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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10 日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作者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各位当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声援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为此不能回国只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各位没有忘记“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了，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里，我更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历史记忆。我要呼吁：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议：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认为，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 我要对当年的参与者，对八九一代的朋友说：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在当年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中国倾城一战，希望你们如今虽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拥有理想。让“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成为我们延续理想的具体方式； 我要对当年的支持者，尤其是当年海外的留学生说：谢谢你们曾经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声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纪念馆”能够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如同当年一样； 我要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朋友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把中国引入邪路，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中国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我们也要看到，仅仅坐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积极对抗共产专制政权；警惕中共政权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挑战，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协助建立这座纪念馆，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欢迎大家点击“六四纪念馆筹备网”（jinian64.org ），欢迎大家关注筹建进度，更期待大家踊跃捐款，让纪念馆早日建立起来。 最后，作为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并代表一些八九同学，在这里面宣誓：不管我们面临多少困难，我们会继续坚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理想。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放弃，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也期待并恳请，今年六月四日这一天，请你用你的方式为纪念馆的建立出一份力。 谢谢大家！ 王丹 2022.5.31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在中共党内，作为一、二把手的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路线斗争公开化，从防疫、经济、到外交等各领域，双方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习李二人、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党内不同势力之间，分歧和矛盾日显，从路线斗争到权力斗争，都日趋激烈，已然成为公开的秘密。 首要的一条，习近平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搞“动态清零”，李克强主张以超常手段挽救经济。李克强召集的十万人大会（5月25日），成为一个摊牌的信号。会上，李克强列举中国经济的种种危机，亮出拯救手段，而对所谓病毒清零，则只字不提；但会后，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党报，低调或压缩报道这次大会和李克强讲话，并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删除李克强讲话全文，显示习派对李克强讲话的恐惧。 此时此刻，有关习近平连任受阻、习下李上的消息，风传海内外。然而，习近平和习家军不甘心失败，或是顾面子，仍时不时在他们暂时掌控的宣传口搞小动作，发出似是而非的信息；而网上的少数挺习者，因不谙中共政治结构，仍相信习近平大权在握、盲目认定他连任已是铁板钉钉。 习家军通过他们操控的党媒，发表文章，以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和王明斗争为例，反对“另立中央”，等于承认遭李克强和反习派逼宫。然而，盘点中共党史，除了对张国焘和王明两役，毛泽东获取最高权力，过程漫长，乃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夺权。实质是下级向上级夺权、地方向中央夺权。 且不说毛泽东割据江西，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当时的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先后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即便1935年的遵义会议，也没有确立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而是重新确立了周恩来的最高领导权，只是让毛泽东参与军事上的谋划。所谓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是在到了延安时期，才逐渐确立，至中共七大正式成型（1945年）。 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的权力斗争，也完全符合邓小平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模式。彼时，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职，而邓小平仅为副主席、副总理，但经过党内运作、逐渐争取到高层多数人支持，邓小平硬是以下级身份，夺取了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权力（1981年）。 如何解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夺权过程？中共党史有一个说法，曰：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早期，中共定义，他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甚至周恩来等领导人作斗争，用讲究战略战术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对于邓小平，中共定义，他与华国锋为首的保守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用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例来看今日中共，没有谁是铁打不动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较量。由路线斗争的胜负而决出权力斗争的胜负。况且，今天的习近平，犯下天条：违背时代且违反党章，大搞个人崇拜，复辟个人独裁，妄图跨越两届任期，满足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执政的权欲野心，引起党内外普遍不满、海内外普遍反感。而习近平在威信和实权两方面都远不及毛邓，堪称胆大妄为、肆意僭越和不知敬畏。 习近平以极左路线、极端独裁和极端封城手段，先后砸毁香港、砸毁上海，搞垮中国经济，搞乱中国社会。此时此刻，中共内部，惊鸿一片，路线之争必然浮出水面。 按照党内定性，李克强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习近平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外交上搞闭关锁国、政治上图谋复辟毛时代或文革旧制，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由此可见，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形成对任期制的共识，即便从中共的历史逻辑出发，李克强与习近平斗争，甚至取而代之，习下李上，都据有其党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封城，吓坏很多上海有钱人，为了防止大家“润”（run逃），高层下令海关剪断护照，宣布党官不准在海外置产，为了挽救经济，上海当局虽然下达逐步复市命令，但是，外商有40%的人表示无法逗留，农民工赶紧快逃，眼看习近平企图锁国的氛围，越来越强烈。 上海还是有不少地区，仍处于封控中，不满韭菜，却只能望着铁门兴叹，前日有一个视频显示，上海静安区某一个高级住宅区，一堆住户在大门前面向外面挡门的大白叫嚣抗议，要求解封，门外大白也不回应，突然一位洋人走向前，径自把大门打开，住户鱼贯而出，大白眼看洋人开门，也不敢阻挡，这时候，里面的人才说：“还是洋人厉害”。 上海封城期间，族群不公平待遇，当然不止这一椿。某小区居委下令严禁出门溜狗，洋大人置之不理，照样溜狗，没人敢阻挡，前日，一位义大利人闯出封锁的大门，大白公安企图抓人，看到义大利领事馆的公务车开来，立即放人。今天，这几椿事件，如果是中国人干下的，下场就不同了。 实际上，无产阶级社会，是老共欺骗人民，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红色中国就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真要评比，与清朝没两样。 城乡户籍二分法之下，毛泽东口中伟大的工农兵是最低等级，比商人还低，下城市的读书人，商人地位较高，排行起来就是文，商，士，工，农。毛泽东眼中的臭老九有两种，反对者臭，支持共产党就是香的。中共嘴巴很嚣张，喜欢骂美帝，但是，内心里最怕美帝，其实，恐惧洋人是有历史原因的。 1832年，清帝国把英国垄断的贸易执照撤销了，长期来，两国已经为了公平贸易吵翻天，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茶具，纺织，但是，清帝国却不向英国买东西，迫使英国弄出鸦片贩卖，但是，清帝国又到处设限，贸易执照撤销，经过几年谈判没下文，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宣战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从长江口打到镇江，清军海军迎战，一张当年的战争照片显示，每当清军水手落水，炮艇被击沉，周围河岸上，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替英军叫好。看这些老百姓，只穿一条短裤，没穿上衣，很显然就是底层人民，宁愿为洋人鼓掌，不给清帝国鼓励，这样的国家是否善待人民，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屈辱，成为中共洗脑人民民族主义的理由，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是打开封锁中国大门的开始，人民看到世界了。 照理说，强国既然伟大了，应该抛弃屈辱历史，那么人民也应该受到国际尊重才对，事实却相反，今天的中共让人民走出国门，蒙受的屈辱更大，100多年来，耻辱还是挥之不去，为何会这样？答案就在上海那栋豪宅里，被红色铁拳整治，不敢推门外出的小韭菜，相对于勇敢推门，解放自己的洋人。 老共最喜欢谈解放，70年前，就高喊要解放台湾，把台湾描述为吃香蕉皮的社会，一直到现在，被洗脑的小粉红，还是自认中国最伟大，生活最高端，可惜，如此伟大的民族，被封锁到无饭可吃，没自由可言，最后，只剩敲锅咆哮，连推门外出的勇气也消失了，100多年前，靠洋人大炮推开国门，百年后，仍然要靠洋人推开自家的大门，丢脸啊，中国人。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大屠杀可能没什么认识。由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大家对那场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国讲演时还碰到中国年轻人提问说：是不是暴徒杀害解放军？可见不是年轻人不动脑子，而是共产党的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想一想就知道，学生和市民们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去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呢？ 很多经历过那场事件的人也认为事件起因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为现任总书记赵紫阳鸣冤叫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叫屈，是导致那场运动的导火索。造成成千上万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贪官污吏与奸商合作，是那场运动指向的目标。屠杀人民的军队，正是代表着贪官和奸商阶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富裕阶层。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为共产党总书记伸冤，只是导致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虽然当时运动的口号和诉求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幻想共产党自己清除贪官污吏，但也已经让邓小平集团认为是难以调和的敌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镇压才能解决。 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吗？现在的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敛了吗？现在的共产党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吗？都不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除了在美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泽民时代对社会做了一些妥协，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范围，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因而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索的出现，使得不断出现的反抗不会有大的规模，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 如今的形势，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能持续了。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脸，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习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产党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波操作超过了邓小平，直接朝着独裁专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标一致，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不但习近平的独裁地位不保，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系也将随之而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官商结合的有权有势阶级至今还不对习近平动手的原因。 但是习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威，摆脱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果。加强权威的两个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对各个城市的封锁。显示权威之外，提前消灭胆大包天之徒，消灭造反的种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必胜的战争，解决靠选举延长任期的难题，成为真正的皇帝。 不过，很可能没有他的第二个动作了。这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仅仅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正所谓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导火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尘埃落定，长达九年的保守主义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至此中断，由左翼的安东尼．艾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领导的工党结束在野，再主澳洲政坛。 5月21日选举日当晚，澳广中文节目在选情尚未明朗之际电话采访，笔者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能确保澳洲在全球局势变幻莫测之际仍能维持经济平稳和国家稳定，而且在外交上能够抗拒来自专制中国对澳洲的渗透和威胁。对于未来政府，外交上的难题还是坎培拉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他们有足具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专制产生自然免疫力，有政治智慧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如果工党上台，则希望工党能够切实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坚持澳洲的价值原则，澳洲利益高于与北京意识形态的亲近关系。 记者问有无对选举中的舞弊现象产生疑问，也有一些强力支持右翼新政党联合国家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的选民对这次选举使用可以涂改的铅笔产生疑问。笔者却坚定认为澳洲选举基本是干净的，不存在选票作弊现象。各政党对选举结果都接受，没有产生美国民主选举弊端的巨大疑问。澳洲不同政党在选举中采取隐蔽低下的手段和策略在过去时有所闻，这也是愿赌服输，由觉悟的选民自己决定是否责罚隐蔽低下竞选策略使用者。 多名落选的自由党议员公开表示对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的怨气，认为他们的落选是莫里森的“巨大的拖累”。传统自由党选区温特沃斯（Wentworth）的再度失手，落选议员本人没有犯错，他已经很尽力了，亲力亲为上门推广，但是对手是一位青色（teal）精明美丽的女性，实在无法抵抗这一波的冲击。这个席位的基本盘松动，应该源于2018年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退出政坛进行的补选。更要命的是副领袖兼财长乔希．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的落选，破纪录地使自1944年近八十年为自由党拥有的席位易手。他的落选使得昆士兰省的前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可以无悬念地成为自由党新领袖。 对于澳洲这次政府更迭，事后诸葛亮的评论各异，莫衷一是。维多利亚省自由党议员阿兰．塔吉（Alan Tudge）认为自由党在墨尔本失去如此多选票的原因，是那里的澳籍华人因为自由党对中共使用的严厉语言反应不佳。根据他的说法，这导致澳洲华人社区中16%的人脱离了自由党。他相信自由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来捍卫澳洲的主权，但是自由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 既然认识到“自由党在捍卫澳洲主权问题所持立场是正确的”，那就无需在正确之处做改动，修正了本来就是正确的，得到的只能是谬误。“但是联盟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为了选票迎合取悦思想错误的选民只会造成伤害而得不偿失。造成华裔选民投工党的根本原因是澳洲本身安全问题的漏洞，长期允许北京政权长驱直入对澳洲华人社区影响和控制，这个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早在20年前笔者就向澳洲政府提出过警告，自由党政府不在乎，工党政府就更不在乎了。 这次自由党败选，华人选民是一个因素，丢失三个席位。维省的奇泽姆（Chisholm）选区，廖婵娥上届就是险胜，命悬一线，这次丢失是必然的。纽省（新南威尔斯）的里德（Reid）选区和贝尼龙（Bennelong）选区易手都可视为2007年联邦大选的再现。但这三个席位的丢失还不是最根本的，更大的灾难是青色独立议员在自由党心脏地区成功翻盘，这个猛烈的攻击是更致命的。 选前就对华裔选民心态做了分析，请见如下： 大陆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来澳洲，到1993年工党一揽子计划让四万五千人获得了永久居留。这批人应该对中国国情和中共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不然不会冒险脚投票出洋。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不到半数的人应该因为对中共的认识而票投自由党，超过半数的人还会懵懵懂懂地不关心时政对工党1993年的居留政策感恩戴德而继续票投工党，或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拥抱中共政权，习惯于接受《微信》的大量信息，深度中毒而不自知。八九这批大陆人居留澳洲以后又有大量的大陆人通过不同方式移民澳洲，这些人应该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是几乎没有的，他们从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利，因而不会质疑中共的残暴和邪恶。 所以根本点不是“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而是坚持正确的坚持联盟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承认这一次失利，卧薪尝胆，秣马厉兵，重新集结，若干年后卷土重来。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自由党已经执政九年，选民有一种厌倦了这么长时间的美味佳肴，长时间的品尝已经感觉平淡乏味。民众就想要改变口味，即使改变的新菜肴不见得鲜美可口，选民也觉耳目一新品尝一下。 这次大选也如潮汐的潮涨潮落，整个澳洲的民心大幅度向左倾斜，绿党得票率大幅度提升，尤其在昆省可能夺得两个下院席位，那是非凡的成就。而右翼势力咋一看好像左右著澳洲，实际上远不能抵御这一波左倾潮流，右翼的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还在艰苦的计票之中，还不能确保再次胜出。联合国家党的帕莫（Clive Palmer）铩羽而归，耗费重金却战绩全无。这是政治钟摆作用，这是无法抵御无力回天的左倾巨澜，整个澳洲保守主义力量遭受沉重打击。不怨天不尤人，澳洲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只能等这一波左倾巨澜过去以后再战将来。 澳洲在艾巴尼斯工党政府主导下，澳中之间紧张关系会得到缓和。工党的胜选，自由党下台无疑是北京所期盼的。工党胜选让北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北京很快地主动地摇起了橄榄枝，以期中共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来自美、日、印、澳四国的军事压力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工党政府难以改变印太战略和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警醒侧目，以及对中共军事防范的国际格局。 中澳关系本质上不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澳洲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扩展开来。所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的关系。这一点西方国家的政客是不明确的不清楚的，西方国家的民众基本也懵懵懂懂的。中国民众无论在中国境内的还是移居海外的，甚至已经取得西方国家身份的，大多数人还是自认为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是一体的。这个认知的迷失，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可以与鲁迅笔下的阿贵相媲美。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联盟党对专制主义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而工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相近，共产主义的来源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社会主义。 20年前，澳洲曾参与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的印太战略，但工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7年上台后，就从印太战略中退出，一直到2013年自由党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击败工党陆克文，澳洲重新加入印太战略框架。 不过，在民主国家开始防范中共的大趋势和框架影响下，中共与澳洲的互动不会给澳中关系带来改变格局的重大影响。整个民主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暗中帮助俄罗斯，侧目是否在所罗门群岛搞军事扩张，因此，澳洲工党政府也不能够明火执仗地直接去跟中共恢复密切关系，否则，澳洲无法在世界民主阵营中自洽。 这次大选最让华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这一届澳洲政府中出现了一位具有一半华人血统女性外交部长，她叫黄英贤。她很出色，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看到具有华人血统的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人物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一位。她更强调她是澳洲人，就像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更强调自己是黑人一样。相信她会坚守澳洲的价值原则，以守护澳洲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业、服务业、消费都明显下降。各级官员十万人奉命参加中央的稳经济大会，表明中南海挽救经济之心何其迫切。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正向20%挺进，而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始终在掩盖真相。大规模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90后的几代人会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一、中国经济大滑坡，北京开十万干部视频大会稳经济 5月25日下午3点，中国召开了一次“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会议算得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会议，《经济观察报》报道，参加人数高达十万人，包括地级市、区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地级市为例，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与经济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市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台中央新的稳经济政策，而是为了敦促各地落实本地的稳经济政策。一句话，要全国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经济。 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峰、总理李克强先后讲话，披露了一系列经济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滑坡的现况确实十分严重。仅举几例：今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2.9%，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跌落11.1%，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这样的经济形势，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严重萎缩。经济萎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清零”政策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强还提到了两个事关经济未来走势的资讯。其一，由于4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扣除退税后减少5.9%，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紧，有几个省已经向国务院打报告，想从中央财政借钱度日。但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的钱要负担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只剩下一笔用于应对特大灾害的总理预备费算是机动资金。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政府没钱，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不许加税；至于向中央财政借钱，各地就死了这条心吧。地方政府没钱了，要落实稳住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其二，中国70%的制造业要靠进口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而4月的进出口是零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没打算为今后扩大生产而增加零部件进口，这样，疫情之后制造业企业不会很快复苏。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国的企业是1.5亿家，但今年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减少了近13%，因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注销了在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企业减少将近一成半，就会有相当于两成的在岗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二、现在中国多少人失业？ 为什么一成半的企业关闭，会有约两成就业员工失业？因为，关闭的企业会全数裁员，但尚未关闭的企业也会裁员自救，因此，失业员工占原来的就业员工的比例，会多于关闭企业的比例。 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大约是4.4亿，如果今年被裁员的员工占两成，相当于被裁员工达到8千8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增失业人口。如果加上城镇人口中原来已经失业的，以及今年新毕业的1千万难以就业的大学生，总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亿。 如何据此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呢？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因为老人和小孩不属于可就业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而全国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9亿城镇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5.7亿，其中1亿人失业，则城镇失业率大约是17.5%。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这次会议上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全国平均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在31个大城市为6.7%，而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待业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笔者估计的17.5%的城镇失业率。官方的调查失业率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似乎偏低？这就涉及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背后的隐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盖失业真相？ 中国政府会夸大经济成长方面的数据，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压低负面经济数据，失业率就是一个它一直在掩盖真相的统计指标。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认可的失业数据，而那是个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连续几年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 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这样，官方的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曾经变成一个常数，恒久不变，总是3%上下，经济好或者不好，都是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多年来都故意不公布真实失业率，只公布就业人数。 随着5年前中国失业现象日益恶化，为了掩人耳目，从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这个统计概念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不算失业，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 其次，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失业率，其调查范围很小，尽量少覆盖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在城市失业人口调查时，又用“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把许多事实上失业、但在网上卖一点东西的人口从失业范围中排除掉。 再次，中国地方大，按道理，调查城镇失业率应该尽量扩大样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国家统计局只抽样8.5万城镇住户，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万分之三，抽样率不到美国失业调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对样本覆盖地区保密，不让研究者了解，究竟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这些手法以后，中国从2018年以来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后经济恶化，这个失业率也只不过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已。与其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为了公布失业状况，不如说，它是为了掩盖真实失业状况。 四、毕业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门 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结果。2021年全国有1,02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生、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也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为了提升就业资历，那剩下的人为什么都挤到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里面去，为什么没多少人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而聘用新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毕业大学生能在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校里找到工作吗？看一下中国现有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就知道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白领职位一直是5千多万个，其中公务员占三分之一，教师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业、金融业等等企业。毕业大学生想挤到政府部门或学校去教书，可能找到工作机会吗？这5千多万白领职位，平均每年只有150万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钱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领职位，剩下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蓝领，就会失业。 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年内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变成长期失业，因为下一年又有1千万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求职，会把前两年毕业的人挤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真实失业率仅仅因为失业大学生，会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90后、00后青年人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人生前途会如此暗淡。中国的文革时期，因为经济停滞，政府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就实行了中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的政策，把他们统统强制赶到乡村去当农民。前两年，中国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学生“上山下乡”这个口号，虽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当局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无奈。 五、大规模失业的潜在威胁 分析中国经济的表现或中国的失业规模，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欲振乏力、失业长期化的趋势；其二是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影响。显然，失业问题既有趋势性恶化这一面，也有经济短期停摆造成突发性失业潮这个近期因素。疫情以来，大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商业服务业小企业破产，虽然是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的，但这些新失业的几千万员工可能会转变成长期失业。 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仅代表着经济恶化，也意味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产党，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召唤反叛青年之外，当时的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也是一个原因。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在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这会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开始。中共用强化社会监控来防范社会不满，但监控只能暂时压住表面上的社会不满，却无法改变青年人的绝望。那是一个“高压锅”，大规模失业就是锅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满则是锅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9日晚上8点，北京高三学生李泽正在家做着AP考试习题集，一条朋友的短信让他吃了一惊：“AP考试被取消了。” AP考试，是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成绩主要反映被试者的学术能力和兴趣多样性。在北京，开设国际部的公立高中约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学校以留学美国为主要目标，从高二开始开设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课外，学生还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科目并完成考试，成绩可作为今后申请欧美高校的重要依据。 李泽立刻起身，打开AP考试网站，查询考场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团培训中心3号楼考场“因疫情管控关闭”。关掉网页后，他脑袋懵了。 18岁的李泽，就读于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国际部，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毕业了。2月，他已经收到了英国法学院排名前五的杜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条件是：只需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试成绩。 拿到成绩后，预计9月他就可以进入自己梦想的学府深造。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国多个城市抬头，受疫情及相应防控措施影响，5月6日，AP考试网站正式通知，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等考点全部关闭，且考试取消后续不提供任何补考、网考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李泽今年将不再符合录取条件。 一切来得突然，李泽和他的父母一时不知如何补救。为了孩子顺利出国留学，李泽家从三年前就着手准备各项事宜，选择高中国际班、找留学中介、制定留学计划、学习、备考……这个北京的中产家庭为了踏准留学的每一步，前后花费了至少60万元，如今所有的计划被全盘打乱。 中产家庭的三年：用精力与财力长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学，对任何一个普通中产家庭都是至少为期三年的长跑。 比起那些从小学、甚至更早就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李泽家启动的时间算晚的。中考前，李泽的父母还未下决心让孩子出国读大学。直到李泽从数学考场出来，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妈妈，“感觉自己要没学上了。”他们意识到，如果孩子参加高考，依然会面临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无法进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实我希望你去国际部。”中考结束当晚，妈妈对李泽说，她打算拿着模考成绩去申请提供留学课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国念书的学校分两类，公立高中国际部和国际学校。选择的标尺基本上与经济能力匹配。李泽的爸爸是一名小企业主，妈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家庭年收入约50万元。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动辄数十万，还不包括游学、活动等其他费用，李泽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决定申请一学年学费10万元的公立高中国际部。 李泽妈妈关注了北京市各个梯队的公立校微信公众号，翻阅了数不清的国际部招生和入学考试信息。李泽至今还记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时，就被拿着简历和模考成绩的妈妈从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学校国际部入学考试现场。当天，毫无准备的他一连去了四个学校参加考试，每场笔试完还有面试。 他很佩服妈妈。去考试的最后一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依照入学考试信息，他到时已经快截止招生了，但妈妈不知怎么帮他力争到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当时场内只剩他一人考试。 虽然没有准备，幸运的是，他去考试的四个学校国际部都录取了他。最终，他们选择了号称美国排名前三十大学的升学率50%的学校。 一旦进入留学申请体系，就意味着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为了申请上更好的海外大学而服务。一年10万元的学费成了李泽家为孩子留学的最小支出。 从入学一开始，李泽妈妈就请了23万元的留学中介，专门为低龄留学生提供“私人定制”服务。不同于3～5万元的平价中介，高价中介除了指导撰写大学申请文书、修改论文、指导学校选择等，还陪伴孩子整个高中生涯——为其留学准备期的每个阶段进行规划，比如，什么时间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和培训，才能在申请中更有竞争力。 三年30万的学费，23万的中介费外，超过5万元的托福、ACT和AP考试培训费，超过2万元的考试报名费，和参加各种活动1万～2万不等的项目费。 在这些高昂的费用之外，李泽还要完成课业负担。 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成绩关。为了在托福语言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中考结束后，李泽的母亲就把儿子送进了培训班，从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后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个月的冲刺班。 对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结束后可以享受轻松的暑假生活，对李泽而言仍是日复一日的学习。每天早晨7点不到，李泽房间的灯就亮了，他要在8点前赶到语言培训学校上托福课。除了课间休息1～2个小时吃饭外，直到晚上8点，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训学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后，要熬夜将当天作业写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报名费2000元，光报名就花了1万元。”李泽告诉风动，他5次考试的最高分达到了108分，终于摆脱托福培训课程。而他有同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成绩没达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训班费用，前后花费了超过10万元。 除了学习托福、SAT等学校自己设置的课程，李泽还要在PreAP(化学物理)、英语文学、美国研究、公众演讲等美国高中课程和AP课程中，表现出色。 他所在的学校，从高二起开始学习AP课程。学校设置了超过13门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艺术、计算机科学、统计、微积分AB、微积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语、化学等。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考不了AP的世界语言类、政治政府类科目，和大多数国内学校一样，李泽所在的学校设置的几乎都是理科课程。李泽被要求高二必须学微积分，并且要另学一门理科。这样一来，对于擅长人文学科的李泽而言，AP课程似乎具有了应试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内学习，李泽为了GPA（平均成绩点数）也会付出额外的努力。李泽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有60多分。此后，他总会在下课后去向老师请教问题，学校5点放学，他常常学习到8点多才回家。李泽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这个水平已经满足所有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的申请条件。 对于海外高校而言，课业成绩不是唯一的衡量项，课外活动也至关重要。在学生递交大学申请材料时，还要填写一张活动列表，填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校内校外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各项能力。 高一暑假，他参加了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社交媒体研究。高二暑假，在参加完一个月的ACT考试培训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芝加哥大学夏校，耗时5周，项目费用超过2万。参加夏校，可以证明学生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也可写在个人参与的活动列表中体现其兴趣多样性。 夏校的筛选条件并不比申请大学轻松多少，除了要写文书、提供语言成绩和在校课业成绩外，还需要老师写2封推荐信。 夏校课程在暑期举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点，李泽都要准时坐在电脑面前，登录zoom会议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学生连线，教授每天都要求学生阅读30多页的英文文献，随后在下一堂课上组织讨论，且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讨论中发言。 李泽记得，第一节课他没有发言，被助教提醒，之后，他每节课都会发言2～3次。 离理想只差临门一脚 像所有中产家庭一样，投资留学的预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学历更具竞争力，未来可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高二之前，李泽最想去卡尔顿学院，这所海外高校在中国人印象中名气不大，但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它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李泽以文科见长，高一定专业方向时，他一度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可是，历史的就业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职业似乎只有老师。 于是，李泽将目光转向更容易高薪就业的计算机系。他查资料时候发现， 在美国，计算机应届毕业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万美元，后来，他常常在课余时看罗翔的视频，罗翔表达幽默，逻辑清晰，把离奇的案例解释得清楚有趣，他又觉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里人也从事法律相关的行业。最终，他将自己的留学目标设定在了法学系。 不同于美国大学只对研究生开设法学课程，英国大学面向本科学生也设立法学学士学位，李泽锁定了英国杜伦大学。这所高校的法学院是目前英国最优秀的六所法学院之一，曾诞生许多任职于英国最高法院的成员，议员和政府公职人员。 李泽想，如果能从杜伦顺利毕业，未来他也许可以留在英国、成为一名律师。作为独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留在国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泽都在为自己的前程积极准备着。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试中，微观经济学和微积分2门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绩，和物理4分的好成绩。此外，他还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绩（ACT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前五十的院校A分数标准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试，他在高二开学时建立了足球社团，还参加了线上支教活动。 凭借优秀的成绩和社会实践背书，李泽于2021年10月15日开始，一共申请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十所大学。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后一个月，李泽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录取之间的状态中横跳，从开始的兴奋、伤心，到后来的习惯、麻木。对他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的有条件录取书。 杜伦大学给他的条件是，须提供任意3门AP考试5分的成绩，或者2门5分、2门4分的成绩即可被录取。这意味着，他只要再有1门AP成绩到达4分，就可以顺利入学。这对他并非难事。 今年他报名考试的是宏观经济学和计算机原理这两个科目，宏观经济学是他的强项，模考成绩一直都是5分，计算机原理的模拟测试也可以达到4分。 就在他距离杜伦大学法学院只差临门一脚时，却撞上了考试取消且没有补考机会这种，对他个人而言的“黑天鹅”事件。 等待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大陆从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余年时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其中，仅有2020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试全都被取消，随后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了线上补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试机会。2022年，随着全球疫情逐渐稳定，AP考试又恢复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这一次，没有补考机会。根据AP考试注册和管理网站Prometric5月6日发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补救措施是，他们可以向无法提交今年AP成绩的学生提供当地AP考试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后的一周，李泽的生活就在不停发邮件中度过，他迫切想为自己的前途最后一搏。 第一封邮件是写给杜伦大学说明情况的。邮件里，他详细罗列了校内AP课程成绩、课堂表现、疫情考试取消说明，恳请学校考虑到因中国疫情防控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考试被取消的情况，将有条件录取直接转为无条件录取。 5月4日，杜伦大学回复了学校的邮件，表示针对此次考试取消，校方在讨论应对方式。 李泽妈妈也坐不住了，她开始联合其他家长与学校沟通，希望学校能拿到AP考试的机构认证，让学生在校的AP考试成绩得到海外高校认可。 至今，这些举动仍无实质性进展。 李泽并不是学校里唯一受影响的人，他的同学和他情况类似，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但因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影响录取，也给学校发了邮件，校方没有同意直接录取的请求，但承诺他通知书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条件的AP成绩，一样可以入学。 那位同学最终放弃了等待，选择了另一所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可李泽陷入两难，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妈妈竭力反对他等待一年再入学，“这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国去读预科。”妈妈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空缺的一年，在以后的简历中不知该如何书写。 5月6日，AP官方发布通知时，李泽在网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长呼吁相关部门的书信，其中写道“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以后报效祖国”，这在同学圈子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李泽却能理解这些家长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都是关于个人前途的，可提个人前途的话，事太小了，大家不会重视吧。” 事实上，因为疫情影响的出国留学考试不止AP，还有语言类考试雅思、托福。 据托福考试官网，2020年以来，托福考试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超过6次，每次取消都长达一个月，没有任何补考机会。虽然雅思、托福每个月都会举办，每年有多次考试机会，但对于按照规划进行申请的学生，何时提交语言成绩、哪个假期要参加什么活动，都在计算之中，每一个小的延迟都会打乱他们的申请节奏。 突如其来的变故影响，也逐步显现在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意愿中。 一名留学行业资深人士告诉风动，近年来留学申请的学生人数有增无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几天，妈妈经常和李泽探讨未来期望的生活环境，“妈妈期望稳定和安全”，像他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举家长年的努力，因为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因素，付之东流。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23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记者问拜登，“出于明显的原因，你不愿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如果有必要，你愿意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吗？”拜登回答说，“是的。” 几个月前拜登对台湾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但随后白宫发言人声明是语言错误，美国两岸立场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再一次明表明态度不可以再说是语言错误了。拜登历来喜欢搞模糊策略，特别是两岸问题上。实际上他对台湾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之所以不明说是为了给习近平保留面子，不直接打脸，毕竟他与习近平有多年的交道，即使下手下留三分情面。 这一次拜登访问日本，由于日本对台的立场非常清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呼吁美国对台的协防要有清晰的态度。拜登这次访问本来就是要与日本确立共同军事保卫台湾，他的模糊政策要再搞下去日本就会不买账，你做好人，我做恶人这个不行。因此拜登也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而作了清晰的表态。可以说拜登的这个表态是被日本逼出来的。 在拜登发出军事保卫台湾后，中国外交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我们敦促美国避免向台湾支持独立的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这样一种表态可以说相当的温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应，一副怂相。中共外交战狼不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一退再退，在台湾问题上同样也是一退再退。看来中共对台的底线又要重新往后移了。 拜登对台军事防卫的表态，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日美两国对台湾军事防护的共同声明。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对台湾的防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台湾的防务全面对抗中共。美国两党抗中的法案即将通过，而美国要真正做到抗中，最重要的盟友不是欧洲而是日本。有日本这个对中国知根知底，文化上又有相似之处的邻国，大事可成。原来日本作为二战侵略中国失败的国家，对中国一直有负罪感而友之，对中共的人权，对中共的军事扩张也少有批评，但现在看到与中国的友好并不会改变对日本的仇恨。中国军事上的崛起又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对台湾的威胁。台湾与日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说出了台日关系的真谛。 俄罗斯拿下乌克兰，中国拿下台湾这是中俄结盟，普京与习近平两个独裁者说好的共同目标。但世事难以预料，仗一打起来事以愿违，俄不但没有打下乌克兰自己也陷入困境，中共对台武统也因此受到全面阻击，习近平拿下台湾只能是望梅止渴了。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台湾的存在告诉中国人，中国也可以与台湾一样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人也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