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伦托海滩发生致命鲨鱼袭击 全澳今年已有5人丧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习近平于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目前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习近平不关心这些，最刺入我眼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与我65年前在人大读书时的口号一模一样，这65年，中国在原地打转。 65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中共动员“大鸣大放”，很快到了6月上旬，就进入“反右”阶段。毛泽东后来宣布的区别香花、毒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坚持党的领导；对像我这样犯错误被批判的同学，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听党话从听党中央的话，到听党委的话，降到听党支部的话，再就是听党员的话。“党”从上到下形成绝对权力结构，党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没人敢说不。到党中央出现两个司令部时，全国混战一场，最聪明的就是阳奉阴违，嘴巴喊斗争，身体却躺平。搞到后来，邓小平要用金钱才能把中国人唤醒：向钱看，跟钱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5日没戴口罩，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大学生都没戴口罩整齐喊着“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口号。（视频截图/CCTV） 习近平还要求人大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也是胡扯。人大虽然前身是陕北公学，但是人大的成立，对我们讲清楚是以莫斯科大学为目标，所以校内很多苏联专家。1957年鸣放最早、最著名的报章通栏标题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说这话的是英语教授许孟雄后来自然成为右派。我的中共党史专业同学中，右派分子超过10%，是毛泽东下达5%指标的一倍，全是党团员；10个班级中，有两个班级因为党支部烂掉而解散。表面红彤彤的人大，谁知道内部又是什么？ 我在读书时与校领导无任何接触，倒是移居香港后可以与袁宝华、黄达两位校长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校长，因而思想也最开放与平易近人，后来我离开香港没有再接触了。21、22年前网络刚开通时，我进入过人大的论坛。有人讨论人大在海外居然出了个凌锋，也就是我的笔名，多数人骂我，让我感到好笑。现在当然不会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网络上。 2000年到2011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2010年来过台湾，当时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在国宾饭店宴请他。纪校长后来向香港人大校友会创会会长了解我的情况，表示关切。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台湾的人大同学会向他打小报告，不幸两年后纪校长竟然涉及贪污被留党察看两年，取消副部级待遇。 人大前身的陕北公学有李鹏这个屠夫校友，但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却出现史明这样文武双全的台独前辈。这些年，人大也出现过像张鸣、向松祚等著名与“实事求是”的学者，符合学校现在的校训；然而也有一批专门拍习近平马屁的学者，像王义桅要推习近平获诺贝尔和平奖，真是斯文扫地。习近平今年看上人大，是认为这个第二党校可以支持他当皇帝吗？ 习近平在人民大学的长篇大论根本就是一堆废话，还不如我这一篇，不信拿到人民大学去发表，看哪一个更轰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当局与银行界近期讨论保护资产免受美国制裁的问题。中国官员们担心，美国与西方对莫斯科采取的措施也可能也适用于北京。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与此同时以战狼著称的赵立坚大幅度地转弯表示：中美两国人民素怀友好感情，双方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的基础。 从中共高层与银行界召开会议与赵立竖的讲话来看，中共真的感到事态严重了。今天美国敢于在俄罗斯核子威胁之下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当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美国也一样会没收中国在美的资产。而这此资产除3.2万亿的国有资产以外还有难以计数的权贵家族的财产。中共是一个早已失去理想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说“千里求官为发财”。财产就是这个党的命，也是所有党的干部的命。几十年来他们将收敛的巨额财富放在了海外的银行。据瑞士银行2018年度报告，中国一百位的存款者金额达到七万八千亿，可以说个个富可敌国。 中共反对民主与西方国家处处为敌，那么为何还要把钱财放在西方国家呢？这是专制政权的一个背论，俄罗斯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俄中虽然与西方为敌，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权力内斗的政治中，钱放在国内不但不安全，更可能成为政敌置于你死地的把柄。因此把财产放在西方国家成了不二的选择，即使像现在这样财产有可能被没收，但至少不会有生命上的危险。 据报这次会议所有在场的技术官员均表示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或是被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结算报文系统外的准备。鉴于俄罗斯的经验中共权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只得与西方勾兑放下身段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专制政权最有力的武器。中共政权为权贵利益在国内可以不惜牺牲14亿人，哪怕天怒人怨，在西方国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即使跪地乞求也在所不惜。 中共权贵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掌握着权力掌握着军队，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西方国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这个怕因着俄罗斯侵乌遭到制裁，终于到了感同身受的时候。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发的《刘源因为曾力挺薄熙来而不被习近平原谅》一文中，介绍了“文革”中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下令迫害致死的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及其他妻子们留的下众多子女中唯一一个从政者刘源，曾被习近平说成是和他一样，主动离开北京“下基层从政”的红二代成员；其在地方任职期间的职位一度比习近平还高，政坛仕途也一度比习近平更看好。 1982年，已经在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身边当了两年多政治秘书的习近平“主动要求”脱下军装，下基层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河北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即升任县委书记。而同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刘源则是从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干起，一年后在县人代会上当选副县长；副县长当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又在县人代会上被推举过县长，而且是全票当选。 再往后发生的故事就是，1987年底至1988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上，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刘源被代表们临时动议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而且是高票当选。如此说来，比习近平年长两岁的刘源晋升地方副省部级的时间，要比1993年底才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的习近平早了将近6年。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下基层”的第一天起，其每个政治台阶上的具体职务都是以上级组织部门的任命或者“调令”形式安排，而不是像当时的刘源，不但经历了基层人代会的选举过程，而且还是被人大代表们主动推举上位的。 对于刘源日后为什么没有像当时的河南官场上众人预测的那样，接替奉调河北的程维高空出的河南省长职务，而是停留在副省长位置上一段时间后，突然被“民转军”，成了一名与地方副省级政治上平级的武警部队少将？中国大陆境内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刘源是同期红二代里少有的几名“反对用军队对付学生运动”的人。更有境外媒体称他为，“唯一反对六四镇压的太子党”。 这个叫程维高的当时的河南省省长，是刘源当年在河南官场上的死对头。此公日后在河北虽然进一步晋升为省委书记，但2003年因违纪被开除党籍、被中纪委宣布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维高被中纪委调查的问题，主要都发生在他调任河北省长，日后又升任了河北省委书记的任期内。当时中纪委宣布的调查结果是：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不过中纪委同时也宣布，程维高对两任秘书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但本人不至于要负刑事责任。 接下来，因为儿子在海外，所以这个程维高在去世之前居然可以在海外出版一本《程维高亲述痛思录》。程维高在书中直言不讳他在担任河南省长期间，与刘源的积怨。 故事回到1987年底至1988年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期间，在刘源被代表们突然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后，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紧急召集几个副书记开会讨论对策。副书记兼省长程维高首先发言说，“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自由化，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不符，我坚决反对。” 按照程维高的说法，他自己放了一炮后，其他与会者都是相互对视，谁都不发一言。后来他程维高才知道，大家都不发言是因为在众多副书记中有两个人，即姚敏学和胡笑云，与刘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程维高干脆就认为，人代会上刘源被代表提名副省长候选人，然后就高票当选的事件本身，就是这些人背后策划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刘源在天安门广场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劝学生保持理性，并成功劝回大批到北京声援的河南学生。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时，刘源反对镇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当时少数几个反对镇压的省份。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以镇压收场，包括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易人，刘源及河南省委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不仅使刘源本人的仕途受挫，连整个河南省也遭一股势力大肆攻击。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间，河南省几乎没有中央任何利好政策，经济、教育遭打压。 事实是，“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确实是在日后的政治清查过程中没有过关。但当时整他的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他在武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立场不鲜明，而是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此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赵紫阳在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的得力助手，并因此而获得政治资本，先是升任四川省长，1985年又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六四“镇压后不到一年，这个杨析综便于1990年3月被免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仅保留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等待中央结论”。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对赵紫阳结案，杨析综被认定与赵紫阳之前只是“工作关系”，于是便把他调回四川省担任了一届专职人大常委会主任。 按照程维高的日后回忆，无论杨析综是否下台，当时河南省委里支持刘源的副书记们都不愿意程维高留在河南，“因此坚决想把我赶走，于是，就对我制造谣言，进行政治陷害”。 据程维高回忆，“这几个人”大量搜集他在省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干部会上的讲话，选择敏感问题对原话进行取舍、编造和歪曲，从而“炮制”出程维高反邓小平、反江泽民、反李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1条罪状，然后，由他们出面到北京告状。“他们告状的目的非常明确，打不倒我也要把我赶跑，由Z（刘源）来当省长。” 当时，围绕“六四”问题，河南省委召开了近两个月的民主生活会，其中有22天时间是坐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争论、争吵与攻击。程维高回忆，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与杨析综、姚敏学主要就三个问题，同包括胡笑云在内的两个副书记、副省长Z（刘源）及其同盟做了“十分艰苦的斗争”。这三个问题是：一、“动乱”期间，为什么河南学生到北京的多；二、学生到底有没有发生卧轨事件，省委对学生“动乱”是支持还是制止；三、全国“动乱”平息以后，6月21日，开封市的河南大学为何又出现学生上街游行事件。 从程维高的回忆内容看，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内的一班人，包括刘源在内，都是在竭力把“制止动乱不力“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互斗的结果就是中央下令，把当时的那届整个河南省委和省府大换血，刘源本人也失去了就地晋升正省级的机会。 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公开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毫无疑问，武警部队下属的水电部队的政委也好，司令员也好，都是吃苦的角色。不过，邓小平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刘源就被安排升任为武警总部副政委。此时的武警总部已经在江泽民主导下从副大军区级晋阶为正大军区级，刘源随之也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接下来的刘源脱下警服换军装的时间是2003年7月，被江泽民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习近平“军改”之前的解放军“三总部”中，总后勤部相比于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事实上是低半格的。在干部衔级上，总政副主任和副总参谋长都是正大军区级，但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和副政委则都是副大军区级。 刘源晋升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厦，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作东宴请他刘源和一票太子党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刘源的官职已经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晋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而到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当时的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完成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陈云的儿子陈元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刘源曾经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否决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安排刘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原因就是他刘源和薄家“走得太近”。 当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位置上成为退役上将的消息传出后，当时香港《明报》以《明年或升副国级领导人 告别讲话证总后变身军委后勤保障部》为题报道说：“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宣称，他即将由军队退役；同时证实，作为‘四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即将归入中央军委新组建的军委后勤保障部。有消息指，刘源退役并不意味着其仕途的终结，在明年两会上，他很大机会升任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但暂时未知是在人大还是政协任职。” 该报道中还说：据悉，刘源今次属届龄退役，但他在仕途上仍可能更进一步。全国政协在令计划及苏荣落马后尚有两个副主席空缺，因此也有消息称，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属“太子党”且关系密切的刘源，很有可能升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行列。” 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有“好事者”在中国内地网络重新贴出一张刘源在薄一波家中灵堂里与薄熙来及兄弟姐妹们的合影。合影中一身戎装的刘源居中，薄熙来和其他薄一波子女分站左右，背景是薄一波的巨幅遗像。 据笔者过去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位前商务部人士回顾，这张照片最早是薄家人自己贴上去的。2012年，薄熙来垮台后就有“好事者”把它翻腾出来，以证明刘源与薄熙来关系的非同一般。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对薄家人透露过他已经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而2012年4月初传出的薄熙成传话内容“薄熙来案已经被中央做实，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也是第一个传给刘源的。 按照这位前商务部人士的说法，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这番话毫无疑问会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各方力量都在竭尽全力进行冲刺，力争出线。各小党和新生参选团队都在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期望有所斩获。有一个新的竞选团队，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由流亡藏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后激发起政治热情的港人、年轻的台湾人、中国大陆背景追求民主的人士以及一些因中国人权恶劣而长期反对中共专制的澳洲人组合而成，希望在本次大选中进行冲刺，争取问鼎澳洲政坛，以期代表一个特别群体，发出一个独特声音。 这个团队中一位藏人女士吉宗东堆（Kyinzom Dhongdue）获得这个竞选团队的支持参加本尼朗（Bennelong）选区本届联邦下议院议席的竞选。4月30日星期六在这个选区一个华人比较集聚的商业区伊士活（Eastwood）进行竞选推广，目的应该含有争取这个地区具有华人背景的澳洲公民投票支持的意味。这个竞选团队具有明显地反对北京政权的政治意味，竞选推广中一个恶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标语牌引来了数位在场的华人对竞选团队的围攻。这些人在中国境内只能温顺如羊，对强大蛮横的中共地方官员和恶警跪地求饶；而在澳洲民主自由环境下则凶悍无比，撒泼打滚。面对这一激烈语言攻击的冲突，竞选团队显然采取了理性克制的姿态，不给蛮横无知滋事者将冲突升级的任何口实和机会。此事已经使得警方介入，至于警方介入以后的结果，应该不会在大选以前完成。 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循迹中国民心的变化，可以看到文革后民心的巨大转向，邓小平官复原职执掌中国是受民众欢迎的，人心思变。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人民思想的开放的，这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肃杀严厉，但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以后胡温时期相对于江时期在政治上属于停滞，但倒退不大，民众思想活跃度还存在。近十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倒退触目惊心，中共向邪恶流氓方向发展，民众向愚昧野蛮方向发展。中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中国民众的愚昧野蛮也延伸到了海外，到了澳洲，到了4月30日伊士活“义愤填膺”寻衅滋事。 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图片来源：《独家报导》） 中共得以强势藐视世界，是西方左翼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共的相仿，迎合并且配合中共的“和平崛起”，才有今日在中共政治军事对西方构成的严重威胁。这是西方左翼政治的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结果。中国强势了，也直接刺激了中国御用文人傲慢情绪，可以睥睨天下，“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狂妄谰言充斥中国，并且输出境外。著实扬眉吐气，也让移居海外的国人，哪怕是已经归化的，都感觉到背后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倍感自豪。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馀年里，澳洲华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中共因为天安门事件遭致人神共愤，从1989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领事馆有年头门庭冷落车马稀，有一人敢为天下先，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接受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国庆酒会的先例，立刻激起群情激愤，引来一片痛骂和连珠炮轰击，吓得那人躲避锋芒不知所踪很多年。随著时过境迁事过境迁，应该说占多数的大陆人背景的澳洲公民对中共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大改变，而且新移民来澳洲的应该也是占多数已经在中国接受了长期的洗脑，对中共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中国，澳洲的自由使这些人一边享受澳洲的民主自由，一边热心拥抱中共专制，4月30日伊士活的冲突就是华人这种思维的表现。不得不说中共专制机器的有效，还推展到了南洋。在这场口水战中，根据口音判断，一人是明显来自中国大陆，而情绪亢奋动作张扬，却操的是南洋英语。 再论这选区本尼朗。这个选区辟于二战以后的1949年，迄今为止73年中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人拥有这个席位长达70年，只有2007年的大选时任总理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输掉了大选，而且输掉了他自己的席位，曾被揶揄为输得连“底裤”都被扒掉。这个选区自设立以来一共只有过4位议员。第一位约翰．克莱默（John Cramer），连选连任近25年。第二位前总理约翰．霍华德，持有席位33年。第三位是前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玛沁．麦娇（Maxine McKew），她在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代表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与总理霍华德直接对阵，借著联盟党（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连续执政4届共11年半，澳洲民众产生了严重的视觉疲劳，非要把执政平稳政绩优良的联盟党赶走，换一个工党新面孔看看，在这个强大民意基础下，成功夺得本尼朗选区的联邦下议院席位。但是好景不长，三年后2010 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卷土重来，推出了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后转为网球评论员的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来角逐这个席位，并且成功地从工党手中夺回了席位，保有这个席位至今。这个选区有比例不低的华裔背景的选民，听说霍华德被屈辱性地赶出政坛以后，自由党内部有一个事后诸葛亮的检讨，“咬牙切齿”华裔选民对霍华德的抛弃。 伊士活事件两位寻衅滋事者（图片来源：视频截屏） 这个议席虽然自由党长期握有，但算不上绝对的安全选区（Blue Ribbon Seat），2013年陆克文（Kevin Rudd）重新执掌工党与艾伯特（Tony Abbott）对决的时候，推出土生土长澳洲华裔李逸仙（Jason Lee）角逐这个选区，推断是希望善用李逸仙的华人面庞再度夺回议席。此举没有成功，而且那次大选工党大败。 本次大选之前亚历山大就拟退出政坛，早已宣布不再寻求参选，将由自由党新秀出马。澳洲民意在近年发生一些变化，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这就给小党和独立候选人一些机会，突破澳洲几十年来的政治垄断。这次自由党推出新人，以及2019年联邦大选前总理艾伯特被一位政治素人，澳洲在国际上最成功的高山滑雪运动员，1974年生人扎利．斯蒂格尔（Zali Steggall）夺得席位而从政坛被逼退。此情此景，澳洲政治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味，引来多方磨刀霍霍，杀入战团，希望得到乱中取胜的结果。最终鹿死谁手，如同赌台上把最后一张暗牌翻开以后才能确定胜负，也就是5月21日晚上开票的结果。 从4月30日伊士活几个华裔居民的无知无识表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澳洲华人搞清楚自身定位和确立正确价值观、道德观、善恶观、以及国家认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若非2019年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意外获胜，已经有效地部分抑制了一些身在澳洲心向北京澳洲华人的浮躁张狂，不然4月30日伊士活事件一定会更劲爆。 认识这个选区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很久，希望她能得上苍惠顾而创造奇迹问鼎澳洲政坛。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最近，年富力强的天津市长廖国勋猝逝，享年59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廖国勋之死引来自杀、他杀的闲言碎语，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之死。 1966年夏，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邓展开政治反击，毛泽东号召革命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即瘫痪刘邓官僚体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顺理成章地被定为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头子。 1966年9月，万晓塘猝逝，享年50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天津当局的说法是心肌梗塞，组织五十万人参加万晓塘追悼会，而民间传说是服安眠药自杀；其时，新中宣部长陶铸虽然贵为第四号人物，却不肯盲目追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陶铸授意新华社、人民日报超规格地报道万晓塘之死；而天津市当时只不过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与今日石家庄相若。 毛泽东大为愠怒，痛批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少年毕汝谐暗忖：毛泽东不是说要给每一个革命同志开追悼会吗）；万晓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政治后果：陶铸因大力保护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当权派，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轻飘飘的一句话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便使陶铸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因万晓塘之死警觉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天津要成为直辖市，天津便成为中国第三个直辖市，直接归于毛泽东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乱世，连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都省了。 今次廖国勋之死是不是万晓塘之死的历史轮回？廖国钧之死将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防疫进入反向而行的两极，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一场两种制度的竞赛。此前正在忙于强制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国、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两国政府利用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内战”当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经济之都上海开始，陆续推广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却看不到头。本文将从全球化背景下病毒传播的规律、各国防疫的共同点到最后演化成两种不同的选择入手分析，中国坚持不可能达成的病毒清零的内在原因。 欧盟群体免疫与中国病毒清零的依据 据路透社4 月 27 日报导，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进入紧急状态后阶段，在该阶段大规模报告病例，据估计有 60% 至 80% 的欧盟人口感染过 COVID-19——根据传染病学家们的经验数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居住区域的一种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过，就会形成群体免疫力。基于这点，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后疫情不会太严重，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时，欧盟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种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各务包括法国马克龙政府2.0版，也不会再强行使用发放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方式，激发本国公民对抗政府。欧盟今后正式进入群体免疫阶段，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一模式。 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另一统计口径，不是全国多少人口感染过COVID-19，而是接种疫苗人数。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2021年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9亿人，中国疫苗接种率已达80%以上。接种疫苗是为了获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国自夸的疫苗有效性，中国的群体免疫率至少也达到60%左右，但最后却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规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国与西方也算同步。比如从1针有效到2针、3针，再到加强针之类，接种疫苗本为防感染改为防发病，中外专家同步。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民众自发性的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等卫生措施的示威抗议活动，西方左派政府有些还挺羡慕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武汉封城这种地步，有些国家也采取以往不敢的强硬手段逼迫民众。这些抗议活动中，以加拿大卡车司机2022年1月至2月间的抗议活动最为规模盛大，法国马克龙政府采用强制疫苗证重置公民权利的做法是挑战该国民众的容忍底线，引发极大反弹。加法两国直到俄乌战争发生，才中止了疫苗护照的强制推行，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实上，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就会有国际人口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当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种封城于防控疫情并无实际作用。 西方早已预知：全球化必然引发病毒世界性传播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偏远小国发生的瘟疫将波及全球，对这一危险的认识，开始于1990年代，2003年中国Sars强化了这一认识。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病毒出现了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或扩大传播范围。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禽流感和SARS等纷纷出现。该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它地区。 2003年中国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与病毒共存更现实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国病毒与传染病专家们就指出，全球化时期，一种病毒出现之后，其前景只有三种途径： 一、通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比如爆发也可能随着新疫苗的发明而结束。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以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 Nathan Grubaugh为代表，这位专家特别说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新疫苗的研发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疫苗发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因此出现了美中及世界各国要求本国公民不断注射疫苗的情况，疫苗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引发普遍质疑。 二、人类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数最易感染的人后自行消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发有点像是火灾，疾病爆发有点像火灾。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终，如果没有引燃物，火就会自行燃烧。当病毒不再发现易感染的人时，病毒的爆发就会结束。他说，2015年到2016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兹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终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流行病学界说的“群体免疫力”形成，就是指这一情况。 三、冠状病毒成为另一种常见病毒，成为人类社会每个流感季节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米纳与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医学教授杰西卡·费尔利均持这种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说，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或许是成为季节性病毒。 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是为了压力测试？ 既然将近两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无法清零的COVID-19，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让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气冲天也在所不惜？ 关于这有许多猜测，包括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斗争，习近平要借机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等。但我实在想不出这如何能够打击到江泽民势力。放眼全球，有个解释也许能够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组，美欧推行“大重置”时，中国想从内外两方面测试一下中国能够承受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内，测试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从去年西安清零开始，法国试图通过疫苗护重置公民权，加拿大、美国都试图推行强制疫苗。三国当中，美国遇到强烈抵制，法、加两国引发本国公民强烈抗议，直到乌克兰战争开始，法加两国政府才借机将重点转移至援乌方面，只有中国还坚持在上海继续清零。 对外，测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有多重份量。选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清零不为无因。上海港货物积压如山，造成全世界供应链紧张，西方媒体引用各方分析论证这点的文章不计其数。早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公开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传染性，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此后这类担忧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出现，BBC、《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美国政府更是认为国内通胀与供应链紧张有关系（真实原因其实是财政花费无度，一年举债10万亿），4月2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将取消中国关税。 可以说，美媒与西方国家其它媒体每天都希望中国放弃清零，让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 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与欧盟了解到：俄罗斯的资源供给对欧盟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则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了解到：中国的供应链对当前的世界很重要。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习近平重判薄熙来只是为证明自己不是“阿斗”？》一文中，介绍了薄煕来主政重庆期间曾经有一本《重庆模式》出版，三名作者之一、顶着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头衔的“红二代”杨帆当时为中国经济出版社所写的《重庆模式》一书的序言，取标题为《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文中吹嘘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西人常以为截然对立、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如上内容刊登和播出之后，有朋友建议上网找来《杨帆坑苦薄熙来》一文借鉴。但就在此前一天，中共驻美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刚刚对外宣布了关门退“市”的消息，它过去刊登过的所有文章都已经是只能搜索到标题了。 不过，幸好笔者手中还有杨帆他们的《重庆模式》一书。无需细读，随便翻看几页就不难发现为什么会有人得出此书内容“坑苦”薄熙来的判断。比如如下一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的巨大作用——虽不能决定历史本身，却能决定历史事件。因此，说到‘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说到带领重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创造出这一新模式的重庆主政人——薄熙来。”当时的杨帆肉麻地吹捧说：“薄熙来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为什么‘个性官’”少？从历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因此，官员的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历史基因，也影响着我们现在。从现实上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本来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也形成一对矛盾，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则是把和共产党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党性的我党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何时、何地，自然都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又能与党性统一起来，对党，岂不是党之大幸；对人，岂不是人之大幸！” 试想，把当时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吹捧成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那把正准备接班胡锦涛的习近平往哪摆？把个“重庆模式”吹嘘成“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习近平上位后的“理论建树”还怎么“树”？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文章中，也还回顾了王立军当年从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走出，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的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之一就是他事实上是“目中无习”，当面表示尊重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曾问当时人在北京的薄谷开来说：“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来见一见？”这就是为什么，原来是胡锦涛下令抓捕的薄熙来，在习近平接班总书记之后居然没有被从轻发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即使没有薄熙来私底下贬低习近平为“阿斗”，暗喻他薄熙来本人即将成为“习阿斗”身边“诸葛亮”的王立军揭发内容令习近平怒火中烧，也已经有了杨帆等人的《重庆模式》一书对薄熙来的“大树特树”令习近平妒火中烧。 薄熙来被抓之后，杨帆曾公开发表评论说：“人们相信薄熙来，是因为他举起了毛泽东的大旗”；“如果不举起毛泽东的大旗，你就是无名小卒，谁会相信你？”（其实）“习近平大量使用毛泽东的词句，更甚于薄熙来”。 整垮台了薄熙来之后，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如愿接班胡锦涛，放心地把原本是非薄熙来莫属的党的“副总书记”的角色安排给了完全不会对他习近平构成半点政治威胁的刘云山。接下来，所谓“肃清薄熙来流毒”的政治清算一直持续对他的司法审判。但是，被“肃清”的“薄熙来流毒”事实上仅仅是局限在所谓“组织路线”层面。其原因就是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所示 ：《京整肃薄熙来，但不想伤及左派》。 该文章作者指出：对于党来说，视马克思和毛泽东为守护神的坚定效忠派，是可以放出来对付自由派声音的看门狗。 但是，随着党遵循的政策创造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精英阶层，很多左派人士开始莫名其妙地把薄熙来当成了一座灯塔，尽管他穿着昂贵的西装，在国外有商界朋友，他的儿子也在英国和美国的精英学校就读。备受敬仰的“中共八老”曾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辅佐党的领导，作为其中一位的儿子，他想挤进核心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于是就把重庆作为橱窗，展示其同时实现市场繁荣和社会主义平等的政策。 中国的许多极左派人士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盟友；他也就着手为自己打造新形象，吸引左派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到他的封地来颂扬“重庆模式”，并与他一起唱红歌。（他们视而不见，薄熙来的朝圣者之中还有资本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亨利·基辛格，后者在一次联欢晚会上盛赞了薄熙来。）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引述了中国“民间左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教师张宏良的说法：“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显示出，当前的系统可以用来恢复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重庆人过去常说，‘共产党已经回来了’。”在薄熙来倒台之后，一些左派人士转而反对党的领导层。“尤其明显的是，许多原先支持习近平的人开始抱怨他。” 另外一位“民间左派”代表人物韩德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更是直指习近平上台伊始，即开始走上了“没有薄熙来本人的薄熙来之路”。韩德强说：“公共标语上宣传的，与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事情一致。但问题在于，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之路缺乏实质，这条路脆弱而虚伪。” 杨帆与张宏良等人，当时曾就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创始权之争公开翻脸。不过，相对于至今仍然还在以乌有之乡为阵地，督促习近平一左再左的张宏良以及韩德强等人，当时自信是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杨帆至少有他的底线，那就是不能复辟文革，更不能为文革唱赞歌。 当然，所谓的“新左派”只是相对于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共邓小平路线的“右”而言。现如今的习近平路线和政策早已经左得令杨帆自叹弗如，令张宏良和韩德强等人欢欣鼓舞。 实际上，奠定了习近平终身执政的“法理”基础的中共十九大开过之后，杨帆曾被身边友人逼问对习近平路线的评价，杨帆只回答了4个字：“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同为太子党重要成员的俞正声和王歧山同进政治局常委会。一年多后，当有记者问杨帆“究竟有没有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铁三角这个说法”的问题时，杨帆的回答是：“以前，确实是这样，他们都奉薄熙来为二哥。原来的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刘源这些人确实是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从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确实有想挽救党国的意思。实际上，薄习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杨帆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刘源，可能是有为刘源不为习近平所用而遗憾，甚至为刘源抱屈的意思。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网上出现一篇标题为《薄熙来习近平早就是“同学”》的文章，说的是党政军群等关键岗位上遍布“红二代”身影，彼此间多年相识、交往和联姻，他们人脉关系盘根交错，是一群能和习近平“掏心窝子”的人。早在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参加过一个由“红二代”组成的学习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旨在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学习小组成员包括习近平、胡耀邦女婿刘晓江、刘源、陈元，以及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等。 关于这个所谓的“学习小组”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刊登的《一张太子党的“全家福”告诉了我们太多太多》一文。 除了如上点出的名字，还有一个王歧山。小组主持人胡石英还特别强调，习近平和王歧山如今上台伊始即一再公开表演的脱稿讲话的能力，都是当年因为他胡石英的提倡才被训练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也许是为了对外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胡石英最近又指使手下故作不经意地把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随便”贴到网上。照片中除上述四人，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陈云长公子陈元，以及薄熙来胞弟薄熙成等。该照片拍摄地点是北京浙江大厦的主宴会厅。照片的第一排是陈元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有彭丽媛等数位贵妇；第二排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居中，左右分别是胡石英和王歧山。刘源和薄熙成则并列在最后一排。 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6年的某一天。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习近平入常、薄熙来入狱；习近平接班、王歧山入常；陈元荣升、刘源“荣退”。 早在1988年初就当选河南省副省长，而后又“民转军”，进入武警序列，后又脱下警服换军装的刘源，晋升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厦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作东，宴请他刘源和一票太子党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刘源的官职已经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晋升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如此说来，比习近平年长两岁的刘源晋升地方副省部级的时间，要比1993年底才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的习近平早了将近6年；晋升至相当于地方正省部级的武警总部副政委的时间是1998年，也比习近平晋升福建省长的时间早了一年多。 而到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当时的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完成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陈云的儿子陈元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刘源曾经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否决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安排刘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详细的故事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0年前的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红歌”、“红片”忽然满血复活。《国际歌》、《列宁在1918》等许多沉寂于历史的“红色经典”，在极端抗疫中成为被困者的旋律。 目前，上海自4月1日前启动的滴水不漏的封城，已经持续一个月。全城体验极端隔离，“要命”的悲剧不胜枚举。 在社交媒体流出大量视频和文字实录的同时，原样照搬的“红色经典文艺”片段，也频繁登场，貌似一场“革命文艺复兴”正在上海各小区发生。那么，这场“革命文艺复兴”，指向了哪里？ “奴隶”再度唱响 《国际歌》的开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正被再度唱响。 1871年创作出来的《国际歌》，是全球共产党最大的“红歌”。它原为“赞颂巴黎公社成员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气概”，直至今天，仍然是“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重要活动都要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中国，上海封城使它“在沉默中爆发”。 署名“滨州汪洋口才学校”的视频说：“您说这是怎么了？全网都在唱国际歌。它格外好听吗？那是因为，它抒发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我们的思想。人人都反对欺凌，反对压榨。人人渴望公平正义！” 《义勇军进行曲》，原名《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为1935年在上海公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歌。中共建国之初，《人民日报》称，“《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具有历史意义。” 网友评论说，两首歌词中的“奴隶”一词，一如既往“充满了明示革命，推翻统治的激励”。 正如中共建政后首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不知“伟人”之言是否过时了？ 律师、时政评论人士汪月辉告诉美国之音：“在表达不自由，舆论被钳制的环境下，老百姓借力使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起到表达和舆论的作用。 “枪毙”呼声再起 黑白影片《列宁在1918》的一段对话被摘播在社交媒体上。情景是这样的： 中文译制片《列宁在1918》截屏 –小女孩儿告诉列宁：我妈妈没有啦……她饿死了。 –列宁立刻拨通电话：“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你们那里被捕的那些个粮食投机家们，我们要立刻把他们这批人枪毙掉，并且把这件事广泛通知人民。要说明，以后凡是捉到制造饥荒的投机家，就像最坏的敌人，我们要立刻把他们这批人枪毙掉。” 《列宁在1918》为前苏联1939年拍摄的影片，讲述“革命者”列宁如何在“苏维埃”成立之初，通过“继续斗争”，用各种极端手法“对付敌人”的故事，包括“敌人”制造的饥饿在内。 另一个画面，陈旧模糊、布满雪花点的影片中依稀看到，身着民国服装的男女合唱团员在排演歌曲。他们铿锵有力地唱到：“你 你 你 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够用，你一大批 一大批囤积在家里……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你这个坏东西 嗐 真是该枪毙……” 这是音乐家舒模1942年创作的作品，《你这个坏东西》。据称，它是“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歌曲“节奏鲜明，表现一种控诉的语气”。 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无法观看”。 有分析称，面对两个黑白画面中理直气壮的“枪毙”，现实的仇恨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借枪毙人的感觉”。 移居美国的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龙血狼烟 – 中国文化的基因碰撞与裂变》等书的作者，凌沧洲告诉美国之音，上海民众在饥饿中拿出老革命台词、作品，表达他们的凄惨处境和悲愤，“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言论审查。” “革命文艺”，一剑双刃 凌沧洲告诉美国之音：“红歌、红片都是双刃剑。过去共产党用它们煽动暴力革命和暴力抢劫，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之后天下就给打下来了。” 凌沧洲说，人们也不会忘记，《列宁在1918》中的那句著名台词，“就是列宁这位煽动师、暴力师向民众许诺‘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事实上，专制体制下，一定是政治大于一切，不算人命账，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 在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的面包不重要，粮食不重要。 时政评论人士夏业良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红歌是中共自己的歌，“不过对象改变了，(中共) 已经奇虎难下”。 中共过去是“唱歌人”，现在是“听歌人” 。不过，毛泽东的讲话依然不容否定。 毛在8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中，引述列宁的话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说：“…… 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 毛在5月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部分中还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服从于政治。” 毛还指出，当时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他并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有分析提问，如果毛现在复活，面对上海封城中的“革命文艺”现象，会如何定义“敌人”，又如何定义“人民群众”呢？ 最后，一段做成视频的文字把镜头调整到近一些的历史。视频说：“上海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答案在邓小平的话里：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 这段话来自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看来，今天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4月26日，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突然宣布关闭。官方通知称：香港时间2022年4月26日始，《多维新闻》所属网站与APP等因内部新闻业务调整，将与各位读者朋友告别，感谢多年来的陪伴与关注。 多维新闻网成立于1999年，为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创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其投资者包括李录所代表的“美国风险投资”以及“立方网”的CEO熊万里，投资达5000万人民币。 2009年，多维网被港商于品海以中国数码信息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名义，收购了多维部分股份，拥有控股地位，目前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南海控股是于品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该集团旗下另一媒体业务是“香港01”。多维网被转让后，总部搬至北京。 舆论宣传阵地历来是中共必争之地，用毛泽东的话说，该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中共在大外宣上历来不惜血本投资，为何突然自残关闭多维网呢？ 一、入戏太深？ 说起大外宣，大家并不陌生，我们身边的CGTN、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海外版就是公开的大外宣。但多维网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共的外宣，它被称为亲共媒体。多维网与以上大外宣有些不同，因为它在为中共辩护和带风向的同时，也批评中共甚至有时将矛头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 4月12日，它刊发文章《“精准防疫”真的行不通吗？》；4月23日《三问防疫》等，批评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呼吁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 4月22日，多维网刊文提议效仿所谓的“高层政治精英推举制”，让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小圈子”，选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认为，多维网此时罕见提议给习近平准备接班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中南海放风，另一个是带有内斗的因素，为中共党内某派反习势力发声。 多年前，多维网曾公开批评习近平，让自己的外宣角色变得很模糊。2018年12月3日，它刊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责任》。该文一刊登立即引起了舆论关注。文章称，作为中共“核心”，习近平要为中共左转“妖风”负责，必须进行自我检讨。文章将社会左右撕裂的责任归因于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党管一切”、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左转，声称正是因为有这些“左转”的因素作为前提，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等言论，才能引爆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在短时间内掀起狂风巨浪。有分析文章指出，多维网的文章还对习近平的执政理论、经济政策、模糊的意识形态和“定于一尊”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认为习近平应该为当下乱局负责，进行全面检讨。文章还提到外界关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评价，并称习上台后一些层面问题和矛盾更加激化，质疑习是否已经“失去了判断”等。 中共二十大将决定习近平的连任，但多维网去年曾刊登文章要对习近平进行监督，并义正词严的说，“因为一党专政且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共的政治体制往往被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批评是缺乏监督的专制体制。又因为监督流程透明度的缺乏，外界一直不甚了解中共到底如何“自我监督”并接受党外监督？中共最高层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也会被监督、又接受怎样的监督？” 多维网既然是大外宣，为中共党国宣传和带风向是它的本分，但如此公开批评习近平，其炮火甚至浓于民主人士，不由让人有点蒙圈，莫非扮演民主网站入戏太深？ 2014年5月15日，多维网就被“关闭过”，从早上至中午为止，该网站一直不能进入，网页上的声明说“系统需要重构，感谢你的支持。”有分析人士指出，多维被关闭大概是中共执政者对多维网的运作不满，或是小骂碰着当局敏感点，帮了倒忙。 二、被关闭的原因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投资失利。南海控股董事会已向香港联交所披露，单在2021年，亏损达到30亿至34亿港元，而在2020年亦已亏损25.3亿港元，两年总亏损额达到50余亿港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务受重创，加上大陆疫情反复，亦影响了影院业务。未来多维新闻将会调整新闻内容业务，且整体并进入“香港01”。 另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称，“多维新闻”员工主要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十人，多数被遣散，少数转入“香港01”。 我认为，财务困难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既然是中共的外宣，经费自然由政府支持。多维网的背景应该是国安部门。曾经作为外媒记者的国内大学生田畅2019年5月从美国返回中国后，被国安部门抓捕。他在监视居住期间，曾与我通话。田畅说，北京（国安部门）那边找他，要把他安排到多维网或《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最后他选择去了多维。 我认为，多维网被关闭的原因是因为它深度卷入中共高层权斗，成为中共的一支反习势力。 经济学者何清涟就曾多次撰文表示，“多维”曾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针对多维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起责任”，何清涟曾在推特上发文说，“国安派系外宣媒体疑似吹响倒习号角，……文章列举习的几大罪状，将倒习看作党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大事。该刊总部在北京，这样做，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准备鱼死网破，二是认为己方有胜算。” 或许多维网也意识到政治战队的风险，曾尝试靠拢习近平。2022年1月25日，何清涟在《外宣媒体发出清算“江泽民路线”信号》一文认为，从习近平上台至今，多维网对江曾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当年对江泽民一系有袒护之意，现在出系列文为江算了几笔账，最重要的是指江早年犯过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或与习近平最近放话“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有关。 综上所述，我认为，多维网是中共党内中共老人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尽管它也受制于习近平当局，观点左支右绌。但目前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决战时刻，多维网明显踏了习近平的政治红线，即反对封城清零抗疫和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自然不被习所容。但习采取直接关闭的措施，完全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已经白热化，撕破了脸皮。也充分说明中共绝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将面对严峻挑战。何清涟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老人集团中，江泽民只是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系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干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但中共即使关闭多维网，也不会放弃海外宣传阵地，一个取代多维网，体现习战狼风格的中共大外宣必将浮出水面，它又会是谁呢？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