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撞北京最高楼 中共急封杀 传言四起
2026 年 6 月 27 日
今年夏天，例行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中共高层领导人随即外出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第一号和第二号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各走一方，南辕北辙。习近平视察东北，李克强则南巡深圳。 不仅形式上南辕北辙，而且内容上分道扬镳。习近平到东北，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强调守护红色江山，并暗示他念兹在兹的武攻台湾；李克强到南方，到邓小平铜像前献花，宣讲改革开放，誓言坚定前行。 李克强的讲话视频随即在社交媒体流传，但令人惊愕的是，由习派把持的网管当局，竟悍然删除李克强讲话视频，并标以“违规”、“举报”等字样。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违规？遭举报？如此神操作，把高层的斗争与冲突、北戴河的摊牌、习李之争，昭示于天下。 在这个环节上，习派网管当局对党内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做了及时、生动而惊人的诠释，那就是：党内公开分裂！作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思维迥异，路线对立；各走一方，各执一词；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回头来看北戴河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性之一，习近平连任已定，而李克强将退出总理职、转任他职，比如人大委员长，故而，李抓住最后的施政机会，强调改革开放，纵使回天乏力。 可能性之二，高层不同意习近平连任、而将由李克强接棒。故而李开始大胆作为。事实上，自今年四月底以来，已经显露的端倪是：习近平退居二线而务虚，李克强主政一线而务实。这一党内安排是否会在二十大之后继续？有待观察。 可能性之三，斗争仍陷焦着状态，包括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习近平，紧抓笔杆子和刀把子，套用斯大林的路数为自己谋独裁；李克强，运用集体领导制、保留坚持自己立场和说话的权力，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心。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尽量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 习近平的优势，在于他的“硬实力”：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包括由他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和特勤局长兼公安部长王小洪对其他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暗中实施的监视和监控，尽管，这种监视和监控，即便从中共自身法规而言，也属于非法而违规。李克强的优势，则在于他的“软实力”：当前形势下，相对而言，他获得的民心和党心：天下苦习久矣！ 至于习近平可能的出访计划，国际媒体报道、而国内党媒不提，诸如出访沙特、出席十一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以及出席随后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与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等，是否彰显习近平连任已稳？其实也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他的连任之旅，或是他的告别之旅。因为，即便在十月份召开二十大，也只是党务系统的权力重组，无论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与否，他都将保持本届国家主席职位直到明年三月人大开会。在此之前，习近平仍可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 总之，在秘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和以李克强为首的反习派，极可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斗成平手。以至于，今年北戴河会议开完，中国政局仍走向不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现身南北两地，习去了辽宁锦州，李去了广东深圳，这一南一北的异地出访，这种话语不同调、殊途不同归的景象，意谓中共党内已经出现“南辕北辙的路线分歧”；即使习近平顺利于20大连任，未来中共政局也将走向假和谐、半稳定的状态。 习李一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 习近平的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台湾称“辽西战役”），强调“共同富裕、皆大欢喜”，发出的是“毛派作风”，一种怀旧主义的左倾路线；李克强的深圳之行，强调稳经济，要求“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考察盐田港时，李克强强调“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表现的是“邓派作风”，也就是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换言之，习李不同调、路线不齐一，反映出中共正处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隐而不发，但依然是一场深层斗争。 实际上，习李南北分头出访，恰巧反映了中共当前的政经危机。习近平以缅怀“辽沈战役”试图提振士气、巩固民心，实际上又是“大话治国”的再度表演，一个只能借用历史荣光来充当自己的顶上皇冠，正说明习近平底气空虚、良政无多；至于李克强在喊出“黄河长江不会到流”之时，虽然本意是指中国经济尚不至濒临崩溃，强调改革开放不回头，但是在强调“稳经济”之际，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经济大省要确保财税上缴中央，不可自给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库”，这透露出当前中共已经面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的窘态。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北戴河会议之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习近平权力地位的升降与浮沈，毕竟这是牵动大局、攸关命运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说，所谓“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适足以说明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动态清零造成总体经济的下滑。这种伤筋动骨的经济衰退，注定中共将走向“下行经济”的格局，短期既无法复苏，长期也不容乐观。 2、美中冲突、台海危机、中欧失联、北欧脱共，全球围中，这种战狼四处咬人、八方为敌的冲突外交，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3、一带一路宣告失败，债务如山、催讨无门；亚投行无人投资，机能停摆，形成虚设，造成财政空虚，国际重责。 习近平的“危机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危机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制造危机来巩固权力－适足以说明习近平保住权位也有三个因素： 1、民族主义救习近平：以大外宣、造神运动塑造习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饰太平、屏蔽矛盾，再以喂食韭菜百姓“民族主义鸦片”的方式，宣称继续掌权的必要性。 2、危机情势保习近平：利用外部危机，制造党内团结。例如不断升高台海危机和美中冲突，宣称危机之中不能没有抵御外敌的权力核心，主张只有“习总”在位才能抵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 3、党内分赃撑习近平：党内高层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采取保持现状来分赃权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欢喜。 习李关系：有没有可能“习下李上”？ 一种看法认为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也就“习下李上”；这虽是猜测之词，但并非毫无可能，只是机率甚微。 另一种看法是李克强早已倒向习近平，只会乖乖听话。李克强的深圳谈话，只是一场“临别赠言”，虽出自肺腑，也是无力回天。 在我看来，20大李克强将届满退下，但习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满，只会在一种“走钢索”的情势下继续掌权。理由是，李克强是中共历来最弱势的总理，缺乏派系背景，没有倒习的胆识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其次，李克强即使掌管全国经济大权，也救不了中共经济。与其充当习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谐与半稳定 虽然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看起来平静无波、一团和气，但这种气氛只是和稀泥、图分赃、保权位的“假和谐”；大陆人民多数认为，与其接受习近平“共同富裕”看似华丽却让少数人为富不仁的主张，不如支持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看似不公却让多数人安稳度日的路线。换言之，习李路线之争，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潜伏于中共党内，造成党内权力结构的“半稳定”。假和谐与半稳定，将是中共未来政局的隐性特征，但沧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仅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文明之路也不会倒转，正必胜邪。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北戴河会议结束，李克强、习近平分头一南一北，一个南下深圳，一个北上辽宁。一个大讲改革开放，豪言壮语只要黄河、长江不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并向改革开放舵主邓小平像献花。一个到基层访贫问苦，说党始终站在人民身边，并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两人所说所访可谓分道扬镳。 有人认为这是中共两大巨头在政治上的公开决裂，互相斗法，也是习下李上的标志。如果从政治表现来说确实如此，李克强要让中国继续按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前进，只有改革开放才会给国家带来强盛，给人民带来幸福。而习近平则是强调党与群众关系，重温与国民党开战打下江山。一个富有时代气息，一个陈腔滥调。对与中共来说无疑李克强走的是一条活路，习近平走的是一条死路。前者四十年中国的改变有目共睹，后者十年的倒退恶果已现。但是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今天，作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理李克强，能够改变扭转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吗？ 习近平十年集权，修改宪法将成终身领袖，其权力已超过毛，不但军队、公安、宣传掌握在手，还担当了十多个领域的小组长，这是毛没有过的。其对党内异见的镇压之残酷不下于毛，公安首长，军队主席，隔代接班人，不是下狱就是自杀，留下的个个唯唯若若。江朱、胡温看着身边的人被清洗也不敢闲话一句。李克强本是被内定的一把手，结果中途被习近平替代，抱冤含屈，作了十年的小媳妇，被称为中共史上最无权的总理，现在又面临着到时下课。这样一个总理如何与大权在握的被称一尊的习近平争斗。 不错习近平虽大权在握，但没有象毛那样的威信，且因选择性的反腐，官怨四起，恨者大有人在，但心头之恨，却无胆拍案而起，更遑论来了一个荆柯刺秦王。李克强则叫好不叫座，有哪个官员敢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一个到点下课的无权无势的总理身上。而李克强本人也无这样的魄力、勇气，在中共的历史上成个人物与习近平叫板，振臂一呼，救党国于悬崖之险。 习近平倒行逆施，走的是毛时代的回头路，毛路是被历史证明的死路，饿殍遍野，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天即以人怨。那么李克强继续改革开放之路是活路吗？四十年来中共已经高速发展却形成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依然一贫如洗，国家付出了环境的代价是，千疮百孔，民族付出的代价则是道德崩塌。改革开放已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也是死路一条。习李两人看上去有着路线与方向上的分歧，实是殊途同归都是死路一条。中国的活路就是政治改革，实行宪政与世界文明接轨。望之李克强即使有此心也不是担当此等大任的人物。 习李都有心救党，习走的是死亡之路，被称为中共灭亡的“加速师”。李走的是一条不死不活延长中共寿命之路，可谓“续命师”。加速师让中国死得快，死得痛苦。续命师让中国死得慢，少些痛苦。中国要活，只有共产党死，才能浴火重生。闻一多在《死水》中对中国绝望地写道：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中国今日之绝望，比之民国更甚。习近平连任，我们看看到底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来，不过答案已经有了————朝鲜。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节目的文章《正是江泽民在否定乔石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时代的党委办案》中，介绍了江泽民在1992年月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和职责权限上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具体的过程是，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为九人制，增加了一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至此，已经担任了五年时间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从副国级升至了正国级。 这个罗干是从1993年3月开始成为副国级的，具体职务是十四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段时间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如此说来，这段时间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是兼职。 1997年月1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罗干的党内职务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比江泽民还年长一岁多的任建新则因为年龄原因未再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职务都是继续担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国人大召开。 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干则被宣布继任国务委员，但不再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是次“两会”结束后的当天，罗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党、政双重副国级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职务。 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个中央政法委是没有副书记设置的。当时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和国务院司法部长一样，在政法委内都只是排名有先后的普通政法委委员。 2002年11月15日，时年67岁，被新任总书记胡锦涛说成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老大哥”的罗干，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维基百科》对罗干的介绍内容里说，当时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负责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工作。 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权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党、政、军、警察系统内所统辖的机构还不止如上所有，更还包括国务院的民政系统、当时表面挂靠国务院的宗教管理系统，以及海关、边防，等等。 罗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整个机构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从罗干于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十年。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因为身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在欲左右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更过分的是，重新开始设置的政法委副书记一职也从此被“法定”为同时期的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当年，江泽民在随着陈云和邓小平的先后去世，自己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后，都没有设计出要把毛泽东时代令公安部长权力恶性膨胀的作法发扬光大，当时只是安排已经担任了整整十年国家安全部长的贾春旺平调为公安部长，继续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而到他江泽民自己准备退位的同时，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锦涛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专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从政治局委员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还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从所谓的“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评判江泽民退休之前的这一“党内重大体制改革”，也称得上是极其恶劣，后患无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那以后的多数地方各级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级公安厅、局长出任，党内身份当然是同级党委常委。 2015年前后，在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刊登过一篇标题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终结 但话语权仍巨大》的署名文章总结说：公安一把手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的现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后。2003年11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职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有了上层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该文引述《新京报》的报道内容：以地市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换届时，有的地市公安局长90%都是同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报道，据青海省委组织部的一个统计，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个县（区、市）有20名政法委书记兼任了公安局领导，或是党委书记，或是局长。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龙继辉在中国江苏网对此发表评论，称此现象是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意义也开始显现。分析普遍认为，这直接导致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警权扩张，被学术界认为有碍司法公正。龙继辉称，如果公安工作没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护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能是冤假错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该文公开揭露说：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期间，实行高压维稳政策，维稳经费逐年升高，一度超过国防开支。 当时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质疑和自己行业毫不相关的司法领域：“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这个体制特别不顺。” 这位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说，她曾经听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同志感叹工作很为难。“比如，领导开会决定了一个事，那这个领导包不包括政法委书记呢？如果包括，就得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从业务上来说，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对公安局做出的不当行为提出不同的意见。”吴代表指出，这种党政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影响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 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此前后又配备出台了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文件。从那以后，省及以下的政法委书记都是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的专职，而唯一一名副书记则是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仍然还是公安的地位高于检察院和法院。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后，江泽民也已经不能再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酝酿过程中，虽然也是无可奈何地让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书记升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时也还是迈出了对整个政法委“限权”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长兼职之后，不再令继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可能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王立军已经被从美国驻成都领馆带回北京，薄熙来四面楚歌的时候，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九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周永康是唯一一个敢于继续公开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刚刚在同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继任中央委员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被宣布上调北京，接替已经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长职务。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关网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员改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从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开始，再到郭声琨，再到赵克志，他们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时间，都不是在他们仅仅是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之初，而是在他们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的次年3月，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决通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后。原因应该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也就是被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前，其级别还只是正省部级，所以暂时不宜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避免被诟病为正部级领导副国级 — 因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员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是副国级。 但如今的习近平不但是让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即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甚至还把个王小洪同时也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彻彻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次节目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媒体披露，一些台湾人被诱骗并贩卖至柬埔寨被迫从事网路诈骗，女性遭绑架性侵，反抗者甚至被迫成为人体器官供体，直到榨干最后的一滴血，被抛尸湄公河。 早在15年以前，我有幸在柬埔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实地调查，知道这只是柬埔寨、甚至整个东南亚华人圈血腥故事的冰山一角。知道这些所谓的江湖恩怨，其实都只是中国官方影响力扩张庞大叙事的一部分！台湾黑帮，马来黑帮，都只是这个血腥叙事中的配角。 通俗地说，占领柬埔寨，占领东南亚，流氓是最顺手且廉价的打手。 上世纪90年代，随著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破产，原中共支持的东南亚红色游击队也被迫摘下了意识形态标签。比如缅共则分裂为拥兵割据的缅北华人地方军阀，与缅甸军政府分庭抗礼。而中国既作为缅甸军政府最大的支持者，又是缅北华人割据背后实际的靠山，三方心照不宣，斗而不破。 就在中国官方势力进入缅北的同时，民间势力，亦按惯例随著官方触角所及之处，成为经济扩张的先锋，而这些地方混乱的政局和严重的贪腐，亦成为黑帮势力跑路和赚钱的乐土。 这股从中国开始的官方和民间各种势力的合体，如打开的水龙头，从中国南部边境，一路向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一路蔓延，势不可挡。即便是一直严守越、柬、寮传统势力范围的越南，迄今为止亦感到相当吃力。 而很多在东南亚找食的台湾黑帮，有奶便是娘，在这股红色洪流下，亦逐渐合流，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共势力扩张的帮凶。 有了这个大背景，再看已是中共马前卒台湾黑道大佬，自称在柬埔寨英雄救美，四面威风、八面玲珑……笑笑就可以了，别当真！。 15年前在金边的一次采访中，一位中国官方背景的所谓企业家，用了一个片语，叫“人海+野草战术”。 大意是中国太多，大量的中国人偷渡到柬埔寨，并且很多是从事违法的事情，但他们无一例外的促进了当地新华人社区的形成和中国商品的外销，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表现在文化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在当地开班，这些华人社区和华人商会，基本以中领馆的意见为指导原则。 至于那些深陷赌场和色情场所的国人，被绑架的肉票，被割器官的国人，他的说法是，中国人那么多，死几个算不了甚么。 记得当时是在采访后的饭局上，我感到不寒而栗。 早在15年前，无论是黑道控制的赌场、色情场所，还是华人开办的血汗工厂，他们也遵循著一个原则，只针对中国人自己，不惹本地人和外国人。即便是血腥的刑案，即便是国人遭当地贪腐军警与黑社会的构陷和残酷压榨，无论是中国大使馆还是中国政府，都会装看不见。据说是不能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大局。 随著中方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持续挤压，台湾官方在中国势力范围无力救援自己的国民，中国官方认为这可以迫使走投无路的被困台湾人向他们求助，以彰显所谓一个中国的政治标签，并用于对台统战宣传。 事实上，这个战略一直被中共视为成功的对外影响力输出，还美其名曰，民间交流。继东南亚之后，非洲事实上正在被中共攻陷，南美洲、欧洲，甚至是北美、澳洲，其实都清晰地呈现出这个迹象。 独裁者总是认为用暴力和流氓手段可以快捷地达到目的，但他们忘记了暴力和耍流氓往往最先反噬自己。 疫情爆发以来，无论是柬埔寨还是缅甸，老挝，非洲，各地独裁者和黑社会针对华资企业的暴力事件激增。与之对应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被困东南亚和非洲，环境急剧恶化，但总领馆袖手旁观，俗称“等死就是爱国！”。 其次，以柬埔寨、老挝、缅甸、非洲等地为基地的海外电信诈骗，再次发扬了窝里斗的传统，多年来坚定地专骗中国人。巨额的资金流失，迫使习近平发动了所谓的打击电信诈骗专项斗争，勒令在东南亚从事电信诈骗的人限期回国。 尴尬的是，随著大批诈骗者因疫情而失业返乡可能再度导致疫情失控，习近平再度紧急下令在南部边境建立了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铁丝网，俗称筑墙。 这就是一个幽默的政治隐喻。 流氓政治总是会被流氓反噬。即便是在实际的好处偶尔断流的时候，无论是洪森们，还是街头流氓，翻脸都比翻书快。 所以，假装有个中共干爹的台湾黑道流氓就别装甚么大佬了，最不济，你读一下你们黑道前辈陈启礼的忏悔——都混成流氓了，就不要假装自己懂政治。刘少奇、林彪怎么死的，你们算哪根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军演以示威慑之后，又于8月10日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非和平统一”的新表述。从北京现有动作来看，所谓非和平统一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武力统一，通过战争达成；二、迫统，透过围封台湾等武力手段，逼台湾谈判接受统一。两种方法都要使用武力。台湾与国际社会只能期盼美国拜登政府能够有效地威慑中国大陆，让战争不会发生。谁都明白，台湾回归必将步香港后尘，现在的北京态度日趋强硬，连口头安抚都已非常吝啬，直接出言威胁。 “思想改造”运动等着台湾人？ 在香港“二次回归”未成功之前，中国的重点是对付香港。2018年，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有个内部讲话，将香港形容为“中国最坏的地方”，并对香港人做了一番“阶级分析”。如今中国当局认为香港已不足为患，开始对台湾人的“反叛”情绪十分不满。8月8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LCI电视台采访时坚称，“统一”后必须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因为台湾当局已经用反华教育“灌输和陶醉”了民众，必须从岛上居民的脑海中抹去“分裂主义思想和理论”。 上网查这位卢沙野大使的简历，他出生于1964年，江苏南京人，这是中国富庶繁华的大城市之一，青少年时期正逢1980年代——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因此，他对毛泽东统治下形形色色的再教育（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文革”时期流行的办学习班、“接受贫下中农与工人阶级再教育”、“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没经历过，更不知道被发配至夹边沟等类不毛之地会面临什么遭遇；就算知道这些名词，也因没有切身经历而不知其痛。因此，他非常轻松地将“再教育”这种残酷的政治洗脑运动说出来了。 基于上述理由，我希望这位卢大使好好读读杨显惠采写的《夹边沟纪事》。1958年前后有数千名右派被发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两三年期间，有半数人仅剩一把骨头，埋在了农场外的荒野。当年“右派”分子还写有不少回忆录，都是字字血、声声泪。读后切莫心存侥幸：那是别人的遭遇，我卢某人是党的亲儿女。这方面，也建议卢大使读读党内斗争史，整个就是一部革命吞噬亲儿女的故事集，太多昨天革他人之命的革命者，今天就被别人革命。不说卢大使这类中层官员，就算是历届中共总书记，以及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不也都是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党内革命了么？ 中国早在周代就知道“怀远以德”的道理，三国中有关诸葛亮七擒孟获，终于换来孟获南人永不再反的承诺，就是这一道理的实践。台湾目前既无回归之心，北京还加之以恐吓之语。这样一个岛国，强行收回要花费巨大的军事开支，毁了2300万人的生活还需继之以巨大的维稳成本。北京当局对师毛故伎一定要慎思再三，否则只会造成灾难。 以香港为例：回归祖国经济变得更好是空言 围绕白皮书的宣传，都在渲染台湾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早就宣布：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这话，是在2021年10月29日于湖北宜昌举办的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说的。 这方式与对香港一样，香港的财政收入也是由香港自收自支，但中央打的主意不在这里。先说“更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事实。 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回归已经近25年，但回归之后的经济发展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997年，香港GDP总额是1774亿美元，中国大陆 9616 亿美元，为香港的5.4倍；2021年香港 GDP为3680亿美元左右，中国大陆GDP总量约17.7万亿美元，为香港GDP总量的48倍——在香港财政自收自支这点上，北京并未食言，但是也未考虑补贴香港。 不过，如果以为北京真的不从香港抽血，那就大错特错。今年7月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人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人民币/港币常备互换协议，将双方自2009年起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即无限期延续；互换规模由原来的5000亿元人民币/5900亿港元，大幅扩大至8000亿元人民币/9400亿港元（1200亿美元）。 中国此举舒缓了外汇储备减少带来的困境。由于港元盯住美元汇率，人民银行换到9400亿港元后，就等于拿到1200亿美元外币。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香港2022年5月底的外汇储备资产为4,650亿美元，6月底外汇储备资产为4473亿美元，7月底为4417亿美元——从数字上可以看出，北京与香港的货币互换协议将成为一架水泵，持续抽取香港的外汇储备。 台湾的情况与香港类似，1980年代曾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人均GDP远高于大于中国。1990年，台湾GDP为1700亿美元，大陆为3878 亿美元，台湾相当于大陆的43.8% ；2021年，台湾GDP总量为7727.45亿美元，中国大陆GDP总量约17.7万亿美元，为台湾的21.4倍。台湾人均GDP达到3.38万美元，约是大陆人均GDP的2.6倍。 台湾的外汇储备现为5488.54亿美元，在全世界位居第4名。因此，在北京对未来台湾的经济构想中，财政收入尽可归台湾自收自支，但如果实行货币互换，外汇储备这只钱袋必然与大陆打通。 台湾“回归”后的命运将步香港后尘，就算大陆一文不取，要想维持现有经济活力也极为困难。考虑到中国今年上半年31省份财政收支差转负，通盘看下来，除了上海及沿海几个地区财政自给率稍高一些，中西部地区几乎都依赖转移支付维持，例如吉林工业基地也靠中央财政输血。因此，大陆这种许诺不要当真。 台海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美国护台的意志力 江胡时期与习的前十年，中国对台湾奉行的是“挤压”策略，即尽一切可能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逼迫台湾就范；如今中共觉得条件成熟，可以“迫统”了。对台湾来说，目前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是美国承诺的保护。8月6日，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对美台共御中国入侵做了一番兵棋推演，据说高级顾问Mark Cancian说：“推演得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大多数假设情形下，美国和台湾能够成功地对台湾进行防御。结果是三方都严重受创，台湾经济将支离破碎，美军会受到重创，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元气，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受到影响。 以美军现阶段的作战能力，当然远强过中共。但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还有意志力。在台湾战争中，大陆统一的意志与台湾反统一的意志力都不是关键因素，美国保护台湾的意志力有多强才是决定因素。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直到今天都未销声匿迹，持续对纽约许多手机用户形成骚扰，它受到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严正看待的时间点可回溯到2016年，当时立案通报的受骗金额是340万美金，隔年又增加到450万，2018年到2019年再创高峰，加计三年超过350起的投诉案，损失竟累计达到4000万美金。被骗的对象同时包括中国留学生、教师等高知识分子，这也是引起美方注目的原因之一。 这一诈骗方式，主要由诈骗集团制作中文语音，拨打给设籍纽约的手机用户，内容大致分成几类，一是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为名，通知对方在不明包裹里发现了他的护照、社会保险卡或信用卡，要求其提供个资核对，目标上钩后，再一步步以“协助中国官方执法”等说词，诱导他到银行汇款“花钱了事”；另一方式是在正牌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上网公布反诈骗公告后，诈骗集团再改为乔扮成中国的快递公司，通知对方领取包裹，后续布局同样是导向花钱消灾；版本之一还有伪装成中国信用卡公司，通知被害者卡费逾期未缴，除非立刻汇钱（通常会提供中国或香港帐号），否则可能被美国驱逐出境再被引渡回中国服刑。总之，相较著重“利诱”的诈骗，针对中国移民的诈骗则多了“威胁”手段。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之名行骗的成功率显然不低，所以尽管中国总领馆多次公告提醒民众不要上当，目前诈骗集团仍是三种身分交替使用。 纽约诈骗手法日新月异，纽约州司法部门曾深入研究问题核心，发现被诈骗的外来移民尤其很容易相信同背景、文化、语言者所说的话，“同族裔群体”虽然能提供移民者生活上许多有用的经验，减少异地文化冲击造成的不安，但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同族裔群体间的信任感，这也是为什么诈骗总是自己人骗自己人的原因。 不过，美国警方和FBI另外发现，中国移民受诈骗的案例之所以远高于其他族裔，其因素可能又更加复杂，不然也不会从2016年到今天，“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这一陈不变的诈骗手法还能不断奏效。 例如2018年《纽约客》其中一期的报导就提到，在采访了中国移民受害人后，发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不只是利用了中国移民出于“族裔关系”的信任感，还抓准了中国移民长期处于政治不确定性下的困惑，也就是诈骗集团针对中国移民的行骗技巧，尤其渗杂了政治气氛的设局。亦即当年起，正是习近平启动全面反腐行动的开始，所谓以“猎狐”、“天网”缉捕中国海外金融犯罪官员的消息经常上报，这让中国海外移民相信，中国政府的手确实有可能伸进美国。 加上来自中国政府长期在人民心中营造出的监控压力，已让即使自认在纽约当地奉公守法的海外移民，也不免担心到了美国仍可能被盯上，如果接到电话那段时间刚好有资金汇兑往来中国和美国，就更有理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当地媒体多次在报导中提醒民众，避免被骗的最好方法，就是接起电话，听到另一端传来语音录音就直接挂断，但这个提醒在中国移民身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谁敢挂掉自称代表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就像《纽约客》报导所说的，这一诈骗情境，不仅融入了当前的政治气候，还适时利用了中国人对通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焦虑感。 于是，语言上的信任、异地法令的陌生，加上对中国政府潜在的畏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便得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像多数电话诈骗，美国警方对“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骗局”一直以来只能做到警示防范，因为诈骗方多隐身纽约之外的国家，很难揪出真正幕后黑手。虽然诈骗电话并非只针对中国移民拨打，而是地毯式随机布线，但其实也就是针对“听得懂中文的人”而已，只是听得懂中文是一回事，若对中国政府心存布畏，通常就更容易上当受骗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不断向国际社会释放信息，他将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我相信，拜登总统是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的很多国家领导人之一，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支持习近平的独裁野心和理念，而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中国乱局不可避免，那么，这个乱局晚一点发生比很快发生要好。对拜登而言，这个逻辑最明白不过，因为他支持的乌克兰反侵略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如果能先解决普京的问题，当然对美国全力应对中国挑战更有利。 事实上，佩洛西执意访台这场风波，让我们看到，拜登与习近平早已有一个重要的默契甚至是约定，那就是拜登不给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添麻烦，习近平也不在俄乌战争和台海军事对峙问题上给拜登添麻烦。习近平之所以对佩洛西访台大怒，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拜登没有兑现承诺。但是，佩洛西执意访台事实上帮了拜登的大忙，而不是帮了习近平连任的忙。我的这个判断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佩洛西决定访台，逼著习近平非与拜登对话不可，而两人的直接对话，对拜登、对美国有巨大的情报价值，因为中共高层的政治透明度实在是太低，拜登每次与习近平对话，都能获得许多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和判断。 第二，佩洛西给了拜登和美国军方测试中国军方真实态度和实力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确认这样的重要判断，习近平不可能在近期动武，中国军方更可能是习近平的大麻烦，因此，美国有一个时间窗口，先解决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防卫问题。 第三，正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部形势进一步暴露出习近平的两个致命弱点，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崩盘，另一个就是，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和整个中国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不满。 第四，中共高层围绕二十大的权斗，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前后恰在此时进行，释放出平时不可能获得的更多信息，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高层虽然反习人数众多，但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无意”还是“无力”拿下习近平。我相信两个因素都有。我认为“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最重要的原因和拜登一样，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因此，即使能够拿下习近平，也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从而带来巨大风险。除了经济急剧恶化这个重大因素，中共高层的反习势力，不可能看不到拜登与习近平之间的交易。维持这个交易可以减少一个风险，那就是习近平孤注一掷，与普京勾结，背水一战。 那么，习近平连任不换肩，对世界大局，美国大局和中国大局的未来发展，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判断，但我相信，对所有当权派来讲，不论此时他们对习近平的个人态度如何，多数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都会和拜登总统一样，乐见习近平的连任能稳住中国的局势，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暴风雨将不可避免。 我个人的观感是，习近平在这种形势下连任，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他虽然达到了连任的目的，恐怕也高兴不起来。对那些希望世界好也希望中国好的人来说，习近平不换肩，给了大家喘一口气的机会，毕竟2022的世界，变得太大也太快，谁都没有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12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上海石油化工股份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相继发布公告，称将美国存托股从纽交所退市。 中国石油表示，公司已于美东时间8月12日通知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将根据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等相关规定，申请自愿将其美国存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中国石油预计8月29日或前后向SEC递交退市申请，存托股在纽交所的最后交易日期为9月8日或前后。 上述五家企业的退市解释较为一致，主要是因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存托股占公司H股及总股数比重很小，交易量与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较低，以及公司维持美国存托股在纽交所上市和该等存托股及对应H股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遵守证券交易法规定的定期报告及其他相关义务所涉的较大行政负担和成本。 中国证监会对这五家企业退市做出回应称：“上市和退市都属于资本市场常态。根据相关企业公告信息，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严格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要求，作出退市选择是出于自身商业考虑。这些企业都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证券占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计划不影响企业继续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央企仅剩8家，相信其余的三家公司不久也都会从纽约所退出。 中国五家央企集中退出纽交所显然是中国政府做出了决定，它表明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目前正值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五家央企退市决定又透露出中国政局怎样的变化呢？ 第一，美国证券监管迫使中概股退市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之前，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以国有企业为主。1992年10月，华晨汽车登陆纽交所，开启了中企美股上市的先河，这也是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1993年，上海石化在纽交所、港交所和上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海、纽约三地上市的公司。此后，有上海二纺机、上海轮胎橡胶、深房集团 、马鞍山钢铁、华能国际等多家国企赴美上市，2003年上市的中国人寿是最后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大型国企。进入2000年，中概股开始以互联网企业为主；2010年至今，中概股上市的主角是各类民营企业。 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有261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市值约为1.3万亿美元。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提出的议案在参议院一致通过。根据这项法律，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必须能够检查在美国市场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情况。包括亲自前往公司所在地检查所有工作底稿，并对相关公司的会计师进行监管。如果中国企业连续三年无法提供审计记录给美方检查，这些中资企业将推出美国证券交易所。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提出与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普遍账务造假有关。例如中国咖啡连锁店公司瑞幸咖啡。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就筹集了5.61亿美元。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之初股价就飙升了50％。2020年4月2日，该公司财务造假丑闻被披露。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瑞幸董事会宣布已对其首席运营官可能伪造了3.1亿美元销售额进行内部调查。2020年5月15日，瑞幸咖啡接到纳斯达克的除牌通知。 美国监管机构一直要求获得在纽约上市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工作底稿，实质上就是审计财务报表期间汇总在一起的文件，但是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拒绝提供。 2021年初，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曾宣布，根据川普总统于2020年11月签署的一项针对中概股的法案，对中国移动ˎ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启动摘牌程序。上述三家中资企业已被停止交易，并将于2021年1月11日开市前完成退市。 蹊跷的是，纽交所于1月4日晚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下市摘牌程序。消息传出之后，三家中国公司的港股分别大幅反弹7%到8.5%。 但以上纽交所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已于2020年12月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中概股如无法遵守美国审计标准将难以继续在美国上市。在此前提下，中企撤出美股、回香港或中国上市将难以避免。 第二，中国乏力的经济反制 中国国企面临美国证券监管和中国政府国家安全监管的双重压力。中国认为，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涉嫌美国监管方跨境执法，掌握中资企业商业核心秘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一直对美国的监管要求持抵触态度。 今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曾透露，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进行接触，中国政府有意做出妥协，以避免中概股全面退市，准备出台分类制度，目的在于确保中国公司能够遵守美国规定，让美国监管机构检查这些中国上市企业的审计文件。 今年4月初，中国证监会表示，拟修订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规定，明确企业信息安全责任，减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进入工作底稿，并为开展包括联合检查在内的跨境监管合作提供便利。 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一修订释放出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积极信号，悬于中概股头顶的浓重阴霾似有云开雾散的迹象。 但佩洛西访问台湾显然激怒了中国领导层，决定不再妥协，如其让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将中国国企踢出纽交所，不如主动集体退场。所以，央企巨头的集体谢幕应该也是中国政府反制美国的有限措施之一，尽管软弱乏力。 第三，习近平已摆脱政治老人的控制 据悉，中共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五大央企从纽交所退市应该是中共政治老人与习近平政权博弈的结果。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 一是，与美国关系不再妥协。如果政治老人能够控制习近平，应该会缓和中美关系，为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降温。但五大央企所为，显然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妥协策略。 二是，中国将会继续对外开放，但不再以美国为中心。由于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不仅涉及到募集资金，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公司服从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规范。五大央企集体推出纽交所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转变，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已经终结，习近平以政治安全为中心，内循环，国企为主体，民企为辅助的经济体制呼之欲出。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明白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但显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 三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应无悬念。北戴河会议是二十大前中共权力分配最重要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显然中共政治老人已无力撼动习近平的权力。 综上所述，中国五大央企集体退出纽交所既是面对美国证券监管的无奈之举，也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软弱反制，同时也透露出中国政治变局信息。随着北戴河会议的结束，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已告一段落，习近平大概率将进入第三个任期，中国从后极权向极权回归将会全面展开，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即将到来。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泽民重新让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介绍了毛泽东时代权大无边的公安部长的政治地位曾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弱化。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是从江泽民时代重用周永康开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驾于检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 更有甚者，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虽说有大将军衔，但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党内最高职务只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行政最高职务也只是公安部长本身；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之初也是一样。而江泽民对周永康的安排，则是让他一开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三重副国级身份兼任公安部长。五年之后，周永康晋升正国级，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接替他公安部长职务的孟建柱，同样也是被安排为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 所以说，从让公安部长权大无比，凌驾于高检、高法以及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说如今的习近平，此前的江泽民就已经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具体到重新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泽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被从组织架构和权限范围上恶性膨胀。 二十多年前，笔者就已经在《乔石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在1988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已经宣布了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职能只是“指导和协调”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强调了“一般不开政法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赵紫阳当年一再强调的“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份通知正是在当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发出指示说：“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当时的邓小平还要求“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正是在落实邓小平如上指示的过程中，于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内定接替陈丕显中央政法委书记兼职的乔石，又于1986年4月被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主管“刑部”的副总理。对照中国过去封建皇朝的吏制，乔石的这个副总理大概相当于“刑部尚书”一职。不过，在政府内有了副总理的名份，他这位党内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通盘掌管中国大陆所有司法部门单位。从法理上倒是说得通了，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务院系统的。 接着，在胡耀邦、胡启立等人的支持下，由乔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于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发。 该通知中揭露：由于有的党员和干部不学法、不懂法，不重视法制，这就很容易产生“以言代法”的现象。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们当中有的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损害法律尊严，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任意决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干警作为他们搞强迫命令和以权谋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但是，这种党内讨论绝不意味着党委可以代替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审批案件。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于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判、决定，任何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无权改变……。 在如上通知内容的基础上，当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赵紫阳亲自领导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例会，就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提出具体设置，认为：中央委员会中做政法工作的搞个小组，研究问题，有必要。省、市、县级，不必要。机构设置上即是保持作为议事协调机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为其办事机构的中央政法委机关。为将此机构调整信息以可见的符号方式标示出来，选择的方式与历来的政治惯例一致，即变更名称，将“实”的“委员会”改为“虚”的“小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关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 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并由中央书记处制定《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对此进行实施。1988年5月，正式撤销了纳入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机关。原中央政法委承担的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更名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继续存在。不设办事机构，列入公安部编制。作为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连续性的直观体现，原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继续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此前的成员构成也基本沿革未变。 不过，此方案颁布后，在当时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撤销政法委机关的也只有9个。然后，“六四”镇压事件就把中国政治形势彻底改变了。 应该承认，如上回顾的这段“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运作过程，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党委领导一元化”和“党委书记一言堂”现象，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后，中共中央即于1990年3月宣布，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在当时的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员会恢复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使各级政府切实负起对所属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门业务工作的领导责任，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之前，当时被邓小平内定接替万里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乔石，曾和万里一起被邓小平找到家里谈话。邓小平告诉他们两人说，人大委员长进常委本来是十三大筹备时就在打算，只是因为党内争议太多，所以万里被委屈了。从十四大开始，人大委员长必须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后就不要变了。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见此时的邓小平如此“识法”，万里和乔石都很受鼓舞，趁机提出了《监督法》的出台迟迟得不到党内共识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党内对搞不搞《监督法》这样的东西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担心会因此动摇党的领导。以后委员长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员长和常委们也是党内人士占多数，所以事实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用《监督法》监督一府两院，有什么好担心的？ 既然有了邓小平的首肯，为什么直到乔石的人大委员长职务被李鹏夺走，《监督法》仍然未能出台并最终在李鹏任内流产，一直是谜。直到乔石去世，也未能将谜底对外透露。 不过，自乔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江泽民和李鹏转达了邓小平“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一“最高指示”之后，江泽民倒是同意了将1986年由乔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新向县团级以上党组织印发，要求遵照执行。 但是，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还是职责权限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