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書用戶以外語投訴 帳號秒獲解封 網民諷：西藥見效快
2026 年 9 月 18 日
六四屠城33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不允许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坚持了30年的香港维园烛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继续为自由而战的华人，仍然举办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及烛光晚会，缅怀六四英烈、继续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 人类的历史，由人类选择构成。33年前，觉醒的部分中国人，与其他共产主义党国觉醒的人群一样，选择与共产暴政抗争，选择与共产暴政强加给他们的命运抗争，纷纷通过语言文字和街头运动表达他们对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向往和诉求。 觉醒人群的这种勇毅行动，对掌权的极权主义者们带来挑战，也给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当年中共党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本可以与苏联东欧的同类一样，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民意，改邪归正而转变为拥抱普世价值的正常人，放弃专政特权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当时中共体制之内确实也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朝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包括党国上层的赵紫阳、鲍彤、李锐、李昌、朱厚泽、胡绩伟、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却选择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为敌，继续充当为非作歹的恶魔。他们调动全国十分之一的野战部队，用坦克和机枪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继而全面清洗体制内外参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将波澜壮阔的89民运扼杀与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当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于无知和贪婪，做出了与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选择。他们对中共政权进行的口头谴责和三心两意的制裁，实际上只坚持了两三年。在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以便全面推进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经济全球化，无视共产暴政在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等5国的继续存在，无视共产暴政和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世界观和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继续存在。这些根本冲突，正是冷战的本质特征，因而冷战实际上从未结束，只是民主世界无意正面迎战而已。 20世纪70年代开启去极权化、80年代已步入后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党国，在血腥镇压89民运之后，意外地获得新的机会，得以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吸血维生，正像恶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疯狂生长的宿主。中共党国不仅得到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和市场，而且得到了滚滚而来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后极权主义党国，中共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空间，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中共对政权的全面垄断、坚持党的政治控制和极权专政机制，从而使中共党国成为可以不计人文和环境成本发展经济、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全球投资洼地。 共产党国和资本主义杂交，生成了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这一怪物。这一杂交而成的制度因为更贪更狠、更黑更恶，以人权、环境和人间基本道德为代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为国际资本提供高额利润。中共党国正是凭借野蛮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找回了”自信”，甚至于无耻至极地到处炫耀血腥的、以专制暴政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不断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对立面，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因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壮大。这些新冤民来自各个阶层，人数有两三亿之众，包括被党国以不同方式侵权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轮功信众、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被严厉打压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被强制拆迁户、被无理开除的职工、被欺压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愚弄的退伍军人、被欺骗的金融难民、被迫害的维权律师及各类维权人士，等等。在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与中共党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那些仍旧集主子与奴才与一身、人格严重分裂、视党权高于人权的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各自东西。在自由民主诉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像东欧原共产国家那样从后极权国家转型到民主国家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六四屠城33年之后，中国历史又到了新的拐点。中共政权所炫耀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百病缠身、难以为继。几十年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带来的是综合性衰败， 具体表征是资源枯竭、环境崩溃、贫富悬殊、债务危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资本利润率下降、大规模破产、大规模失业、投资边际效益在诸多行业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亚通过针对中共统战的《外国影响透明方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标志着民主世界终于从 “合作共赢”的迷梦中觉醒，决心放弃绥靖政策而正面反击中共党国的挑战。2021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政府主办全球民主峰会，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应邀参加，也标志着抗拒专制暴政的国际民主同盟初具雏形。 毋庸讳言，民主世界的这种新选择步履维艰。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任之时，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对峙的新国际格局中，必须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必须对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做出明确区分，必须下定决心改变中共政权。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俄乌战争的档口没有访问乌克兰而是造访韩国与日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俄乌战争的档口仍然将中国而不是俄国视为最大威胁，足以表明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共党国这个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打冷战、无意改变中共政权，又表明他们仍然缺乏像彭佩奥等人那样的决战意志与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领导职务两届任期的惯例和明文规定，确立他的第三届任期，甚至于恢复党魁终身制，天怒人怨。这无疑是中国朝野上下联手倒习、改变中国的契机。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 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中共二十大政治大戏预料今秋上演，重中之重就是习近平的连任问题。最近海外网上议论较多的是习近平是否能成功连任，其中反习声音较高。除了看起来有些八卦的元老逼宫、习体面下台、李克强上位之类炒作，近日研究中共文件发现，一个来自中共黑帮帮规系列的埋伏，似确能成为习“完全连任”的障碍。 中共帮规埋伏总书记限“两任期” 二十大有好戏看？ 6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发推贴图说：“我刚刚上网查了资料。《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于2006年起颁布实施，没有做过修订，这个规定至今有效。因为篇幅受限，我未能全文转推。有兴趣者可以自行上网搜索。” 笔者查了一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下简称“暂行规定”）由新华社于2006年8月6日“受权发布”。但在《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中，显示有关规定于2006年6月10日施行。这个文件目前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政府网均能查到，至迟在2018年仍获地方网站转引，官方并未有废止的通报。 “暂行规定”第一条说明出台规定目的是“为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制订依据包括中共宪法和中共党章等。 第二条说明“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等等。也就是说适用于中共中央层级，包括中共总书记。 第六条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也就是说，按此规定，中共总书记一职，并非像一般人认为的，没有连任限制，而只能任两届。 第七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同一层次任职15年，就是说中央的正职领导（正国级）的不同岗位，担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还可以担任一届（五年）的正国级的其他职位。 再查下中共最大的帮规——党章。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修订的最新党章中，第三十八条写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在1980年代邓小平实际掌权时敲定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写进中共党章。后来的修订就一直没有动这一条。 中共党章没有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相关职务可以连任多少届，但至少是不保护终身制的，只是力度较弱，弹性大。但并未废止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说明中共总书记只能担任两届，这一点显得分外扎眼。 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江苏民进网（民进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共治下的所谓民主党派之一），2017年11月6日，发表一个民进淮安直属二支部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任期修改的建议”，声称：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届满也就是69岁，建议将“暂行规定”第六条修改为“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除外”。 一个“民主党派”公然关心中共总书记的得失，拍马屁太响，实在让“民主”二字蒙羞。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从这个建议可见，体制内的习粉，早已注意到总书记只能担任两届这个问题，并提出异议，但这个建议最后有没有得到回复不清楚。 由此也可以想像，围绕习近平连任的实质障碍，早在中共十九大后就一直在党内或体制内议论，一直拖到现在，到中共二十大，或有好戏看。 谋连任成跛脚行动 “三位一体”模式破功？ 再来看看被视为习近平为第三任期甚至终身掌权铺路的修宪，即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当中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中共历来党大于法，宪法在中共的帮规面前显然还是处于弱势，且宪法管的是国家主席任期，无法处理中共党内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修宪还压不住中共帮规对他连任总书记的阻碍。 但中共还有个所谓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职务“三位一体”的说法。 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018年2月26日曾发表社论，为当时即将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吹风，称中共“最近20几年形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它被实践证明健全、有效。”文章说，修宪举动不代表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而是为了确保国家领导人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三位一体”当中，国家主席任期已修宪破限，中央军委主席是本来没有任期限制，但中共总书记，按前述“暂行规定”帮规，其实是有限制的，只能任十年。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习近平死力谋求的连任，可能是跛脚行动，最后无法达成官方吹捧的“三位一体”模式。 交出总书记 习或“双位一体”掌实权 看来习的智囊也不可能不清楚，总书记任期是有两届之限的。故此有关中共二十大权力的内斗，可能是另一种局面，斗争的结果，决定著中共领导格局，可能是另一模式：交出总书记，但习照样掌控局面。 首先，习近平要保证军权，只要还是军委主席，他就握紧枪杆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近年采取柔性治军，在军中给足福利、淡化反腐，目的就是押宝军队保二十大“连任”。党内反习派要夺权，如果无法在军中夺权，或另建武装搞政变，根本翻不了天。 第二是保证担任已破除连任限制的国家主席，也就是他还是国家元首，以保证对内对外的权威，这已经透过修宪解决，有人反对也乏力。 第三是中共总书记这一职，习重点要将其变得可有可无。中共总书记最初设计时仅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职务，一旦习近平届时连任总书记遇阻，可能会争取将其还原成虚职。即便总书记仍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只是找一个像胡耀邦、赵紫阳一样的人物，不听话的话也随时会被掌控实权的太上皇搞掉。 如此一来，所谓李克强上位之说，也并非完全笑话，因为按前述“暂行规定”的第七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可以累计达到15年，才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李克强按规定仍然可以担任总书记或人大委员长之类正国级职位。 但是强势的习近平只会让历来弱势的李克强继续当背锅侠（背黑锅），事关中共的内政外交早已一团糟，特别是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或者不是李克强，而是更年轻的李强、陈敏尔、胡春华之流来当总书记，也一律只有背锅的份。 早前不断有人说习近平可能会重新设立、担任1982年废掉的中共中央党主席职务，以取代总书记职务。但笔者认为习派可能想这样做，但动作太大，且未必能成功。下月底的北戴河会议就会争吵出结果，如果习需要妥协，最大的妥协，很可能就是不设党主席，交出经过虚化的总书记，习以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双位一体”握实权。 军国双位一体 习攻台野心膨胀 如果前边分析变成事实，因为习不止是中央军委主席，还是台面上的国家主席。在军权的支撑下，其连任的国家主席，会从历来的虚职，变成实权职务。在军、国“双位一体”掌权模式之下，习近平实权超越邓小平，远非所谓的垂帘听政。 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正是行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的权力。不排除习近平进攻台湾的野心，会进一步蠢蠢欲动，其打著民族复兴幌子的共产极权军国主义全球扩张计画，在中共二十大后，会正式摆上日程。 但习近平如果这样做，将同时面临两种危机。一方面是中共内部暂时妥协的反习势力会抓住机会，直接威胁习本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普世价值之光护台，在联军合力和各国制裁之下，中共无视天理人心的战争妄行，也会将其政权送进坟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过去30余年里——正如普林斯顿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中所作的有力论证：以美国为首的经合组织为与中国接触而竭尽全力。人们期待着：如果中国被允许加入自由国际秩序和世界贸易组织，就将在经济上繁荣、在政治上走向开放。 中国的确繁荣了，但并没有开放。接触并未奏效。习近平现在主导的中国，公开敌视自由贸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则。它甚至推翻了邓小平推行的温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压制改革开放时期的试探性法治实验；它公然谋求霸权，其野心在整个（亚太）地区都不受欢迎。我们远非孤立无援。 范亚伦总结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联合起来，遏制习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领导政权的反自由主义。我们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义和自我怀疑中”，他说。 在即将离任的联邦政府领导下，以及上周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有初步迹象表明这种改变正在发生。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认为是我们造成了与北京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把头缩回来。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亚学者在总理内阁部前主管约翰•梅纳杜(John Menadue)设立的政策讨论网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公开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换届“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熔断重来的机会”。 所有的签名者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封信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新闻机构，新华社上以英文发表。 看起来，这些学者比即将卸任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有着更好的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过去两年里，这些部长甚至连北京打来的电话都接不到，更不用说在新华社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了。 他们“承认新政府很可能会避免前任那种过于激进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少一些公开攻击可能会更奏效：国际性的接触应该取代战争语言。” 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辞吗？难道他们认为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对其邻国的行为都仅仅是 “接触”？他们是哪根筋搭错了？ 这封公开信的最后一段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和未来的全球大国，其发展必然是颠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双向沟通，而不是‘传声筒外交’，这样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特别是，一项既考虑外交和经济利益、又考虑大国战略关切的中国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在意识到未来巨大困难的同时，我们敦促（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做出调整。” 谁会对这样的措辞有异议呢？这就如同赞美母爱和苹果派那样正确。 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和整个经合组织，在过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时每刻，都在寻求做到这些学者现在敦促我们做的事情。 过去十年间，人们观念的巨大转变并非由于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达顿的一些盲目的过激言论，而是出于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全然客观的原因。这些有着温和关切的好心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亚一样，美国、韩国、瑞典、西班牙、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德国、荷兰、英国以及最近的新西兰对中国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习近平治下急剧下降。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担风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现实是，广义上的西方（包括亚洲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的开放上做了赌注，它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要颠覆自由秩序，它对香港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点。现在是时候对付它、掀开它的伪装了。正如范亚伦所说，中国共产党 “只想避免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公开对抗；更准确地说，它只想阻止美国及其伙伴以意识形态为由与之进行强有力的、明确的接触”。 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而且是长期要做的。传声筒外交？随你怎么说。学者同志：游戏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必须赢。当然，这需要我们集中所有的灵敏、韧性、耐心和战略技巧。有迹象表明，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都明白这一点。 保罗•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中国事务主管。他著有《寂静地带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国》（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论》（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独裁者与危险观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传媒/宋紫昭翻译）
六四33周年，马英九照例发出一篇纪念文，除了再次批评台湾处于“不自由的民主”外，也用了一整段的篇幅盛赞鼓励习近平，马英九表示： “去年10月，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时谈到了民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我认为这是有助于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如能真诚面对、平反六四这个历史创伤，不但在国际上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两岸也不会越走越远。”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前总统，选在六四这一天嘉许期勉习近平，这内容实在太令人震惊，就连许多曾经支持“马英九路线”的人恐怕都难以接受。虽然还是有人指称：马英九没有肯定中国民主，马只是引用习近平的话，希望习能够“真诚面对”民主的挑战，其实是一种“祈使句”云云⋯⋯ 即使试图以如此宽容的角度解读马英九今年的六四发言，同样充满谬误： 一、中国共产党的确也讲“民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是结合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这其中，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以专制的方法来对待敌对势力，是用以维持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权”。 在这样的语境里，如果你属于“人民”，那么这里就是民主国家；如果你不属于“人民”，那么这里就是专政国家。至于谁是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当然全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解释；但既然一切要“听党话、跟党走”，又何来“人民当家作主”。 二、习近平去年10月的人大工作会议里提到“民主”，他当时说法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著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所以，必须以“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斯主义”为前提，才有马英九所提的“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民主根本非彼民主，习近平所谓“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毫无疑问只是共产党专政下的民主。 三、无视数百年的西方民主思潮经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去年12月发表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忝不知耻地把习近平在人大工作会的谈话加以引申，宣称中国是“全过程民主”，还褒扬这是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在这篇数万字的白皮书里，不断强调“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其实是用以对抗美国同时举行的“民主峰会”，阻挡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民主价值的围堵”。马英九选用这段话的同时，也就代表他已经站在西方民主人权价值的对立面。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如果对中国共产党这套指鹿为马、虚妄错置的“假民主，真独裁”手法毫无警惕，那就是愚蠢；如果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却援引这种不知所云的“民主”概念，干为共产党对抗西方民主人权价值的马前卒，那就是恶劣。所以，马英九是愚蠢？或是恶劣？甚或是两者皆具？就由读者自己判断了。 六四33周年前夕，中国驻港公署向多个驻港外国领事馆提醒，不要就“六四”事件表态。当天的香港铜锣湾与维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宣称若有人来到现场悼念，可能触犯非法集会罪。港人即使只在社群媒体发文提醒“勿忘六四”，都可能依煽动国家政权罪遭诉。东方明珠被摧残至此，但这位曾屡屡以呼吁中共“面对六四伤痛”沽名钓誉的台湾前总统，却宣称习近平正走在“建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期许这荒诞不经的“中国式的民主”，这不但在亵渎33年前六四的死难者，更是在受压迫的香港人、维吾尔族人的伤口上洒盐。 马英九这番话代表他当年选举对台湾人的承诺全是一场骗局，曾经两度选出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是台湾民主的不幸。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二十四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 最近，“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仿佛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 然而，当李克强还是封疆大吏时，我就已断定，他连当一个县官的能力都不具备。李克强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当上总理，并非像当年主政四川的赵紫阳那样有经济改革的政绩、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呼声，恰恰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沦为“优败劣胜”，平庸成为入常的门票。 一九九八年，年仅四十三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河南便是中国的“废省”，文明最古老，现实最惨烈，仅爱滋病的泛滥就触目惊心——二○○五年河南省爱滋病死亡人数高达全国的五成五！李克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这一人祸，继续打压医学界和媒体，隐瞒爱滋病灾情。被誉为中国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洁医生因揭露河南爱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严酷打压。河南地方当局歪曲真相，声称爱滋病泛滥是因为卖淫嫖娼，高耀洁却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事实上，绝大多数爱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踪、窃听和诉讼等手法打击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甚至还株连九族：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爱”事业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李克强在任期间，河南接连发生焦作、洛阳大火，烧死三百馀人；两次煤矿大爆炸，遇难一百八十人。李克强的管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腾之下，李克强调离河南，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其任上，作为东北工业大省的辽宁经济急剧衰败。二○○七年，李克强入常前几个月，辽宁省铁岭清河特殊钢厂厂房内二十七吨一千五百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倾翻，当场造成三十二人丧生、六人重伤，成为一九四九以来中国钢厂最重大的生产事故。极为恐怖和惨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却的钢里，凝固成一块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铁饼子，已无法辨认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勉强发现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带、手机套等。事故发生后，厂区全面戒严，对外封锁消息，不准死难者家属接受媒体访问。事后，李克强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直升为常委。我当时就撰文抨击李克强及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获得破格提升。这充分表明，共产极权体制早已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早已发现这一秘密。他写道：“政党政纲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变成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著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玛魅力的官僚：“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沉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的统治。不过，由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知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 今天，难道因为习近平“更坏”，就要拥抱“次坏”的李克强，将其视为拨乱反正的大救星吗？ 有多少中国人，都自诩为“中南海的听床师”？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他们将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央视《新闻联播》发展成一种高级阐释学。他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盯著此类官方喉舌，仔细研究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克强的名字又出现了几次，乃至播音员提及两人名字的语气有何差异。 因为没有选票，没有投票选举各级官员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才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的热衷。更让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预言某一天习近平垮台、李克强上位，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们就能打点行李，凯旋回国，成为李克强身边的哼哈二将、左右护法了。 其实，他们不是出身南书房，而是来自敬事房，他们也要回归敬事房。在大清帝国时代，敬事房主要负责皇帝与皇后、妃子的房事监管、记录。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会记下年月日，以备日后嫔妃怀孕时核对验证。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有几十快绿牌子，每个牌子上写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这天皇帝没有性欲，便会说一句“退下”，然后自己休息。如果皇帝来了兴致，想找哪个妃子，就会把写有这个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转过来。总管出来后把牌子交给驮妃太监。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后，全身赤裸，由驮妃太监背起送到龙床上。 负责把妃子背到龙床上的太监，叫驮妃太监。妃子必须全身赤裸，不是为了刺激皇帝的性欲，而是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脱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凶器了。在明朝就有过宫女刺杀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宫女为乐，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其熟睡之时，用麻绳试图将其勒毙。宫女们在慌乱之际将麻绳打成死结，使绳圈无法收紧，结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毙命。此时，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逮捕。后来，“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清朝就发明了这项奇葩制度——太监不仅负责将赤裸的嫔妃背到龙床上，还要负责在室外“听床”，时间一到，就要在外面大声喊“皇上保重龙体”。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别温柔乡，让太监进来将玉体横陈的妃子驼走。太监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鉴。 今天，很多身体已经来到自由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仍以忠贞不二的“保龙一族”自居。他们不去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不去思考伟大的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中国民间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顾，偏偏只关心皇帝的房事，只关心龙椅的归宿，只关心七个小矮人中哪一个会坐上龙椅并宣布大赦天下。布罗茨基早已洞悉此种权力运作和权力想像的虚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大于求而已，明白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热衷于“谁将成为谁”的无聊游戏，不再将“中南海听床师”或“驼妃太监”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国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期文章《薄熙来当年重庆“打黑”的总后台其实是习近平》经转载后，网友“菲斯普的里尔克”发表评论说：“薄是坏并不蠢，习是又坏又蠢”；网友“彼采荇兮”则跟帖感慨：“又坏又蠢的，把坏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来不是物竞天择啊。逆向淘汰也没这么个淘汰法的”；网友“中国梦姑”的跟帖是，“总后台可能谈不上，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比较大可能是，思维一致。” 关于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的话题，笔者2013年曾在本专栏的《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绍。说的是薄熙来受审之前，笔者即已经收到过一个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之间“友情互动”的“段子”：说的是王立军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了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当面阿臾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问谷开来：“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见一见？”王立军说，薄谷开来当时叮嘱薄熙来“一定要多给立军安排一些在习近平面前的表现机会”。 在中共政权已经以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狠狠打击网络谣言”的严峻形势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谣言”实难断定。但薄熙来打小就看不上习近平的说法，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网络”是何种东东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里，就传到笔者耳朵里的故事。当时是因为笔者的一本《中共太子党》招致读者反馈无数，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内的人士亲口向笔者讲述，习近平小时候是随着薄熙成和薄熙宁称薄熙来为“二哥”的。 习近平与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宁同庚，薄熙来和薄熙成分别年长他四岁和两岁。自幼喜欢踢足球的习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惯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宁，而对当时身材也比他习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来只有仰视的份儿。幼时的敬畏决定了日后的习近平一旦被薄熙来“辅佐”，肯定就真的成为“阿斗”了。 至于习近平与薄熙来“思维一致”的话题，笔者在本专栏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来当年的重庆举措全是为习近平搞的政治试点》，以及过去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习近平和薄熙来抢夺“红色文化”专利权》、《薄熙来本应是习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习近平发动“扫黑除恶”等于是在要求全党全国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等多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了为什么说当年“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最后“崩盘”的原因，而且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双双入狱之后，习近平恰恰是在整个中国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红色文化”已经从薄熙来时代的沉渣泛起演进至“红”遍整个中国，“红色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主旋律，是习近平“百年复兴”和“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 2007年，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曾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推崇过薄熙来在重庆的一段指示内容，大意是“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红色主旋律，绝不能怕被说‘左’，有意回避红色文化”。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高层曾有内部指示要求大力宣传习近平的“红色基因”论，特别解释“红色文化”、“红色精神”都是红色基因的组成内容。从2004年开始，习近平随时都不忘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习近平的浙系亲信黄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特别提到，不能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时大力提倡过“红色文化”、“红色传承”、“红色基因”，就在这类宣传上有所顾忌……。 “红色基因”和“红色传承”这两个词其实说到底，还是薄熙来从我们习总书记那里传承过去的。 为了证明“红色文化”以及“红色基因”、“红色传承”之类的陈词滥调“不是薄熙来的发明”，这个黄坤明特别跑了一趟福建，在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大讲了一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是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早在福建省担任领导职务时即已经大力提倡的。 接下来，黄坤明的中宣部又组织文章，专门论述所谓“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说是习近平从十八大以后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论述了红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红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内容，建构起系统而完整的“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关宣传文章中，把这个“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十分丰富，意义深刻，主要包括: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实践品质；传承红色文化，是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定位准确、拓展有力，习近平红色文化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还丰富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难怪有人讽刺说，将来薄熙来一旦恢复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习近平就谁是“红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专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还是在位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突然被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后，即有传闻说，这个沈德咏就是因为曾经替薄熙来鸣不平的“酒后失言”，从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晋升副国级的机会。而如今，退居二线已经好几年时间了却又突然被整肃，与他当初的“酒后失言”是否有关，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会有分析。这里先分析这个沈德咏当初是怎么在薄熙来的女副官动员之下，到重庆力挺“唱红打黑”的。 话说当年薄熙来在重庆主导唱红打黑期间，曾对中央官媒记者说过：“（唱红打黑运动）已为重庆广大市民所接受，参与面高达97.3%、满意度达96.5%。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渝时，都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个，薄熙来点出了6个，剩下的3个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院总理接班人李克强。 除了如上6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副国级的相关领导人中，到重庆挺薄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刘云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据笔者所知，当时的薄熙来还给了自己的女副官张轩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就是让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统的人脉，到北京去说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到重庆为打黑站台。 张轩领命之后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结果是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始终没有去过重庆，但时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则欣然前往，被薄熙来当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庆的时间，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长孟建柱都要早。 据重庆当地官媒报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沈德咏说，在熙来书记领导下，重庆开展“唱红打黑”，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每一项重大举措，都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协调发展，令人十分钦佩。尤其是“打黑除恶”斗争，影响大，效果好，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真心拥护。在“打黑除恶”案件刑事审判中，重庆司法部门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坚持法制精神，依法打击，不枉不纵，不偏不倚，宽严相济，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对重庆的“打黑除恶”，最高院责无旁贷，坚决支持！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审判工作，为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来则说，这些年，重庆将“打黑除恶”与反腐败相结合，打掉了一批“保护伞”，有效地净化了社会环境。在此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拥护，大大坚定了政法干警们“敢与恶鬼争高下”的信心。 其实，当时的沈德咏与薄熙来之间的这段对话，简单理解就是你重庆方面以“打黑除恶“为名，想杀哪个，想杀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时核准就是了。 当时的沈德咏从重庆回到北京后，即要求手下人着手整理“重庆打黑的先进经验和事迹”，报送周永康和习近平等人。客观上，进到了促使周永康和习近平亲临重庆，“眼见为实“的推动作用。 也正是沈德咏的力主甚至是亲自主笔，重庆司法机关的“打黑唱红”居然还被写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 在这份4万多字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重庆。说是最高法院一年来“积极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全年新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673件，审结622件，判处罪犯3989人，同比分别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重刑率达45.12%。重庆等地一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首犯及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依法严惩，表明了国家打黑除恶的决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作为重庆“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强案也被这份报告重点提及。此外，当时的重庆法院系统近十项措施也被写入这份最高法的《年度报告》，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法院，如开展“唱读讲传”和“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等。 沈德咏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的，时年64岁。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经被安排出任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发表沈德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的公告后，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当月底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沈德咏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沈德咏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马的一个一级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级大法官的头衔，只给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常务副院长和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按照中纪委权威人士的说法，凡是在正省部级岗位上退位的老干部，只要是被中纪委公开宣布了“接受审查调查“，那么其罪状肯定是已经严重到了足以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后，十之八九都会领刑无期，甚至死缓。而未来等待沈德咏的下场会是什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详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呢？是纪念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为了老百姓不受剥削压迫而牺牲了生命，和受伤致残的英雄们。那是一种精神，反抗暴政，敢于以命相拼的牺牲精神；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牺牲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义者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不能当饭吃。奴隶即使再富裕，过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严，是哺乳动物都知道的权利。精致的利己主义，最终只会堕落成为自甘形秽的奴隶哲学。 不一定要有那么深奥的理论，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闻目睹，已经让大家都明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祸国殃民的黑帮。虽然洗脑很严重，封锁很严密；虽然在共产党的暴力威胁下，人们不敢说真话；但是包括讽刺年轻人的那些人他们自己，私下里都表达了对共产党暴政的深刻厌恶。大多数老中青的各阶层人民，都对共产党有负面的观察。反抗的情绪正在酝酿，甚至超过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许是糊涂，或许是利益集团成员，或许是孤陋寡闻，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大屠杀了，只会吃喝玩乐。当年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人或者有亲戚参加了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他们的后代可能如此孤陋寡闻吗？不可能。只是由于共产党的严厉惩罚，他们不敢随便说真话。从小就被教育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于虎的时代，必须遵奉的自保哲学。 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外国记者，在电话里问人家这么敏感的话题，人家敢说真话吗？共产党的监控、告密和无孔不入的特务卧底活动，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要防范包括朋友在内的人。否则就会像知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一样，随时可能被朋友出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两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个残暴的天子，创造了奖励告密和密探的行业。吓得国人不敢随便说话，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随便不小心的一句话就把你送进了监狱。看来共产党不仅学习苏联的法西斯主义，也继承了老祖宗的国家恐怖主义。 远了不说，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揭开了官商结合的人口贩卖，引起了社会上不寻常的反抗呼声。各级共产党组织手足无措，左支右绌。武汉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反抗的锣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蛮的不法行为，远远超过了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相上下。经济下滑，战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贸易关系逐渐收紧，等等。 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满情绪的上升，不断的反抗已经越演越烈。社会正积聚着，酝酿着更大的反抗运动。我们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传的工作，要有回国与人民共同反抗的准备。待到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观论者。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只会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从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当一个富足的奴隶更幸福。 （原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