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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文章中，介绍了如果薄熙来的大秘徐鸣即将领受无期徒刑的消息被证实的话，那么薄熙来夫妇和与他们薄氏家族最亲密者中就已经有两个无期和三个死缓。 三个死缓分别是薄一波儿媳薄谷开来，以及薄一波生前的两位秘书王益及董宏。 生于1957年的王益比董宏年轻3岁。两人当年都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王益是当年的78级，从家乡云南凭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与薄熙来的妹妹薄小莹同班。四年寒窗之后，薄小莹直接留校，王益就地考取硕士研究生。1985年王益获取硕士学位后，被薄小莹推荐给薄一波当秘书。 去年1月11日，我们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绝对没有可能对陈元下手》。9月10日，我们又在本专栏发表了《陈元的“自留地” 腐败重灾区 国开行的贪官知多少？》一文，介绍了已经于2010年被判处死缓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原本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负责给陈元的父亲陈云送机要的，偶然的机会被陈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硕士生，这才有了和陈云及一直都是和父亲住在中南海里的陈元偶有交谈的机会。 如上文章发表后，有中国内地的朋友介绍说，在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里为几个领导人送机要并非王益当时的主要工作，他的主要工作还是为当时的中顾委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写东西”。 2010年4月7日，中国内地的新浪新闻网转载了《新民周刊》的文章，标题是《知情者称王益起点高 大学时只追高干家庭女生》。 文章作者引述一位历史学者的话说：“北大历史系1978级是‘文革’十年积累的的精华。不管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这些学生都是顶梁柱，可以说是整个北大历史系的半壁江山。当时薄熙来也在北大历史系，比王益高一级，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和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与王益则是同窗。王益大学毕业就成了薄老的秘书，起点很高。” 文章说：当时北大颇有些特殊地位，云集了众多高干子女。“据说王益上学时很花，但只追家庭背景是高干的女生。” 王益于1996年离异。外界一度传闻其神秘前妻为薄小莹，实情并非如此。王益之妻原名白昭明，考入北大之前曾是新侨饭店的团委书记。一度为避嫌，曾短暂更名为王昭明。 那位历史学者向文章作者介绍说：“当时薄老想在北大历史系找个秘书，薄小莹在班里找了一圈。估计王益史学不行，更适合做行政，所以薄小莹推荐了他。” 其实，和先于王益进入薄一波秘书班子的董宏一样，他们之所以被薄一波选中的首要前提是大学期间“积极要求进步”。此二人都是读大学本科期间加入中共的。 当年中共设有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的时段里，从陈云当主任的第二届开始，中共中央即有明文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即主任陈云及副主任薄一波和宋任穷，以及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样，都和在位政治局常委一样，属于正国级领导人，身边都是秘书成群。 而当时的薄一波偏好在学历史出身的青年人里找秘书，是因为他本人的晚年一直是以领导“党史回顾”为己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时说，薄一波晚年倾力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受到史学届的高度评价。这本书是“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而是带有研究性的党史著作。它之所以久盛不衰，之所以能在全党的干部教育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和薄老亲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从十三大以后，薄一波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著书立说上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是他的得意之作。 陈威说，十三大以后，薄一波繁重的工作告一段落。1988年3月，薄老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杨尚昆，副组长还有胡乔木和邓立群。薄一波担任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后，向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说他想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上面。中央批准了，而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是中共体制内党史工作者及外界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全书分上、下卷，初版分别于1991年5月、1993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捉刀人之一王益正是在该书的下卷送审之后才离开薄一波的。而该书的另外一个捉刀人之一董宏也是在同一年另谋高就。 1992年10月，时任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主导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把具体工作全权交给手下的副行长陈元，陈元则在该委员会组建工作班子的第一天即把王益安排为该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 日后的王益一直是在陈元手下发展，直到以国开行副行长身份被判入狱。 2010年3月30日，王益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对收受贿赂1196万余元的指控表示认罪；。4月15日，仅以受贿1196万元人民币的单项罪名被北京市第一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受贿金额不足一千两百万人民币就被判了死缓？搞不明白，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为什么就没有出手相救？ 如上所引述的文章《知情者称王益起点高 大学时只追高干家庭女生》中还着重介绍说：王益与薄家情谊深厚。在薄老的葬礼上播放的四首童声合唱，除了《国际歌》、《在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之外，另一首便是王益亲自作词作曲的童声无伴奏合唱，也是薄老生前很喜欢听的歌曲之一。 而与当时的王益投靠陈元前后脚，当时的董宏则选择了投靠时任广东佛山市委书记兼市长钟光超。但一年后即回到北京，由陈云的老秘书朱佳木安排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任职……。董宏的对外公开简历中介绍他曾经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研究室副主任，但事实上从他1983年6月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直到1992年“离开薄老身边“，长达九年的时间里都是和从1985年开始挂名中顾委办公厅的王益一样，都是薄一波的“驻家秘书”。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中央档案馆主管并主办的中央级学术理论期刊《党的文献》曾在薄一波逝世一周年之际，在2008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怀念敬爱的薄一波同志》，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曾任王震秘书的李慎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薄老和王老对小平同志在纠正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是坚决支持的。1986年4月9日下午，王老来到中顾委自己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去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当得知薄老在外边开会时，便说：“你把在家秘书找来。”薄老秘书董宏来了。 王老对董宏说：“现在有些非毛化的现象，毛主席的家乡很少有人去了。听说薄老最近到湖南去，他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那时政治局的，薄老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得最重的一个。建议薄老到毛主席家乡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可走走。然后照个像，发个消息。薄公去一下，也体现了他一贯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后，我听董宏说，薄老本来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话报告后，薄老说：“ 英雄所见略同。” 去年8月，当时还是由胡锡进胡叼盘主持的《人民日报》旗帜下的《环球时报》网站上刊登了《受贿4.6亿，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4个神秘身份被揭开》一文。文章介绍说：2020年10月2日，已退休多年的董宏被查。2021年4月12日，他被开除党籍，通报称其“腐化堕落，家风败坏；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钱交易”。 当时，《环球人物》记者曾试图起底他的贪腐问题，却发现查不到他的详细信息。直到6月9日，检方对董宏提起公诉时，人们在公诉材料上才看到了他的部分履历：董宏利用担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8月26日这次受审，青岛市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多了些内容，让外界对其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之外的四个神秘身份有了更多了解：1999年至2020年，被告人董宏利用担任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成员、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6亿余元。也就是说，董宏敛财的时间线，从担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向前推移至担任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成员期间，董宏的受贿时间竟长达21年。 董宏受审的消息公布后，财新网公布的他的简历中，特别强调了他是1983年毕业后，来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秘书。当时中顾委成立仅一年，主任是邓小平，副主任是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有资料记载，当年薄一波的秘书名叫“董宏”……。 说起来，财新网是中国内地最大胆，最敢爆料的网络媒体了，但是，它也只敢把董宏的曾经的薄一波秘书背景点名，而对他董宏日后的，也是他经济罪案的主要时期的王歧山大秘及政治体己的身份 — 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海南，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中纪委系统，却是欲言又止，留给读者自己去对号入座。原因很简历，曾经的正国级领导人薄一波本人早已灰飞烟灭，薄熙来夫妇也都监狱里服刑，但王歧山却是仍还在位的正国级，因为政治排名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之后，故被党内称之为“王老八”。 人在美国的郭文贵曾介绍说：中纪委的专案组一开始审问董宏时，给董宏明确画下红线，可以谈自身腐败情况，但不能提及习近平、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言明“什么都可以谈，就谈你个人腐败的事情：涉案、经济犯罪、生活腐化⋯⋯，不要谈什么首长，首长什么级别，知道吧？就是政治局以上的都不要谈”。 照理，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靠山王歧山尚属“现在进行时”，但这个董宏还是被判了死缓。而王益被判死缓的时候，虽然他效命多年的薄一波已经去世，但曾与他在薄一波灵堂上相拥痛哭的薄熙来当时还是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对他王益一样也是“爱莫能助”。 薄一波本人在世时，曾因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迫害被在秦城监狱关押了十年之久。现在的薄熙来则正在秦城监狱里，在两个被判死缓的薄一波秘书的陪伴下度日如年。而因为政治级别不够副省部级的薄熙来夫人，被判死缓后只能在北京市的市属监狱里服刑。夫妻二人不久前希望在去世的薄谷开来的老红军母亲的灵堂上见上一面的请求，也分别被公安部和司法部在“请示上级”之后回绝了。 这一切，难道真是因为薄熙成所感慨的“我们薄家算是中了邪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综合近期海内外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出现变数。这是他念兹在兹、视为今年的最大政治，但因押赌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的重大失败、连环失败，党内同僚对他忍无可忍。党内上下，不满声、抱怨声、批评声四起，各类消息不胫而走。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注重民生和经济的李克强务实路线逐步胜出。 党媒党报随之出现微妙变化，连续多日，习近平的名字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占据头版头条，而时隐时现；早先的霸屏现象也逐渐减少。而李克强和汪洋等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则得以逐渐显现于党媒党报的头版。李克强（4月25日）有关稳定经济的讲话，九千多字，罕见地在党媒党报全文刊登，仿如最高领导人待遇。隐约可见，李克强党内地位上升；相应地，习近平党内地位下滑。 与此同时，国际媒体也连篇报道习近平健康出状况，遭受脑动脉瘤困扰，更有其他疾患缠身。这不仅佐证了近年来海内外有关习近平身体状况的传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习近平的双茶杯之谜（出席会议时，习近平面前总是放着两个茶杯）：极可能，一杯是茶，一杯是药。 政治和健康的双重危机，令习近平连任出现变数，而且是重大变数。外界普遍期待的那种可能性正在浮现：习近平在二十大退休，让位于其他领导人。中共宣传系统的微调显露端倪：在逐渐下架习近平的同时，逐渐突出李克强。隐约显露李取代习的伏案。 此时此刻，有一种舆论认为，习近平掌握军权，他可以殊死一搏，保住自己的权位，强行进入第三届连任。那么，军权到底能不能保下习近平？ 首先，习近平在党内的声望和权势，既比不上毛泽东，也比不上邓小平。作为开国之君的毛泽东和老资格的邓小平，他们对军队的掌控是实实在在的，拥有实际军权。相比之下，习近平在军中并无根基，名为军委主席，却远未拥有毛和邓那样的实权。 其二，即便是掌握军中实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面对党内斗争，也只是以军权为背景，起一个威慑作用，并未动用军队去直接解决党内斗争。其三，中共的传统是党指挥枪，党是一个总体概念，具体由党中央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相继死亡后，这一概念尤其清晰，军队是一党专政的支柱，但并不效忠某个人。 结论就是：今日中共，习近平虽有军委主席的头衔，却吓不倒党内高层，更吓不倒政治老人；既然毛邓都不可能、习近平更不可能直接动用军队去解决党内斗争，如果他胆敢那么做，他自招祸事的风险更大于对他人构成的威胁。 外界注意到，5月15日，由习近平亲信丁薛祥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声称：要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 中共早就建立起一个等级社会，即便在退休干部中，也等级森严。省部级以下叫做退休干部；国家级领导人叫做离休干部。习派把控的中办发出这份文件，针对包括从上到下的政治老人或老干部。鉴于北戴河会议临近，习派的意图明显，即，图谋让政治老人收声、不得干政。预定今夏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和各派政治老人齐聚，将就二十大最高权力重组，各自发声，讨价还价，并基本作出定案。 透视中办那份文件，既非法律，也非法规，更无宪法和党章作为依据。作为一份《意见》，其实就是一份建议，既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执行力；语言绵软无力，内容无足轻重。这是习近平和习家军面临党内被动和孤立处境之际，抛出的一颗弹丸，希望起到一定程度的心理震慑作用。然而，却是一颗轻飘飘的弹丸，对老干部而言，他们见得多了、经得多了，必大多不为所动，尤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治老人，根本不会理会、不受影响。 抛出这么一份《意见》，以今日之势，对一败再败的习近平和习家军而言，乃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换言之，习派抛出的这份《意见》，已无法对北戴河会议构成影响，已无力改变习近平的颓势。习近平连任的变数，日渐扩大，日见分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两枚导弹轻易击沉，标志着21世纪的海战模式与上个世纪的旧海战模式完全不同了。这种新模式对中国试图攻击台湾的军事企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专门做一番分析。 一、“莫斯科号”巡洋舰为何被击沉？ 4月14日夜间，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之一的黑海舰队在海上活动时，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突遭两枚导弹袭击，战损严重，不久便在拖拽回港途中沉没。俄罗斯官方忙于遮掩真相，各国媒体则试图分析该舰被袭击沉没的真正原因。一艘万吨级导弹巡洋舰在战斗巡航中被导弹轻易地击沉，堪称世界海军作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海军舰队参与海上战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关于海军舰队对抗的认知要重新改写了。 《日经亚洲》4月20日的一篇报道，《莫斯科旗舰沉没暴露俄海军弱点，专家称，未能保护和应对导弹攻击显示出重大操作缺陷（Moskva Flagship Sinking Exposes Russian Navy Frailty, Experts say, Failure to Protect and Respond to Missile Attack Shows Major Operational Flaws）》，分析了该舰被击沉的原因。该报道引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开大学全球研究系主任小谷哲夫的话说，“旗舰是指挥和控制的神经中枢。它配备了通讯工具，控制着整个舰队。”报道指出，美国驻日本横须贺的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航空母舰24小时都保持与白宫的直接联络，拥有“最先进的网络、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能力，能在最高级别（包括白宫）进行充分知情的实时决策”。 同样是舰队的旗舰，为什么俄国舰队的旗舰如此不堪一击？一位美国海军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号”沉没表明，俄国海军以为远离乌克兰岸基火炮的威胁就能安全，事实证明，中程导弹同样可以致其死命；此外，这艘导弹巡洋舰虽然具备导弹攻击能力，但反导弹的自卫系统不灵；还有，导弹击中该舰后，舰上常备的止损分队的战损管控不力，导致军舰迅速沉没。 日本自卫队前中将矶部浩一在《日本军事评论》中写道：“对普京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他向世界各地的军事专业人士展示了俄罗斯军队的脆弱性。”其实，“莫斯科号”的惨痛教训还向全世界表明，海军舰队在海上作战时，防止敌方导弹袭击是自身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恰恰是这一点，揭示了现代海军作战史上一次新的重大转折。 二、现代海军海战作战方式的历史演变 自从各国发展出机械动力的现代海军以来，海军的海上作战方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大舰巨炮取胜，第二阶段是靠舰载航空兵取胜。 直到二战爆发，各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大型舰船用舰炮互相攻击。其经典战例是，一战前，大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日本海用舰船炮战，歼灭了俄国远道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此后，联合舰队为了保证炮战取胜，把大舰巨炮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建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级战列舰，吨位达7万吨，比航母还大。因为只有大舰才能安装巨炮，而舰炮的口径大、炮管长，才可能射程远，大和级战列舰有三组三联装主炮，每门炮管的口径有46厘米，中等身材的人可以爬进爬出，射程达几十公里。这样大口径的巨炮才能在对方舰炮的射程外，击沉对方军舰。 建造大舰还有一个原因，即需要在大型军舰上建造高高的舰桥，以便看得见远在海平面之下的对方军舰是否中弹。舰炮射击是打移动目标，要靠弹着点观测，才能在双方军舰不断运动的情况下尽快校正射击参数，提高命中率。然而，大日本帝国耗尽国力造成了巨型战列舰，这种海上作战方式却已过时。联合舰队的两艘巨型战列舰都没真正在海战中发挥作用，相反却被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围起来打，最终被舰载机投放的鱼雷和炸弹击沉。大舰巨炮主义就这样终结了。 开创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二阶段的是英国。1940年，英国首次用舰载机发射鱼雷，重创意大利海军停在塔兰托港的战列舰。受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影响，日本联合舰队也研究训练了舰载机轰炸战列舰的方法，在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反复交战，双方都在远距离外派出舰载机去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各有胜负；直到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海军才扭转了双方的态势，取得了战场主动权。 中国热衷于组建航母舰队，仍然看重舰载航空兵的海战作用。殊不知，以“莫斯科号”被击沉为标志，现代海上作战方式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靠导弹取胜。 三、海上作战不同历史阶段的攻击手段：中国掌握多少？ 在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一阶段，战列舰是巨炮的平台，舰炮炮火是攻击手段，作战半径是舰炮的射击距离。后来这种攻击手段就不灵了。到了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二阶段，航空母舰是舰载机的海上流动平台，舰载机使用鱼雷和炸弹攻击对方军舰。所以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改变成舰载机携带的鱼雷和炸弹，而攻击范围由舰载机的往返航程决定。舰载机的主要功能是充当鱼雷和炸弹的空中投放平台，以及保卫己方母舰。 进入现代海上作战的最新阶段之后，对敌方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变成了导弹，而不再是鱼雷和炸弹，更不是大口径舰炮。随着导弹的射程延长，导弹的被动导航和自主导航能力不断增强，导弹的发射平台也多样化了，海军的舰载机和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可以从空中发射导弹，潜艇可以从水下发射导弹，海军舰船可以从水面上发射导弹，陆军也可以从地面基地发射对舰导弹。 每次海军作战方式的转折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新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但旧的作战方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对美国、英国、日本这几个经历过大型舰队海上作战方式第一、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们懂得如何把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作战功能结合运用，形成最佳组合。 中国现在建造了航母、大型驱逐舰、大型护卫舰，看起来舰队规模很大，但中国海军的作战经验只有鱼雷艇、小炮艇的近战夜战；其战术是“打了就跑”，它连如何使用大舰重炮和舰载航空兵作战这些旧的作战手段都没试过。中国的这些军舰装上了各种导弹，海军却没有如何合成运用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任何经验，一切都只能自以为是地想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海军对大规模海战其实是心虚的。 四、导弹制胜时代海上作战的六大转变 在以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三阶段里，出现了六大根本性转变。 其一，防守方比进攻方具有相对优势。因为防守方可有各种导弹发射方式，而敌方舰队面临的是三维空间威胁，从高空、水下、水面随时都可能有导弹来袭。 其二，海战中的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模糊。在大舰巨炮和舰载飞机时代，海战中敌方位置很清晰，对敌方攻击的防御方向也是确定的；但导弹发射平台的多样化，使敌方舰队可能遭到360度所有方向的导弹来袭，舰队安全的难度比炮战和舰载机时代大得多。 其三，面对导弹攻击，大型军舰的脆弱性增大了。现在的军舰不管吨位多大，水下装甲和甲板装甲的厚度并不比当年巨型战列舰的装甲厚度大；否则，军舰航速和机动灵活性都会下降。而导弹的攻击力比鱼雷、空投炸弹和巨炮炮弹大许多倍，造成军舰的战损程度也大很多。一方面，这造成舰上战损抢修难度大大增加，战伤军舰容易快速进水而沉没；另一方面，在军舰运作高度电子化的情况下，舰上发生的战损可能导致舰内信号线路被切断，使军舰失去动力、操控力或作战指挥能力等，结果军舰变成浮在水上的“死鱼”。 其四，导弹发射方成本低，其主要成本是电子导航系统；而军舰的成本比1枚导弹高上千倍，这是进攻方水面舰船指挥官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浩浩荡荡的舰队演习时壮观威武，前提是不会发生战斗，一切可按演习教程操作，演习中所谓的抢险也是假戏真做。到了战时，一艘几万吨级的两栖登陆舰载着数千陆军，几枚导弹一打，就成了燃烧的地狱，全体舰员和舰上陆军只有跳水求生这唯一选择，不然就只能与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其五，在海战的导弹时代，导弹的导航系统成为作战的关键，具有太空战、电子战优势的一方将很大程度上获得战斗的主导权。防守方导弹的导航能力可借助友军导航系统，进攻方就没有这种优势了。中国的舰队在海上一面要防范来自高空、水面、水下的攻击，一面要完成运输陆军的任务，还要同时指挥太空战、卫星攻防战和电子讯号保卫战，绝非易事；只要一个环节没做好，战场态势马上就会倾覆。中国海军没有实战经验，无法知道哪些事需要怎样做。 其六，防守方如果发生失误，比如导弹发射后没击中目标，或某些导弹发射阵地遭到破坏，是可以弥补的，只要调整参数再次发射导弹，或启动备用的导弹发射阵地作战。但进攻方的军舰被击沉，那就没有补救机会了；战损军舰若被迫退出战斗，还会影响到整个舰队的功能组合和攻防协作。 综合这六大转变，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现代军事技术的演变有利于防守方，不利于进攻方。如果这进攻方还是个运行大型舰队的菜鸟，又只有沿海小炮艇偷袭经验的低级海军能力，那进攻者确实面临很大的难度。这种困难随着防守方导弹系统的不断升级，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五、海战最难在运兵 空军和火箭军可以摧毁对方地面上的军事及民用设施，但要占领地面战场，不能靠飞机和导弹，必须使用陆军；而陆军能否远距离跨海输送到登陆地区，全靠海军。在这方面，导弹制胜时代的海军舰队所面临的仍然是二战时代的难题。 要占领大型岛屿，需要由熟悉海边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攻占滩头阵地，然后陆军大规模登陆上岛，把火炮、坦克等重装备运上陆地，再展开地面战线的争夺战。而陆军出海，必须搭乘海军的运输船舰，才能到达登陆海域；到达登陆海域后，由于大型运输船舰吃水深，不能靠近岸边，大型船舰还怕岸炮攻击，所以陆军必须在海上换乘小型登陆艇，分批登陆，这时只能携带轻武器，如此则登陆的陆军火力就很弱。1949年10月解放军登陆金门，在古宁头战败，这是原因之一。 陆军遇到船沉就只能跳水逃生，但陆军官兵通常没有长途泅泳的能力；一旦投水，淹不死的最多占船载兵力的几分之一，这是太平洋战争的战亡统计显示出来的规律。在海里，即使会游泳的人也游不远，因为海水温度底，人体热量消耗大；而且海上没有方向指引，还受到洋流冲击，会白白浪费最后的体力。何况，陆军一旦落水，为了海上求生，不得不把武器弹药全部扔掉，于是徒手游水的陆军就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了，极少数好不容易游到岸边的陆军官兵也会完全累垮。 陆军虽然在陆上作战时胆子很大，但到了海上就变乖了，只能把生命全都交给海军，听任海军摆布。太平洋战争时，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很骄狂，一向看不起海军，但遇到远途跨海作战，陆军高级将领们都会客客气气地拜托日本联合舰队的指挥官，请他们保证陆军部队的安全，不要发生意外。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战例是1943年3月2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面的俾斯麦海上，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在海上运输过程中被歼灭，美国的战史称之为“俾斯麦海海战”，而日本的战史研究基本上不提这事。当时，美军陆基航空兵对日军的8艘运输船和8艘掩护运输船队的驱逐舰实行低空轰炸，结果运输船全被炸沉，驱逐舰队大部分也被击沉，3,600陆军官兵都淹死，2千多吨装备物资全部沉海。 陆军经由海上运输时还有一个与防守方无关的潜在敌人，即鲨鱼。台湾海峡和许多其他海域一样，有各种鲨鱼。只要落水的解放军官兵有人受伤，流出的血化在海里，鲨鱼可在10公里外的水下闻出来，然后赶来猎食。海军官兵都知道，军舰沉了以后，就算在海里能泅水不死，也可能葬身鲨鱼口中；如果陆军清楚这种结局，他们会更加胆战心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发生了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事儿，不是小习患脑瘤，也不是李克强要接班，而是小习的中央办公厅发正式文件要修理老同志了，特别点名曾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这真的让人忍俊不禁，还兼带有点儿幸灾乐祸。他已经堕落到了连提拔自己的老领导都要防范的地步，这还是港台媒体所说的掌控一切的那个独裁者吗？表情落差太大了吧。 先把是否掌控一切这种谣言放下不表，就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忍无可忍要和自己的恩师兼前辈们翻脸？那一定是被逼急了，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羞辱，脸没地方搁了，气急败坏才会在大众面前丢这个脸。老前辈们为什么不给他这个脸呢？一定是他干了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坏事，必须立刻加以纠正否则后果严重，才让老人们顾不得脸面“妄议中央”了。 小习同志为了连任，搞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不但天怒人怨、民情沸腾，而且连经济也进入了快速下滑的趋势。不但国家和人民陷入绝境，就连共产党的“合法性”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境。中共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只好打着老人的旗号出来阻止，也就是老百姓们说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了。这个钟馗在共产党的传统中还真是有料，竟然打得小鬼脸都没地儿搁了，直接跳脚发红头文件说，“不得妄议中央”。 说起中共老人干政的传统，我倒认为不全是坏事。从民主墙时期到九三年我假释在北京，见识过不少老干部对当时的政治和领导人，“妄议中央”到了超过所谓异议精英的地步。其中级别最高的，已经是这次中央文件所说的担任过领导职位的圈子了。其怨愤之深，语言之粗糙，倒是很有造反出身的特色；而且公开地散布，肯定很大程度地影响了社会舆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他们在位的时候好像不是这种立场呀，这就是观察角度不同的原因了。毕竟他们当初被忽悠进共产党的动机，还是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多年的洗脑让他们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的领袖，哪怕干很多荒谬绝伦的事情，比如亩产万斤的大跃进等等，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下台后的观察完全不同了，从老百姓的角度观察和看待事情才使他们醒悟到：这个党和它的领袖正在把国家和人民带入绝境，可他们除了骂几句以外，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更增加了他们内心的愤懑。 在我到达美国之后，我父亲所称的一些党内老大姐们要组团来美国看望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大姐们说：京生所干的是我们年轻时想干而没干成的事业。这说明他们的反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刻。恢复老百姓的立场，让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初心。 现在不但社会上，而且党内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忍无可忍。但是党内更无一人是男儿的现状，使得这些老人的牢骚成为了党内斗争的一面旗帜，成为了反对派们的集结号，威胁到了习近平继续倒行逆施的政策路线，包括他的二十大连任的安排。这才是让习近平跳脚的原因。 在习近平的现代化监控之下，就是王岐山这种级别的官员也很难去集结反习的联盟，这一点港台媒体的猜测还是很靠谱的。但是老人帮的出面，意外地产生了很大的集结号效应。这是习近平无法抵挡的一波暴风骤雨，对下一步党内斗争的局面产生了颠覆性的效果。即使中央办公厅下红头文件，也无法平息这一波暴风骤雨。看来下半年大家都有好戏看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盛传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权力之争，习近平被迫失去权力，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成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等等。就连被视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华尔街日报》也在日前报导，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一度被边缘化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力促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调那些部分导致这一局面的政策，称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的阴影”。 外界和媒体的猜测不是毫无依据的，从中国官媒上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例如，新华社5月14日发表李克强4月25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长达8000多字的讲话全文。按理说，主题是廉政，但李克强在会中大谈中国经济问题。他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罕见地触及了一些政治问题。他说：政府理应是公平公正竞争的守护者，这也是廉洁施政的重要基础。公共资金资源配置中有很多权力，如果缺失公平，就会滋生腐败。他还说，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利国利民，用不好害人害己。 显然，李克强是在刻意凸显经济问题的严重，这里当然暗含对习近平的经济决策的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产业整顿带来的效应，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李克强向习近平发难，只有在经济问题上下手，目的无非就是夺回经济问题上的主导权。现在看来，他的目的是达到了。这才有《华尔街日报》那篇报导，说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的阴影。但我认为，这只是说在经济决策方面李克强的声音更大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决定以李克强全面取代习近平，反面的证据不能忽略 。 反证之一是：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这一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显然，中共中央系统在经济决策上的发言权，并没有被剥夺。 反证之二是：李克强在4月25日的讲话中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担当，政府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这些延续已久的政治口径中，我们看不到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的迹象。 反证之三是：具有中共官方喉舌之称的《求是》杂志，刚刚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他2021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现在拿出来发表在《求是》上，政治上维稳的意味很强烈，也是向外界证明，习近平的地位没有受到重大冲击。 李克强最近的活跃，外界有很多猜测，但如果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会太奇怪。当初温家宝快下台的时候，比李克强还激进，防止文革复辟的话都说出来了，最后还不是下台？李克强最近的活跃，我认为是要下台了，“人之将死其言亦善”的表现，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李克强拉高声调，是争取自己认可的总理接班人的人选，以延续自己的政策路线。 我的一位推友说：“李克强马上就要退休走人，他的活动权限都是在习的许可范围内，让他出来挽救目前的经济困局。至于其他解读，实属想多了。”对此观点，我相当认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届领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毫无例外地坚信两个东西：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这两个论题有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乏实证，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救灾救难的问题、文化娱乐的问题、读书学习的问题、运动比赛的问题、病毒疫情的问题，等等等等，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利用对全中国资源的垄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论证共产党的了不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清污、天安门大屠杀，再到全民特务监控专政、高科技境内境外封杀异己、种族灭绝、集中营制度、全球大撒币、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让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势暴露无遗。 没有习近平就没事 这是错误看法 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刚愎自用、志大才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瞎指挥。不少分析家也错误地认为习近平与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领袖相比，是出奇的专制独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没有了习近平中国就没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但他不是问题的症结。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制造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在这种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些前领袖比起习近平来，同样是走火入魔的马列信徒和杀人不眨眼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当然是杀人如麻的超级历史罪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工程，几千万中国人死于一个理想、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屠夫超过了毛泽东的邪恶程度，连希特勒和史达林也望尘莫及。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马列信徒，但邓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诗人气质的共产主义信徒，而是一位干部型的共产主义领袖，能够更加有理性地贯彻共产主义的蓝图，理清了共产主义统治手段的轻重缓急，把四个坚持做为治国纲领，不但拯救了中国的经济，还使得共产党的专政更加有效。但这位改革大师也同样是一位杀人魔王。毛泽东主要是以搞政治运动挑起群众斗群众来坑害中国人，而邓小平是直接用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大炮对准中国人民直接扫射和屠杀，而且理直气壮，口口声声宣布要靠镇压和严打来维持共产党政权的安定团结。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独裁统治当然为世人不齿，但是邓小平还有点自知之明，搞韬光养晦，对自由民主世界搞卧薪尝胆，等待未来时机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宰的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译，意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 权力绝对垄断 造成傲慢腐败愚蠢 习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聪明，不怎么识时务，误以为韬光养晦和闷声干坏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东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中国式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习近平当政的十年，基本上没有了中国这种共产主义独裁政治体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这种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长期以来被中共灌输了迷魂汤和蒙汗药的美国政治菁英，是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在习近平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权力的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也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 权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由于共产党垄断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国内国际政策非常的霸道，为所欲为。以这次疫情为例，原本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危机，必须用科学和医学手段来对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汉爆发疫情的第一天开始，中共政权从来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手段来对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顾人民生命死活对疫情全面封锁和掩盖，对知情人士进行镇压和封嘴。中共对疫情处理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形象，证明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是傲慢和无敌的，所以全国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传播力量多么的无情和恐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不能有病，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和亵渎。为了显示共产党无所不能，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绝对有效性，习近平一声令下，全体清零，两千六百万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间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营，手段之残酷，苦难之惨烈，充分体现了中共集中力量办坏事蠢事的制度缺陷。这是中共大跃进式政治狂热病的再发作。 中共体制下的权力的傲慢还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觉得国力不够的时候，往往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每当自我感觉良好一些，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国际上就奉行所谓的“大国外交”，在国内政策上的那种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无礼。难怪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国接壤的国家，不是饱受中共的欺辱和挑衅，就是心怀戒心，即使是北韩和巴基斯坦这样唇齿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离，不能完全靠得住。 权力的腐败是中共体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得不到制衡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种体制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蚀到灵魂的腐败。 《纽约时报》曾经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家家都是亿万富翁，在香港等处秘密拥有巨额财产。全中国有两千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有两百三十多名以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这个犯罪率是全中国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几倍以上。中国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间，被囚禁的居民们愤怒地发现，不少居委会的芝麻官也囤积居奇，截获救援物资为己有，置待毙的饥民于不顾。有人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见，如果中共领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扬中国处理疫情的所谓“制度优越”，会显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时宜，两千六百多万上海人民真正能够相信这种谎言的肯定不在多数。 中共高官愚昧无知 国际政坛笑话 中国的制度之所以展现不出优越性，还在于垄断权力的愚昧之处。一个傲慢和腐败的政权，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学治国，也不可能获取正确和精明的政策建议和咨询，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最高领袖往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这种制度性地制造和延续愚昧和无知的机制毫无改变，最近几年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为精明之作、国之瑰宝。中共高级官员的愚昧和无知，在国际政坛上常常是茶余饭后的取乐谈资，令人唏嘘哀叹。 中共宣传机器常常提到，中国的制度性的优越造就了目前中国的盛世。毫无疑问，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国力大增，经济军事都有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所谓的盛世，和中国傲慢腐败和愚昧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公有经济，以及国际自由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财富的增长。这个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财富，被垄断的国家权力武断地占有和盘剥，充实了共产党的腰包，发展了中共的军力。 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暴发户似的经济成功，根本没有制度性的逻辑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临时性的国际环境。而这种国际环境正在飞速改变，对中共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成功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共宣传机器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虚假的盛世，是一个精心编制的神话，是过去三百年来第三个虚假的盛世。 第一个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败和无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暴露无遗。第二个虚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同治中兴，虽然也镇压了叛乱和造反，也有了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洋务运动，但同治中兴的傲慢腐败和无知，也很快暴露这个虚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点，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飞烟灭了。 习虚假盛世 处于被颠覆惊恐状态 目前习近平治下的第三个虚假的盛世，根本经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战。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兴一样，目前中国的所谓盛世也是弱不禁风的，它时刻处于一种随时被自己人民颠覆的惊恐状态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政权最恐惧的是中国的人民，在国际事务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和中共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个最明显的事实。 这个盛世的制度性的虚弱，还反映在其对国际舆论的极度敏感，一直处于被国际民主势力和平演变的绝对恐惧之中，只能不断给自己打“勿忘初心”、“四个自信”和战狼外交之类的强心剂。一个远在重洋的美国人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示威，就会造成盛世大国的政治痉挛；一个漫画动物会造成盛世大国动用全国的资讯力量全面绞杀审查。有人说中共是一个巨婴，有一个貌似强大的躯体，但还是一个没有发达的理智和摆脱本能冲动的婴儿。其实黑格尔在二○○多年以前也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专制社会，实际上还长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时期，还没有成熟。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处在文明幼稚时期的巨婴，却拥有改变甚至统治世界的雄心。这样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不能让它实现。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几乎每年夏天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前，都是中国政局的敏感时间，特别是今年秋天要开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能否成功连任正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有关习近平患有“脑动脉瘤”以及因高压的清零防疫政策引致政变危险的传言，近日经外媒报导，再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上疯传。但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习近平的权位到底稳不稳？ 习近平患有致命的脑动脉瘤？ 英国《太阳报》和《每日邮报》近日先后引述消息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患有致命的脑动脉瘤。 据称，现年68岁的习近平在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希望接受传统药物（中药）治疗，而不是接受大手术。 这两家媒体的消息来源是总部位于印度的亚洲国际新闻（ANI）5月10日的报导，该报导还提到习近平在2021年底患上了脑动脉瘤。 中共领导人的健康向来都是政权最高机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消息的最初爆料者。 不过，其实2020年月底时，推特就疯传习近平接受了脑动脉瘤手术、情况危急。还说，由于事关重大，习近平入院前已经成立了国家特别危机办公室。据称最早的消息来源是一个阿根廷人的帐号，他和习近平御用的香港脑瘤专家交情密切。 习近平此前至少四次有身体异常的公开表现。 第一次是2019年3月25日习访问法国，从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检阅仪仗队的影片可见，习身体两边摆动，脚步不平衡。有观察者说习“似乎无法迈开双腿”。 第二次是习近平2020年10月上旬南下深圳视察并讲话期间，突然一阵咳嗽，以致中共央视直播马上切换画面。 第三次是在2020年10月23日所谓的“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上，习在发表了近40分钟激昂演说后步履不稳，与进会场时的步行姿态有明显不同。 第四次是在2021年12月15日，习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晤。据俄方发布的影片，意外出现习连咳三声的画面。不过中共央视的影片就没有这一段。 笔者认为，人有生老病死，习得危险的病，理论上并不能排除。只是从习近平近两年的表现看，未必有那么严重。如果是真的，所谓习接班人，应该早已提上日程。由于官方黑箱操作，它也不可能去证实或澄清，所以暂且可视为流言。 与习“病”传言并行的政变传言 英媒《太阳报》前述报导还称，习近平的极端封锁措施引发政变的担忧也在增加。 与习近平第一任期高调反腐立威、曾被期待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不同的是，他在中共十九大后的全面左转，令他迅速坠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坚持清零防疫路线引发的国内外反习暗潮汹涌。 近期，海外社交媒体上充斥著习近平因新冠病毒防控不善而下台的传言。 中国本土疫情持续爆发，当局坚持以“清零”的模式抗疫，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严厉管控举措引爆民怨。残酷的封城引发人道灾难的同时，也带来经济的衰退和严峻的就业问题。 中共党内显然也发生内讧，官媒和防疫高级官员频频为清零政策辩解。 习近平5月5日在政治局常委会放话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称要和反清零言行“斗争”。之后，中共纪委和军方罕见表态挺习。 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和习近平时常不同调，在习上台前，李克强曾被认为是其竞争对手。如今一个据说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的传言在网路热传。 5月初以来，海外有自媒体接连爆料，声称习近平已经遭遇政变，被迫“禅让”权位给李克强，并且习近平要到二十大再公开退位和宣布交班。 爆料消息还说，倒习政变是江泽民运作军队力量，胡锦涛和曾庆红运作党内力量发动的，并且由王岐山和王沪宁来执行，还说他们答应习近平不会否定他的政绩，不会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一切有关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东西通通要下架，并且慢慢把习的权力架空，云云。 另外有消息说，5月2日，网传38军2个机动师进京、27军9师进沪逼宫习近平有条件让位。有推主转发北京南六环有坦克和装甲车进京视频，但视频在30秒之内，信息模糊不清。 5月11日还传出消息指，带头捧习的广西自治区，官网上“习思想大家学”的照片和报导都已经被404了。就连《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宣传片在广西政府官网也已经搜索不到。 最新的“政变”子虚乌有？ 事实上，近年有关习近平面临政变危险的消息传出过许多次，比如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后，传出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度暗杀习近平。2017年的北戴河会议前，被认为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之一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落马，之后，孙的情妇为他置了龙袍，每日在家焚香跪拜的秘闻也流出。 这些未遂政变甚至已被官方变相证实。比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罕见提到共产党的几名高级成员密谋从习近平手中夺取政权。他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画、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这些人在党内位高权重，“既巨贪又巨腐，又阴谋篡党夺权”，案件令人不寒而栗。 薄、周、令、徐、郭、孙，都已被习当局定性为野心家。而近两年落马的孙力军和傅政华这两名前公安高官，也都被通报“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说明中共党内不乏野心家，内斗激烈和习面临的危机是真实的。 但那些在网路上传出的“政变”爆料却令人很难相信。 比如，前边讲的禅让制，是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和平让位制度，用在以专制为特征的中共体制对不上号。历史上中共每次最高权力交接都是充满血雨腥风，从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的整肃，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整下台，再到习近平上台前薄氏倒台，上台后拉下一帮挑战他的野心家。 笔者相信，以习的风格，就是死也不会和平让位的。 有关网传军队逼宫习近平有条件让位的传言，也只是凭著一个30秒的模糊视频，事后也没有任何其它消息可以印证。 中共历来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目前多方迹象显示习近平在押宝军队保二十大连任。习的铁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5月13日在全军青年工作座谈会讲话，提到“习主席”，称要“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这番话一方面或说明习近平的确受到威胁，但另一方面也暗示习仍保持著对中共军队的控制权。 有关广西的《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宣传片被撤，据笔者查证，直至5月15日，该宣传片仍然挂在网站显眼位置，网站继续充斥颂习内容。而且中共中宣部5月12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开始吹捧习上台十年的政绩，这无疑是造势习连任之举。 不过，4月17日，广西书记刘宁喊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口号后，三天后被河北退休作家田奇庄实名举报搞个人崇拜。尽管田奇庄被警告不能再发声，但刘宁的捧习也似乎并未在官场引起跟风。 在4月22日，习近平当选二十大代表的广西党代会上，官方公告的表述改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未再提“领袖”字眼。 5月10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贺军科在建团百年大会上称共青团要“始终走在拥戴核心、捍卫核心的最前列”。比起广西的四个“核心”的表述，大为缩水。习当时在镜头前低著头，没有一丝笑容。 看来，习近平连任之路充满凶险，腹背受敌，压力山大，这应该是真实的。 从上海斗到北京 习近平5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要求坚决抵制“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清零政策的言行，并喊出口号：“我们赢得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也一定会赢得保卫上海的战斗。” 这段狠话其实有特定含义，说明二十大权力斗争与上海疫情密切相关。 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城市，本土深藏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上海帮势力，据说形同半死的江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但曾庆红历来被称为中共最大阴谋家。上海官员现在还有中央高层的韩正照应，但上海的党政一把手却是习的亲信李强和龚正。李强是二十大入常热门人选。 英国《金融时报》5月8日披露，曾经主要仕途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韩正，以防疫不力为由，要习近平强迫李强下台。 这是一场藉疫情打响的习派与反习派（具体可以说江派）的权力争夺战，借助外媒释放出来了。 早在4月23日，有江派背景的海外媒体多维网，曾发文吹捧新加坡的第四代总理接班人的遴选程序，说中共应予以借鉴，让200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起来选举新领导人，暗示习近平不能连任，该找人接班了。结果过了三天，26日，多维网突然宣布停止运作，理由是“内部新闻业务调整”。这显然是因逼宫习近平，被习反击的结果。 没有多维，反习派更多要靠自媒体，要靠外媒放风。故此，近期那些网上爆料消息，还有外媒的放风，可能本身就是中共党内反习“出口转内销”的产物。但由于消息来源不明，爆的料也有些前后冲突，只算是搅混水、放迷幻药的操作。 核心的问题是，倒了习近平，上来一个软弱的李克强，是让反习派里面的真正幕后大佬好操纵吗？只要中共政权不倒，谁上台只是换汤不换药，人们不必幻想它能改良。 当然，即便这次政变是假，内斗却是真的。如果冲突过于激化，很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出现意外，就是习派与反习派两败俱伤，中共二十大未能开完已变天，中共被第三方正义人士清除，政权平稳过渡。这一结局应该才是人民所乐见的。 （全文转自上报）
16日闯入加州橘郡“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枪杀人的凶嫌周文伟（David Chou），因为被发现他留在车中写有“仇视台湾人”的字条，他的行为于是被警方视作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事件。很快有人翻出他的背景，他除了是随家族自中国移居(1948年)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后移民美国），还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2019年拉斯维加斯分会成立时的理事。所谓统促会，主要工作无非在美国宣传反独促统。 尽管周文伟实际犯案动机和细节待查，但他背后的“统促会”必然会被严肃检视。尤其过去以来，中共海外统战组织早让许多国家不堪其扰，他们每每利用国外的自由民主，为极权中国进行美化宣传。不仅如此，乔治城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分析师Ryan Fedasiuk前不久才撰文写到：中共海外统战组织既不透明，还常常充当中共官方的联络窗口，还会监测中国海外侨民（尤其民运人士），尤有甚者，更涉入部分窃取外国知识产权的间谍活动。 渗入于欧美民主国家的中共统战系统，一般来说分两个层次。一是拉拢、收买当地菁英份子，借由他们塑造挺中舆论，手段包括提供竞选捐款，选后利益游说，以及大量投资海外媒体。今年一月，英国安全部门才披露一名中共统战系统人士向英国国会议员Barry Gardiner捐赠了42万英镑，就是这一类型。 有别于目标锁定菁英，第二种情况更普遍可见，就是透过资金赞助，在欧美国家成立“华人组织”，把原本散居的海外中国人，藉团体成立之名聚合在一起。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华人贸易商会、华人学生会和所谓的华人友谊协会多是如此。诸多成员们多是“收钱办事”，他们的作用就在当中共被外国人批评的时候，代为出面反驳，或者当有中共不喜欢的人要到某间大学参访，到某城市演讲，他们就负责拦阻，有的是到场抗议，有的是事前即向邀请方施压。包括达赖喇嘛、支持香港反送中人士和曾批评新疆维吾尔劳改营者，都是这些“民间团体”的目标。 至于周文伟和其所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目的虽不在协助中共扩大海外影响力，又或者无涉撷取他国技术、科技等灰色地带高端任务，但他们往往直接受到中共官方（大使馆或领事馆）财务上的支持，行动内容则有非常清晰的共党色彩。此外，对许多住在美国2、30年，却仍因语言、文化、技能等等因素融不入美国核心社会的中国移民来说，参与其间，也不乏藉彼此坚若磐石的政治意识，去取得同温层的归属感。 但中国海外统战组织愈外围或愈趋基层，虽任务层级愈低，但“自我发挥”反而愈不受限。例如在中国海外民运圈恶名昭彰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之所以恶名，正在于他早不惜以暴力手段满足中共所需。2015年习近平出席位在纽约的联合国会议，有中国侨民打算前往陈情，却先一步被该会份子拖到巷子殴打成伤，打到对方从此再也不敢出席中国侨界公开活动，当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一幕便曾让纽约市警察非常诧异。2019年蔡英文访美，也是在同一票人动员下，一群人聚集在蔡英文下榻的饭店对街高举反独促统旗帜，并用扩音喇叭进行干扰，还和当时到场支持台湾民主的反共派中国移民隔街叫骂，过程中突然一个挺共中侨冲过街，见反共中侨就打，最后被警察上铐带走。虽然不清楚他为自己那腾空一跃的飞踢付出什么代价，但他在中共海外统战圈恐怕已被视为英雄。 中共海外低阶统战组织虽然永远不用担心招募不到人，大家配合度高又机动性强，很多活动只要听闻现场能领现金就会参加，却也因为人员组成龙蛇杂处、三教九流，不少都有“帮派化”味道，被叫“土共”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当这群人好手好脚，人好端端的时候，就专干中国社会“听党的话整肃异己”的事，确实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之中走进美国社会，之后谁会基于什么因素竟走向极端。周文伟因为仇台而闯入教会枪杀台裔人士，他就是中国海外统战组织最纷杂底层、那些手握不定时炸弹的“刺客”。他的犯行让台湾人震惊，美国社会也很难置信，却无须怀疑中共统战圈里照样会有人为他鼓掌叫好。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