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倫托海灘發生致命鯊魚襲擊 全澳今年已有5人喪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六四屠城33周年紀念日，中國大陸不允許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園燭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繼續為自由而戰的華人，仍然舉辦規模不等的集會、遊行及燭光晚會，緬懷六四英烈、繼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人類的歷史，由人類選擇構成。33年前，覺醒的部分中國人，與其他共產主義黨國覺醒的人群一樣，選擇與共產暴政抗爭，選擇與共產暴政強加給他們的命運抗爭，紛紛通過語言文字和街頭運動表達他們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嚮往和訴求。 覺醒人群的這種勇毅行動，對掌權的極權主義者們帶來挑戰，也給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當年中共黨國的極權主義者們本可以與蘇聯東歐的同類一樣，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民意，改邪歸正而轉變為擁抱普世價值的正常人，放棄專政特權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當時中共體制之內確實也有一大批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突飛猛進，包括黨國上層的趙紫陽、鮑彤、李銳、李昌、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鄧小平、陳雲等人為首的中共頑固派卻選擇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為敵，繼續充當為非作歹的惡魔。他們調動全國十分之一的野戰部隊，用坦克和機槍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民眾，繼而全面清洗體制內外參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將波瀾壯闊的89民運扼殺與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當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於無知和貪婪，做出了與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選擇。他們對中共政權進行的口頭譴責和三心兩意的制裁，實際上只堅持了兩三年。在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以便全面推進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無視共產暴政在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等5國的繼續存在，無視共產暴政和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世界觀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根本衝突繼續存在。這些根本衝突，正是冷戰的本質特徵，因而冷戰實際上從未結束，只是民主世界無意正面迎戰而已。 20世紀70年代開啟去極權化、80年代已步入後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黨國，在血腥鎮壓89民運之後，意外地獲得新的機會，得以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吸血維生，正像惡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瘋狂生長的宿主。中共黨國不僅得到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和市場，而且得到了滾滾而來的資金和技術。作為後極權主義黨國，中共在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開放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空間，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中共對政權的全面壟斷、堅持黨的政治控制和極權專政機制，從而使中共黨國成為可以不計人文和環境成本發展經濟、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全球投資窪地。 共產黨國和資本主義雜交，生成了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這一怪物。這一雜交而成的制度因為更貪更狠、更黑更惡，以人權、環境和人間基本道德為代價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也為國際資本提供高額利潤。中共黨國正是憑藉野蠻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找回了」自信」，甚至於無恥至極地到處炫耀血腥的、以專制暴政為基礎的」中國經濟模式」，不斷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因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壯大。這些新冤民來自各個階層，人數有兩三億之眾，包括被黨國以不同方式侵權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輪功信眾、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嚴厲打壓的藏人和維吾爾人、被強制拆遷戶、被無理開除的職工、被欺壓的農民和農民工、被愚弄的退伍軍人、被欺騙的金融難民、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各類維權人士，等等。在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與中共黨國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那些仍舊集主子與奴才與一身、人格嚴重分裂、視黨權高於人權的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各自東西。在自由民主訴求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像東歐原共產國家那樣從後極權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六四屠城33年之後，中國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中共政權所炫耀的」中國經濟模式」，已經百病纏身、難以為繼。幾十年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帶來的是綜合性衰敗， 具體表徵是資源枯竭、環境崩潰、貧富懸殊、債務危機、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資本利潤率下降、大規模破產、大規模失業、投資邊際效益在諸多行業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亞通過針對中共統戰的《外國影響透明方案》，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標誌著民主世界終於從 「合作共贏」的迷夢中覺醒，決心放棄綏靖政策而正面反擊中共黨國的挑戰。2021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後，美國政府主辦全球民主峰會，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應邀參加，也標誌著抗拒專制暴政的國際民主同盟初具雛形。 毋庸諱言，民主世界的這種新選擇步履維艱。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任之時，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對峙的新國際格局中，必須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出明確抉擇，必須對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做出明確區分，必須下定決心改變中共政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俄烏戰爭的檔口沒有訪問烏克蘭而是造訪韓國與日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俄烏戰爭的檔口仍然將中國而不是俄國視為最大威脅，足以表明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共黨國這個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認知。但是，他們一再表示美國無意打冷戰、無意改變中共政權，又表明他們仍然缺乏像彭佩奧等人那樣的決戰意志與切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領導職務兩屆任期的慣例和明文規定，確立他的第三屆任期，甚至於恢復黨魁終身制，天怒人怨。這無疑是中國朝野上下聯手倒習、改變中國的契機。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蕩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中共二十大政治大戲預料今秋上演，重中之重就是習近平的連任問題。最近海外網上議論較多的是習近平是否能成功連任，其中反習聲音較高。除了看起來有些八卦的元老逼宮、習體面下台、李克強上位之類炒作，近日研究中共文件發現，一個來自中共黑幫幫規系列的埋伏，似確能成為習「完全連任」的障礙。 中共幫規埋伏總書記限「兩任期」 二十大有好戲看？ 6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發推貼圖說：「我剛剛上網查了資料。《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於2006年起頒布實施，沒有做過修訂，這個規定至今有效。因為篇幅受限，我未能全文轉推。有興趣者可以自行上網搜索。」 筆者查了一下，《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下簡稱「暫行規定」）由新華社於2006年8月6日「受權發布」。但在《中央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彙編》中，顯示有關規定於2006年6月10日施行。這個文件目前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政府網均能查到，至遲在2018年仍獲地方網站轉引，官方並未有廢止的通報。 「暫行規定」第一條說明出台規定目的是「為了規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和任期管理工作」。制訂依據包括中共憲法和中共黨章等。 第二條說明「本規定適用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領導成員」，等等。也就是說適用於中共中央層級，包括中共總書記。 第六條說明，「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也就是說，按此規定，中共總書記一職，並非像一般人認為的，沒有連任限制，而只能任兩屆。 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累計達到15年的，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第二條所列範圍內的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根據幹部個人情況和工作需要對其工作予以適當安排。」 這裡所說的同一層次任職15年，就是說中央的正職領導（正國級）的不同崗位，擔任兩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還可以擔任一屆（五年）的正國級的其他職位。 再查下中共最大的幫規——黨章。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修訂的最新黨章中，第三十八條寫著：「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不適宜於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的規定退、離休。」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在1980年代鄧小平實際掌權時敲定的，1982年中共十二大被寫進中共黨章。後來的修訂就一直沒有動這一條。 中共黨章沒有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相關職務可以連任多少屆，但至少是不保護終身制的，只是力度較弱，彈性大。但並未廢止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明確說明中共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一點顯得分外扎眼。 筆者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江蘇民進網（民進是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共治下的所謂民主黨派之一），2017年11月6日，發表一個民進淮安直屬二支部的「關於《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任期修改的建議」，聲稱：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屆滿也就是69歲，建議將「暫行規定」第六條修改為「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除外」。 一個「民主黨派」公然關心中共總書記的得失，拍馬屁太響，實在讓「民主」二字蒙羞。當然，這是題外話了。從這個建議可見，體制內的習粉，早已注意到總書記只能擔任兩屆這個問題，並提出異議，但這個建議最後有沒有得到回復不清楚。 由此也可以想像，圍繞習近平連任的實質障礙，早在中共十九大後就一直在黨內或體制內議論，一直拖到現在，到中共二十大，或有好戲看。 謀連任成跛腳行動 「三位一體」模式破功？ 再來看看被視為習近平為第三任期甚至終身掌權鋪路的修憲，即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當中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連任限制，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中共歷來黨大於法，憲法在中共的幫規面前顯然還是處於弱勢，且憲法管的是國家主席任期，無法處理中共黨內問題，也就是說習近平修憲還壓不住中共幫規對他連任總書記的阻礙。 但中共還有個所謂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職務「三位一體」的說法。 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時報》2018年2月26日曾發表社論，為當時即將修憲破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吹風，稱中共「最近20幾年形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它被實踐證明健全、有效。」文章說，修憲舉動不代表恢復國家主席終身制，而是為了確保國家領導人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 我們來分析下，這個「三位一體」當中，國家主席任期已修憲破限，中央軍委主席是本來沒有任期限制，但中共總書記，按前述「暫行規定」幫規，其實是有限制的，只能任十年。 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習近平死力謀求的連任，可能是跛腳行動，最後無法達成官方吹捧的「三位一體」模式。 交出總書記 習或「雙位一體」掌實權 看來習的智囊也不可能不清楚，總書記任期是有兩屆之限的。故此有關中共二十大權力的內鬥，可能是另一種局面，鬥爭的結果，決定著中共領導格局，可能是另一模式：交出總書記，但習照樣掌控局面。 首先，習近平要保證軍權，只要還是軍委主席，他就握緊槍杆子。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近年採取柔性治軍，在軍中給足福利、淡化反腐，目的就是押寶軍隊保二十大「連任」。黨內反習派要奪權，如果無法在軍中奪權，或另建武裝搞政變，根本翻不了天。 第二是保證擔任已破除連任限制的國家主席，也就是他還是國家元首，以保證對內對外的權威，這已經透過修憲解決，有人反對也乏力。 第三是中共總書記這一職，習重點要將其變得可有可無。中共總書記最初設計時僅負責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職務，一旦習近平屆時連任總書記遇阻，可能會爭取將其還原成虛職。即便總書記仍作為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只是找一個像胡耀邦、趙紫陽一樣的人物，不聽話的話也隨時會被掌控實權的太上皇搞掉。 如此一來，所謂李克強上位之說，也並非完全笑話，因為按前述「暫行規定」的第七條，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可以累計達到15年，才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李克強按規定仍然可以擔任總書記或人大委員長之類正國級職位。 但是強勢的習近平只會讓歷來弱勢的李克強繼續當背鍋俠（背黑鍋），事關中共的內政外交早已一團糟，特別是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或者不是李克強，而是更年輕的李強、陳敏爾、胡春華之流來當總書記，也一律只有背鍋的份。 早前不斷有人說習近平可能會重新設立、擔任1982年廢掉的中共中央黨主席職務，以取代總書記職務。但筆者認為習派可能想這樣做，但動作太大，且未必能成功。下月底的北戴河會議就會爭吵出結果，如果習需要妥協，最大的妥協，很可能就是不設黨主席，交出經過虛化的總書記，習以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雙位一體」握實權。 軍國雙位一體 習攻台野心膨脹 如果前邊分析變成事實，因為習不止是中央軍委主席，還是檯面上的國家主席。在軍權的支撐下，其連任的國家主席，會從歷來的虛職，變成實權職務。在軍、國「雙位一體」掌權模式之下，習近平實權超越鄧小平，遠非所謂的垂簾聽政。 國家主席這個職務正是行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的權力。不排除習近平進攻台灣的野心，會進一步蠢蠢欲動，其打著民族復興幌子的共產極權軍國主義全球擴張計畫，在中共二十大後，會正式擺上日程。 但習近平如果這樣做，將同時面臨兩種危機。一方面是中共內部暫時妥協的反習勢力會抓住機會，直接威脅習本人；另一方面是因為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普世價值之光護台，在聯軍合力和各國制裁之下，中共無視天理人心的戰爭妄行，也會將其政權送進墳場。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過去30餘年裡——正如普林斯頓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他新近出版的力作《誤讀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一書中所作的有力論證：以美國為首的經合組織為與中國接觸而竭盡全力。人們期待著：如果中國被允許加入自由國際秩序和世界貿易組織，就將在經濟上繁榮、在政治上走向開放。 中國的確繁榮了，但並沒有開放。接觸並未奏效。習近平現在主導的中國，公開敵視自由貿易和自由政治治理的核心原則。它甚至推翻了鄧小平推行的溫和政治改革；它甚至壓制改革開放時期的試探性法治實驗；它公然謀求霸權，其野心在整個（亞太）地區都不受歡迎。我們遠非孤立無援。 范亞倫總結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並聯合起來，遏制習的狂妄自大和他所領導政權的反自由主義。我們不能 “沉浸在唯我主義和自我懷疑中”，他說。 在即將離任的聯邦政府領導下，以及上周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上，有初步跡象表明這種改變正在發生。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無疑問的是，這個國家的一些人仍然抱有奇怪的想法，認為是我們造成了與北京的關係問題，我們應該把頭縮回來。 5月26日，15名澳大利亞學者在總理內閣部前主管約翰•梅納杜(John Menadue)設立的政策討論網站Pearls and Irritations上發表了一封寫給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和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的公開信。信中委婉表示，政府換屆「為近期澳中糟糕的外交關係提供了一個熔斷重來的機會」。 所有的簽名者都與中國有著這樣那樣的關係。這封信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新聞機構，新華社上以英文發表。 看起來，這些學者比即將卸任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有著更好的與北京溝通的渠道。過去兩年里，這些部長甚至連北京打來的電話都接不到，更不用說在新華社上發表一封公開信了。 他們「承認新政府很可能會避免前任那種過於激進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少一些公開攻擊可能會更奏效：國際性的接觸應該取代戰爭語言。」 難道他們沒有注意到北京的言辭嗎？難道他們認為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對其鄰國的行為都僅僅是 “接觸”？他們是哪根筋搭錯了？ 這封公開信的最後一段聽起來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和未來的全球大國，其發展必然是顛覆性的。我們需要的是雙向溝通，而不是『傳聲筒外交』，這樣才能儘可能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特別是，一項既考慮外交和經濟利益、又考慮大國戰略關切的中國政策，可以很好地、更持久地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在意識到未來巨大困難的同時，我們敦促（政府）在對待中國的方式上做出調整。」 誰會對這樣的措辭有異議呢？這就如同讚美母愛和蘋果派那樣正確。 讓我們明確一點：我們和整個經合組織，在過去三到四十年里的每時每刻，都在尋求做到這些學者現在敦促我們做的事情。 過去十年間，人們觀念的巨大轉變並非由於斯科特•莫里森或彼得•達頓的一些盲目的過激言論，而是出於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全然客觀的原因。這些有著溫和關切的好心學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同澳大利亞一樣，美國、韓國、瑞典、西班牙、法國、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德國、荷蘭、英國以及最近的紐西蘭對中國的信任和尊重全都在習近賓士下急劇下降。認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迷失了方向或承擔風險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現實是，廣義上的西方（包括亞洲的民主國家）在中國的開放上做了賭注，它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要顛覆自由秩序，它對香港的所作所為就證明了這點。現在是時候對付它、掀開它的偽裝了。正如范亞倫所說，中國共產黨 「只想避免與西方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公開對抗；更準確地說，它只想阻止美國及其夥伴以意識形態為由與之進行強有力的、明確的接觸」。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做的，而且是長期要做的。傳聲筒外交？隨你怎麼說。學者同志：遊戲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必須贏。當然，這需要我們集中所有的靈敏、韌性、耐心和戰略技巧。有跡象表明，阿爾巴尼斯和黃英賢都明白這一點。 保羅•蒙克 (Paul Monk)曾在199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中國事務主管。他著有《寂靜地帶的雷霆:重新思考中國》（From the Silent Zone: Rethinking China）(2005)、《西方概論》（The West in a Nutshell）(2009)、《獨裁者與危險觀念》（Dictators and Dangerous Ideas）(2018)等著作。 （看傳媒/宋紫昭翻譯）
六四33周年，馬英九照例發出一篇紀念文，除了再次批評台灣處於「不自由的民主」外，也用了一整段的篇幅盛讚鼓勵習近平，馬英九表示： 「去年10月，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時談到了民主，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我認為這是有助於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如能真誠面對、平反六四這個歷史創傷，不但在國際上能有非常正面的形象，兩岸也不會越走越遠。」 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前總統，選在六四這一天嘉許期勉習近平，這內容實在太令人震驚，就連許多曾經支持「馬英九路線」的人恐怕都難以接受。雖然還是有人指稱：馬英九沒有肯定中國民主，馬只是引用習近平的話，希望習能夠「真誠面對」民主的挑戰，其實是一種「祈使句」云云⋯⋯ 即使試圖以如此寬容的角度解讀馬英九今年的六四發言，同樣充滿謬誤： 一、中國共產黨的確也講「民主」，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這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是結合了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這其中，中國共產黨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產黨以專制的方法來對待敵對勢力，是用以維持所謂的「人民民主政權」。 在這樣的語境里，如果你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民主國家；如果你不屬於「人民」，那麼這裡就是專政國家。至於誰是人民的敵人、專政的對象？當然全由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來解釋；但既然一切要「聽黨話、跟黨走」，又何來「人民當家作主」。 二、習近平去年10月的人大工作會議里提到「民主」，他當時說法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則，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有效保證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 所以，必須以「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斯主義」為前提，才有馬英九所提的「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此民主根本非彼民主，習近平所謂「國家權力屬於人民」，毫無疑問只是共產黨專政下的民主。 三、無視數百年的西方民主思潮經驗，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去年12月發表了《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忝不知恥地把習近平在人大工作會的談話加以引申，宣稱中國是「全過程民主」，還褒揚這是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 在這篇數萬字的白皮書里，不斷強調「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其實是用以對抗美國同時舉行的「民主峰會」，阻擋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民主價值的圍堵」。馬英九選用這段話的同時，也就代表他已經站在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對立面。 身為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如果對中國共產黨這套指鹿為馬、虛妄錯置的「假民主，真獨裁」手法毫無警惕，那就是愚蠢；如果對這一切瞭然於胸，卻援引這種不知所云的「民主」概念，干為共產黨對抗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的馬前卒，那就是惡劣。所以，馬英九是愚蠢？或是惡劣？甚或是兩者皆具？就由讀者自己判斷了。 六四33周年前夕，中國駐港公署向多個駐港外國領事館提醒，不要就「六四」事件表態。當天的香港銅鑼灣與維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宣稱若有人來到現場悼念，可能觸犯非法集會罪。港人即使只在社群媒體發文提醒「勿忘六四」，都可能依煽動國家政權罪遭訴。東方明珠被摧殘至此，但這位曾屢屢以呼籲中共「面對六四傷痛」沽名釣譽的台灣前總統，卻宣稱習近平正走在「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方向」，期許這荒誕不經的「中國式的民主」，這不但在褻瀆33年前六四的死難者，更是在受壓迫的香港人、維吾爾族人的傷口上灑鹽。 馬英九這番話代表他當年選舉對台灣人的承諾全是一場騙局，曾經兩度選出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是台灣民主的不幸。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二十四年前，我已斷定李克強庸碌無能。 最近，「習下李上」的傳言甚囂塵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彷彿一旦李克強取代習近平，中國的天就亮了。 然而，當李克強還是封疆大吏時，我就已斷定，他連當一個縣官的能力都不具備。李克強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併當上總理，並非像當年主政四川的趙紫陽那樣有經濟改革的政績、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呼聲，恰恰相反，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淪為「優敗劣勝」，平庸成為入常的門票。 一九九八年，年僅四十三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河南便是中國的「廢省」，文明最古老，現實最慘烈，僅愛滋病的泛濫就觸目驚心——二○○五年河南省愛滋病死亡人數高達全國的五成五！李克強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這一人禍，繼續打壓醫學界和媒體，隱瞞愛滋病災情。被譽為中國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潔醫生因揭露河南愛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嚴酷打壓。河南地方當局歪曲真相，聲稱愛滋病泛濫是因為賣淫嫖娼，高耀潔卻指出：「現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人瀕臨死亡邊緣，事實上，絕大多數愛滋病患者是通過賣血或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蹤、竊聽和訴訟等手法打擊這位說真話的老人，甚至還株連九族：高耀潔的女兒郭炎光，因為母親的「防愛」事業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關係也受到嚴重影響。李克強在任期間，河南接連發生焦作、洛陽大火，燒死三百餘人；兩次煤礦大爆炸，遇難一百八十人。李克強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質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騰之下，李克強調離河南，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在其任上，作為東北工業大省的遼寧經濟急劇衰敗。二○○七年，李克強入常前幾個月，遼寧省鐵嶺清河特殊鋼廠廠房內二十七噸一千五百攝氏度的鋼水瞬間傾翻，當場造成三十二人喪生、六人重傷，成為一九四九以來中國鋼廠最重大的生產事故。極為恐怖和慘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卻的鋼里，凝固成一塊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鐵餅子，已無法辨認出完整的屍體，只能勉強發現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帶、手機套等。事故發生後，廠區全面戒嚴，對外封鎖消息，不準死難者家屬接受媒體訪問。事後，李克強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直升為常委。我當時就撰文抨擊李克強及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李克強與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獲得破格提升。這充分表明，共產極權體制早已喪失了生機和活力。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論獨裁》一文中早已發現這一秘密。他寫道：「政黨政綱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變成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瑪魅力的官僚：「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沉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的統治。不過，由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知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 今天，難道因為習近平「更壞」，就要擁抱「次壞」的李克強，將其視為撥亂反正的大救星嗎？ 有多少中國人，都自詡為「中南海的聽床師」？ 在絕望與黑暗中的中國人，剩下的最後一種娛樂或最後一種身份就是「中南海的聽床師」。他們將解讀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央視《新聞聯播》發展成一種高級闡釋學。他們每天目不轉睛地盯著此類官方喉舌，仔細研究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幾次、李克強的名字又出現了幾次，乃至播音員提及兩人名字的語氣有何差異。 因為沒有選票，沒有投票選舉各級官員的基本權利，中國人才用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對政治的熱衷。更讓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聽床師」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黨校的蔡霞和鄧聿文等人，似乎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就宛如「大內密探」，雖然連文章都寫不通順，卻儼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機的風水先生，預言某一天習近平垮台、李克強上位，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們就能打點行李，凱旋迴國，成為李克強身邊的哼哈二將、左右護法了。 其實，他們不是出身南書房，而是來自敬事房，他們也要回歸敬事房。在大清帝國時代，敬事房主要負責皇帝與皇后、妃子的房事監管、記錄。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都會記下年月日，以備日後嬪妃懷孕時核對驗證。每天晚餐之後，總管太監奉上一個大銀盤，裡面有幾十快綠牌子，每個牌子上寫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這天皇帝沒有性慾，便會說一句「退下」，然後自己休息。如果皇帝來了興緻，想找哪個妃子，就會把寫有這個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轉過來。總管出來後把牌子交給馱妃太監。被選中的妃子香湯沐浴後，全身赤裸，由馱妃太監背起送到龍床上。 負責把妃子背到龍床上的太監，叫馱妃太監。妃子必須全身赤裸，不是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為了確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脫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兇器了。在明朝就有過宮女刺殺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宮女為樂，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其熟睡之時，用麻繩試圖將其勒斃。宮女們在慌亂之際將麻繩打成死結，使繩圈無法收緊，結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斃命。此時，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寧嬪也被逮捕。後來，「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銼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為奴二十人，財產籍入」。 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清朝就發明了這項奇葩制度——太監不僅負責將赤裸的嬪妃背到龍床上，還要負責在室外「聽床」，時間一到，就要在外面大聲喊「皇上保重龍體」。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別溫柔鄉，讓太監進來將玉體橫陳的妃子駝走。太監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鑒。 今天，很多身體已經來到自由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卻仍以忠貞不二的「保龍一族」自居。他們不去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不去思考偉大的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不聞不問，對中國民間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顧，偏偏只關心皇帝的房事，只關心龍椅的歸宿，只關心七個小矮人中哪一個會坐上龍椅並宣布大赦天下。布羅茨基早已洞悉此種權力運作和權力想像的虛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大於求而已，明白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準。」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熱衷於「誰將成為誰」的無聊遊戲，不再將「中南海聽床師」或「駝妃太監」當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國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期文章《薄熙來當年重慶「打黑」的總後台其實是習近平》經轉載後，網友「菲斯普的里爾克」發表評論說：「薄是壞並不蠢，習是又壞又蠢」；網友「彼采荇兮」則跟帖感慨：「又壞又蠢的，把壞而不蠢的搞下去了，看來不是物競天擇啊。逆向淘汰也沒這麼個淘汰法的」；網友「中國夢姑」的跟帖是，「總後台可能談不上，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比較大可能是，思維一致。」 關於薄熙來看不起習近平的話題，筆者2013年曾在本專欄的《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一文中有所介紹。說的是薄熙來受審之前，筆者即已經收到過一個關於薄熙來、谷開來和王立軍之間「友情互動」的「段子」：說的是王立軍被中紀委和國安部收押之後交待了大量薄熙來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當面阿臾習近平，卻又在背後詆毀和貶低習近平。具體內容是，薄谷開來曾親口告訴他王立軍，說薄熙來問谷開來：「習阿斗要君臨重慶了，你是不是也要見一見？」王立軍說，薄谷開來當時叮囑薄熙來「一定要多給立軍安排一些在習近平面前的表現機會」。 在中共政權已經以薄熙來「重慶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開了全國範圍內的「狠狠打擊網路謠言」的嚴峻形勢下，如上段子是不是「謠言」實難斷定。但薄熙來打小就看不上習近平的說法，絕對是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網路」是何種東東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里，就傳到筆者耳朵里的故事。當時是因為筆者的一本《中共太子黨》招致讀者反饋無數，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內的人士親口向筆者講述，習近平小時候是隨著薄熙成和薄熙寧稱薄熙來為「二哥」的。 習近平與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寧同庚，薄熙來和薄熙成分別年長他四歲和兩歲。自幼喜歡踢足球的習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慣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寧，而對當時身材也比他習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來只有仰視的份兒。幼時的敬畏決定了日後的習近平一旦被薄熙來「輔佐」，肯定就真的成為「阿斗」了。 至於習近平與薄熙來「思維一致」的話題，筆者在本專欄上月的一篇文章《薄熙來當年的重慶舉措全是為習近平搞的政治試點》，以及過去幾年來陸續發表的《習近平和薄熙來搶奪「紅色文化」專利權》、《薄熙來本應是習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習近平發動「掃黑除惡」等於是在要求全黨全國向薄熙來看齊，向王立軍學習》等多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過了為什麼說當年「民眾在網路直率地批評重慶當局踐踏人權，讓紅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來和王立軍最後「崩盤」的原因，而且在薄熙來和王立軍雙雙入獄之後，習近平恰恰是在整個中國施行了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紅色文化」已經從薄熙來時代的沉渣泛起演進至「紅」遍整個中國，「紅色文化」事實上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時代」的主旋律，是習近平「百年復興」和「中國夢」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之一。 2007年，習近平成為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習近平曾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等多個場合推崇過薄熙來在重慶的一段指示內容，大意是「新聞媒體必須堅持紅色主旋律，絕不能怕被說『左』，有意迴避紅色文化」。 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共高層曾有內部指示要求大力宣傳習近平的「紅色基因」論，特別解釋「紅色文化」、「紅色精神」都是紅色基因的組成內容。從2004年開始，習近平隨時都不忘強調「要把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後，習近平的浙系親信黃坤明全面接掌中宣部。此公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曾特別提到，不能因為薄熙來在重慶時大力提倡過「紅色文化」、「紅色傳承」、「紅色基因」，就在這類宣傳上有所顧忌……。 「紅色基因」和「紅色傳承」這兩個詞其實說到底，還是薄熙來從我們習總書記那裡傳承過去的。 為了證明「紅色文化」以及「紅色基因」、「紅色傳承」之類的陳詞濫調「不是薄熙來的發明」，這個黃坤明特別跑了一趟福建，在當地的「紅色教育基地」大講了一番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的重要論述，是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核心內容，是習近平早在福建省擔任領導職務時即已經大力提倡的。 接下來，黃坤明的中宣部又組織文章，專門論述所謂「紅色文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的先進文化」。說是習近平從十八大以後多次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論述了紅色文化若干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揭示了紅色文化的形成根源和主要內容，建構起系統而完整的「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 中共官媒的相關宣傳文章中，把這個「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說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十分豐富，意義深刻，主要包括: 繼承紅色基因，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核心；弘揚紅色精神，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實踐品質；傳承紅色文化，是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最高追求。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定位準確、拓展有力，習近平紅色文化思想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思想，還豐富和弘揚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 難怪有人諷刺說，將來薄熙來一旦恢復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習近平就誰是「紅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專利官司。 今年3月，仍然還是在位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突然被宣布「因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後，即有傳聞說，這個沈德詠就是因為曾經替薄熙來鳴不平的「酒後失言」，從而失去了本有可能的晉陞副國級的機會。而如今，退居二線已經好幾年時間了卻又突然被整肅，與他當初的「酒後失言」是否有關，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里會有分析。這裡先分析這個沈德詠當初是怎麼在薄熙來的女副官動員之下，到重慶力挺「唱紅打黑」的。 話說當年薄熙來在重慶主導唱紅打黑期間，曾對中央官媒記者說過：「（唱紅打黑運動）已為重慶廣大市民所接受，參與面高達97.3%、滿意度達96.5%。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等中央領導同志來渝時，都給予充分肯定。 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9個，薄熙來點出了6個，剩下的3個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國務院總理接班人李克強。 除了如上6個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副國級的相關領導人中，到重慶挺薄立場最為鮮明的是主管中宣部的劉雲山和主管公安部的孟建柱。 據筆者所知，當時的薄熙來還給了自己的女副官張軒一個非常具體的任務，就是讓她利用自己在法院系統的人脈，到北京去說服最高法院的主要負責人到重慶為打黑站台。 張軒領命之後具體是怎麼運作的我們不得而知，反正結果是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始終沒有去過重慶，但時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則欣然前往，被薄熙來當面大大感激了一番。而且他去重慶的時間，比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時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公安部長孟建柱都要早。 據重慶當地官媒報道：2009年8月15日，市委書記薄熙來會見了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沈德詠說，在熙來書記領導下，重慶開展「唱紅打黑」，建設「五個重慶」，實施「民生10條」、「共富12條」，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每一項重大舉措，都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促進了全市經濟社會科學、健康、協調發展，令人十分欽佩。尤其是「打黑除惡」鬥爭，影響大，效果好，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真心擁護。在「打黑除惡」案件刑事審判中，重慶司法部門把握好了政治方向，堅持法制精神，依法打擊，不枉不縱，不偏不倚，寬嚴相濟，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對重慶的「打黑除惡」，最高院責無旁貸，堅決支持！我們要全力以赴做好司法審判工作，為推動重慶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薄熙來則說，這些年，重慶將「打黑除惡」與反腐敗相結合，打掉了一批「保護傘」，有效地凈化了社會環境。在此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支持，全市人民真心擁護，大大堅定了政法幹警們「敢與惡鬼爭高下」的信心。 其實，當時的沈德詠與薄熙來之間的這段對話，簡單理解就是你重慶方面以「打黑除惡「為名，想殺哪個，想殺多少，我最高法不折不扣，及時核准就是了。 當時的沈德詠從重慶回到北京後，即要求手下人著手整理「重慶打黑的先進經驗和事迹」，報送周永康和習近平等人。客觀上，進到了促使周永康和習近平親臨重慶，「眼見為實「的推動作用。 也正是沈德詠的力主甚至是親自主筆，重慶司法機關的「打黑唱紅」居然還被寫入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0年)》。 在這份4萬多字的《年度報告》中，多次提及重慶。說是最高法院一年來「積极參与『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全年新收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673件，審結622件，判處罪犯3989人，同比分別上升27.22%、21.01%和23.61%，其中1802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重刑率達45.12%。重慶等地一批為非作歹、欺壓殘害群眾的黑惡勢力首犯及充當保護傘的官員被依法嚴懲，表明了國家打黑除惡的決心，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 作為重慶「打黑」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文強案也被這份報告重點提及。此外，當時的重慶法院系統近十項措施也被寫入這份最高法的《年度報告》，這一數字遙遙領先於其他法院，如開展「唱讀講傳」和「三進三同三個一」活動等。 沈德詠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的，時年64歲。在此之前的2018年3月，他已經被安排出任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主任。今年3月21日，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發表沈德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的公告後，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當月底就「審議通過了關於免去沈德詠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草案）」。 但是，到目前為止，他沈德詠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職務在身，那就是第十九屆中央委員。 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是截止目前唯一落馬的一個一級大法官。中共的大法官制度分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而一級大法官的頭銜，只給最高法院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常務副院長和最高軍事法院院長。 按照中紀委權威人士的說法，凡是在正省部級崗位上退位的老幹部，只要是被中紀委公開宣布了「接受審查調查「，那麼其罪狀肯定是已經嚴重到了足以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地步；而且在移交司法之後，十之八九都會領刑無期，甚至死緩。而未來等待沈德詠的下場會是什麼，我們會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詳細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四） 寫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是，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回答： 第一個問題：學生群起而表達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錯誤」？我負責任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題，都有權表達各自的觀點。他們的這種權利應當受到國家、政府以及軍警的保護，而不應受到壓制和摧殘。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決不因「成敗」而改變。1989年「六四」的學運民運，是我平生經歷的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壯舉。力量對比是力量對比。成敗是成敗。善惡是善惡。因打贏而得勢的邪惡畢竟是邪惡，被屠殺的正義則永遠是正義。 第二個問題：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能不能避免屠殺，減少損失？ 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似乎，只要趙紫陽屈服，天安門屠殺由鄧小平屠殺改換為趙紫陽奉鄧小平之命下令屠殺，就能改寫歷史，紓解人民的痛苦，減少改革的損失。其實，一進入力量對比的領域，趙紫陽就輸定了。恰如當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資派，左了，是形左實右；叫你到大學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組，是聽任學生向党進攻；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這是中共至少從毛澤東以來的傳家寶，鄧小平不過是毛澤東的學徒之一而已。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摯友告訴我：1989年初，當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汪峰，曾找幾位頂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鄧小平有意將在憲法中刪去「四個堅持」。我願意證明鄧小平那時真的說過諸如此類的話。我自己就有切實的證據——就在同時 ，即1989年初，胡喬木不僅對趙紫陽，而且專門對我本人，都特意透露過這個重要的喜訊。我完全不懷疑鄧小平在1989年初曾經對胡喬木汪峰等親口說過這些話，正如我至今絲毫不懷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仍然親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一樣。 至於《李鵬「六四」日記》的可靠程度，我認為，因為這書是被中共中央嚴禁李鵬本人在國內出版的，就足以確證本書確實出自李鵬之手，是真品，決不是旁人冒名頂替的假貨。 寫了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六四」事件這個滄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萬用坦克和衝鋒槍武裝起來的國防軍碾壓和掃射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是中共黨魁鄧小平破天荒的創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的一大關目。鄧以「鎮壓學生就有好結果」的血淋淋的事實徹底摧毀了毛澤東的假惺惺的「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的謊言。而且，它的異乎尋常的特點之一是，居然在中國內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開讚美。 「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胆開闢了公權絕對不受制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確立了「萬眾」必須「一心」的「核心」體制——用鄧的原話，叫做「毛在，毛說了算；毛死，我說了算；將來，你（江澤民）說了算」！這個體制就這樣明火執仗確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構築了共產權貴金字塔的數不清的層層階梯，從正國級到城管和輔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種戶口」精心治理的罪民，從而在一切中國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順黨者昌 ，逆黨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澤東的理想，無非是把國家變成「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六四」屠殺則創造了一個一切行動「用不著」指揮，人人天生就個個自覺自律向黨看齊的產業大軍和作戰大軍。 十四億人同看齊，叫你天下誰能敵！中共的鐮刀崛起了，富強了，領導著全世界了。中國的韭菜也源源不斷滋長繁殖起來了。中國越來越偉大，天安門屠殺的主謀鄧小平也被尊稱為「鄧公」了。 這一切都不是夢，是津津有味的現實，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們招手。 （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三） 現在我想需要回顧一下趙的後續行動。趙當然不知道軍委主席鄧、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三人之間那些烏七八糟的勾當。既然鄧「都同意」，趙就抓緊落實。趙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滿，16下午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完畢，趙立即趕回勤政殿開常委會，議題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學生愛國並撤銷《人民日報》「426社論」。趙沒有宣布或暗示鄧小平已經「都同意」，只是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學生愛國的措辭上，李鵬爭辯了幾句，後來看到楊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積極，李也就不再反對，終於通過了。所以次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趙紫陽代表常委肯定學生愛國的新聞。 問題主要卡在撤銷《人民日報》社論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都聲稱這將「傷害小平同志」，堅持不能撤銷。紫陽反覆說明，本來就是我們常委自己錯誤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況，因此一切應該由我們常委負責；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們常委知錯就改，非但不會傷害小平同志，而且無疑將提高他的威望。喬石和胡啟立都明確支持趙的方案，李鵬姚依林則堅持反對。楊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議事規則規定的是多數決定製。這次是趙喬胡三人贊成，李姚二人反對，本可通過決議，為慎重計，趙決定擱置再議。 因此，5月17日上午趙才要求單獨見鄧。鄧的回復是「可以」。鄧要趙下午幾點鐘（我記不清了）準時到住處。趙準時一到，鄧小平就向趙攤牌了。 細節很重要。但我沒有看到有關人物寫過這次攤牌的任何細節。我當然不相信無關人士的描繪。我只知道趙紫陽本人在當天傍晚親口對我和他的秘書兼中辦副主任張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記得趙紫陽是這樣說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贏了。我全輸。我本以為是我和鄧兩個人談話，想不到是鄧主持開常委會。我去時，他們早到齊了，楊尚昆也到了。姚說我的亞行講話最壞，發出了（和鄧不同的）兩種聲音。今天作了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們二人，因為要保密。我說「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這個決策我執行不了。」鄧說，「總書記還是你（趙）。」我回來想了一路，我必須辭職。你們給我寫個辭職信。」我問，辭一個（總書記）還是辭兩個（加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答：兩個都辭。 附帶提一下鄧主持的這個歷史性常委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趙要我起草辭職信，因此叮囑我「注意保密」，我說，這容易，我從來沒有泄過密。趙說，「有人已經說你泄密了。」我很氣憤說，「這個人一定是李鵬，因為別人講話都是負責任的。」趙說：「可是人家說你已經泄密了。我對他說，法制社會，講話要有根據。他說，我有根據，現在不拿出來，必要時再拿出來。」後來終於揭曉，李鵬要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鮑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員泄漏了中央開會決定戒嚴的軍事機密，而鐵的事實是：13人證明鮑彤沒有半個字涉及戒嚴，只是說自己將受審查，請大家嚴守紀律保持冷靜。可笑的是：李鵬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經預先掌握了鮑彤將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軍事秘密罪的「證據」，「鮑彤是壞人」也從此成為鄧小平的口頭禪。—— 不過這些東西，上不了歷史的殿堂，只能當作中共的笑料。 言歸正傳。根據趙紫陽當時對我和張岳琦的口述，我認為有幾點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所謂「趙紫陽不該在戈爾巴喬夫面前把鄧小平拋出去」這個傳播最廣的罪狀，根本沒有在攤牌會上出現過。因為，趙紫陽必須把「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領袖」告訴全世界，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而這個決議恰恰是鄧在1987年7月7日親自提出的；最雄辯的是，李鵬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過傳達的方式，就已經把鄧小平赤裸裸地整個「拋出來」一次了，還用得著等到5月16日趙紫陽再「拋」第二次嗎？！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顯然是被鄧小平選定並經鄧親口培訓的。不過也真難為了姚依林。鄧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說別人「好」，唯獨對趙紫陽5月7日的「亞行講話」說過好，因為實在無懈可擊。5月8日那天，常委會尚未正式開會，在聊天，楊尚昆說：紫陽，你昨天講得好！第一個響應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連聲「講得好講得好」 ，不甘落後的李鵬也緊跟說：「我近期見外賓，也要呼應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會的錄音沒有被毀，我想應該都查得到。 同樣是常委會，同樣在楊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體無異議贊同趙紫陽發出這個「第二種聲音」；5月17日在鄧小平核心的親自主持下，卻又以多數宣判：發出「第二種聲音」是罪該萬死。這是什麼？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我們聚在一起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呢？是紀念那些為了中國的民主化，為了老百姓不受剝削壓迫而犧牲了生命，和受傷致殘的英雄們。那是一種精神，反抗暴政，敢於以命相拼的犧牲精神；為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而犧牲的利他主義的精神，一種高尚的精神；不是某些功利主義者們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那不能當飯吃。奴隸即使再富裕，過的也不是人的生活。自由和尊嚴，是哺乳動物都知道的權利。精緻的利己主義，最終只會墮落成為自甘形穢的奴隸哲學。 不一定要有那麼深奧的理論，只是平常生活中的耳聞目睹，已經讓大家都明白，共產黨是什麼樣的禍國殃民的黑幫。雖然洗腦很嚴重，封鎖很嚴密；雖然在共產黨的暴力威脅下，人們不敢說真話；但是包括諷刺年輕人的那些人他們自己，私下裡都表達了對共產黨暴政的深刻厭惡。大多數老中青的各階層人民，都對共產黨有負面的觀察。反抗的情緒正在醞釀，甚至超過了一九八九年。 有些人或許是糊塗，或許是利益集團成員，或許是孤陋寡聞，他們說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六四大屠殺了，只會吃喝玩樂。當年的大多數家庭，都有人或者有親戚參加了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他們的後代可能如此孤陋寡聞嗎？不可能。只是由於共產黨的嚴厲懲罰，他們不敢隨便說真話。從小就被教育對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這是老百姓在苛政猛於虎的時代，必須遵奉的自保哲學。 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外國記者，在電話里問人家這麼敏感的話題，人家敢說真話嗎？共產黨的監控、告密和無孔不入的特務卧底活動，使人們隨時隨地都要防範包括朋友在內的人。否則就會像知名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畢福劍一樣，隨時可能被朋友出賣，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兩千多年前的周朝，有一個殘暴的天子，創造了獎勵告密和密探的行業。嚇得國人不敢隨便說話，只能道路以目，也就是只能用目光打招呼，害怕隨便不小心的一句話就把你送進了監獄。看來共產黨不僅學習蘇聯的法西斯主義，也繼承了老祖宗的國家恐怖主義。 遠了不說，最近發生的鐵鏈女事件，揭開了官商結合的人口販賣，引起了社會上不尋常的反抗呼聲。各級共產黨組織手足無措，左支右絀。武漢肺炎病毒清零政策，搞得上海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反抗的鑼鼓敲遍大街小巷。大白野蠻的不法行為，遠遠超過了文革紅衛兵、造反派的水平，和納粹德國對待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不相上下。經濟下滑，戰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貿易關係逐漸收緊，等等。 這些都造成老百姓不滿情緒的上升，不斷的反抗已經越演越烈。社會正積聚著，醞釀著更大的反抗運動。我們在海外要做好配合宣傳的工作，要有回國與人民共同反抗的準備。待到共產黨垮台的時候，就是建立民主自由社會制度的一天。不要相信那些悲觀論者。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只會治理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從此得解放，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比當一個富足的奴隸更幸福。 （原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