坐吃。 就其基本犯罪事实来说，这瓜其实不大。比如，权色交易他比不过大裤衩的男女主播，毒品、群趴，也只是中国以正能量包装自己的演艺圈的通病。而性侵未成年人罪行严重，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校长、官员、以及富商们在这事上作的孽，原超吴亦凡。 从舆情发酵到牢狱加身，短短10天顶级流量小生吴亦凡轰然倒塌。在一个司法不透明的社会里，他是不是真的有罪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没有基本司法权利，如同为加拿大人的前外交官康明凯。 吴亦凡现象并不让人意外。从32年前的天安门镇压斩断了中国社会的改良之路后，党国对娱乐一直就是有效管控加网开一面。他们发现，在大棒之下，让公众沉浸于奶嘴乐有利于维稳，于是，从CCTV到湖南台，从各种粗鄙的真人秀到争奇斗艳的网红，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 但不要以为甘当奶嘴就有了护身符，任何可能具有公民社会想像空间的奶嘴，都让当局如坐针毡。比如，2005年的超级女声，就让党国看到了政治选票的影子。一纸禁令，后续的超女们瞬间沦为鸡肋。 导演冯小刚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哀叹，到执导《非诚勿扰2》的时候，就感觉到观众不买帐了，他们更喜欢帅哥靓女奶嘴乐，而此前的30年里，唐国强式的奶油小生几乎没甚么票房号召力。 此事背后的党国诉求是，你可以娱乐，低俗最好，但不可以思考。于是，在互联网资本的充分迎合与火上浇油后，吴亦凡们迅速的崛起。至少从热闹场面看，被称为脑残级的爱豆（偶像）和饭圈（粉丝圈子）所向披靡，比如去年的肖战事件，动则上千万的粉丝统一行动，操控网路评论，刷资料、网暴、利用举报借刀杀人，真可谓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于是，有读书人甚至兴高采烈的高呼饭圈政治学，认为变相地狙击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公民社会从娱乐出发，曲线救国。 哎，祖国的读书人总是很天真。 先不说饭圈是否真的有兴趣，或者有胆量涉足社会议题，仅吴亦凡本人此前就积极地向党国靠拢，号召数千万粉丝支持香港员警镇压市民的抗争。 换句话说，为了每年一亿多元的收入，受过欧美教育的吴亦凡，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而党国顺手就捡起了他数千万粉丝，对正在街头流血的香港人各种抹黑，而他的粉丝们则群起回应，漫山遍野。 至于同为加拿大同胞的康明凯，尽管已被拘留超过两年多，在狱中饱受虐待，吴亦凡却一言不发。 在“选妃风波”骤起之际，吴亦凡曾很有底气的声明：没有过甚么“选妃”！没有“诱奸” “迷奸”！没有甚么“未成年”！如果有这类行为，请大家放心，我会自己进监狱！我对自己上述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 我理解吴亦凡的所谓底气，翻译过来就是，成千上万的漂亮女粉丝心甘情愿盼著被睡，哪里需要强奸？其实，这也是奶嘴乐风行多年后，顶级流量帅哥的自信之源。 但吴亦凡和他妈妈显然太不了解党国的逻辑。在党看来，无论是钞票，还是美色，都只能是他们的专属菜园。在特定的时候，你长得帅，或敢于公开喊冤，都是忤逆的表现。此外，再漂亮的奶嘴也仅仅只是奶嘴，党认为，喂甚么，他说了才算。 所以，回到正题。吴亦凡是加拿大籍！一个好不容易肉身翻墙成功的人，却总把自己吊在那个从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国家里，一边下跪，一边捞钱。但上帝从来都会为每一样东西标上的价格。 您要是膝盖很软，轮椅就很贵，从不例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沙涛从地铁里失踪6天后，他的妻子尤婷（化名）终于找到了他。在殡仪馆的冷冻柜里，写著无名氏。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邹德强，也成了无名尸体。在官方此前的语境中，他们被描述为失联。 在此之前，她奔走于地铁站口、地铁公司，各级官方机构，只为让地铁公司早点去仍被水淹的地铁里搜救，却被各种借口推诿。 在寻人的过程中，甚至遭遇了勒索：给我费用，我带你去找他。 愤怒的尤婷控诉郑州地铁方面前期防汛预备工作没有做到位，部分地铁线路已进水，五号线却还在正常运营；发现地铁进水后，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及时疏散乘客逃生；后期发生事故没有及时上报，且没有及时做好后续搜救工作等等…… 对于那一度被困在地铁里，生死一线的500多乘客以及大多数灾民看来，尤婷的控诉句句属实，字字凿心。因此，地铁五号线才摆满了祭奠冤魂的鲜花。 但今天，尤婷再次成了主角。网民们扒出，在2019年8月香港市民上街抗争遭员警暴力镇压时，她在微博上多次转发《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抹黑香港抗争市民、支持员警的官宣。 在她和家人生命中最黯淡的时间重提此事，显得很不厚道，如有个朋友说，今天，她仅仅是个灾民。我认同这个说法，也对他们的遭遇有狐兔之悲的共情，但我还是想告诉尤婷香港究竟发生了甚么。 很简单，那些和你们一样年轻，甚至还是未成年孩子的香港人抗争，仅仅是因为不想像您的丈夫一样，在原本应该最安全的地铁里随机就被淹死了。即便有洪水的时候，他们能得到预警，能得到专业的救援，那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的救援机会，不会被只会背诵政治空话的官僚们浪费。 但从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8年里，香港人原有的自由，独立的司法环境，专业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都在被党一天天的夺去，以所谓爱国的名义。 党的高官们想把香港人和你们郑州人一样，随时放在可能被水淹的地铁里，下穿隧道里、哪怕是一个路边的下水道里，自身自灭。但他们自己的孩子，却在加州奢华的山顶海景别墅的泳池边，品著红酒、或喝著下午茶，一边欣赏著海天一色的美景，一边漫不经心地看著郑州水灾的消息，然后动动手指头，发一句“郑州加油，中国加油”！ 这很滑稽。尤婷，您觉得呢？ 郑州冤死者尸骨未寒，五号地铁的幸存者仅仅回现场献花，叙述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被便衣现场警告是在为外媒递刀。按党国的这个逻辑，尤婷你在微博上寻夫，也就成了为海内外敌对势力递刀，这个卖国的大锅，你背吗？ 也许，接下来你可能有上百万（但愿如此）的赔偿，但我采访过数十宗中国矿难、甚至是所谓因公牺牲烈士的经验告诉我，在货币年年贬值的背景下，所谓的善后赔偿，对独生子沙涛的父母，对您，对您仅9个月的孩子，这都是杯水车薪。我甚至看见了今后您一家的艰难。 虽然遭受了生离死别的重创，但我也不指望你已经醒悟。毕竟，武汉敲锣女攻击作家方方那样当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其实一直在我们可怜的祖国重演，也更不指望在官方维稳和民间五毛的双重压力下，你会向香港人道个歉。 但请记住，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创下中国灾害捐款纪录，但仅仅13年后，郑州水灾呢？在祖国的一再欺骗和暴力镇压下，他们累了。哀莫大于心死，请您想想，他们为甚么会转身离去？ 不客气地说，是祖国，和您这样的同胞逼的。 说到这，你未必会同意我的观点，至少在公开层面，你也不敢。但我还是想最后奉劝一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里没有人民，只有书记。如果能拿了钱，带著老人孩子走吧，海角天涯。 他们说，离开了祖国你甚么都不是，其实，离开了祖国，你才能有尊严的活下来。离开了祖国就成愿，节哀顺便。如日本朋友的祈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拿下羽球男双金牌后，李洋与王齐麟这对搭档联袂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他们的喜悦与骄傲之情全写在脸上。就在他们满心雀跃地与台湾观众分享心情之际，落败的中国双塔选手李俊慧与刘雨辰从他们身后走过。李洋的眼角馀光瞥见刚刚这对场上的对手，竟顾不得记者的访问，连忙欠身向他们致意。而正在说话的王齐麟一看到搭档突然向后方点头，背对著中国双塔的他也顾不得前方的记者，跟著做出同样的动作。 这毫无修饰，装也装不出来的5秒钟，把台湾这对金牌搭档谦虚温厚的特质展露无遗。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届台湾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跟以往不太一样。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选手，敢拼敢斗，没有太大包袱，更从不吝于表现出自己的情绪；赢了雀跃欢呼，尽情分享，输了掉泪拥抱，誓言下次再来，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以往加诸于台湾运动选手身上的国仇家恨与责任重担。年轻的台湾选手透过她们在竞技场上的拼搏与赛场下的言行，具体实践“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杨勇纬在柔道冠军赛里惜败给日本选手高藤直寿，他在颁奖台上难掩落寞，但还是有风度想要举起高藤直寿的手为他恭喜，最后却由高藤直接将杨勇纬的手举起来接受现场的欢呼。杨勇纬事后哽咽地说，他不甘心，下次要拿金牌。 林昀儒在铜牌战败给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奥恰近身向林昀儒致意，这位德国名将后来说，“我很喜欢台湾，但竞技运动就是这个样子。”“林昀儒是个非常出色也非常厉害的球员，未来他一定会替你们拿下（奥运）奖牌。”他清楚这个19岁的后辈未来的路还有多长，更对林昀儒寄予无限的祝福。 戴资颖在八强赛击退难缠泰国对手伊瑟侬，伊瑟侬在赛场不甘心地靠在教练身上哭了起来，让许多台湾观众为之动容。但这无损于伊瑟侬与戴资颖几年交战下来的好交情，她昨天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分享一张网友创作的漫画，两人奋战到最后躺在地上，伊瑟侬对著小戴说：“妮（你）一定要赢到追（最）后喔。”亦敌亦友的俩人惺惺相惜。 而输掉了冠军战，戴资颖整理心情后笑著说，可以站上这个颁奖台是很不容易的，觉得自己发挥很不错，“这个成绩不会遗憾了”。体认不完美，尽力拼搏后把胜负置之度外，完全是举重若轻的球后风范。 陈柏任在男子举重96公斤量级出赛，这个大男孩腼腆寡言，甚至显得羞涩，平常放假就回家帮忙务农，他是一直到最后关头才得以递补出赛。来到奥运这个运动员最高殿堂，他只说“让我好好享受难得的大舞台”，目标是要抢进前六名。最后，他办到了，拿下了第五名，全世界100公斤以下的人里，他是最有力气的第五个人，这是多了不起的成绩。 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多不胜数，男子射箭代表团夺得银牌后，与日韩选手一起开心自拍合影。女子拳击的陈念琴亲吻地板告别这次赛事，誓言下次再来。也是女子拳击选手黄筱雯出身问题家庭，一心想要靠拳击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在确定晋级四强后激动落泪说：“我为台湾拿到一面奖牌了！”羽球的麟洋配击败印尼的大魔王组合后，不断地向这两位世界羽坛的大前辈鞠躬致意，连印尼人看了都动容，“这两个台湾人怎么这样谦卑有礼？”也祝福他们能顺利夺金。 在最重要的夺金感言里，李洋与王齐麟花了最多的篇幅要外界看他们背后的团队，包括教练、运动防护员、体能训练师，“我必须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希望能有更完善的制度与福利照顾这些无名英雄。这对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奥运球类冠军得主，没被胜利冲昏头，得奖当下想到的尽是感恩与惜福。 新世代的台湾选手，举止自信，真诚自然，在竞技场上努力为自己与这块土地争胜，既不受旧的教条与国族仇怨束缚，也对运动场上的胜负有充分的同理心，这样的年轻光采，是比赢球夺冠更值得骄傲的事。 （全文转自上报）
河南突发大水，中原一片汪洋泽国，千百万民众受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外舆论，最大的焦点，集中到郑州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以及惨祸背后的黑幕有多深？ 为了遮掩真相，维稳优先，中共军警特全面出动。警察出动，首先在京广隧道拉起警戒线，不准民众靠近，不准民众拍照；军队出动，第83集团军“杨根思”部队开进郑州，名为挖掘京广隧道，实为封锁京广隧道，并随时准备镇压民变；特务出动，一则监控民众，防止民众抗议，二则到处跟踪、围攻外国记者，企图让国际媒体无法获得一手资料和真实信息。 人们记忆犹新，去年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摆出问责姿态，先后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那么，今年如何？河南出了大事，郑州闹出天大人祸，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郑州市委书记、市长，是否遭到问责？他们是否应该下台谢罪？ 然而，迄今的事态发展，人们对此保持怀疑。因为，眼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一把手都是习家军人物，即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今年五月底才从山西省委书记任上调过去，早年在浙江是习近平的部下，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近两年从杭州市长任上调过去，也因长期在浙江为官，是习近平的部下，同样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 去年，习近平之所以对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动刀，并非因为他们失职（那场大瘟疫的爆发和隐瞒，毕竟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并非习家军，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乃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心腹、长期重用的左右手。当时，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习近平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组织大权，趁机拉下王岐山的旧部。蒋超良自此去向不明，仿如人间蒸发。 今年，河南大水，人祸远大于天灾。事因已经很清楚，诸如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的发生，并非因为暴雨，而是因为泄洪，即常庄水库偷偷泄洪，竟没有预警和知会民众。这个可怕行为的决策人，就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同时，他为追求经济产值、保持所谓政绩，还愚蠢决策：保持主要交通干道畅通。这就导致，地铁未能及时停运，京广隧道依然运行。徐立毅是直接责任人，楼阳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是河南省一把手，所谓父母官。 习近平要不要查办他们？如果习近平不查办他们，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相应的机制可以查办他们？或者说，中共高层，还有没有制衡的力量？谁能问责、追责习家军？ 习近平调这两个习家军人物飞降最大的人口大省河南省当一把手，而仅由当地人当二把手（河南省长王凯、郑州市长侯红），就是对当地河南人的歧视。这就犹如中共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只有汉人才能当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当地少数民族只能当二把手（自治区主席）。 重用楼阳生和徐立毅，习近平或许还有一个图谋，让他们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再上一层楼：让楼阳生跻身政治局，让徐立毅当上中央委员。如今，河南大水，对河南人民而言，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对习家军来说，则是另一场灾难，即他们权力布局的灾难。 习近平以权力傲慢而知名于世。但是，这一回，他陷入两难：如果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会自感威信扫地，习家军实力遭削弱；如果他拒不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将陷入国内外舆论风暴，并招致党内进一步憎恨。无论如何，因河南大水，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又一个把柄落到党内反习势力手中，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权力较量中，反习势力增添了筹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官方说，25死、7人失联（22日更新至33死，8人失踪），缘于郑州遭遇了千年不遇的降水。这说辞，信誓旦旦，掷地有声，如党每一次拍著胸脯的保证。 我溯了个源，果然发现973年前河南确实有过一场大雨，成有记载的黄河第三次改道，决口点大约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除此以外，还有118年后，黄河第四次改道，又过了14年，黄河又一次决口。到了明清两朝，中原大雨频繁，黄河动不动就决口。比如，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而明永乐年间的1410年，黄河灭开封城，1万4千户遇难。距今611年。 至于清朝、民国，再到现在，有详细记载的水患连绵，至于究竟哪一次算是千年不遇，就只能是本糊涂账了。 虽然中国现在满朝马屁精，但好在不掌握杀伐大权的中央气象台，还有一个不全顺著说的预报员陈涛。他称中国有严谨气象记录是在1950年以后，迄今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时间只有70年。 陈涛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千年不遇这个锅，咱不背。 就地理证据来说，河南区域的洪灾，有黄河是否决口这个直接的参照物。但实际上，这次郑州的降水量，也就只是让上游几个远谈不上大的水库告急，泄洪，动用武警抢险百馀人。而从郑州市城北趟过的黄河则波澜不惊，拒绝背千年不遇这个锅。 换句话说，黄河没决口，水库也没有崩坝，原本被称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地铁，这次淹死了人，河南和郑州的领导们急了，更何况，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是杭大地理专业毕业的，还当过绍兴水利局一把手。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和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都来自浙江，是习近平的之江新军亲信。咋办？竖起千年不遇的牌坊，甩锅！ 虽然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被胜利者肆意轻薄的花姑娘，但人类毕竟是有记忆的。略翻一下河南的水患史，我们就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先例。 46年前的板桥水库等62座水库溃坝，连同救援不力导致的灾后瘟疫，总计超过22万人死亡。但此事被遮遮掩掩的披露则已是13年后。即便是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那场悲剧。 但这个悲剧故事还只是讲了一半。 虽然官方鼓吹7月20日郑州遇到的是千年一遇的降水，但翻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片祥和，看不见那场已夺走数十人生命的暴雨的任何消息。翻遍当天的《人民日报》，只在第七版有一条关于官方救援的消息，至于那些死者，以及仍被困在水中的千万郑州个体的命运，则无迹可寻。 死者尸骨未寒，领导们抢著在报上打卡，《环球时报》与其老总胡锡进正指导欧洲抗洪，党和祖国正忙著虚构感动。他们用“千年一遇”的枝条，缀上代表“感动”的罂粟花，向习近平表演虔诚。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连续6次红色预警，都没能让党按下郑州的暂停键！幼稚园、学校继续上课，全市正常上班。为了不迟到，官方鼓励人们乘坐地铁……祖国看不见大雨，只需要你们劳动！ 如他们几十年来的那句宣传语，为党上刀山，下火海。 至于那两个在地铁座位上端坐却死不瞑目的少女，那个从山东枣庄来的24岁的失踪少女，那个在街头的湍流中挣扎、追著被洪水卷走孩子的父亲，那个在繁华的街头苦苦抱著大树等待救援的女子，还有那些死在停电的ICU病房的患者和新生儿，生命在祖国眼中的份量，从来都只是无需多言之轻。 我们同时也能预见的是，只要刚穿上干衣服，郑州人民就又开始感恩戴德。如13年前的汶川，如一年前武汉。生者苟且，死者无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在经济上的烦恼很多，吃肉的烦恼只是其中之一。2019年全国肉价暴涨，2021年又全国肉价暴跌，类似的现象上个世纪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中共那时曾为此十分烦恼。40年过去了，同样的烦恼依旧存在。7月1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必要时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调控调节力度，防止生猪价格大起大落。中共当局虽然现在自称“无所不能”，连国际社会的规则都想主导，却连一个小小的、并不复杂的吃肉的烦恼也解决不了；相反，因为它与美国打大豆战，导致民众为吃肉付出重大代价。 一、从肉价暴涨到肉价暴跌 2018年，中美开始经贸谈判。中共为了给川普总统施加压力，宣布停止进口美国猪肉，又因孟晚舟案停止进口加拿大猪肉。为补充国内猪肉供应，中共决定改从俄国进口，结果从俄国高价进口的猪肉却带进了非洲猪瘟。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后，大批生猪死亡；同时，养猪户为避免因猪瘟遭受损失，提前宰杀大量存栏生猪，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因此减少了六成。 生猪存栏数下降，自然会造成第二年的生猪供应量减少。果然，2019年全国猪价开始暴涨。2019年8月，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称，当月上旬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五成；8月中旬的十天内，猪肉价格又急升16%。民众大喊肉价太贵，吃不起猪肉了，各地都有人在抢购猪肉。于是各地政府奉命打响了“肉价保卫战”，共有29个省下发了20多亿“买肉钱”，以补贴城市消费者。尽管如此，到了当年9月，生猪出栏价已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猪价上涨后，养猪户逐步扩大了饲养量，但肉价涨得比猪的生长速度快。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2020年7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涨到每公斤56元的最高点。 紧接着，2021年年初，全国肉价开始持续下跌，这意味着养猪亏损期即将到来。果然，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6月21日，全国生猪价格跌到每公斤14元，仅及2020年7月肉价峰值的四分之一。这时大喊吃不消的变成了养猪户，肉贱饲料贵，许多养猪户和养猪公司赶紧把存栏的生猪屠宰上市，以减少亏损。据发改委分析，按目前的生猪和饲料价格推算，今后生猪养殖平均每头要亏损804元。 目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正在急剧减少，而明年开始猪肉短缺将成定局，然后肉价将开始又一轮暴涨。为什么中国的肉价象“过山车”，高时高得令消费者咋舌，低时又低得令养猪户“吐血”？ 二、猪粮比价决定生猪供应的周期性波动 生猪的饲养过程中会发生出栏量的周期型波动，养猪户饲养猪的多少，直接受饲养成本的影响。养猪户一般的料肉比是3.2比1，一头猪吃3.2斤饲料才长1斤肉。饲料贵而肉价低，他们会亏本，自然就减少饲养量；反过来，饲料便宜肉价高，他们就增加养猪的数量。另一方面，生猪出栏多，肉价会下跌；生猪出栏少，肉价就上升。所以，养猪户必须同时关心饲料价格和肉价，以此来判断自己应该增加饲养量来扩大收益，还是减少饲养量以防止亏损。 指挥养猪户增产或减产的市场信号是猪粮比价，也就是生猪出栏价格和饲料价格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变动原因比较复杂：饲料价格除了受国内饲料产量高低的影响，还受到进口饲料数量多少、价格高低的影响；而生猪价格既与饲养量和出栏密集度有关，也与进口猪肉的数量有关。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增加养猪的数量，饲料需求大增，饲料价格就会上涨；反过来，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减少饲养量，并且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饲料价格和肉价就会同时下跌。 饲料种植和生猪养殖都受农业的自然周期约束，饲料不能今天种明天收，而猪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慢慢长。饲料种植面积和生猪入栏数量的增加，虽然会根据价格变化而调整，但饲料供给量和生猪出栏量通常会推迟半年到一年才改变。这样就出现了价格变化在先、生猪供应变化滞后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会导致生猪存栏数量出现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被称为“生猪周期”。 “猪粮比价—生猪周期”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老题目，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A. Hanau以及波兰的S. Schmidt和S. Mandecki，就出版了分析生猪价格和生猪周期的书。但那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研究结果，对曾经3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并不适用。也因此，中共当局和中国消费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一些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现实经济的运行毫无益处。 三、中国：从物价稳定到肉价波动 中国民众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和家禽，所以肉食价格直接关系到民生，特别是升斗小民餐桌上的食物。可以想见，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对物价涨跌具有重大影响，稳肉价就是稳物价。今年以来中国的猪价暴挫，虽然工业产品的价格暴涨，但消费者的食品价格因肉价下跌而涨幅有限，因此肉价暴跌短时期内冲销了通货膨胀。但今年下半年，可能肉价就要开始快速上升，于是肉价推动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当局最头痛的难题。 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不见得那么严重，因为肉价从来就是波动的。但在中国，生猪周期却成了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和政府盲目应对的不良后果。中共在计划经济下，曾经长时间冻结工资和物价，从1960年代到1977年，由政府集中管控的全国各机构、企业的工资没涨过1分钱；猪肉价格虽然多年不变，但通过凭票供应来限量购买，以至于很多低收入家庭凭票买肉时宁可只买肥肉，好炸点猪油改善菜蔬的口感，为缺肉的家人补一点油腥。这种严格管控也养成了民众对肉价长期稳定的印象，而当局则不得不承诺稳定物价。 在经济改革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冷酷盘剥，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易，农民进城直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于是市场价格左右了农业生产。但也因为市场价格的必然波动，肉价开始冲击城市居民的生活。1985年，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猪粮比价—生猪周期”，猪肉价格随生猪周期而上涨，到了1987年底上涨幅度越来越大。 当时，对经济问题有话语权的保守派“大佬”陈云，以及追随他的国家计委对“猪粮比价—生猪周期”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物价上涨就是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强硬的紧缩措施来稳定物价。而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民众对物价应当稳定不变的认知。当时我为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撰写《198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时，专门分析了猪粮比价，用数据证明肉价波动系正常的经济现象，不应恐慌。对农业非常熟悉又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赵紫阳阅后，立即批给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刊登。随后，1988年初，新华社记者曾对我做过专访，在《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些分析。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讨论生猪周期问题。 四、依赖美洲大豆，进口价格影响中国的生猪周期 进入本世纪以后，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出口景气使得经济繁荣，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对肉食的需求大大增加。2018年，全国的猪肉消费量达到5,540万吨，是1978年的7倍。如此迅速上升的猪肉需求自然会带来饲料紧张，但中共找到了一个办法来增加饲料供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开始大量进口饲料。进口饲料中最主要的是大豆，大豆先用于炼取食用油，豆油占大豆重量的二成，剩下的八成豆粕就用来制作成猪饲料。豆粕属于优质高蛋白饲料，养猪户的料肉比最低。 2003年至2004年粮食年度，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产量，达到2,074万吨；2007年至200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量增加到3,782万吨；而到了2017年至201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跳升到9,350万吨，10年间增加1.5倍。就这样，中国在短短20年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球大豆出口量的六成以上都被中国买走了，每年需要进口1亿吨上下。即便如此，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生猪养殖户仍然逃不过生猪周期。2008年、2013年及2017年出现过3次行业型亏损，如果不算2018年非洲猪瘟造成的意外，今年是第4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种植大豆，解决饲料短缺呢？大豆是一种低产农作物，它只能贴近地面生长，产量不高，因此种大豆收益也不高。如果中国停止饲料进口，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大豆，结果会怎样？我做过计算，中国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那就会造成口粮严重不足。所以，在耕地总面积有限的前提下，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只能进口大豆作饲料。 进口大豆的数量太大，中国的肉价就受到国际上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大豆的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九成以上。中国要想相对稳定肉价，就既盼望这几个主要大豆出口国没有灾害，又希望大豆进口贸易顺利。这两个条件里有一个变化，大豆进口价格就会明显涨落，而饲料价格则上下颠簸，中国人的肉食价格就会跳动起来。 五、被中共挟持的猪肉 为什么去年中国的生猪价格暴涨，今年又如此暴跌，然后明年肯定暴涨？原因是，猪肉被中共挟持了。由于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正常的猪粮比价。猪粮比价被中共变相操纵之后，当然会改变生猪周期的正常波动，造成生猪存栏量大起大落。这就相当于中共挟持了猪肉的供给，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被胁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国际媒体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消费者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一个劲地抱怨肉价过高。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中国的生猪行业并没有瘟疫或其他意外因素发生，导致肉价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猪粮比价急剧下跌，导致养猪亏损严重，因此养猪户纷纷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短期内，过量的猪肉供应自然会令肉价暴跌。那为什么猪粮比价会突然下跌呢？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2019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因输入了非洲猪瘟而减少六成。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要用市场信号激励养猪户扩大养殖以恢复生猪存栏量，本应增加进口大豆使得饲料价格下降，从而提高猪粮比价。但事实是，202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只恢复到非洲猪瘟疫情前的九成。养猪户对扩大养殖不太积极，与猪粮比价偏低有关。而猪粮比价偏低，又是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的结果。 中共长期大规模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并用贸易壁垒维持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试图迫使中共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共拒绝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等事实，而且于4月5日宣布，对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报复，同时改从巴西多进口大豆。 201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比2017年下降了44%，使得同年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大豆总量减少了7%。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足以抬起2019年和2020年中国的饲料价格，进而压低猪粮比价。更重要的是，巴西大豆比美国大豆每吨贵40到60美元。由于中共2019年特意多从巴西进口大豆，导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中，巴西大豆占65%。这样买大豆是弃低价就高价，于是进口饲料的价格就不可避免地步步上涨。 从2019年到2020年，虽然肉价暴涨但饲料价格也飞快上涨，猪粮比价被中南海人为地压低到养猪户必然亏本的程度。这就是2021年上半年，养猪户纷纷提前把存栏生猪清空的主要原因。中共为了对付美国而打乱正常生猪周期的后果，一共表现为三个方面：先是让民众掏钱买极为昂贵的猪肉；再让养猪户亏本得大吐血；2022年将再让民众花钱买昂贵猪肉。这就是几年来，中共为了实施其对美方针，而挟持猪肉的全景图。这幅图景，描画出了令中共头痛的“吃肉的烦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就在这几天，美国宣布继续制裁涉及香港镇压的中共官员；美国国务卿警告香港商业环境恶化；媒体分析，香港金融因为所谓的国安法恐怕会迅速而且大规模地倒退。总而言之，香港这个东方明珠，因为习近平的错误判断，已经人老珠黄，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香港为什么会以弹丸之地，成为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的地区呢？很多人，甚至香港人也认为，是因为有所谓祖国广大内地为纵深。这其实是个误解，因为香港和大陆内地的制度区别，使得香港的环境和外国一样，不是同一个市场。香港金融和商业的发达，主要是因为香港有比较自由的市场环境，和与之配套的信息传播自由。 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运营。而金融业的运营是否正常，不仅仅依靠金融业操盘者们的判断，还依靠广大参与者们的判断。没有自由的、充分的信息，错误判断就会大幅度增加，金融正常运营的水平就会下降。操纵市场获取暴利，或者像朱镕基时代开始的股市割韭菜等等行为就会增加，金融运营不正常会影响到所有经济行为不正常。经济发展水平，就会下降到和大陆共产党制度下一样的水平。 中共接管香港以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还懂得香港的根本是自由的政治体制，所以还努力保证维持香港既有的自由体制。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和西方开放市场给共产党输血，香港作为共产党的经济补药的功能下降了，但作为不正常经济政治体制的大陆，这个补药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 大陆从1950年开始，试验和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状况一直很糟糕，但有中国人民聪明和勤劳的传统，再加上香港的补药功能，尚能维持没有崩溃，还略有发展；甚至在共产党几次遭受西方制裁的环境之下，还能从香港这个自由的中间商进口紧俏物资，包括武器零件，如飞机发动机，等等。这是共产党能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 如今邓小平等人靠欺骗创造的，西方输血造成的高速发展没有了。经济剥削和战狼外交造成西方的觉醒，美国和西方逐步增加的制裁恢复了。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了，社会矛盾上升了。当此内外交困之时，困死香港这个大力补药，无异于经济自宫行为。俗话叫做：不作不死。 习近平上台以来实行的是逐步困死香港的政策。逮捕黎智英并迫使《苹果日报》关门，是关闭香港信息自由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震惊了国际舆论，给了制裁中共的充分理由，也断送了统战台湾的最后一丝机会。所以美国判断并警告，香港已经没有昔日的经商环境，前往香港投资已经成为危险。 习近平又不想当太监谋生，为什么要自宫呢？这很反常。我分析，他本人是因为香港成为散布他和他的家族丑闻的基地，海关又没能力封锁，于是他就要泄私愤。香港同时成为共产党各大家族丑闻的集散地，所以小习泄私愤在党内高层颇有市场；再加上香港人民维护既有体制的运动，造成党内保守派的愤怒。消灭香港的自由体制，就有了党内舆论基础。 孙子兵法说：将不可因怒而战。小习和党内高层的这个失策，是造成共产党加速崩溃的重大条件。共产党内部肯定有人想挽回败局，其实也很容易。趁现在黎智英和《苹果日报》案件还没审判，改变强迫法庭的做法，让法院按照香港传统判决，可以稍稍挽回坏影响，稍稍恢复港人信心，稍稍保留一些信息自由。遗憾的是，共产党的体制是少数人说了算，党和国家利益从来就得服从个人意志，所以香港和中国都没希望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她叫李丹，网名“巴黎恋人”，31岁，四川人。前自干五，即所谓“自带干粮的五毛”，所向披靡。 就在一年前，她在微博上咒骂记录武汉疫情的作家方方，甚至连方方的发型，都被她视为汉奸头。此外，加上其动辄和所谓爱国自干五抱团，对任何批评中共政权的人，甚至只是温和质疑中国医疗环境不好的旅美华人“洛杉矶房东”，也被她骂了个狗血淋头，顺便还发了一堆成都某医院豪华的病房内景图。 因有爱国马甲加持，一时间，这个“巴黎恋人”风光无限。真可谓：怼天、怼地、怼美帝，爱国、爱党，爱近平。 但仅仅几个月后，这个“巴黎恋人”话风陡变，说自己住院了，住院很贵，医院是有病无钱莫进来。原来，她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已扩散。目前已是钱尽援绝，只能在水滴筹和微博上募捐。 她还说，自己被这顿铁拳揍疼了，很疼。她向被她骂过的网友，也就是去年批评中国医疗而被她痛骂的“洛杉矶房东”道歉，“洛杉矶房东”则以德报怨，捐款200，希望她能渡过劫难。 而根据水滴筹筹款所需要的基本资讯，她的更多个人资讯也因此曝光。比如，她年收入不到3万人民币，幼年丧母，父亲独自将她拉扯大，31岁了，还未婚。 此外，这些资讯亦透露出更多让人揪心的资讯，这个整天为党国操碎了心的人，其实连一年一度的体检机会也无法得到。否则，乳腺癌这种已经算不上绝症的绝症，在一年一度的常规的体检中早早的就能被发现。 方方的粉丝们看到了这个消息，很多也捐了款，并指出，方方为困境中的百姓大声疾呼的意义。希望她能因此分清善恶是非。 另一个刺耳的声音是，她一年前那些爱国战友，却怨恨她用自己的惨况让国家丢了脸，咒骂她应该静悄悄的死去，不应该在网上大声呼救。 对她的爱国战友们的绝情，我一点不惊讶。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七千多九死一生的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惨况，早就注解了她的结局。更何况她这种连党国外宣编外身份也没有的民间底层自干五？ 说白了吧，除了周小平、花千芳之类被党国招安之外，像李丹这样的民间自干五，其实也就是党国眼里的蝼蚁，昂首阔步的党国，没功夫关心被踩到的那几只蝼蚁究竟是甚么颜色。 批评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似乎很不厚道，但这个文章还得写！因为对于我们那个苦难深重，党祸连绵的母国来说，一个真正醒悟的灵魂，远比一具愚蠢者的尸体更有价值。尽管就目前的境况显示，党让她成为尸体的可能性远大于让她继续活著。 她想抓住每一根稻草活下去的愿望是真的，但祖国一顿铁拳就能捶醒她？我深感怀疑。这不，网友“朴昌镐666”甚至建议，她向方方道歉，争取更多人的谅解。然后，仍在生死一线的“巴黎恋人”把“朴昌镐666”拉黑了。 如果党国以协助治病的画饼诱惑她？如果党国以不得接受海外捐款的名义威胁她？如果党国一言不合直接封了她的微博，我不愿意想她会做一个甚么样的姿势迎接最后的结局。 悲哀的是，那些因为呼吁免费医疗的人，就一度成了她的仇敌。 请别嘲笑她，对于一个底层出身，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外部教育的人来说。用廉价的爱国鸡血，博取同样廉价的粉丝和流量，已是她人生中得到最大的关注。她可怜，不可恨。 如果要为李丹现象做一个总结，她基本属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在殚精竭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为党国的高墙添砖加瓦。而她积劳成疾时，党国却无动于衷。 李丹自己的话是——被现实的铁锤捶醒了，好疼。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官方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据官媒报道，这本书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4月27日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等，涉及220余篇文章，其中部分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换言之，部分内容来自中共的内部会议或习近平所做的内部讲话。 其中一段内容颇为引人瞩目，习近平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噪音。有的说什么‘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出现这些奇谈怪论，有的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有的则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 习近平竟然把“发展党内民主”，说成是杂音噪音、奇谈怪论。而“党内民主”一词，曾经是胡温时代经常提到的术语，惟需继续推进。习近平对此不仅讥讽，而且拒绝。习近平口中的“集中统一”，就是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代名词。这证明，习近平热衷集权、大权独揽，而明确反对党内民主。也就是说，他宁愿朝后退，而拒绝往前走，等于自曝他当权后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底蕴，即他顽固的极左和毛左思维。 平心而论，党内或者党内高层有人提出“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理性、务实而前瞻的声音，符合社会期待也符合时代要求。如果习近平能够采纳这样的建议，在他第一个任期充分集权后，进入第二个任期，推进党内民主、进而有序推进国家民主化，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千秋伟业，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但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口拒绝党内民主，反而强化对内镇压、对内威胁的极权统治，甚至悍然砸毁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不仅在国际上招来广泛的批评、谴责、制裁和围堵，而且在党内也招来普遍的反感、不满、抵触和敌意。内外受敌，自取其祸。 习近平指责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实，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习近平本人才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思维和施政完全落后时代、脱离时代、背离时代。他自己的种种说法陈旧腐朽不堪，拾毛泽东过时的牙慧，对当代中国而言，正是不折不扣的杂音、噪音和奇谈怪论。 习近平甚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根据书中的记载，习近平讲这番话是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当时，习近平伙同王沪宁和习家军正暗中谋划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随后在2月提出，到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就强行通过。 这证明，别有用心和企图蒙混过关的，恰恰是习近平本人。他借口“从严治党”，高举选择性反腐的大刀，恐吓党内同僚，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术治人，逼使近三千人大代表举手通过修宪决议，从而为他的恋权不走、长期执政打开了政治缺口；以“集中统一”为名，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成功复辟了一人独裁。 至于习近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自身不干净”，习近平，还包括栗战书等习家军，可以自问：你们自身干净吗？你们如何解释，你们各自家族在香港和海外遍布的资产、财富以及移民的家属？你们为何悍然拒绝民间要求公布领导人和官员财产的呼声？ 习近平诈称“打铁还需自身硬”，视党内同僚如愚痴，仿佛哄骗三岁小孩。其实，通过习近平所讲的拒绝党内民主的这番话，就完全暴露习近平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实现个人独裁、大权独揽、长期掌权，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于，不惜牺牲党的利益，葬送改革空间，把这个百年大党置于空前险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